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導讀：實踐理論與批判理論的相遇，以及理論的意義/1
導論/1
將社會理論作為工具 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11
第一章 做出理論/13
第二章 作為社會事物理論的實踐理論/35
第三章 現代性是由實踐所造就的/50
第四章 持續進行中的社會體理論：從資產階級現代、工業現代，到晚期現代/75
第五章 理論，是用於批判分析的/100
第六章 結語：理論實驗主義/113
繫統性的社會理論藍圖與最佳說明 哈特穆特·羅薩/119
第一章 社會理論是什麼？能做什麼？/121
第二章 動態穩定與擴大對世界的作用範圍：現代社會形態分析/145
第三章 去同步化與異化：對現代性的診斷與批判/162
第四章 適應性的穩定與共鳴：另外一種治療性的、另類的視野之概述/181
現代性與批判：面對面對談/205

導 論
1997 年初在敏斯特地區一座修道院裡，德國學術獎學金基金會舉辦了一次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我們是在那裡初次結識的。那時羅薩的研究泰勒（Charles Taylor）思想的博士論文已經寫到尾聲，萊克維茨纔剛開始他那關於文化理論的博士研究。那場研討會上，我們對“文化轉向”，以及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社會建構論的意涵，進行了很熱烈的討論。那時候是20 世紀90 年代，東德與西德之間（不隻立在空間上，也立在人們心裡）的那堵圍牆剛倒塌，那場研討會的話題是當時很典型的主題。那時會上的討論，也開啟了我們之間關於學科的、工作的、個人的對話，直到今天。
2000 年之後，我們兩人都在大學取得了教席，著作撰寫和研究計劃也都在各自的方向上不斷開展著。羅薩探討了加速、共鳴、不受掌控，萊克維茨討論了主體、創造性以及獨異性。我們的人生軌跡雖然有時看似分道揚鑣，卻又總是交會在一起。例如2016 年秋天在班堡的德國社會學年會，羅薩在某個場次上介紹他剛出版的《共鳴》，萊克維茨正好是點評人。該場次研討會結束後，我們第一次萌生一個想法：一起來合寫一本書，把我們各自很不相同，但在許多方面對現代社會、對社會學能做什麼且應該做什麼等問題有理論親近性的觀點，各自表述並進行對話。
這個想法並沒有馬上付諸實施。後來，在社會學領域內外，我們之間一直有很多豐富精彩的討論，追問社會學該怎麼繼續推動下去，社會學應該做些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大家需要什麼樣的社會理論，社會期待什麼樣的社會理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最終決定把這本書寫出來。當然，這也必須感謝蘇爾坎普出版社編輯伊娃·吉爾莫（Eva Gilmer）對我們的大力支持。我們都覺得這本書很有意義，甚至必須出版，因為我們有一個基本共識、共同動機，即我們最終都覺得，發展出強而有力的社會理論（包括現代性理論），是社會學的核心任務。這也是我們兩人自2000 年以來的研究主旨。
如果從社會科學在德國國內，甚至是國際上的現況來看的話，這種對社會學的任務的看法完全不是理所當然的，甚至很多學者都持相反看法。近年來在知識圈裡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很引人注意的矛盾現像：一方面，大眾明確且急迫地盼望一種廣泛探討當代社會——亦即探討總體人類社會與人類歷史——的理論，但另一方面，社會學雖然在國際上有越來越完備的體制，但有意願從事社會理論研究的人卻越來越少，甚至沒有這樣的社會理論研究。換句話說，國際社會學界對社會理論的“供”不應大眾的“求”。大眾期待有一種理論，既能對當代社會，也能對人類社會從開始到未來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轉型，提供廣泛的分析與說明，而且這個期待在21 世紀頭20 年明顯日益強烈。不隻對於歐洲、北美等“西方”社會來說是這樣，對於中國、印度、巴西或阿拉伯國家來說，也同樣如此。這也許是很令人訝異的一件事。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1979 年出版的《後現代情境》中提出了一個命題，即現代性與現代化所仰賴的“宏大敘事”已經“終結了”。 在古典現代性中發展出來的宏大社會發展理論在後現代已經失去信用，人們對於問題所提出的更多是局限在特定地區、特定時間、特定事物的“小型敘事”。利奧塔對歷史哲學的遺產，以及對今天表面上看起來過於天真且片面的進步史觀，提出了諸多批判，他的批判也很有道理。但他認為任何嘗試提出廣泛理論說明的嘗試都是多餘的，這就大錯特錯了。今天的情況完全是相反的。
