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前言

部分 歷史與真相

歷史的價值

軍事史的重要性

歷史的探索

歷史的處理

科學的方法

對真實的畏懼

對真實的逃避

盲目的忠誠

第二部分 政府與自由

被蒙蔽的當權者

民主的約束

民主制度中的權力政治

幕後的人物

獨裁模式

獨裁心理學

獨裁統治的基本缺陷

令人不安的趨勢

強制謬論

強制使人進步？

第三部分 戰爭與和平

權力欲望

權宜的短視性

信守承諾的重要性

慎重許諾的重要性

戰爭病菌

戰爭病菌如何起作用？

戰爭病菌如何頑強存續？

勝利的錯覺

克制的重要性

條約的錯覺

知識分子的兩難

服從的局限性

武力的問題

限制戰爭的問題

裁軍問題

非正規戰爭的問題

世界秩序問題

世界信仰問題

結語

前言

我所提供的個人見解如果有任何價值的話，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歸功於我本人的運氣。盡管我也同大多數人一樣需要謀生，但罕見的好運使我能夠憑借發掘事實真相來生活，而不是依靠掩蓋事實真相；然而太多的人卻為工作環境所迫而違逆

本心。

歷史寫作的工作異常艱苦——而且也是累人的工種，與任何其他類型的寫作相比而言。正如辛克萊·劉易斯被年輕人問及成功的秘密時所回答的那樣——它需要“你的板凳工夫要足夠長”。

歷史寫作還是令人氣惱的工作之一。正當你以為已經破解了一連串證據時，它又糾結成一團新的亂麻。而且，就在你似乎能夠蓋棺定論時，又很可能會被令人難堪且無情的事實所羈絆或推倒。

那麼，回報又有哪些呢？首先，這是一份趣味和刺激不斷的工作——就像一個不會完結的偵探故事，你不僅僅是讀者，而且還親身參與其中。

其次，這種持續的練習是對精神關節炎——這是許多刻板工作的職業病——好的矯正措施。

第三，並且為關鍵的是，它在一個重要的方面受到的職業限制少。

關於歷史寫作的另外一點要說明，就是必須用手寫，不要口授。隨時能夠看到前面幾段所寫下的文字內容，這一點至關重要——既是為了協調，也是為了上下文的關聯性。而且，在每一種情形下，也是為了主題和風格。

我想要強調的是歷史對於個人的根本價值。正如布克哈特所說的那樣，我們對經驗更深層次的期望，“不是使我們（下一次）更加精明，更是要使我們（永久地）更為智慧”。歷史教給我們人生的哲學。

兩千多年以前，古代歷史學家裡為明智的波裡比阿在《歷史》一書的開篇即說道：“好的啟發教育，莫過於回顧他人的災難。甚至要想學會如何有尊嚴地承受命運的沉浮，這也是的途徑。”作為事情是如何被搞砸的記錄，歷史無疑是我們的幫手。

一種著眼於長期的歷史觀念不僅能夠幫助我們在“危難時刻”保持冷靜，而且還可以提醒我們，再長的隧道也有終點。即便我們看不到前方有什麼希望，但關注歷史的未來演變也有助於我們繼續生活下去。對於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這種歷史觀念是對自我毀滅衝動的有力的阻斷機制。

我還要補充的是，對於人類而言，現在的希望就是將我所研究的特殊領域——戰爭——變成一個純粹出於興趣的考古課題。因為，隨著核武器的出現，我們要麼走向戰爭的終結——至少就我們所知的歷史上國家間大規模的戰爭而言——要麼走向歷史的終結。

在 1960 年代，李德·哈特的聲譽達到了非凡的高度。當他於 1960 年訪問以色列時，他的旅行比瑪麗蓮夢露以外的任何其他外國遊客都激發了更多的公眾興趣。

——布賴恩·霍爾登·李德

李德·哈特1970 年去世時，他作為軍事思想家的聲譽非常高。然而，事後評估卻更加矛盾。

——克裡斯托弗·巴斯福德

哈特以其關於軍事歷史和戰略的書籍而聞名，但在這裡他討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學和哲學問題，這是大部分歷史的基礎：為什麼我們似乎沒有從過去學到很多東西。哈特指出——盡我們所能地學習——多數人終都缺乏對理性（和道德）的依賴，而往往專注於目前需要處理的狹隘和情緒化的考慮。所有不僅關心軍事歷史，而且關心廣泛的政治學——以及國家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都應該閱讀這本書。

