1.本書是《誰在地球的另一邊——從古代海圖看世界》的姊妹篇；關注的仍是古人對世界的認識以及*初的全球化進程，與前一本書不同的是，它不是講外國的故事，而是講中國的故事。

      2.書中近100幅圖片均為古圖，極具資料性，通過古代中國的“天下”有多大、“西域”到底有多遠等話題分析了解古代中國的天下觀的文化來源以及對世界的認識。

    本書是《誰在地球的另一邊——從古代海圖看世界》的姊妹篇；關注的仍是古人對世界的認識以及*初的全球化進程，與前一本書不同的是，它不是講外國的故事，而是講中國的故事。

    作者通過解析古漢字中的方位字詞、古代的天經地義、早期的方國形成、後來的天下一統，以及交通穿越與軍事防線……講述古代中國天下觀的文化來源；通過“王在世界之中”到“西方傳教士入華”的歷史演進，描繪中國與世界的主動與被動的接觸，分析封建王朝在歷史關口“關門大吉”式的應對，和後來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體用”攻略；展現了由於對自身的錯誤認識和對世界的錯誤判斷，中國被一步步拖入挨打、割地、賠款的可悲境地的歷史脈絡。

    本書從人文地理的角度，以文化隨筆的形式，在普及知識的過程中融入文化上的反思，實為一部別樣的古代中國的成長史。

      梁二平，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海洋文化學者。

      1980年代起從事旅行寫作，足涉中國所有省，著有《關東風情》、《中國風情》、《旅遊攝影》等著作。2000年起，關注海洋文化，行走40多個國家。有海洋文史地理著作：《誰在地球的另一邊——從古代海圖看世界》《誰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國的天下觀》《中國古代海洋地圖舉要》《中國古代海洋文獻導讀》《敗在海上——中國古代海戰圖解讀》《海洋深圳——深圳海洋文化歷史地標田野調查》《海上絲綢之路2000年》《海洋隨筆十二家》《世界名畫中的大航海》。

       另有《花樣生活》《秀場與看客》《肢體的遊戲》《身體的迷霧》《一米陽光》等散文集。部分著作譯介到其他國家和地區。

    重塑文化自信，當然需要重新界定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正值此時，有人為我們提供了一本特別有利於“溫故知新”的好書《誰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國的天下觀》。——盡管在我們看來，適應弱肉強食這種低端的叢林法則並不會給華夏文明帶來什麼光榮，我們終將以新的力量重新光大華夏文明“和諧萬邦”的傳統理念。

                                         ——江曉原，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章 遠古方位，天經地義

遙遠的地平線

    近代的符號學家說：“人不僅是理性和道德的動物，也是符號的動物”，人以符號的形式描繪世界，又用符號創造了新的世界。那麼，先讓我們從簡單的符號，來看一看我們的祖先對這個世界的並不簡單的描述。

    祖先用“一”橫，描繪的是什麼呢？

    世界早的符號刻記，多數都留在陶器上，距今至少有 8000 年的歷史。由於陶符陶文多是以單體形式出現，讓人們很難確信它是文字，隻能猜想它所表達的某種可能。

    漢字，恐怕隻有“一”這個字，出生之後就再沒有改變過。從陶符陶文、甲骨金文，再到大篆小篆、隸書楷書……“一”字的形體沒有絲毫改變。“一”是符號與文字的高度統一，以至我們無法比附它的前世，也很難知曉它是為何而造的。漢字是中國文化的構成因子，隻有進入漢字的內部，纔能對民族文化有所認知。

      “一”是符號之源，是刻劃記憶之物，“一”也是造字之始。它是原始人以簡單應對復雜，以簡單符號概括復雜生活的表現。後來，原始人越來越聰明了，面對的世界也越發復雜了，要表達的東西更多了。符號轉而升級到文字，文字也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像一幅畫了。

    無論是中國的“兩河流域”，還是西亞的“兩河流域”，其出土的遠古陶器上都有眾多的“一”的單體符號。我猜，橫的“一”除去人們猜想的計數的作用外，更早的時候該是祖先對方位的表達與思考。

      西方人認為字母出自陶文或泥板，東方亦認可漢字與陶文的淵源。

    我曾蹲在玻璃展櫃前，仔細觀看國寶“人面魚紋”陶盆。這件新石器時代的陶盆，是半坡先民繪畫與符號的經典之作。人們對“人面魚紋”的含義有 30 多種猜測，但我更想弄清楚陶盆邊上刻著多種符號，其中就有那神秘的“一”（見圖 1.1）。