如果社會科學界在1985—2005 年間抱怨大眾對社會分析感到興趣索然，那麼至少從2008 年開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大眾對於“宏大圖景”的興趣有了復蘇趨勢。“我們到底是在一種什麼樣的社會裡生活的？”“人類社會應朝往何種方向發展？”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
人們（再一次）提出這樣的問題。大眾的這些討論並不滿足於對專門問題提出專業經驗分析，也不滿足於“小型敘事”，而是越來越好奇，甚至渴望一種總體的社會分析。萊克維茨和羅薩近年來都以各自的經歷切身體會到了這個現像。我們兩人在社會理論方面的嘗試都很令人驚訝地獲得了廣泛的認可，並且這些認可不僅存在於學術圈之內，也存在於學術圈之外——比如媒體圈，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領域，宗教、社會心理方面的組織，或是各大學的碩博士研究生。此外，不論是在社會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有很多讀者對我們的理論非常感興趣，同時也有很多讀者或公開、或私下對我們提出了批評。面對這些讀者的求知欲或時常令人印像深刻的觀察能力，如果學術界的人簡單將之視為“外行”而嗤之以鼻，那就太過
傲慢了。
超越日常各樣經驗而呈現出有科學根據的整體理論與“宏大圖景”，已是大眾日益強烈期待的。之所以被如此強烈期待，有可想而知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無疑在於，近十年來社會出現許多危機，迫使西方社會對自己進行批判反思。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讓人們開始探討後工業資本主義的結構特質與社會後果，例如追問這種結構特質是否會造成了嚴峻的社會不平等、影響日常生活秩序。人們也注意到氣候變遷帶來的具威脅性的後果，因此開始提出生態問題，追問人與其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繫的歷史，追問人類世造成了什麼。這些問題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地球的地質狀況本身是可以被人類行動改變的，而這在某些方面會造就非常深刻的本體論方面的不確定性。右翼民粹主義在國際上的崛起，讓人們廣泛熱烈討論其結構成因，討論現代化下誰獲利、誰蒙受損失。這些情況普世皆然。20 世紀90 年代，眾人相信“歷史的終結”已經到來，我們將進入後歷史階段，西方穩定的市場民主模式將被定於一尊。或是眾人被許諾會有一場新的全球化、數字化或一個新的知識社會。然而近年來這種看待“進步”的觀念，急速失去了地位。“西方模式”從地緣政治上來看也節節敗退。所有這些危機都跟新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息息相關。不論是“金融交易和援助公民稅務協會”（Attac）、“星期五護未來”（Fridays for Future）、法國的黃馬甲運動，還是黑人人權運動或原住民運動，皆是如此。然而由這些危機引發的自我反思，都非常仰賴社會理論或其他宏大的社會發展模式（即便這種仰賴可能不是那麼明顯）。我們如何面對與解釋這些現像？有哪些後果是可以預期的？能否設想出其他種可能性？有哪些可能性是可以期許 的？
大眾之所以強烈渴望一種廣泛的綜合性的理論，第二個原因顯然在於大眾本身也出現了改變。有些人認為這是由過去幾年信息數字化帶來的信息爆炸與觀點意見爆炸所造成的。關於社會事務及其危機的信息，在數字媒介世界中此起彼落地出現，有時甚至超出了人們接收信息的能力範圍。許許多多、異質破碎的信息與觀點意見——政治事件、社會統計、人情新聞、各種訪談、丑聞、個人評論——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出來。互聯網變成一種煽動情緒的媒介，讓人們很容易因為信息而激動，因為信息而心情不好、憤怒、憎恨。或是相反，互聯網為暴動提供了相應的信息、所需的“燃料”。然而，新的、零碎的信息，以及令人喘不過氣的情緒煽動，卻讓人們更迫切想對社會發展與歷史發展有進一步的了解。無數人都希望能借助於學術專業、經驗信息、理論闡述來理解呈現在眼前的這堆信息碎片。人們必須借助於一種一氣呵成的整體分析與解釋，纔能理解所身處的社會。如果知識圈如此被期待、盼望、要求，但社會學卻不基於自身學科的可能性與能力提供相應的動力，那就不能怪其他的“供給者”乘虛而入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相應的暢銷性科普書籍在國際上非常流行。在歷史科學方面，赫拉利（Yuval Harari）那長居銷售排行榜前列的《人類簡史》，呈現了人類從遠古到當代的總體歷史，並給出了政治性的結論。