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冷戰的消逝的確為那個充斥著意識形態之爭的時代畫上了句點，但並未像預測的那樣，帶來歷史的終結，事實上不過是用一繫列新的仇恨取代了舊的版本。當東歐逐步擺脫沉重的意識形態壓迫時，深植於該地區的歷史經驗和記憶中的民族對立情緒也隨之釋放，第三世界國家內部意識形態競爭的消失，使得原本因兩個超級大國對峙而受到抑制的民族矛盾、部落衝突紛紛浮出水面。隨著意識形態衝突時代的結束，人類進入，或者更準確地說，重新進入了一個較先前更為兇險的民族和種族仇恨時代。
部落間的敵意是人類本能的反應之一，然而我們這個星球的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人口之間相互融合的敘事。大規模移民自一開始便是諸多仇恨的源頭。二十世紀即將結束，許多因素——不僅是冷戰鐵幕的解除，還包括通訊與交通工具的飛速發展，人口的井噴式增長，傳統社會結構的瓦解，逃離暴政、貧困、饑荒和生態災難的訴求，以及在異域過上向往生活的美好願景等，都促使人們跨越國界。
世界在收縮，人口的復雜情況更甚於以往任何時候。收縮進程就好比一把割裂世界的鋸子，一方面給全球化帶來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加劇了分裂。世界市場、電子科技、即時通訊、電子郵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所有這些均加速了傳統民族國家的瓦解，一個原有國界趨於消彌的世界由此正在成型。與此同時，這些強大的國際化力量促使普通人在他們難以控制和理解的全球潮流裹挾中尋求庇護。當他們越強烈地感覺到任何個體都渺小無依，仿佛獨自漂浮在不可名狀、缺乏人情的“汪洋”之上，隨時面臨被吞噬的阨運時，他們便越發不顧一切地尋求任何看似熟識且能提供安全感的“救生筏”——身份政治恰好滿足了此類渴望。由此可知，融合和分裂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的。在這個後意識形態時代，世界一體化程度越高，人們就越傾向於在民族和宗教信仰所定義的群體中找尋自我。
當分屬不同族群、操著不同語言、信奉不同宗教的人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並受同一政權管轄時會發生什麼情況?除非追求相同目標，否則部落衝突早晚會使他們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黑暗的未來世紀，文明面臨著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將一個國家凝聚在一起?
在十九世紀，沒有人比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對代議制政府的思考更深刻。他指出，用以界定國家的要素有二：一是部分居民接受共同管理的共識；二是共同的歷史記憶、價值觀、語言所澆灌而生的“共同情感”（common sympathy）。密爾認為，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內，自由制度很難實現，特別是當他們不具同胞之情，且使用不同的語言閱讀和交流時，建立代議制政府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一致的公共輿論實難出現。概言之，形成自由制度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政權管轄範圍應同民族所對應的邊界基本一致。
這種重合情況在當今世界可謂少之又少，目前單一民族國家幾乎是鳳毛麟角了。當下每天發生的事件暴露出民族凝聚力的脆弱性。目之所及，部落主義引發的國家分崩離析不在少數。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已然解體，印度、印度尼西亞、愛爾蘭、以色列、黎巴嫩、斯裡蘭卡、阿富汗、盧旺達深陷種族或宗教衝突之中。族群關繫緊張曾經擾動並使多個國家趨於分裂，南非、羅馬尼亞、土耳其、格魯吉亞、阿塞拜疆、菲律賓、埃塞俄比亞、索馬裡、尼日利亞、利比裡亞、安哥拉、蘇丹、剛果、圭亞那、特立尼達，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即便是像英國、法國、比利時和西班牙這樣相對穩定和發達的國家，也日益受到族群和種族問題的侵擾。《經濟學人》有評論說：“部落主義的病毒……恰如國際政治染上艾滋病，潛伏數年，一經發作即刻擊潰整個國家。”
以我們的北部鄰居為例，加拿大一直被認為是理智和平靜的國家。如《經濟學人》所言：無論據哪一套標準來評判，加拿大的富庶、平和都成功到令人艷羨，然而時至今日，它卻處在崩潰的邊緣。葉禮庭論及加拿大時稱：“作為全球富裕的五個國家之一，這個國家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發展機遇，曾吸引來自各地的窮苦潦倒者定居於此，尋求新生，然而如今，它卻在自我撕裂的道路上漸行漸遠。如果連這樣一個經濟發展水平位列全球前五的國家都難以維繫一個多族群的聯邦制國家，那麼還有哪個國家能夠做到呢?”