    蒙昧初開的先人，面對這個世界與自己的存在，他們用什麼來確定自己的所在，用什麼來區別空間所屬？在神產生之前，他們隻能自己為所處的環境命名。大千世界，祖宗先命名了哪個方位？答案就在“一”的刻畫中。它既是天，也是地，更是天地之間那條縫—地平線—的精彩概括。

    祖先造“一”的時候，略去了地上的樹木，也不管天上的白雲，世界簡而約之為一條橫線。如果我們用西方語言學來分析，“一”的能指，它概括了世界的表像；而“一”的所指也進入了世界的本質。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一”是表位的，是表數的，是物理的；更是說理的，甚至是精神的。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談了他對“一”的體會：“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劉安在《淮南子 · 詮言》中說“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當然，說得透的還是老子：“曲則全，枉則直，漥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而天下式。”老子心中“一”即是天理，他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所以，中國人以“天人合一”為哲學。

    漢字的高妙之處，在於它不像字母文字那樣，字母與意義是分開的；漢字的字，甚至是字中的一個筆劃，都有意義；字形與意義完全是一體的。此外，漢字還是向外不斷擴散的，一個字會變出另一個字。我們說它是“一”，它不僅僅是“一”，這偉大的一橫，代表的是天地方位的原點，它是原始部首之首，有著無數可能：一生“上”、一生“下”、一生“土”、

    一生“天”……“一”孕育著諸多方位和諸多意義的表達。

      一生萬物，萬物歸一。

頭頂一片天

    漢字是哲學意味的字，就說人間崇高的詞—“天”的創造吧，其像形意味與哲學思想的融合，真是妙不可言。

    甲骨文的“天”字有兩種：一種是，大字上面有個人頭的大頭人形像。另一種是，大字上面有一橫，近於頭頂藍天的形像。金文繼承了甲骨文的這兩種寫法，稍有變化。小篆將這兩個字合二為一，演進為“從一從大”的“天”字。

      “天”是個又具像又抽像的字，表達的意思，也是一步步統一的。

    初的“天”字，指的不是天空。殷墟卜辭中的“天”，是人體之“天”，也就是腦袋。如，“疾朕天”，直譯即“病我頭”。甲骨文中，雖然沒有直接表示天空的“天”字的用法，但卻有表現降水的“雨”字。其字以“一”代天，下面是一串串“雨滴”。那個“一”表明了商朝人對天空的認識，並有了明確的表達。這“一”橫，看上去很簡單，實是偉大的定位。人們開始了對天的追問—甲骨文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是“天問”。

    金文中的“天”，已經有了天空意思，但所表達的是“上天”與“天命”的抽像概念。

   前 1000 多年時，周王朝處在上升期，風頭正勁。康王封賞武將盂，告誡他要頭腦清醒，少喝酒。為了紀念此事，盂鑄了一尊今天看來是西周的鼎——大盂鼎，上面鑄有 291 個字的“長篇”文章（商朝青銅器銘文很短，西周有所增加）。其銘文在贊美先王時，使用了“文王受天有大命”的說法。這裡的“天”是早的“天命”表達。在傳世長銘文（497 字）的西周毛公鼎內壁銘文中，還可以見到關於“皇天”一詞，其清晰的“天”字的筆仍是像征人的頭部的圓點，“人”與“天”聯繫緊密（見圖 1.2）。純粹描繪自然天空的“天”，其用法還要更晚一些。

      對天的定位，顯示了祖先的高超智慧。以頭為天，這個認識很高；頭上有天，這個認識更高；天人合一，則成就了中國哲學：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是老子給“天”勉強取的名和字，“四大”的次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則表達了中國人的古代世界觀。所以，後世將“天、地、人”謂之“三纔”，作為古代地理學的基礎理論，而“地理”作為一門專學，也在這一時期形成。在《周易》中我們可以看到“地理”一詞的早使用情況，也與“四大”理論相近，“易與天地準，故能

