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本書的寫作背景及其意義
一般來說，對於清代盛京社會史的研究，學術界往往借助東北地方志或私人筆記的記載。由於明清之際大規模的戰爭和清統治者對東北地區特殊的“保護”政策，導致明清兩代地方志和私人筆記相對較少，所以在研究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尤其是社會生活史方面並無任何一部諸如“清代盛京社會史”或“清代盛京社會生活史”的專著出版，相關學術論文也不夠深入。
鋻於上述學術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著者通過發掘韓國文獻《燕行錄》，嘗試對清代盛京社會發展進行研究。《燕行錄》是明清時期朝鮮使者往來中國的隨行記錄。這些記錄大體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當然，它是從朝鮮這個“異域角度”來觀察中國，特別是從鳳凰城到北京這一路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俗進行觀察。這些觀察很有價值，不僅可以看到一些中國史書所不載的內容，而且還會發現當時人習以為常並不注意的一些細節，例如盛京地區特有的服飾、飲食、居住、交通風俗，所經州縣城池的建設等情況。朝鮮使臣在記載的過程中，無須像中國史書一樣有所忌諱，這些材料相對來說比較客觀。鋻於當前清代東北史的研究中仍存在著史料不足等諸多問題，從朝鮮使臣的記述材料中可以找到中國史官乏於記載的史料，因此本書以《燕行錄》文獻為中心。
《燕行錄》是朝鮮使臣出使中國過程中，隨行官員或者讀書人撰寫的日記體文獻。如果把朝鮮王朝分為兩個時期，其前期相當於中國的明朝，後期與清朝同步。《燕行錄》成熟於前期，由於朝鮮士人對大明王朝一種仰慕的心態，因此將使行錄稱為“朝天錄”。入清以後，朝鮮人從上到下，普遍持“北伐思想”他們不承認大清為“天朝”，故有“燕行錄”之稱。《燕行錄》的時間跨度有600年之久。《燕行錄》中所記的內容十分廣泛，除了記載沿途見聞、出使人員和所帶貢品外，還記述了清朝的政治制度、經濟生活和風俗文化等，基本可以涵蓋清朝社會的各個方面。
從朝鮮使臣這個異域的角度來觀察清代盛京社會，可以說是通過“他者”來審視“自我”。朝鮮、中國、日本都屬於“東方文化”“同文同種”或“漢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他們皆出於“同源文化”即同一種文化，也就是“中國”和“東方”的關繫，二者的屬性決定著通過查閱日本、朝鮮、越南文獻中有關中國的資料，就可以成為反觀中國的鏡子。鏡子是需要一層不透明的黑膜纔能映照圖像的，文化之間的相互比較，也需要有彼此不同的差異纔能對照和比較。所謂通過“他者”來“反觀”自我，目的就是達到“攬鏡自鋻”，即通過文化反思的途徑，來探索漸漸發生並滋長的文化差異，並以此促成了彼此互相觀看之際的感情變化、價值差異和視角分離，終演變成現在東亞諸國深刻分離而難以彌合的文化鴻溝。總之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或許會得出不同的結認識，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看到清代盛京社會發展的情況，這正是本書研究旨趣所在。
研究清代盛京社會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盛京是整個東北地區的核心，作為推動東亞合作的一個中心區域，一直備受關注。本書的研究可以為中國東北地區與東亞合作提供參考與借鋻。
二、本書研究的基本書獻
本書以《燕行錄》文獻為中心，結合《朝鮮王朝實錄》《同文彙考》《通文館志》等朝鮮史料和東北地方志史料，進行研究。現將其中重要文獻加以介紹：
（一）相關《燕行錄》文獻