克裡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也是必須提及的這類代表人物，他的《大歷史》同時探討了自然史和文化史。在經濟學領域，近年來更是有一繫列優秀且磅礡的著作，呈現了社會發展總體趨勢，並且在國際上都極受歡迎。皮凱蒂（Thomas Piketty）關於經濟、國家、財富分配的轉型的著作，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關於全球不平等的書，祖博夫（Shoshana Zuboff）論數字化後果的大作，皆屬此類。另外還有許多有專業學理支撐的非虛構文學，例如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憤怒年代》解釋了全球的怨恨文化[2]，格佩爾（Maja G.pel）的《重新思考我們的世界》反思了氣候變遷的政治後果。這些著作都發展出一些綜合性的論述，且引起廣泛的討論。
那社會學呢？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學存在著我們在前面提過的矛盾。人們期待社會學具有跨學科的性質，社會學也非常重視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社會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旨在建立起一套呈現出“宏大圖景”的社會理論與磅礡的現代性理論。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在建立之初就旨在對現代性，甚至是整個社會形式的結構特征與結構動力進行重構，並以此解釋經濟的、科技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會的變遷。社會學的學科計劃，就是研究當代危機。社會學自身在理論方面和經驗方面總是不斷推陳出新，具有跨學科的特質。我們深信，社會學是一門繫統性地探討社會的科學，擁有豐富的經驗工具、概念工具與理論工具。
雖然社會學的社會理論有著如此優秀的條件，但當代這門學科在完成這個任務方面出現了明顯的止步不前。在長期由英語世界的社會學所支配的國際層面上，情況也是如此。在我們看來，很明顯，在美國和英國的各社會學機構，想推動社會理論發展的人越來越少，想從事現代理論或晚期現代理論研究的人越來越少。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像，因為以前完全不是這樣的。在20 世紀90 年代，英語世界還有很多社會科學家提出了許多影響甚巨且引起廣泛討論的社會理論，並且全球知名。想想鮑曼（Zygmund Bauman）的《現代性與矛盾性》，哈維（David Harvey）的《後現代的狀況》，拉什（Scott Lash）和阨裡（John Urry）的《符號經濟與空間經濟》，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現代性的後果》，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那宏大的《信息時代》三部曲，就知道了。社會學的社會理論研究為什麼會沒落呢？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無疑是來自社會科學強烈的經驗導向的專門化趨勢。充滿
競爭的科學體繫，總是要求制訂能量化考核的學術成果評價模式，要求爭取頂尖期刊論文發表量與科研經費，這加劇了社會理論的沒落。社會學急速分化成各種“××社會學”或“××研究”。雖然社會學的分化一方面貢獻了豐富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成果，但另一方面這卻也顯示出綜合性的理論研究在制度化的社會學領域越來越難擁有一席之地。在這樣的制度下，人們很難抱著雄心壯志跨越“××社會學”的藩籬，運用理論提取各××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中的重要內容，或是運用理論將這些研究成果結合起來。此外，高校相應於“新公共管理”的、以經驗研究為導向的學術薪資體繫，也讓“撰寫專著”（這一直是呈現理論的最好形式）這件事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在這樣一種以“標準化的經驗研究”為本位的體繫
中，一整本書的“價值”，常常僅等同於（甚至還比不上）一篇刊發在頂尖期刊上的論文。盧曼（Niklas Luhmann）1968 年入職比勒費爾德大學時，在其研究計劃書上寫著：“主題：社會理論；研究時間：30 年；經費：0”，這種做法在今天的學術領域中無疑是一件行不通的事。
