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環壕與城垣的發生、性質及演變
一、設壕（城）遺址的基本性質 / 002
二、環壕功能的衍變 / 007
三、城垣的發生與推廣 / 016

第二章
姜寨、半坡、魚化寨環壕遺址的功能、關聯與相關空
間組織
一、姜寨、半坡、魚化寨環壕遺址的功能及相互關
聯 / 028
二、“姜寨 - 半坡”及“半坡 - 魚化寨”環壕遺址組
合的地位與半坡類型的權力架構 / 041
三、仰韶文化早期的空間架構 / 053
第三章
東亞大陸腹地核心區東周以前設壕（城）遺址的分布與“中
國”的產生
一、“神明之隩”與設壕（城）遺址 /066
前 3400 前 3100 年前後鄭洛一線
設壕（城）遺址群的組織 / 077
三、“中國”成立的地理依據 / 089
第四章
良渚文化的空間架構與權力規模
一、良渚文化與良渚文化的產生 / 110
二、良渚文化初創期的聚落繫統與權力規模 / 119
三、良渚文化壯大期的聚落繫統與權力規模 / 129
四、由調適到衰落的良渚文化聚落繫統與權力規模 / 135
第五章
尉遲寺環壕遺址及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地域控制
一、一個特別的遺址 / 146
二、尉遲寺環壕遺址的構成分析 / 148
三、尉遲寺環壕遺址輻射範圍及地位 / 157
四、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繫統的控制 / 164
第六章
周人的西都與東都
一、周人西都與東都研究的核心問題 / 180
二、“ 京”為何？ / 181
三、鎬京之辯 / 186
四、五邑與西都 / 192
五、周居及大邑成周 / 198
六、成周的變異與東、西周 / 209
後記

一、設壕（城）遺址的基本性質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上，有時可以見到壕溝圈圍一定地段的做法。一些研究者將這種溝狀設施統稱為“環壕”，並將擁有環壕的遺址稱作“環壕聚落”。在漢語語境下，“聚落”一般統指城鎮、村落等常規居民點，可某些擁有環壕的遺址未必為常規居民點，因此本書將擁有環壕的遺址稱為“環壕遺址”，與之對應，也將擁有城垣的遺址稱作“城垣遺址”，當環壕與城垣共存時則稱“壕垣遺址”，並用“設壕（城）遺址”通稱設置了環壕或者城垣的遺址 [1]。

在金屬工具普遍使用之前，人們的挖掘效率十分有限。從經濟學的觀點看，人們花費許多力氣去挖掘壕溝，應該具有明確的目的。從其自身條件看，具有圈圍價值的壕溝的功能可能包括防御、防洪、防止牲畜走失和特殊空間界定等。

東亞大陸腹地早一批新石器時代具有圈圍價值的壕溝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寬度小於 2 米，深度不足 1 米。由於這些遺址既有位於雨水較為豐沛的江漢平原，也有位於氣候相對干旱的黃河中遊及西遼河流域，所以這些實例似乎表明在東亞大陸腹地的廣大地區裡，上列的功能中，特殊空間的界定應該是環壕為基本的功能，因為這種寬度、深度都十分有限的壕溝不可能真正起到防洪、防御和防止牲畜走失的作用（表 1.1）。

距今 7500 ～ 7000 年左右，在遼河、灤河流域存在著三個興隆窪文化晚期的環壕遺址，其中靠近主要異文化地區的遷西東寨遺址上的壕溝口寬 2.6 米、深 2 米 [2]，具有一定的軍事防御、防洪以及防止牲畜走失的價值 [3]，而遠離主要異文化地區的林西白音長汗遺址上的壕溝窄處僅寬 0.8 米 [4]，不具有軍事防御、防洪及防止牲畜走失的價值。這種情況似乎提示我們，歷史地看，在中國的特定條件下，軍事防御、防洪及防止牲畜走失隻是具有圈圍價值的壕溝的衍生功能（圖 1.1）。

在我們看來，陳曉華認為“界標是新石器時代中期聚落環壕基本的功能”[5]是合理的。可具有圈圍價值的壕溝是否僅僅是“居民領地意識的物化”，還可以進一步討論。

觀察現知較早的、壕溝保存比較完整的新石器時代的環壕遺址，會發現這些壕溝的圈圍範圍多為由西南而東北地延展，且壕溝平面的西南隅或東北角都經過特殊處理。例如泗洪韓井遺址的壕溝圈圍範圍由西南而東北地展開且西南隅突出，泗洪順山集遺址壕溝圈圍範圍基本為由西南而東北地延展，濟南小荊山遺址和林西白音長汗遺址 A 區的情況大略相同，表現為西南隅缺失。由於上述例子的壕溝轉角均為弧線，因而很難確認東北角是否完整，可在這些遺址中，至少林西白音長汗遺址 A、B 兩區的壕溝可以明確為東北角缺失（圖 1.2）。

這樣的壕溝平面形態讓人不由得想到歷史上的明堂禮儀。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玊帶上“黃帝時明堂圖”，該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6]。在我們看來，壕溝圍合所呈現的由西南而東北的延展和對壕溝圈圍範圍西南隅和東北角的加工，其實是在提示一條由西南而東北的動線的存在。而這條動線對應的就是明堂祭祀，也就是說，新石器時代的這種十分難得的壕溝圈圍的應是明堂祭祀空間。

按照古典文獻，明堂是上古帝王隆重的綜合性禮儀建築，其可以用作朝會諸侯、發布政令、大享祭天、配祀祖宗、養老誨稚。其建築形式十分隆重，甚至為特別的帝王所獨有，因而環壕遺址也就自然稀見。

把工程邏輯與考古發掘的資料結合，或可認為，環壕是城垣的先導，在一定條件下，城垣可以視為環壕的替代。《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說：“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7]

這一方面表明了城垣本與高等級祭祀的對應，另一方面也表明城垣設置的核心目的是宗廟的維護和相應祭祀隆重水平的提升。由於明堂祭祀包含著祭祀先祖的內容，所以，《左傳》的說法應該支持環壕界標是明堂祭祀存在的判斷。

現知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設壕（城）遺址不過300餘處，可《尚書·堯書上》說帝堯“協和萬邦”[8]，《史記·周本紀》說周武王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9]。雖然“萬邦”“八百諸侯”數目可能誇張，但無論如何由考古所見之帶有環壕或城垣的遺址的數量與當時的“都”或“諸侯”之數目還是有很大差距。這種差距應該表明，在當時一般的“都”或“諸侯”是不能擁有設置環壕或城垣的祭祀場所的。由考古資料也可以看到，諸如磁山 - 北福地文化、跨湖橋文化、馬家窯文化、趙寶溝文化、河姆渡文化、薛家崗文化等一繫列文化中並沒有設置環壕或城垣的遺址存在，也可以作為以上說法的證據。由此，帶有環壕或城垣的遺址應是強勢族群或者由強勢族群支配的高等級的祭祀中心，亦即上引《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的說法中，在“宗廟先君”前應該加上“天子”或者“高等級諸侯”的字樣。或可推論，至少在新石器時代，環壕和城垣是一定族群擁有特殊權力的表達。在通常情況下，相對於擁有環壕或城垣的族群，那些不擁有此類設置的族群至少在名義上處於從屬的位置。 《左傳·成公十三年》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10] 可見在上古時期，祭祀活動在社會生活組織上地位特殊。因此，高等級的祭祀場所一定會在空間和社會組織上扮演重要角色。這樣，更為具體地了解壕與城的使用方式和功能衍變，對於了解一定時期的社會空間認知和聚落體繫的構成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