《燕行明清時期朝鮮使臣到中國朝貢期間的使行記錄。它所記載的內容，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各類人等《燕行錄》都有不同程度的載錄。可以說是研究清代社會的資料總集，其中保留了大量有關盛京地區的史料。它是外國人觀察中國的真實記錄，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
早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中國見聞的是高麗史官李承休的《賓王錄》。李承休，字體休，號動安居士，頗具纔學，以布衣身份入仕，頗得高麗忠敬王十年（1273），李承休從忠敬王子順大都覲見忽必烈，賀冊封皇後、皇太子。李承休詳細記載了使行路線、朝賀禮儀及在大都的各項活動。《賓王錄》不僅是現存部《燕行錄》，同時也朝宮廷活動的重要史料。
《燕行錄》分兩種形式，一種朝鮮使節出使中國時，由書狀官寫給朝鮮官方，彙報中國問題的重要情報，稱為“狀啟”或“謄錄”。有固定的格式，書寫較為嚴格。一種是私人著述的“使行記錄”，沒有嚴格的格式，隨手記來，多憑作者的喜好，內容五花八門，無據可考，常以“刊本”或“寫本”的方式出現在文人的私人文集中。
關於“燕行錄”的命名，明代許多使行記錄稱之為“朝天錄”，直到清代纔廣泛使用“燕行錄”這一名稱。現代學者仍習慣以“燕行錄”來統稱這類文獻，甚至越南的使行記錄也被冠以“燕行”之稱。事實上，使臣朝貢並不總是到北京，清入關前到瀋陽進行朝貢，皇帝到瀋陽祭祖，朝鮮也需派問安使到瀋陽。如遇皇帝到熱河，使臣還得到熱河。此外還有朝鮮漂民到中國所留下的“漂海錄”。因此關於“燕行錄”的稱呼還有待於商榷。一些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張存武教授提倡用“使華錄”的稱呼；徐東日教授稱以“華行錄”；張伯偉教授認為合適的名稱是“中國行紀”。著者采用的是學術界熟悉的“燕行錄”之稱。
“燕行錄”的體例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洪大容《湛軒燕記》、樸趾源《熱河日記》為代表。朝鮮文人金景善曾評價道：“適燕者，多紀其行，而三家著：稼齋金氏、湛軒洪氏、燕岩樸氏也。以史例，則稼近於編年，而平實條暢；洪沿乎紀事，而典雅縝密；樸類夫立傳，而贍麗閎博，皆自成一家。”從中可以看出《燕行錄》以日記的形式集編年、紀事為一體。
早關注燕行文獻的是金毓黻先生。1933年由他主編的《遼海叢書》中，收錄了柳得恭《灤陽錄》二卷、《燕臺再遊錄》一卷與《瀋館錄》七卷。但可惜的是，這些燕行文獻並未引起學術界的過多關注。直到1960—1962年朝鮮成均館大學大東研究院影印出版了《燕行錄選集》上、下兩冊（包括朝天錄4種、燕行錄27種、漂海錄1種），學術界纔開始重視“燕行錄”文獻。嗣後國內外先後陸續整理與出版“燕行文獻”。
國外的出版。1976—1982年，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今韓國古典翻譯院）選取20篇燕行文獻，將其譯為韓文，並附有原漢文出版，稱《國譯燕行錄選集》。2001年，韓國東國大學名譽教授林基中花費30年的時間，整理出版《燕行錄全集》100卷。同年，林基中教授與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共同出版了《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凡33種。2008年，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研究院又選輯出版了《燕行錄選集補遺》，凡3冊20種。近年，林基中教授又出版《燕行錄全集續集》50卷，共收錄約190種（含《日本所藏編》33種）。林基中先生在《燕行錄研究》一書中，將《燕行錄全集》與《燕行錄全集續集》整合成“燕行年代順”排列的目錄，共計549種。2013年，韓國推出光盤版林基中教授編《燕行錄叢刊》，收錄燕行文獻455種。2014年，再次推出《增補燕行錄叢刊》，收錄燕行文獻可達556種。