至少目前，美國可以作為這個日益重要的問題的答案。
所以接下來要思考的問題就是美國何以獨闢蹊徑?一般而言，如果一個國家無法給具有不同族群背景的人們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讓他們視彼此為同一國家的一分子，那麼這個國家遲早會分崩離析。尼日利亞著名的小說家、詩人和評論家欽努阿•阿契貝描述自己的國家——一個昔日在非洲大陸富甲一方，今日瀕於兵荒馬亂、慘狀環生的國度時提到：“尼日利亞的致命缺陷在於國人無法做到同仇敵愾、共同對付嚴重的威脅，而是為了不同宗教、族群的利益同室操戈。”
相較而言，美國做到了——建立起一個多族群國家，並且除去那場可怕的內戰外，多數時候始終保持團結一致、眾志成城。令人好奇的是，鋻於美國自誕生之日起即為多族群國家，國民分屬不同族群，是什麼讓美國人在動蕩的兩個世紀裡仍團結在一起?赫克托•聖約翰•克雷夫科爾於1759年從法國前往美洲殖民地，娶了一位當地女子為妻，並在紐約殖民地奧蘭治縣的一處農場定居下來。獨立戰爭期間，他著有《美國農人信札》（以下簡稱《信札》）。這位十八世紀的法裔美國人在書中訝異於各地人口在美利堅土壤上共生共榮的盛況——“這裡住著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法國人、荷蘭人、德國人、瑞典人，你可以見到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找不到的奇異的混血人。” 
他以一個家庭為例繼續論證該現像：這家的祖父是英格蘭人，其妻是荷蘭人，兒子娶了一位法國妻子，生下四個孩子後各自娶妻，竟來自四個不同國家。正是基於如此復雜的通婚融合，纔孕育了今日的美利堅民族。（十八、十九世紀時，race一詞意義上等同於今天我們所說的nationality。因此人們會提到英格蘭民族［the English race］、日耳曼民族［the German race］等。）克雷夫科爾視角下，這一橫空出世的民族具備哪些特點呢?同樣在《信札》中，他提出了那個聞名於世的問題：究竟什麼是美國人，如何看待這一“新民族（new man）”?（二十世紀的讀者有必要忽視十八世紀時男性對女性存在的漠視。）
克雷夫科爾給自己的設問提供了堪稱經典的答案：“他是一個美國人，拋棄了他所有的古老偏見和習俗，同時從他所誠心接納的全新生活方式、所服從的新政府和所享有的新社會地位中，接受新的偏見和習俗。美國人就是那種依照新規則行事的新民族……“在這裡，原先來自各國的人口逐步融合為一個全新的民族。”
位偉大的美國歷史學家喬治•班克羅夫特迅速附議了克雷夫科爾的觀點，他寫道：

假使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國家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不復存在，我國的命運定然就此改寫。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與哥倫布的推動下，意大利和西班牙聯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為後續移民和通商奠定了基礎；法國激發了美利堅的獨立意識；若對我們的語言探源尋蹤，則可追溯至印度；我們的宗教信仰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堂高唱的贊美詩，一些早回蕩在意大利上空，一些傳頌於阿拉伯的沙漠，還有一些吟唱在幼發拉底河畔。我們的藝術來自希臘，法學遵循羅馬，海商法引自俄羅斯，代議制政府效仿英國。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在思想領域教會我們有容乃大，在行動範疇則引導我們采取聯邦制的諸多原則。據此而言，美國比其他任何國家更易於實現種族團結。