    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天文，俯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我們還是猴子時，哲學上的“自我”觀念還沒有形成。成為有思想的人之後，纔有了“是、有、在”的概念，知道了“自在”和“自然”的時間與空間的存在。這種認識到了莊子時代，有了更高明的表述。在《齊物論》《讓王》《列御寇》中，莊子率先使用了“宇”和“宙”這兩個超大的時空概念，“宇”是橫無際涯的空間，“宙”是無始無終的時間。古聖先哲們通過敬“天”，有了天地時空的認識。而更準確更細膩地表達它，還要一步步地加以區分與標識，世界在此過程中成為可以科學描繪的對像。

雙鳳朝陽

     “所有的時間問題，說到底都是空間問題”——我相信這樣的說法。因為，對於“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那樣宏大的命題，這句話更像地下車庫裡的箭頭，讓人實實在在地感到出口的存在。

      佩服當年沒有手表的農民，他們看一眼太陽就能說出現在是幾點鐘。先祖的原始時間概念，想必是來自空間。人類認識了空間，纔找到了自身的存在。而人類對空間的認識與占有，亦適用那個著名的句式——“這就是歷史，這就有幾千年的文明史”。

      1953 年，西安人在城外興建電廠時，無意間觸到了黃河文明的重要神經——半坡遺址； 20 年後，人們又發現了長江文明的重要遺址——河姆渡。南北兩個文化遺址完整地保存著 6000 多年前的黃河人與長江人運用的符號和圖畫。我傾向於“符號不是文字”，但我願意相信“符號與圖畫是文字的前生”。至少，它透露了先人的生活信息。

    比如在浙江，我看到的河姆渡出土的 6000 多年前的“雙鳳帶日”“雙鳳朝陽”等骨器（見圖 1.3），其刻畫清晰意思明確的圖紋都表達了明確的朝向—日。那應該是先人初的方向感和為神聖的生存方位。如果地平線是秤杆，那太陽就是定盤星。以天定地是先人探索自然法則所表現出來的聰明纔智。

    陶器在收藏界是不值錢的，但有了圖案，意義就大不一樣。山東龍山文化遺址，出土一個新石器時期的陶罐，上刻有“日、月、山”三個圖形合一的符號，它不僅是古人的信仰表達，也是對環境認識的一種概括。

    三國時的魏國術士管輅，在其所著《管氏地理指蒙》中，特別強調天像與山嶽的關繫：“天尊地卑，其勢甚懸，山嶽烏乎而配天？蓋日月星辰光芒經緯之著，皆精積於黃壤，而像發於蒼淵。”在古代的堪輿家看來，天尊地卑，地上火水石土與天上的日月星辰的氣脈經絡是相通的，所以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的說法。

    古文獻都說“殷人尚鬼”，其實，不僅在殷人那裡，在此前與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日、月、星，都是我們的先人要拜的神。因而，“日、月、星”是甲骨刻辭中出現次數多的時空字詞，每個字至少出現過 1 500 多次。細觀問卜之道，就會發現商人為後人留下不少關於空間的可貴探索。因此，我們有必要把古書中出現的日、月、星，都看作是古人的為重要的方位詞。

先上後下

     “先上後下”這裡說的可不是擠公共汽車“潛規則”，而是要討論：古人是先知上下，還有先定左右？這問題看似簡單，卻簡單到無法回答。在已知的古代文獻中，“上下左右”這四個字，同時存在於甲骨文中。我隻能自以為是地認定：先上下，後左右；而且，上下二字，上為先誕，下為後生。

    初的“上”，造得很像個“二”。隻是一短一長的兩橫都略向上彎。那長橫顯然是作為基礎面—地面—出現的，而短橫則是標示位置的。

    在饒宗頤先生的《吳城字符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江西吳城出土的商代陶器符號中，已經有一些符號有了某種“上下”的意思（見圖 1.4）。祖先初的“上”，近於廣東人今天還在說的“上位”。

    接下來，似乎不用說“下”字了，它剛好是一個翻過來的“二”，一長一短的兩橫略向下彎。意思顯而易見。上下二字，在金文向小篆過渡時，為了不與計數的“二”相混淆，增加了一豎，上下二字就此改造成近於今天的樣子。

    從一出生，“上”就不是純粹的指事字。“上”的位置，很快被表現為層級文化。上是一個好的位置，在甲骨中它就很是“上位”。商人將其先公列為“上甲”，其甲字上加一橫，或兩橫。金文中的“帝”字，上面的“點”原也是“一”橫。“上帝”與“上甲”表示的都是上和初的意思。上是個好位置，於是成就了許多好詞。上進、上升、上層，上級、上流……