國內的出版。1978年，臺灣珪庭出版社出版了明代《朝天錄》4冊36種。大陸方面，由廣西師範大學弘華文教授主編《燕行錄全編》於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分四輯出版，共46冊。2012年，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共同出版《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共30冊，共收錄燕行文獻33種。
《燕行錄》是朝鮮使臣到中國的使行記錄，大體為當時人記當時事，且上下貫穿六百餘年，時間銜接緊密，據此可以清晰地把握相關史事的發展變化。就其史料價值而言，《燕行錄》多記載國內史書有所顧忌而不敢記錄的內容，或因國內習以為常而忽略的內容，其中既有局外人的敏銳觀察，又有對時局的精準評價，故《燕行錄》的史料價值極高。它不僅可以彌補國內官方史料的不足，還可以糾正官方史料存在的錯誤。
本書所采用的《燕行錄》文獻主要有：
成以性《己酉燕行日記》，順治二年（1645），這是大清立國個節日，朝鮮派出進賀兼謝恩使赴北京，成以性以書狀官的身份記錄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況。其書上至皇親貴冑，下至燕行路中所反映的明清兩朝之不同，如瀋陽“城內外人民連續移燕，屋宇雖存而大半空虛”。大小凌河，松山錦州一線到處可見戰爭留下的痕跡，慘不忍睹。《己酉燕行日記》是研究清初東北城鎮的重要文獻。
閔鼎重《老峰燕行記》，閔鼎重，字大受，號老峰，朝鮮仁祖二十七年（1649），閔鼎重廷試文科及第，曾任禮曹左郎、大司諫、大司憲等職，是仁祖朝一位重臣，康熙八年（1699），以賀正史赴燕。閔氏《燕行記》體例獨特，除記載每日行程之外，還有聞見雜錄，將所見所聞分門別類，其中對清初盛京文化教育、邊防、軍事設置、滿漢矛盾有詳細的記載，史料價值較高。
孫萬雄《燕行日錄》，孫萬雄，字敵萬，號野村，朝鮮顯宗十年（1669）科舉及第，歷官都監郎等職。康熙十六年（1677）以書狀官身份赴燕。此行正值“三藩叛亂”，故所記“吳王”尤為詳細，如關外吳三桂祖墳被掘，其部下受人監視等情況。孫萬雄熟讀經史，於遼野沿途所見，多能與史書所載聯繫考察。他對所經州縣各衙門、名勝、碑牌都有嚴格地考證，是《燕行錄》中上乘之作。
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吳道一，海州人，自幼聰穎，二十五歲科舉及第，三十四歲拜兵曹左郎。康熙二十五年（1686）吳道一以書狀官的身份赴燕，時值三藩之亂平定，成為此行的重點。在遼東地區見到吳三桂的部下，評說吳三桂的功過是非，並與之筆談酬酢。這不僅是研究吳三桂的重要史料，也對研究清代東北流人文化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閔鎮遠《燕行錄》，閔鎮遠，字聖猷，號丹岩，出身驪興閔氏，官至左議政。在肅宗、景宗、英宗三朝任要職，謚號“文忠”。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副使身份赴燕。閔鎮遠胸有大志，沿途軍事要地無不詳細勘察、評論。並在《燕行錄》後面附加清代八旗兵制的詳細考略，特別是對盛京地區軍政的設置及八旗駐防的記錄，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金昌業，字大有，號老稼齋，出身於安東世家。二十四歲中進士，學識廣博，但一直未入朝當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進士充當上使子弟，以“打角”身份隨團入燕，年已五十六歲。他所著的《燕行日記》是對中國百科全書式的介紹。尤其是盛京地區，介紹得極為詳細，從山川風貌到風土民情，由政治軍事到百姓生活應有盡有，史料價值極高，是本書重要的參考資料。與金昌業同赴燕京的還有崔德中，他是副使的偏裨，身份為“前縣監”。崔德中所著《燕行錄》頗為詳盡，除記正文外，還包括《入柵式》，記載過柵門的詳情。《瀋陽交付分納》記載在瀋陽的公事活動。論其史料價值不僅是《老稼齋燕行日記》的補充與擴展，同時也是研究清代陪都盛京的重要史料。
