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生活在一個藝術史家經常以青銅鏡子標識的時代。這些珍貴的銅鏡，一面是拋光的金屬，另一面布滿了豐富而又神秘的圖像，它們不僅實用，也是給死者陪葬的珍貴的驅邪物。人們相信，鏡子可以捕捉光線，照亮墳墓的黑暗，而背面的符號可能代表了宇宙，為靈魂在另一個世界的旅程指引方向。

在中國文明中，鏡子是歷史的隱喻。這種聯繫最早出現在司馬遷的作品中：“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孔子家語》，一部司馬遷死後約百年從更早來源中收集而成的文本，闡述了這個隱喻：“夫明鏡所以察行，往古者所以知今。”

事實上，司馬遷死後一千多年，另一位復姓司馬的偉大歷史學家司馬光（ 1019—1086），寫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部可以與天纔般的《史記》媲美的通史《資治通鋻》。通過閱讀他編寫的歷史，司馬光希望為當時和之後的統治者提供清晰的借鋻，讓他們了解自己的行為及其必然的後果。與此一致的是，中國歷史至今經常被認為是最實用、最現代的學科。事實上，現代中國人仍然習慣以古論今。

正如司馬遷所描述的，《春秋》是辨別一個人真實面貌的最好的鏡子：“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司馬遷作為古典儒家傳統的繼承者，將呈現一面和《春秋》一樣的清晰的鏡子，通過“見諸行事”，實現“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盡管司馬遷有這樣的目標，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的動機並不是成為一個明確的儒家道德傳統的傳道者，司馬遷說：“恨私心有所不盡。”作為一個曾遭受困難的人，司馬遷相信所有傑出的文學家都生於困難中，他不僅收集並試圖從古代豐富的文本中找到意義，而且也通過由一繫列痛苦而奇特的事件塑造的人物內心傾訴自己的情感。正如我們努力展示的，這些情感深刻地塑造了《史記》，並賦予了它一些在關於司馬遷生平的文本中同樣可以看到的問題和模糊性。

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的，司馬遷對自己經歷的描述，核心是他與權威的復雜關繫。他告訴我們，對父親敦促他追隨孔子的記憶，堅定了他決心忍受另一個權威漢武帝殘酷的刑罰。在這場糾結中，他的父親成為重要的權威，並把他引向了對孝道的極端宣揚。在一篇題為“自我與他人”的頗具煽動性的文章中，杜維明試圖展示儒家思想中的孝順是如何從屬於自我實現的，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忤逆父親是合理的。一般來說，我不會質疑杜維明對孝道的溫和建構，但我相信，司馬遷被這種美德的極端表達所感動，這比杜維明的模式所認可的程度更深。我們已經分析過伍奢和伍員的故事，他們的生死都背負著孝道的沉重負擔。關於這種責任的另一個讓人震驚的例子出現於《衛康叔世家》（卷 37）。這是衛宣前 718—前 700 年在位）和他兩個兒子的故事，司馬遷根據《左傳》的記載改寫了這個故事。

我們這裡的重點不是就《史記》和《左傳》這兩個版本進行仔細對比，盡管這種對比表明，《左傳》中簡潔的敘述與《史記》中動機明確的故事之間存在重大差異。目前，人們關注的重點是，宣公是一個不合格的父親，密謀殺害自己的兒子，衛國的太子。宣公密令兇手伏擊並殺死攜帶白旗的過路者，而白旗是他交給太子的。一個忠誠的同父異母的弟弟向太子透漏了這個陰謀，太子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躲避這場災難。他說：“逆父命求生，不可。”這個孝子不像傳說的舜帝，杜維明稱贊舜不“屈服於他父親的殘暴”。但這個故事甚至更極端。同父異母的弟弟為了救太子，他奪取了白旗，搶先進入了殺手的埋伏。他被殺死了，但是太子堅持一起赴死，他對殺手抗議說：“所當殺乃我也。”在這個故事最後的評論中，司馬遷稱贊太子“惡傷父之志”，他進而驚呼“何其悲也！”

司馬遷的評論體現了他史學中相互關聯和批判的兩個方面：第一，他自己過去的回憶不斷縈繞在他關於歷史的敘述中；第二，他既情緒化又理智地投入了自己的故事中。司馬遷不是修昔底德，他“客觀地”建構了對過去的理性解釋。他把自己呈現為一個完整的人，我相信，他深深地糾纏在自己的歷史中。

司馬遷的鏡子是一面扭曲的、陰雲密布的鏡子，之所以如此，既有個人的焦慮，也因為過去的冰冷。他給我們的“古代的教義”是不容易辨別的。事實上，在他的鏡子中，最有趣的輪廓往往是故事的輪廓，而這些故事從其敘事和道德復雜性中不斷獲得力量和持續的興趣。我們經常翻閱《史記》，就像我們翻閱世界上其他的偉大的經典著作一樣，因為《史記》和生活本身一樣令人費解。司馬遷鏡中的陰雲是一個完整而復雜的人的圖案，這些雲或多或少地困擾著我們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