——亞馬遜美國讀者

這是一本愈讀愈驚心的奇書，因為它圍繞戰爭的爆發、過程、結局以及預防所作的反思具顛覆性。如果詰問：宏觀上充斥偶然性，微觀上受個人因素制約的各種戰爭，其至深處的邏輯究竟是怎樣的？那就讀它，書裡有一把前所罕見的“密碼匙”。

——華語作家劉荒田

歷史的價值

歷史的目標是什麼？我會相當簡要地回答：就是“真相”。這個詞彙和觀念已經不再時髦了。但是藐視抵達歷史真相的可能性，其後果比執著不放這種可能性還要糟糕。

這一目標也許可以更謹慎地表達為：找出曾經發生了什麼，同時試圖揭示它們為什麼會發生。換句話說，即尋找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繫。

作為引導路標，歷史有其局限性，盡管它能夠向我們指明正確的方向，但卻無法提供詳細的路況信息。不過，作為警告性標志，它的消極價值更為確切一些。即便歷史不能教導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但通過展示人類容易一犯再犯的常見的錯誤，歷史可以指示給我們應該避免什麼。

歷史的第二個目標是它的實用價值。俾斯麥（Bismarck）曾說：“愚人們說他們從經驗中學習，而我寧願從他人的經驗中受益。”就這一點而言，研究歷史可以為我們提供盡可能廣泛的機會。歷史是普遍的經驗，它無疑比任何個體的經驗都更長久、更廣泛、更多樣化。

人們常常基於自己的年齡和經驗而自詡智慧超群。中國人尤其敬老，而且認為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必定比其他人要更加聰明。但是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八十年並不算什麼。隻要不是文盲，任何歷史研究者的頭腦中都累積了三千年以上的經驗。

波裡比阿對第二個目標曾有過高論：“人類的變革之路有兩條：一條是通過他們自身的不幸遭遇，另外一條則是通過他人的不幸遭遇；前者為明確無誤，後者痛苦則比較少……對實際生活而言，從真實的歷史中習得的知識就是好的教育。”

在我自己特殊的研究領域內，這一忠告的實用價值曾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通過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歷次戰爭，我就可以推演出那些在次世界大戰中讓各國總參謀部始料不及的事態發展的主要動向。為什麼它們不曾被推演出來呢？部分原因是因為各國參謀總部研究的範圍太過狹窄，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被自己的專業興趣和情感所蒙蔽。但是某些可以超然思考的非官方戰爭研究者卻準確地推演出了那些“始料不及”的事態發展，例如波蘭銀行家布洛赫，以及法國軍事作家馬耶爾（Captain Mayer）。

因此，在研究次世界大戰之後幾十年間的軍事問題時，我總是試圖從歷史出發，經由當下進入未來，並做出預測。我知道，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決定性發展所做出的預測，要更多地歸功於這一歷史方法的運用，而非我自己的靈感。

歷史記載著人類的進步和跌倒。歷史記錄向我們表明，進步是緩慢和微小的，而跌倒則快速且繁多。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從前人的失足和跌倒中受益。意識到自身的缺點，我們就不會輕易地譴責過去那些犯了錯誤的人，而如果我們未能認清錯誤，則受譴責的就應該是我們自己。

當前一個普遍的傾向是將歷史視為專業化的學科，這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恰恰相反，歷史是對所有專業化的根本性矯正。可以說，歷史是內容廣泛的研究，它包含了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它通過指出人類是如何重復犯錯以及那些錯誤是什麼，來奠定教育的基礎。