    與上相比，下就不是一個好位置，很少有客觀的下。下在層級文化中，被描繪為謙卑的身份和命運的可憐。如，在下，下級，下層、下鄉、下崗、下人、下流、下賤……

    上與下定位清楚，貴賤分明。不清不楚時，就全靠自己體會了。比如，領導對你說“能上能下”時，多半是要讓你下去。而說“上不去也下不來”時，那注定是難言的尷尬。說“上上下下的享受”時，那是某電梯借曖昧意味在做廣告。當然，把空間位移化作娛樂與調侃，那是人們消解痛苦的智慧：“寡婦睡覺，上面沒人”“李蓮英講故事，下面沒了”。

    現存甲骨方位詞中，“上”字出現 500 多處，“下”字也出現 500 多處，它們是甲骨方位詞中出現次數多的兩個詞。“上”與“下”看上去是簡單的位置標示，演繹的卻是復雜的世界與人生。

左右逢源

    甲骨文中“左右”二字好認。不用大師們來破解，一般人都認得出，那畫得像廣東早茶中的鳳爪似的，就是左右兩隻手，也猜得出“左右”兩個字應是同時造的，因為人同時擁有左右兩手（見圖 1.5）。“左右”二字在甲骨卜辭中，除了表示為左右手之外，還借左右手形以表左右方位，並演化出更多的意思。如，卜辭中右字既是左右之右，還是有無之有、福佑之佑、侑祭之侑、再又之又的意思。

    現在，我們應用的“左右”這兩個字，下面多了一個“工”和一個“口”，是金文改造後的字。“左”字加“工”表示用工具勞動。“右”字加了“口”表示以手助食。所以，“左右”二字後來又生出的“佐佑”二字，都有輔助的意思。“左右”生出“佐佑”等字後，就專門表示位置與方位去了。

    方位是由人來命名的，自然融入人的主觀意識。左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表達了不同的風尚。商人刻的卜辭中，在言及方位之時，左右方向已含有貴賤之分了。後世的學者據此得出“殷人尚右”一說。

    據統計，現存甲骨文獻中，有 68 個“右”字，有 60 個“左”字。當然，專家也不會僅僅以此為例，證“殷人尚右”。人們還發現，祈福卜辭中常見“受有佑”，殷人以為吉。另外，商代服飾也是以“右衽”為常，而考古資料中的殷商宮室、城建、墓葬、車馬坑等的排列現像也無不佐證商代重右的觀念。

      至於殷人為何尚右，有人從地理上找因由：殷之先人興於今天的京津地區渤海灣一帶。殷後人北面祭祖之時，東北方向正在右上方。此說如果成立，如果人們面南而祭，則左右的定位則反了過來。中國位於北半球，古人一直以北極星定位，以北為上，坐北面南時，左手方向自然成為東的方位，崇敬太陽的族群，則會尚左。所以，朝代更迭，尚左尚右也變化不定。

    周滅商後，改朝換代，風尚也出現了明顯變化。周人一反殷人尚右的風俗，轉而尚左。這一點在金文的文辭中已有明顯表現，如以“左右”為序。春秋戰國時，天下大亂，方位秩序更加亂。中原各國尚右，楚國、秦國尚左，但總的趨勢是尚左。如《老子》“吉事尚左，兇事尚右”“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漢代暴秦，漢初又改為以右為尊。漢太尉周勃統兵廢除呂氏時，說“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支持造反的皆袒左臂擁護劉氏，後世的右派和左派是不是由此而來，不得而知，能夠大體查明的是，漢之後歷朝多以左為尊蒙一朝。古代官制常常是同一官職分為左官與右官。唐宋都是左官比右官高一蒙一朝反其道而行之，以右官居上，科考取士也分右榜、左榜，蒙古人列入右榜，漢人則在左榜亡之後，明清兩代，又回歸尚左。

      歷史就這樣忽左忽右地折騰了幾千年，這種變來變去的風尚，到底有沒有一個可以服人的理由？其實，此中的奧秘，早在兩千多年前已被古聖先賢點破：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這種該左就左，該右就右，君子無可無不可的聰明話，出自《詩經·小雅·裳裳者華》，後來，它又被總結為成語“左宜右有”，用來形容纔德兼備，則無所不宜，無所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