關於社會理論在當代社會學中處於困頓地位的第二個原因，我們可以在所謂的後現代科學批判的影響中找到。這種後現代科學批判從2000 年開始在英語世界廣為流傳。這些科學批判的主流看法認為：如果人們認識到，科學的特質就是在進行詮釋、選擇，通過各種話語中生產出來的知識是異的，那麼一套整體的理論、“掌握整體”，不就會是徒勞無功的嗎？或甚至更糟：不就必然是片面扭曲的嗎？人們怎麼還能說有一種叫作“現代性”或“後現代”的敘事呢？這種思維模式明顯削弱和阻礙了理論研究。但隻要細想，就會發現這種說法並沒有說服力：每項科學研究最終都會是選擇性的，不論是個案研究、統計相關分析、社會理論，都是如此，這無關乎它處理的是“小”現像還是“大”現像。當然，科學自我反思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後現代科學批判的一個重要貢獻。但若因此就勸阻人們從事全面性的理論研究，那就矯枉過正了。的確，任何一種探討總體社會形態的理論構想，必然會引起不同陣營的強烈反對意見，每個理論家無可避免需要預先設想自己的“缺陷”和“盲點”。有時候這也會嚇退想進入理論領域的社會科學家。在英語世界的社會學中，經驗的、以自然科學模式為榜樣的學科分化，後現代的碎片化，高校的新公共管理，這些因素相互勾連在一起。而對理論來說，這意味著理論承受極大的壓力，甚至有完全消失的危險。
雖然或正是因為今天的歷史文化背景，讓社會理論在“提問”這一端有著蓬勃的風氣，但是或所以社會學必須在這樣一種碎片化的趨勢下再次變成一支突破困境之矛。英語世界的社會科學在國際層面上一直占據領導地位，這也對整個歐洲大陸（包括德語世界）帶來了各種阻礙。然而依然有兩位德國的社會學家寫出了各位讀者眼前的這本書。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從趨勢上來看，社會理論在德國的風氣比在美國或英國還要盛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純粹從歷史來看，德國的社會學和社會哲學（在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工作的努力下）有較為緊密的結合，因此一直都不乏有人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提出與社會相關的問題。此外，德國也有著由韋伯（Max Weber）和齊美爾（Georg Simmel）提出的“理解社會學”（verstehende Soziologie）的傳統，旨在探討生活運作模式和歷史轉型，並且激勵人們從文化科學的層面開啟“整體”視角。後來，盧曼也發展出知名的繫統理論式的現代理論。最後，德語世界的知識公共領域比英語世界更為蓬勃。不隻在媒體上，而是在政治、文化產業，甚至在經濟領域，都備受重視，因此很多科學家——包括社會學家——都可以找到讀者與聽眾。這也讓繫統性的（晚期）現代理論在這裡，比起國際上主流的情況，能稍微容易地發展起來。若不是如此，我們這種形式的著作八成是不會出現的。雖然各地情況不同，但總的來說，社會理論在當代社會學中沒有理所當然的一席之地，而是必須為自己而奮鬥。我們這本合寫的著作正是面對這樣的情境並提出了一個問題：“社會理論能做什麼？”並且嘗試解釋，社會理論可以用何種方式、哪些概念工具來進行操作，以獲得備受期待的成果。不令人意外的是，雖然我們在回答這些問題上有很多共通之處，但我們在最後卻得出不同的結論。為了從我們之間不同的觀點出發，以一種繫統性的、能進行比較的、啟發式的方式，確立社會理論研究的可能性、難點、邊界，我們兩個人的文章會一步步展開我們的研究方式：我們首先都會針對如何理解“理論”“社會事物理論”（Sozialtheorie）和“社會體理論”（Gesellschaftstheorie）之間該如何區分等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然後纔接著發展出我們各自對於一般的現代性與特殊的當代晚期現代性的看法，並在最後討論一個問題，即“社會理論與其討論的對像之間的關繫應是一種批判關繫”是什麼意思。萊克維茨和羅薩的社會理論最後都提出了一套當代的危機診斷，我們兩人都看到“晚期現代社會出現了危機”，並且都在嘗試指出危機的形成、原因和後果。我們相信，這個任務，是社會理論在今天能夠、且應該做的事，也是我們在這本書想做的事。
在扼要地呈現了我們兩人的觀點之後，接下來則由鮑爾（Martin Bauer）作為主持人（非常感謝鮑爾非常沉穩地接下了這個並不是很容易的任務），讓萊克維茨和羅薩進行深入的對談。這場對談是在2021 年3 月柏林的蘇爾坎普出版社舉行的。即便理論研究仰賴書寫，但口頭對話也永遠是最好的媒介，可以讓兩個人能實際上不隻是你來我往地交談，而是可以彼此進行建設性的爭論。理論如果要有真正的辯論、要有引發共鳴的效果，不能沒有面對面的對話。唯有這種形式纔能讓理論免於抽像且僵固，而是富有活力和生氣，多彩多姿、激發火 花。
2021 年夏天於柏林和耶拿
萊克維茨與羅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