軍事史的重要性

八十年前，約翰·理查德·格林在其歷史暢銷書《英國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中這樣表述道：“在歐洲國家的真實故事中，戰爭僅僅起了很小的作用，而在英格蘭，它的作用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小。”這真是一個與歷史相悖的驚人說法。在今天看來，它的諷刺意味引人側目。

這一觀點也許導致了之後我們所遇到的某些困難。在近的幾代人中，盡管所有其他知識領域的研究都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對於戰爭的繫統性研究在大學裡受到的關注卻極少，從政府方面獲得的資助也少得可憐。

大學對戰爭研究的忽視跟進化史觀和經濟決定論的流行有著密切的關繫。這種觀點傾向於認為，事物的發展不受個體和偶然事件影響；“將軍和國王們”並不重要，他們的爭吵干擾不到歷史潮流的湧動。

這其中的荒謬顯而易見。如果波斯人征服了希臘，如果漢尼撥占領了羅馬，如果愷撒不願跨過盧比孔河，如果拿破侖在土倫陣亡，誰能相信世界歷史還會一成不變？如果諾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戰役中被擊敗，或者——就在不久前——如果希特勒抵達了多佛而不是留在敦刻爾克，誰能相信英國的歷史不會受到影響？

這些重大事件，即改變歷史的“意外”，不勝枚舉。但是在所有造成歷史進程突變的因素中，戰爭是偶然性少的一種。

實際上，在那些能影響歷史進程的戰爭中，理智的作用要遠遠大於運氣。創造性思維往往比勇氣甚至是天纔的領導更重要。將其歸因於戰鬥中的靈光一現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習慣，而比較接近事實的是它來自於很久以前就撒播下的種子，例如獲勝的一方對新的軍事技能的應用，或者是戰敗一方本可以避免的軍事技能的衰退。

與那些從事其他職業的人不同，“常規”軍人並不能定期地履行他的職責。甚至可能有人爭辯說，從字面意義上講，軍人根本就不是一種職業，而僅僅是“臨時雇傭”——而且，自相矛盾的是，當不打仗也領薪的正規軍取代了為了戰爭的目的而招募和付酬的雇傭軍之後，軍人就不再是一種職業。

如果說就工作這一角度而言，嚴格來講“職業軍人”並不存在，當今大多數的軍隊也不適用這個說法。但在實踐中，這一觀點卻得到了強化，因為與過去相比，現代大型戰爭的次數雖然減少了，但規模卻更大。而在和平時期，即便是到位的訓練跟戰爭的實踐相比，也隻是紙上談兵。

但是上述經常被人引用的俾斯麥名言對此給出了不同的且較為鼓舞士氣的觀點。它使我們認識到存在著兩種實踐經驗——直接的和間接的——而這兩者之中，間接的實踐經驗可能更有價值，因為它無疑是更為廣泛的。即便是在為活躍的職業生涯中——尤其是士兵的——獲得直接經驗的機會和可能性也極其有限。與軍事正相反，醫療行業有著持續不斷的實踐機會。然而，醫藥和外科醫學的巨大進步也要更多地歸功於科學家和研究人員，而不是執業醫師。

在本質上，直接經驗過於狹隘，以至於無法形成充分的理論及應用基礎。充其量，它們隻能制造一種僵化思維的環境。而間接經驗的更大價值在於它們的多樣性和廣泛度。“歷史是普遍的經驗”，它不是某個人的經驗，而是許許多多人在各種條件下的經驗。

軍事史在士兵的訓練和心智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這也是它作為軍事教育基礎的合理解釋。但是，與所有經驗一樣，其效果有賴於它的廣度、它與上述定義的契合程度，以及研究方法。

軍人們一般認為，拿破侖那句經常被引用的格言中包含著普遍的真理：在戰爭中，“精神的作用是物質的三倍”。實際的算術比例也許沒有意義，因為如果武器不足，士氣就容易低落，而再強大的意志放在死人身上也毫無用處。然而，盡管精神和物質因素是不可分割的，這句話卻經久不衰，因為它揭示了精神因素在軍事決策中的主導作用。