美國篤信一則理念，即E pluribus unum。針對多族群社會固有的脆弱性和“火藥桶”特性，美國自有妙方：組織那些試圖摒棄舊的忠誠而開啟新生活、化解族群差異的人，自踏上新大陸之日起，便建立起一種融合甚至超越多族群差別、旨在豐富和重塑共有文化的全新民族認同。
要知道那些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歐洲人，為了來到大洋彼岸不惜舍棄一切舊日羈絆。他們想要的就是忘記不堪回首的過去，擁抱充滿希望的未來。於是，他們渴望通過避險、救贖、同化而成為真正的美國人。美國在他們看來恰恰處在轉型期，尤其利於摒棄那些令人沮喪的記憶，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經驗的基礎上發展出與眾不同的國家特性。總而言之，美國的建國宗旨不是保全舊文化，而是成就全新的美利堅文化。
相較而言，加拿大人坦率地承認，盡管加拿大優勢顯著，但仍極易分裂，這背後的原因之一便是加拿大非常缺乏獨特的民族認同。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加拿大人被英國、法國和美國所吸引，加拿大官方強調文化主義政策，但該國民眾從未對何為加拿大人有過清晰的認識。就像任總理約翰•麥克唐納說的那樣：“加拿大地域廣大，然而有史不長。”
美國具備相當的歷史積澱。自獨立戰爭起，美國人便形成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它形成於獨立戰爭，在1776年《獨立宣言》和1787年憲法等事件中進一步鞏固，且在隨後的自治經歷中日益深化。恰恰是民族信條的力量使我們把克雷夫科爾所謂的“混血”成功轉變為一個富有凝聚力的民族，從而創造出一個多族群社會。
當然，這也不等於說美國全然符合克雷夫科爾的判斷。一波又一波移民潮把大量外來人口帶入這個從語言、理想到制度都很“英式”的國度，新移民由此開啟了困難重重的融入進程。較長時間內，英裔美國人在美國文化和政治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並排斥後續移民。事實上，前者同化來自愛爾蘭、德國、南歐和東歐移民的過程相當曲折。
至於那些非白人，如紅種人、黑種人、黃種人、棕色人種等，更確切地說，凡是被歐洲新移民蹂躪和屠殺的土著，或者被迫從非洲、亞洲來到美國的人，都曾因早期深刻的種族主義偏見而備受排斥。我們必須鼓足勇氣直面一些不光彩的事實：歷史上的美國曾經是個種族主義國家。美國白人起初對自己的種族優越性深信不疑，認為自己有權殺死紅種人、奴役黑人、迫使黃種人和棕色人種充當苦力。我們美國白人在法律、制度、風俗、條件反射上甚至靈魂上都是堅定的種族主義者。種族主義的禍端始終是美國試驗的一大敗筆、美利堅理想的尖銳矛盾所在以及美國社會生活的痼疾。赫爾曼•梅爾維爾寫道：“這就好比是全世界美好的希望同人類邪惡的罪行聯繫在一起。”
誠然，即便是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非白人，也為美利堅民族認同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員，或許隻處於第三等級，也潛移默化地為共有文化提供了新形式、新風格。非盎格魯因素的植入和建立新世界的經驗不斷衝擊著英國遺產，結局我們都知道，那就是今天的美國成為了一個與英國截然不同的國家。早在1831年，對美國民主做出深入考察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就被“英國人和他們在美國的後代之間的天壤之別”所震驚。
在美國兩個世紀的歷史中，民族融合的思想多數時候占據主導地位。但步入二十世紀，以上觀念面臨革新和反轉。先是一場世界大戰摧毀了舊秩序，伍德羅•威爾遜隨之拋出“民族自決原則”。二十年後，又一次世界大戰瓦解了西方殖民帝國，加劇了世界各地的族群矛盾和種族鬥爭。僅就美國而言，新的法律出臺，放寬了對南美、亞非移民的入境限制，由是改變了美國人口的基本構成。
