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代人左右的時間裡，歷史學家的宇宙一直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擴張。19世紀曾經占主導地位的民族國家史，現在不得不與世界史和地方史（曾經留給古物學家和業餘愛好者）爭奪人們的關注。有許多新的研究領域湧現出來，通常受到專業期刊的支持。例如，社會史從經濟史中獨立出來以後，就像某些新國家一樣，分裂成“歷史人口統計學”“勞工史”“城市史”“鄉村史”等。

在這個不斷擴張、支離破碎的宇宙中，人們對定位的需求與日俱增。什麼是所謂的“新”史學？它新到什麼程度？它是一種短暫的時尚，還是一種長期的趨勢？它是否會取代（或者應該取代）傳統的史學？或者這兩個競爭對手能否和平共處？

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設計的。全面考察當代史學的方方面面無法深入，出於這個原因，本書決定將注意力集中在幾個相對較新的運動上。

到底什麼是新史學？很難對其下一個正面的定義，這場運動隻有在它所反對的目標上纔是統一的，本書接下來的幾頁將展示這些新方法的多樣性。因而隻能將新史學模糊地描述為總體史（histoire totale），或是結構史。因此，可以效仿中世紀的神學家選擇通過否定的方式（a via negativa）來定義上帝，換句話說，根據新史學不是什麼、它的實踐者反對什麼對其進行定義。

新史學是對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提出的傳統“範式”(paradigm)做出深思熟慮的反應後撰寫的歷史，這種提法雖然不太精確，但卻很有用。可以將這種傳統範式非常方便地描述為“蘭克史學”（Rankean history），以偉大的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命名，盡管與其追隨者相比，蘭克本人受到這種範式的限制更少（就像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蘭克也不是蘭克學派的一員）。我們也可以將這種範式稱為“常識性”的歷史觀，不是為了贊揚它，而是為了表明一種觀點——它往往被（過多地）假定為研究歷史的方式，而不被認為是研究過去的各種可能方法中的一種。

是誰發明或發現了新史學？這個短語有時被用來指稱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對傳統範式的反抗遍及世界各地，包括日本、印度、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歷史學家。本書中的文章特別關注這一時期。然而，很明顯，在這二十年裡，歷史寫作發生的許多變化都是一個更長期趨勢的一部分。

本書的目的不是為了慶祝新史學（盡管作者們一致認為至少有一些是值得慶祝的，實際上也是必要的），而是為了評估其優勢和劣勢。變革運動是由人們普遍感覺到傳統範式的不足而產生的。除非我們超越歷史學家的職業，著眼於更廣闊的世界的變化，否則，這種不充分的感覺是無法理解的。例如，正如第三章和第四章所闡明的那樣，非殖民化和女權主義顯然是對最近的歷史寫作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兩場運動。在將來，生態運動可能會對歷史書寫方式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事實上，它已經啟發了許多研究。1949年布羅代爾關於地中海的名著首次出版時，因其用於描述自然環境——陸地和海洋，山脈和島嶼——的大量篇幅而受到關注。然而，今天，正如理查德·格羅夫在第十一章中指出的那樣，布羅代爾的畫卷看起來是靜止的，因為作者沒有認真考慮人類的存在對環境的影響（例如，為了建造在布羅代爾的筆下占據顯著地位的戰艦而破壞森林）。

出於內外兩方面的原因，認為傳統歷史寫作範式存在著“危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然而，新範式也有自己的問題，包括定義的問題、來源的問題、方法的問題、解釋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在具體章節中重復出現，但在這裡，可能值得對所有這些問題進行簡要的討論。

然而，對於新史學家來說，最大的問題無疑是資料來源和研究方法的問題。已經有人提出，當歷史學家開始對過去提出新問題，選擇新的研究對像時，他們必須尋找新的資料來源作為官方文件的補充。一些人轉向口述史（在第六章討論），其他人轉向圖像證據（第八章），還有一些人轉向統計學。事實證明，以新的方式重讀某些類型的記錄也是可能的。例如，大眾文化史家就大量利用了司法檔案，尤其是對嫌疑人的審訊。兩個最著名的自下而上的歷史研究都是基於宗教裁判所的檔案——第二章要討論的勒華·拉杜裡（E.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以及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與蛆蟲》（1976）。

然而，所有這些資料來源都帶來了令人尷尬的問題。例如，大眾文化史家試圖重建對被告人生活與審訊和審判中的不尋常事件的日常假設。他們試圖根據被告人（這些人可能不是一個典型群體）在發現自己處於不尋常（更不用說令人害怕）的情況下準備說的話來重建普通人的想法。因此，有必要讀懂這些文件字裡行間的意思。試圖解讀字裡行間的意義並沒有什麼錯，特別是當歷史學家試圖用金茲伯格或勒華·拉杜裡的技巧進行這種嘗試時。

歷史學家研究範圍的擴張以及與其他學科日益增多的對話當然值得歡迎，但它們也是有代價的。這門學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支離破碎。經濟史家會說經濟學家的語言，思想史家會說哲學家的語言，社會史家會說社會學家和社會人類學家的特有用語。另一方面，這些歷史學家發現彼此之間的對話越來越難。我們必須得忍受這種局面，還是有融合的可能性？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可能隻提供局部的、個人的觀點。我自己的看法可以歸結為兩種相對的觀點，它們是互補的，而不是矛盾的。首先，子學科的激增在視覺上是不可避免的。這場運動並不局限於歷史學。在我們晚期工業（或後工業）社會中，歷史職業隻是日益增加的眾多勞動分工中的一個例子。激增有它的好處——它增長了人類的知識，鼓勵更嚴格的方法，更專業的標準。

這既有成本，也有收益，但我們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盡可能降低這些智力成本。學科或子學科之間缺乏溝通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歷史的具體情況下，即使無法融合，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和解跡像。

這本文集出版至今已經有十年了。在這十年中，正如這些章節的作者所說的那樣，本書中討論的一些領域或方法，如口述史或女性史，盡管發表了許多新的實質性研究，但基本上保持穩定。其他領域在迅速擴張的過程中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如身體史（第十章），本書新寫的一章環境史（第十一章），以及情感史，包括憤怒、恐懼，甚至無聊。

撰稿人列表

彼得·伯克（Peter Burke）是劍橋大學的文化史教授，也是伊曼紐爾學院的研究員。

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伊凡·加斯克爾(Ivan Gaskell)是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福格藝術博物館繪畫、雕塑和裝飾藝術繫的瑪格麗特·溫思羅普館長。

理查德·格羅夫（Richard H. Grove）是堪培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等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喬瓦尼·列維(Giovanni Levi)是威尼斯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羅伊·波特（Roy Porter）是倫敦大學學院惠康基金會醫學史中心的醫學社會史教授。

格溫·普林斯(Gwyn Prins)是倫敦經濟學院歐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英國國防部國防評估和研究局高級訪問研究員、北約秘書長中歐和東歐事務特別顧問辦公室高級研究員。

瓊·斯科特(Joan W. Scott)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社會科學教授。

吉姆·夏普(Jim Sharpe)是約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是哈佛大學的政府學教授。

亨克·韋塞林(Henk Wesseling)是位於瓦塞納爾的荷蘭高等研究院(NIAS)的院長，也是萊頓大學的當代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