精神因素常常改變了戰爭和戰役的結果。在戰爭史上，它們構成了更為恆定的因素，隻是程度有所變化，而幾乎每一場戰爭和軍情中的物質因素都不一樣。

歷史的探索

不過，歷史的益處在於它視野寬廣，而這又有賴於對歷史進行廣泛的研究。深入挖掘某個片段是一種有價值且必要的訓練，它是學會研究歷史的途徑。但是隨著挖掘的深入，借助廣泛的測度來確定自己的方位也同樣重要，這對正確評估研究成果的意義至關重要，否則就會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

歷史的日益專業化往往會降低歷史的可理解度，從而喪失掉對於社會的益處，即便對由專業的歷史學家所構成的小社群來說也是如此。

對任何歷史學家來說，身處世界事務當中並見證歷史的發生，都是一種寶貴的經驗。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價值是來自於對偶然因素的認知，例如，肝髒疾病、頭腦失靈、一場突然爆發的爭吵，或者是午餐時間受到干擾。

具備當前如何形成決策的經驗，會有助於我們理解那些過去發生的事。我曾十分有幸近距離見證某些歷史片段的發生，而且是在旁觀者樂享的超然位置——俗話說，旁觀者清。經驗告訴我，這通常是一種偶然性的遊戲——如果個人的不喜歡、家庭爭執或嚴重的肝髒疾病的重大影響可以算作是偶然因素的話。

通過觀察各種委員會的工作，我很早就意識到午餐時間的重要性。在一件事情上已經慎重討論和仔細權衡了兩個多小時，但是後那十五分鐘卻比之前所有的時間都重要。十二點四十五時還看不到達成共識的可能，而到了下午一點鐘，或許未經爭論就做出了重大決定——因為那些委員會成員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了他們的手表指針上。這些轉動的指針能夠顯著地提升大腦的運轉速度，到了可以當機立斷的程度。在任何委員會當中，較有勢力的成員總是更可能有午餐約會要赴，而越是重要的委員會越容易發生這種偶發情況。

精明的委員會成員常常在這種時間算計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技巧。他會在臨近午餐時間時纔介入討論，此時大部分與會者會傾向於接受任何還說得過去的提議，好去趕赴他們的午餐約會。有時，他會等待足夠長的時間，以確保那些可怕的對手不得不在投票前一個個地走掉。拿破侖曾說，軍隊是靠胃來行軍的。根據我的觀察，我很想再補充一條：“歷史是由政治家的胃推動的。”

這一觀察不僅針對時間的概念。日本人認為勇氣就位於胃部。軍事歷史上有大量證據表明，部隊的鬥志取決於士兵胃部的狀態，並隨著後者的變化而變化。激情也存在於這個部位。所有這些都顯示出正常人的精神和士氣對肉體的依賴程度。因此，歷史學家從中認識到，那些決定國家命運的大事件，其決策的原因並不是出於均衡的判斷，而是來自一時的情緒，以及低級的個人因素。

在“與世隔絕”的歷史學家中，另外一個危險是他們通常過於重視檔案記錄。身居高位的人對他們的歷史名譽有著強烈的意識。許多檔案都是為了欺騙和隱瞞而寫就的。此外，那些決定著事態發展的幕後鬥爭，卻很少被記錄在案。

經驗也使我對歷史的偽造過程有所了解。沒有什麼比歷史文檔更能騙人了，歷史文檔經過竄改，其結果還不如絲襪透明。這就是1914—1918年戰爭作為歷史學家訓練場的價值所在。各國政府開放了它們的檔案館，政治家和將軍們也不再緘默，及時地用其他目擊者的親身觀察來核對他們的記錄。此類工作做了二十年之後，單純的檔案歷史在我看來就像是神話。