李器之《一庵燕記》，李器之，字士安，號一庵，康熙五十九年（1715），以子弟軍官身份入燕，他繼承了前輩《燕行錄》的寫法，逐日記錄經過的城市、山川名勝，風土人情和居民信仰情況。
姜浩溥《桑蓬錄》，姜浩溥，字養直，號四養齋，雍正五年（1727），以隨員身份赴燕，作者眷念明朝，仇視清朝的情節頗重，貫穿全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觀察角度，對研究清初北伐思想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李宜顯，字德哉，號陶谷。官宦出身，是朝鮮肅宗、顯宗、英祖三朝著名政治家。兩次出使中國，不記日記，卻用筆記的形式分條記錄了當時中國的政治、民生、社會、軍事、民俗等情況，是研究康熙末年到雍正時期清代盛京地區的重要文獻。
李商鳳《北轅錄》，李商鳳，字伯祥，號懶隱，朝鮮“少論”派名家出身，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子弟軍官身份赴燕，用獨特的視角，介紹了沿途北中國的地理和風土人情。
洪大容《湛軒燕記》，洪大容，字德保，號湛軒，出身世家，家學淵源。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以子弟軍官的身份入燕，遊訪中國，通過筆談結識過的中國文人非常多，並與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進行了坦誠的交流，其中與盛京拉助教，狼子山周學究進行筆談，可以看出盛京地區文人的心態。他北行一路，所記載的農耕、工商交通運輸、車制、建築、器物利用等，也是研究清乾隆時期盛京地區的重要史料。
徐浩修《燕行紀》（又名《熱河紀遊》），徐浩修，字養直，號鶴山，是正祖朝一位重臣，乾隆三十年（1765）和乾隆五十五年（1790）兩次赴燕。《熱河紀遊》的卷記載了從鎮江城到熱河的旅程，重點記載了乾隆時期邊境的軍事設置情況，對深入研究清中期清代盛京軍事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李土甲《燕行紀事》，李土甲，字信卿，出身官宦世家，乾隆四十二年（1777）以鼕至兼謝恩副使的身份出使北京。《燕行紀事》，除記載出使過程的主體部分外，還有《見聞雜記》和《附詩》兩部分，其中《見聞雜記》描寫了北中國的物產、服飾、信仰和百姓生活，對深入了解當時社會情況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李德懋《入燕記》，李德懋，字懋官，號青莊館、寒竹堂等，是北學派的代表人物。《入燕記》著重描寫了所經之地的風土人情和百姓的生活狀態，敘述簡略，文筆優美，是《燕行錄》中的上乘之作。
樸趾源《熱河日記》，樸趾源，字仲美，號岩燕，朝鮮北學派代表人物。乾隆四十五年（1780），44歲的樸趾源陪三從兄樸明源出使清朝。《熱河日記》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客觀地反映乾隆時期清朝社會及傳統文化的名著。其《渡江錄》《盛京雜識》《驲汛隨筆》是介紹盛京地區的情況，是本書重要的參考資料。
李海應《薊山紀程》，李海應，字聖瑞，號東華，士大夫門第出身，嘉慶八年（1803）以隨員身份出使北京。《薊山紀程》的第五卷介紹了沿途所見城闕、沿邑及當時人的衣、食、住、行情況，頗具有史料價值。
李永得《燕行錄》，李永得，清乾隆五十年生，卒年不詳。清道光二年（1822）朝鮮派出鼕至兼謝恩使團赴京，李永得以書狀官伴倘的身份同行。其所著《燕行錄》共十六卷，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其中卷一記錄了使團基本概況和行程路線；卷二記錄沿途北中國“風景名勝”“叢祠梵宇”“行商販賣”“社會民俗”等情況；卷六至卷八為燕行日記，這些都為論文寫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