這種比克雷夫科爾所描述的更加弔詭的混血過程，使他曾經提出的經典問題再度受到關注，掀起新的熱潮，並可能獲得新的答案。時至今日，很多美國人否認當初建立“一個新民族”的歷史目標，對自己原有族群的逃避被追根溯源取代。被克雷夫科爾否認的“古老偏見和習俗”出人意料地卷土重來。對種族的狂熱崇拜開始在非盎格魯白人和非白人的少數族群中故態復萌，他們抨擊同化目標、挑戰“同一民族”的理念，幾近偏執地保護、推進和維繫單一族群和種族社區。
種族問題的爆發也帶來了許多積極的影響。美國文化終於開始對盎格魯統治的鼎盛時期內，那些次等的、被蔑視的少數族裔所取得的成就，給予懷有愧疚卻姍姍來遲的承認。美國教育終也選擇承認歐洲中心之外的廣闊天地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這些都是非常積極、正面的變化。我們至少據此可以幫助孩子們從多個角度認識本國歷史，讓他們嘗試從哥倫布船隊的派出方和被迫接納方來看待這次新大陸探險。生活在一個不斷收縮的星球上，渴望成為世界領導者，那麼美國人必須更多地了解其他種族、其他文化以及其他大洲。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對這個世界——以及他們自己——產生了一種更全面、更令人振奮的感知。
但是種族狂熱一旦用力過猛則過猶不及，新的族群信條排斥“融合說”，反對不同族群的個體在互利共榮中形成一個新的整體。這種觀點的潛臺詞就是美國不是一個由個體組成的國家，而是建立在多個群體之上，族群淵源是美國人宿命般的經歷，族群紐帶是永恆的、難以磨滅的，彼此孤立且以族群為單位的社區也成為美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美國歷史的基本內涵。
該觀念的實質即根據族群和種族的標準來給美國人分類。但是，盡管從族群的視角解讀美國歷史恰如先前的經濟角度一樣，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甚至頗有啟迪，但若立足於此把握總體圖景，它便具有致命的誤導性和荒謬性。此外，族群視角顛覆了美利堅作為一個統一民族的歷史理論，迄今為止，這一理論成功地確保著美國社會的完整性。
新的視角下，美國不再是一個享有統一民族認同的改革進取型國家，反而成為多種民族認同的“庇護傘”；美國不再是由個人全憑自願選擇組成的國家，而是由那些具有根深蒂固族群特征的群體所構成的。多族群融合的信條開始背離歷史初衷，轉而用碎片化替代同化，用分離主義替代融合。換言之，它意味著貶低一而推崇眾。
形成統一身份與認同的歷史觀念目前在我們的政治、志願組織、教堂、語言文化等領域都顯得岌岌可危。沒有任何領域比我們的教育體繫更加駁斥至高無上的民族認同觀。
作為培養下一代的沃土——學校和大學，特別是公立學校，是完成同化和鑄造美利堅認同基本的工具與途徑。伍德羅•威爾遜稱：“公立學校就是美利堅‘大熔爐’，在那裡，我們成長為美國人，不同人種、不同籍貫、不同階層的人把他們的孩子統統送到那裡，或者說理應送到那裡。在那裡，這些青少年統一接受美利堅精神的‘蕩滌’，終變成真正的美國人。”孩子們在學校習得的理念影響他們今後看待和對待其他美國人的方式，影響他們今後擁抱共和理念的方式。有關課程設置的探討本質上是對“作為美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的深度思考。
種族激進分子聲稱，公共教育的核心目標應該是捍衛、強化、弘揚和恪守種族來源及身份。分離主義則鼓勵偏見、放大差異、挑起紛爭文化主義和政治正確的叫囂聲中，在有關“歐洲中心主義”的課程設置缺乏公平的呼吁中，在對歷史、文學等教學不應止步於人文學科而應進一步變成提升少數族裔自尊心的有效途徑等主張中，族群和種族衝突悄然增加。
目睹族群衝突撕裂一個又一個國家，我們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把美國依據族群和種族差異劃分為多個固化社區，刻意引導它們珍視自己的孤立狀態”的論調。試想如果情況委實如此，那麼美國的世界中心地位還能保持下去嗎?“大熔爐”是否就此會被“巴別塔”取代?