對於那些仍然對歷史檔案深信不疑的學院派史學家，我經常用一個小故事來教育啟發他們。1918年3月，當英軍防線被突破而法軍前來協防時，一位著名的法軍將領來到了某軍司令部，威風凜凜地命令部隊在當晚據守某條防線，並在第二天一早發起反擊。該軍指揮官接到命令後大惑不解，喊道：“但是這條防線已經在德軍後方了啊。您昨天就將它丟掉了。”這位偉大的將領會心一笑，然後說道：“這是為了歷史的需要。”需要補充的是，在這場戰爭中的大部分時間裡，該將領一直位高權重，那些官方歷史後來所依賴的檔案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在官方檔案裡可以發現很多空白，那些可能會損害指揮官名譽的文件都被抽取出來銷毀了；而更難發現的是一些用來調包的偽造文件。大體而言，英國的指揮官們似乎還比較老實，僅僅是銷毀文件，或者將命令的日期提前幾天。法國人則要狡猾得多。一名將軍會根據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達命令，從而捍衛了部下的生命和他自己的名譽，因為沒有人發動攻擊，但是所有人都分享了榮譽，因為這已記錄在案。

當我發現一些將領花那麼多的時間來為歷史學家準備材料時，有時會比較好奇，這場戰爭到底是怎麼打的。如果過去的偉人們——那時的證據更難以檢核——也像近代的偉人們一樣具有歷史感，那麼任何早於現代史的東西還能有什麼價值？

探索歷史是一種令人清醒的經歷。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在回復一封質詢信時，曾流露出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我寫了太多的歷史，以至於真的相信它。因此，如果有人打算和我不一樣，我準備表示認可他的說法。”研究戰爭史尤其有助於破除幻覺，即使不是為了適應宣傳而故意捏造事實，人們所做證詞的可靠性及其總體的準確性也都大有問題。

盡管歷史學家發現查明歷史的真相非常困難，但他已通過實踐培養出看穿假像的能力——這是一個相對容易的任務。關於歷史證據，有一項可靠的原則是，自我辯護都值得懷疑，但坦白招認就比較可信。如果有一種說法體現了普遍的真理，那就是“除非親口供認，否則任何人都不能被定罪”。運用這一檢測方法，我們可以對歷史以及歷史的形成做出明確的判斷。

勞合·喬治常常在談話中向我強調，有一個特征可以用來區分一流的政治家和二流的政客，那就是前者總是小心地避免做出任何明確的聲明，以防日後遭到批駁，因為假以時日，他總有可能會被抓住把柄。我從勞合·喬治那裡得知，他是在1914年之前的國會經歷中學到了這一課。

歷史的處理

越來越多的當代歷史學家——例如維羅妮卡·韋奇伍德——已經證明，優秀的歷史作品和良好的閱讀體驗可以兼得。他們取代了神話作家，使歷史重新為人類服務。雖然如此，學術界對文風的懷疑依然存在。這些學究應該好好想一想那句“創作時艱苦，閱讀時輕松”的諺語。這種艱難的寫作能夠促進思考。

清晰地提煉事實遠比模糊的描述更為喫力。比起雲山霧罩的文字，在直白清晰的語句中更容易發現記述的錯誤。作者如果不想被抓到錯處，他就必須小心謹慎。而這種在寫作上的謹慎也要求務必慎重地對待史料，並正確地評估它們。

隻要能夠保持洞察力，進行更為深入的心理分析就是一件好事。同樣地，隻要能夠揭示人物的真實性格，剝開偽裝也就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用迎合低俗口味的廉價色彩來代替維多利亞時代的油漆，則除了用於推銷之外，就沒有其他的好處了。

而且，對人物性格的探究容易過頭，以至於有將人物的言行表現都隱入幕後的毛病。這無疑會簡化傳記作者的任務，他們可以不必去了解傳主一生工作領域的相關知識。不借助治國理政、戎馬生涯、科研道路、文學成就，我們就能夠憑空想像出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將軍、科學家或作家嗎？那他們必然看起來平淡乏味、一無所長。

人們經常爭論的一個問題是，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真正的答案似乎是，歷史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歷史研究應該具備科學的探究精神，對待史料必須以科學化的審慎態度和力求準確。但是，如果沒有想像力和直覺的幫助，就無法解釋它們。證據的數量是如此龐大，以至於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選擇，而有選擇的地方就有藝術。

