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

岡本隆司

日本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東亞國際關繫史。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國與海關》《屬國與自主之間》等。

吉澤誠一郎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專研中國近代社會史。主要著作有《天津的近代》《愛國主義的形成》等。

譯者

袁廣泉（1963年—2020年5月22日），知名翻譯家。

先後任教於曲阜師範大學、徐州師範大學、江蘇師範大學，曾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副教授。2020年5月22日，袁廣泉先生去世，享年57歲。

翻譯代表作有：《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石川幀浩，2006年）；《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狹間直樹，2012年）；《“紅星”：世界是如何知道的》（石川幀浩，2021年）；《近代中國研究入門》（岡本隆司、吉澤誠一郎，2022年）等。

據人類學家新吉樂圖（Shinjilt）研究，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縣，某鄉鄉民在1954年被認定為蒙古族，到1958年卻被當作藏族，到1982年，該鄉幾乎全部居民又被從藏族改作蒙古族。該區域的蒙古人古代屬和碩特部，其一部演變為河南蒙旗。但該區域居民多數說藏語，故河南蒙旗人也學會了藏語，並受藏族文化影響（現已基本不通蒙古語）。

客家人居住於華南及東南亞等地區，說客家話（漢語方言之一），被視為擁有獨自文化傳統的“民繫”。不過，人類學家瀨川昌久曾指出，在人們的實際生活中，“客家”這一群體意識並非總是帶有特別意義；就與操廣東話的當地人的關繫來看，有時其歸屬意識由本地人轉換為客家人，或反之由客家人轉換為本地人。

20世紀初，民族概念引入中國，成為各地發生爭執的原因之一。辛亥革命的意識形態含有排滿因素，而排滿無疑體現漢族做國家主人的主張。當然，彼時論者的主張十分復雜，但在華南，是否為漢族是關乎政治地位的重要問題。正因如此，比如有的教材稱客家不是漢族而招致激烈批判。而認為孫中山是客家人的主張，則民國時期客家人提高地位。據筆者管見，似並無史料顯示孫中山曾自稱客家，但在當今，孫中山是客家人已屬眾所周知。這或許也是包括國民黨要人在內的客家人多方宣傳的結果。

人口大量流入是城市的特征之一。而城市社會則存在以籍貫為背景的歧視性構造。比如，根據洪成和研究，在18世紀的蘇州，從事棉布砑光的踹匠多從江寧府遷居而來。踹匠從事單純的重體力勞動，初時曾與地痞無賴彼此勾連，故成為治安監管的對像。而蘇州附近掌握相當技術的工匠則從事絲織工等較好工種，收徒時也從自己的家鄉尋找。就這樣，城市人所從事的工種因籍貫不同而有天壤之別，且極易形成固定階層。

同樣現像，在19世紀以後仍然存在。韓起瀾的研究將焦點指向近代上海“蘇北人”的地位，並揭示了歧視的構造。從江蘇省北部來到上海的“蘇北人”，較之來自其他地區的工人，很少從事較好職業，貧窮且居住環境惡劣，故而在上海深受歧視；而這種歧視本身又影響到“蘇北人”的就業，致使其經濟地位難以改善。按韓起瀾的理解，這是通過移居形成族性的過程。

閱讀中國學者的研究必須慎重。不少著述基本要領不規範，如史料涉獵半途而廢、原始史料注釋不清晰因而無法確認等。史料收集本應認真、周全，總期自己走過之後不再有一頁遺漏。但不少中國學者研究後，後來者還得再費搜尋工夫。就像收割莊稼，他們隨便割幾鐮就走，別人不得不再仔細收割一遍，令人困惑不已。無論怎麼看，這都是在浪費研究資源。筆者身為外國人卻不禁擔憂的是，中國學術界如果不排除重復研究造成的浪費，學者人數再多，學術研究也不會有長足進步。

政治活動，隻要打著實現“社會正義”的旗號，就脫不掉某種主觀色彩。難辦的是，近代以後，這種主觀色彩披上了各種意識形態的外衣。“革命”“運動”多發的中國20世紀往往既被稱為“政治世紀”，也被稱為“意識形態世紀”，其原因在此。而更難辦的是，這些“革命”“運動”多半不會一次性完結，而是意識形態所規定的下一次“革命”“運動”的鋪墊或預告。既然如此，後世的“政治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研究對像——政黨、政派、政治家——的意識形態（或與之抗衡的其他意識形態）的影響。借用陳獨秀的話，政治史研究，隻要是在政治的世紀進行，就不可能有“深山人跡不到的”世外桃源可供逃避。

無論是中國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其對政府的影響都是決定性的，因此，如果不對黨的會議記錄、通知、報告等進行分析，就無法了解政治取向的決定過程。例如，林森自1931年起擔任國民政府主席長達十二年，但恐怕無人認為循著他的足跡就可探明該時期政治的變化過程。因為，該時期實質性的決定權顯然掌握在黨（國民黨）手裡。至於共產黨，其上還有來自共產國際的巨大影響，分析起來困難更大。

此外還須考慮意識形態要素。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歷史史料都是在與意識形態敵人持續鬥爭的情況下編纂的。為了給本黨及時任領導人的正統性、權威性提供歷史根據，其史料編纂過程往往不可避免地受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事後，有時也發生在政治文件撰寫、發表的階段。國民黨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1月）的宣言就是如此。

眾所周知，張學良發動兵諫囚禁蔣介石，令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共以及蘇聯各方都猝不及防。該事件經長達兩周的交涉得到解決，蔣回到南京。不過，近年的研究顯示，信息操作促成了事件和平解決。首先是事件發生後為打破僵局而從南京來到西安的宋子文。此時蔣介石堅決拒絕接受張學良等人的主張，要求來訪的宋子文轉告南京：對西安實行武力討伐，不得猶豫。但宋發現蔣的態度有轉圜跡像，在返回南京前向張學良作了暗示，而對南京方面則沒有立即轉達蔣允許武力討伐的意向。宋的舉動或與他本人的立場不無關繫，他對建立舉國抗日體制一直持積極態度；但他如此處理，的確促使南京方面迅速軟化態度而轉向和平交涉。

其次，事件發生後支持張學良的中共方面，在向張轉達共產國際（蘇聯）的態度時也進行了信息操作。張學良似乎估計共產國際、中共會支持自己的行動，實際上中共的基本態度也的確是支持張學良，但一直不太相信張的共產國際卻並非如此。共產國際得到事變的消息後發電報給中共稱：不管張的意圖如何，他們的行動會妨礙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隻能助長日本進一步對華侵略，並明確指示和平解決。對急於了解莫斯科意向的張學良，中共方面把指示中指責張的部分隱去，隻轉達了希望和平解決的部分。中共的政治判斷或許是，若把莫斯科的指示全文出示給認為中共和共產國際持一致立場的張學良，將會破壞和他的合作關繫。

上述宋子文和中共的做法，都是為和平解決事變而采取的信息處理措施。盡管歷史不能假設，但不難推測，如果他們不那樣處理，而是如實轉達，則西安事變很可能演變成另外局面。而因檔案開放，此類有關情報傳遞的史料也已不難獲取，政治史研究也應更加關注許多事件是在怎樣的信息條件下發生、傳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