我不想過分悲觀。畢竟教育總是處在觀點交鋒和變革之中，這也是件好事。大中小學可以說是各類信仰、哲學理念、價值觀的長期踫撞之所。不過我相信，隻要沉默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大聲疾呼，挑戰那些一時流行的虛妄之言，形勢定會發生逆轉。
當前族群、種族問題對公立學校產生的壓力的確令人不安，維繫國家凝聚力的紐帶已然相當脆弱。故而公共教育的目標應該立足於增強而非弱化此類紐帶。如果分離主義傾向就此一發不可收拾，那麼等待我們的隻能是美國社會的徹底碎片化、種族隔離死灰復燃以及部落化大行其道。
我之所以能夠持審慎樂觀的態度，正是因為相信那種曾經塑造“一個民族”的歷史性力量尚未消逝。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這仍是“共和”的真切內涵。據此，他們拒絕在“統一優先”和“族群優先”中做選擇。馬裡奧•科莫州長指出：“多數美國人能夠意識到保護和鼓勵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致力於文化主義視角促進美國統一並豐富作為美國人的民族認同，而非讓其發展為撕裂國家的毀滅性派繫衝突。”
無論代表各族群立場發聲的政客們如何表態，大部分生長於斯的少數族裔，不管是白人還是非白人，在珍視族群傳統的同時仍會首先把自己定位為“美國人”，而不是愛爾蘭人、匈牙利人、猶太人、非洲人或亞洲人。好的證明就是美國的跨族群、宗教甚至種族通婚率不降反升。由此可知，美利堅民族認同生機尚存。
當然，這不意味著唯有少數族裔需要對國家統一或分裂負責。任何同化或融合過程事實上都是雙向的：移民自身有意願適應新社會，而本地人也樂於歡迎和接納他們。恰如上文所言，種族主義堪稱國之悲劇。近來美國白人終於開始正視我國歷史上根深蒂固、不可理喻的種族主義傾向，但反種族主義鬥爭仍舊長路漫漫、前途未卜。例如當老派美國人把其他國籍或種族的人視為異己，甚至眼中釘、肉中刺時，便也不該對一些少數族裔因反美主義和仇視心理團結一致感到訝異。毫無疑問，這種認同感是相互的，不僅僅是他們渴望獲得接納、尋求融合，我們也要有意願去完成同化和融合。換言之，促成國家統一的重任更多地落在自鳴得意的主體族群身上，而不是那些本就身處困境、自顧不暇的少數族裔身上。
近年來，美國人口的構成顯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多樣。但恰恰是這種高度異質性使得對統一理想和共有文化的追求顯得極為迫切。弗•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稱“美國是萬千心之所向”，正是強烈的心靈共鳴賦予我們力量，去建立一個屬於人民的公正、正義之地。
回想一下聖雄甘地的話，他當時面對的是一個族群、宗教、語言、階級全面對立的國家，情況遠甚於今天的美國，這句話曾經出現在印度各地的公共海報上：“我們應該杜絕成為排斥他者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帕西人、基督教徒或猶太人，雖然捍衛各自信仰無可厚非，但我們自始至終必須是印度人。”正因為印度背離了甘地當年的教誨，如今纔變得支離破碎、自吞苦果。
本著甘地的精神，盡管分屬不同族群的美國人可以虔誠地信奉各自的傳統和信條，但有一點必須銘記於心，我們是彼此的同胞骨肉，自始至終都是美國人。援引馬丁•路德•金的話：“我們被命運牢牢捆綁在一起。”在這個因族群、種族對立而嚴重分裂的世界裡，美國繼續充當“樣板”，詮釋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如何有機團結在一起具有非同尋常的進步意義。
小阿瑟•M. 施萊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