探索要求客觀，而選擇卻是主觀的。選擇的主觀性可以並且應該通過科學的方法和客觀性來進行調節。太多的人僅僅是想從歷史中尋找材料，以供說教之需，而不是尋求事實以作分析之用。但是分析之後需要再運用藝術，以挖掘出史料背後的意義，並確保它能夠為人所知。

在19世紀，由蘭克領導的德國歷史學派開啟了嘗試以純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潮流。這一風氣也傳入了英國的史學界。他們不接受任何總結和歸納，並且認為任何引人入勝的書籍都是可疑的。於是歷史開始變得枯燥乏味，而且毫無意義，僅僅成為專家們的研究對像。

於是，新的神話填充了這一空白，它們給人以強烈的刺激，卻帶來可怕的後果。整個世界因此而受苦，而德國的苦難甚，因為歷史生命力的喪失就肇始於德國。

科學的方法

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是生存的前提。這取決於簡單而根本的態度問題。要應對當今世界的問題，我們首先要認清它們，並對它們進行科學的分析。這要求我們擺脫偏見，而且要具備洞察力和分寸感。必須有能力考慮到所有相關因素，加以公正地權衡，並將它們相互聯繫起來，我們纔有希望得出準確而平衡的判斷。

洞察力也許是一種天賦——分寸感也是，但免於偏見的自由可以幫助提升這兩種能力。這種提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希望獲得提升的個人，以及實現提升的能力——至少，可以向它靠近。方法也很簡單——卻未必容易——首先需要經常性地進行自我批判，其次是對精確表述的重視。

不過，比較容易的是找到一種進步且合適的指標，以承擔行使判斷的責任。如果一個人看到或者聽到任何他所感興趣的事物遭到批評，請留意他的個問題，是否與該批評的公平性與真實性相關。如果他對於任何此類批評都帶有強烈的情緒，如果他的不滿是因為“不得體”或者會帶來不良反應——簡而言之，隻要他所關心的不是“這是真的嗎”，那麼他的態度就是非科學的。

同樣地，如果不是根據其優點而是根據其首倡者來評判一種觀點，如果他將某種觀點視為“異端邪說”，如果他認為權威必定是正確的——因為權威就是權威，如果他將某項批評視為全盤否定，如果他把意見與事實混為一談，如果他聲稱任何意見的表達是“毫無疑問”的，如果他斷言某件事“永遠不可能”發生，或者任何觀點是“必然”正確的，那麼他的態度也是非科學的。通往真相的道路是由質疑鋪就的，並被客觀的探索精神所照亮。主觀地看待任何問題都是在自欺欺人。

倘若，過去對戰爭的研究經常被證明無法為下一次的戰爭提供有效的指導，這並不意味著戰爭不適用於科學的研究，而是說明這一研究在精神和方法上還不夠科學。

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戰爭持續地揭示了戰爭的演變趨勢，那些權威的軍事思想流派居然會對此趨勢完全誤解，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可能的解釋就是，他們對戰爭的研究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

但是，即使我們能夠減少軍人所撰寫和講授的軍事史當中的錯誤，仍然存在著根本性的困難。在戰爭的壓力下，信念對於軍人來說至關重要，以至於軍事訓練要培養無條件服從現行條例的習慣。盡管戰鬥是對理論好的檢驗，然而戰鬥隻占軍人生涯的一小部分，軍隊中有太多的東西足以促使他們變成理論的奴隸。

況且，軍人必須有信念能夠打敗敵人，因此，質疑進攻獲勝的可能性——即便是從物質方面考慮——將冒使軍人喪失信念的風險。懷疑令人不安——當然那些哲學的頭腦除外，而無論是在高層還是基層，軍隊都不是由哲學家組成的。在其他任何活動中，樂觀精神都不像在軍事活動中那樣，是成功的必要條件，因為軍事活動要面對的大部分情況是未知的——直到死亡的那一刻。樂觀與盲目之間的差別很小，因此，軍人們常常樂觀到盲目的程度，而成為信念的受害者，就不足為奇了。

著名的龍門書院的課本裡每一頁的上方都印著一句話：“學生必須首先學會以懷疑的精神來處理問題。”這一訓誡所提出的考驗是軍人所無法面對的。11世紀的張載則更為明確地教導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對真實的畏懼

我們從歷史中得知，無論在何時何地，大多數人都對批評他們的制度心懷不滿，盡管事後看來這些批評都是事實。我們也知道有許多善良的人們都不願承認事實的真相，因為真相足以破壞他們怡然自得的信心，而天下就沒有什麼比拒絕承認真相更能助長虛偽及由此衍生的罪惡了。有這種傾向的人總是對正常的批評感到震驚，並且認為某些事情過於“神聖”而不敢深究。

我認為，理想的人生狀態就是用清澈的雙眼去面對生活，而不是像盲人、傻瓜和醉漢那樣瞎撞亂逛。在思考層面上，後者正是常見的偏好。遇到任何事反應是先問“這是真的嗎”，這樣的人也太少見了！除非這是一個人的自然反應，否則就不能說明在他的心目中是真相至上。然而，若非如此，也就無法取得真正的進步。

在所有的幻覺中，危險的莫過於以提振國家和軍隊的士氣為由而偽造歷史。盡管這種經驗教訓為慘痛，它卻是難吸取的。那些曾經損失慘重的人卻熱切地表現出，他們還願意損失更多。

1935年，一位知名的德國將軍曾在該國主要的軍事報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我們為何不能偽裝？》。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它並非呼吁重拾和提升視覺欺騙的藝術，從而達到隱蔽部隊行動和位置的目的。作者希望德國軍隊采納的偽裝方式是，掩蓋歷史中不那麼使人愉快的地方。他強烈反對在次世界大戰後將前政府外交部文件悉數公開發表，甚至包括德皇在文件邊緣上所做的親筆批注。這位將軍鼓吹應在歷史領域使用欺騙手段，並以一句著名的英國格言作為結論：“有效即真實。”

軍事史研究者對這一呼吁並不意外，他們奇怪的是這位將軍似乎認為這是什麼新鮮事物。具有“官方”身份的歷史，天生就有所保留；再加一個“軍事”的前綴，就很可能意味著雙重的保留。史學史裡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偽裝戰術在應用於戰場之前早就活躍在歷史領域了。

虛假的歷史不僅掩蓋了本來可以彌補的缺陷和不足，還制造出虛假的信心，而虛假的信心正是軍事史裡絕大部分失敗背後的原因。它是腐化軍隊的毒菌，其影響卻廣得多，時間也更早期，因為軍事領導人的虛假信心一直是戰爭的推動力。

對真實的逃避

我們在歷史中看到，人們一直在重復彼拉多的話：“什麼是真實？”而且是在令我們感到不解的情況下。這句話一再被當作煙幕，以掩護個人的或政治上的伎倆，並掩蓋對問題的回避。在深層的意義上，這也許是一個正當合理的問題。然而對時局的觀察越久，我就越明白，我們有多少麻煩是來自於我們在方方面面都有的一種壞習慣，就是明明知道事情為真卻偏要加以隱瞞或歪曲。這種歪曲和隱瞞的理由是效忠一種思想、一種雄心或者一種制度，而實際上，這種效忠是由我們自身利益所驅動的。

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中充滿了此類例證，帕斯尚爾戰役也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個。英帥黑格在戰前的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動機和信念，即在1917年由英軍從佛蘭德發起進攻，要在美國人到來之前獨立贏得戰爭。而當他準備發動攻勢時，所有的情況都已發生改變，法軍的主要將領也表達了深切的疑慮。由於他急於說服顧慮重重的英國內閣允許他實現其夢想，他隱瞞了所有他已然知曉的不利因素，並且極力誇大那些看起來有利的條件。當他在7月的後一天發起進攻時，關鍵的部分完全失敗了。而他卻向倫敦報告說，結果“非常令人滿意”。就在那一天，天氣變得糟糕，攻勢也停滯不前。

因傷亡人數與日俱增而焦慮不安的英國首相親自來到佛蘭德視察時，黑格振振有詞，說被俘虜的戰俘身體狀況不佳，正說明他的攻勢已使德軍疲於奔命。當首相要求到戰俘收容所看一看時，黑格的幕僚就提前打電話過去，命令在首相抵達之前“將所有強壯的戰俘都隱藏起來”。欺騙一直持續，直到犧牲了四十萬人之後，這一攻勢纔得以消停。

在之後的幾年裡，黑格常常辯解說，是法國人的緊急要求以及“法軍潰敗的可能性迫使他發動攻勢”。而第二年春天，當他的軍隊因精疲力竭而無法抵御德軍的進攻時，他又開始指責英國政府。

黑格自認為是一個誠實的人，但是他缺乏自知之明。“帕斯尚爾”之所以成為不祥之兆的代名詞，是由以下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他自欺欺人的傾向，他因此鼓勵部下欺騙他的傾向，以及下屬報喜不報憂的“耿耿忠心”。對於這種善意的（未必是無私的）虛偽，帕斯尚爾戰役可以說是一次實實在在的教訓。

作為一名年輕的軍官，我曾經對上級指揮官懷有深深的敬意，但是當我從軍事記者的角度更密切地觀察他們之後，我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大失所望。那麼多看起來光明正大的人為了升遷可以不擇手段，這真是令人傷心的發現。

在那些對我曲意結交的指揮官中有一位蒙哥馬利-馬辛本特，就帥阿奇博爾德（Field Marshal Sir Archibald），他邀請我與他合寫一本關於次世界大戰經驗教訓的書。當我們一起前往戰場考察時，我發現他回避了每一個令他感到尷尬的地點。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寫這本書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證明，他時任參謀長的第四軍的戰績是多麼的輝煌無瑕。於是我婉言謝絕了參與這項宣傳工作。我發現他還有個習慣，就是對那些踫巧與他在仕途上發生競爭的其他將領，他總是要貶損諷刺一番。

盡管沒有我的協助，他後還是升遷到了軍隊的層，而在他任職期間，正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陸軍發展停滯的糟糕階段。他出任陸軍總參謀長之時，恰逢希特勒在德國上臺，這就更加不幸了。艾恩賽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接任總參謀長一職，當他審核陸軍裝備缺口清單時不禁大喫一驚，以至於他指著辦公室裡蒙哥馬利-馬辛本特和他的前任米爾恩的畫像激動地大喊：“這兩個應該負主要責任的人，應該拉出去槍斃！”（這一判決對米爾恩來說過於殘酷了。）

還有一個習慣影響可能更壞，就是那些野心勃勃的軍官在即將升任將官時，為了安全起見，他們會對自己的想法和觀念守口如瓶，直到他們進入軍隊的頂層時再付諸實踐。不幸的是，這種經過多年野心勃勃的自我壓制的結果通常是，當瓶子終被打開時，裡面的東西早已蒸發一空。

我發現，和政客一樣，在軍隊的高層當中道義之勇也是相當罕見的。我同樣驚詫於，那些顯示出強度血氣之勇的人往往缺乏道義的勇氣。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他們日益沉迷於個人的職業抱負——當不愉快的家庭生活使得他們過分地在意職業前景時，尤其如此。不過，另外一個降低道義之勇的主要原因是非工資性收入的缺乏，這使得各級指揮官為了保障子女的教育而不敢得罪上級。從德軍將領對希特勒的順從當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一因素。我更能理解這一點，因為我曾見過它在英國是如何起作用的，盡管英國的環境遠沒有德國那麼艱難。

正如我在我的回憶錄序言當中所說，作為一名“自由職業者”我是十分幸運的——雖然經常為官方提供咨詢，但我從來沒有接受官方的雇用或資助，因此在尋求真相和客觀表達我的觀點時也沒有任何“利益追求”或“個人訴求”。根據我的經驗，這世界上大部分的問題都來自於對其他利害關繫的過度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