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史記》的交往，大約已經有六十個年頭了。早是在舊制高中的時候，我曾讀過一本名為《史記通鋻抄》的教科書。進入大學後，雖說硬著頭皮一睹《史記》的真貌，但也沒有到每天都要翻閱《史記》的程度。不過，在思考中國古代歷史的時候，必定會時常感覺到有參照《史記》的必要。

司馬遷在創作《史記》的時候，是打算將其寫成一本包括當代在內的中國通史的。但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看來，它也不過是作為中國通史一部分的古代史而已。他獨特的史觀，今天也無法直接運用。但《史記》作為中國古代史上重要的根本史料，這一點是不變的。可以說，正確解讀《史記》就是正確理解中國古代史。

大約是剛從大學畢業的時候，友人從中國歸來後向我詢問道：日本有哪些研究《史記》的學者呢？我被他的問題難住了，日本很少有這樣的文獻學者，即便說研究《史記》，也多半是站在歷史學的立場上運用《史記》。這不如說是理解《史記》的捷徑，所以日本的研究方法與中國有著各自特色。

關於《史記》，我至今寫過相當數量的論文，而且可以自豪地說，我不止一兩次地發現了以往研究方法所沒能讀懂的問題。此次在岩波新書中解讀《史記》，我心裡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方案，正在為選擇哪一種而苦惱。

一種是基於我已經發表的論文加以銜接，以簡單易讀的面貌呈現給讀者。我們無法指望學術論文能有太多人去閱讀，所以迎合著新書做一些改寫也絕不是沒有意義的。

另一種是索性重新構思，以盡可能不使用已發表的論文作為方針，從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起稿。新書就像一個新的容器，如果盛放的不是原本就為此準備的材料，就無法保證每一個角落都能嚴絲合縫。不過是否能夠趕上時間的限制，這也是一種冒險。

但實際動筆後纔發現，這樣的猶豫是沒有必要的。因為自己所寫的內容，終自然就傾向了沒有使用過的材料。與此同時，我也不得不意識到新書要便於讀者閱讀，記述上自然無法與學術論文相比，到處都會有不充分的地方。閱讀本書的讀者們如果也有同樣的感覺，請進一步閱讀書後刊載了標題的我的相關論文，希望能夠幫助大家形成獨立的關於《史記》的看法。



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二月

宮崎市定 

史學的獨立

司馬遷創作了中國部歷史、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他前2世紀，生活在漢王朝鼎盛的時代，前5世紀的西洋歷史學家之祖希羅多德，大約晚了三個世紀。這也清楚地表明，中國文化的起步要晚於西方，因為歷史學的發達是計算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指標。

《史記》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民族史，而不是世界史。盡管《史記》的記述涉及了當時中國人所能知曉的地域極限，北到外蒙古，西到地中海，南到印度，東到海上的仙山，但這並不意味著《史記》是站在將異民族與中國平行，保留其獨有傳統而與之共存的綜合性立場上書寫的。隻有在他們恰好與中國發生關聯的時候，司馬遷纔會對這一關聯表現出興趣，而對於他們國民的過去以及將來的發展，則絲毫沒有關注。

司馬遷不具備今天所說的哲學，但他是以一種價值觀寫成了《史記》。他認為歷史並不存在必然性，因此也沒有必然性背後隱藏著的理論。在他看來，所有類似於思想乃至哲學的東西，都不過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理應包含在綜合記述人類行為的歷史之中。

但是，他的思想和價值觀並不是從他身上突然出現的。他的史學有著淵源和背景，這在今天依然可以做出某種歷史性的追蹤。

司馬遷的史學明顯來源於孔子，但他並不是所謂的儒家。如果是儒家，就應該埋頭於孔子教授的儒學，致力於闡明孔子的教條，而他雖接受了孔子的影響，卻沒有與之合流，而是創立了作為新學問的歷史學。這樣的態度在當時絕不罕見，所謂諸子百家都是不被以往的學問束縛，自立門派而成一家。因此，被視作與儒家對立的一群家學而統稱為諸子，他們自己一定是很不滿意的。但作為實力競爭的結果，隻有儒家不斷繁榮，成為學問的主流，與其不符的全都被斥為支流，不分青紅皂白地視為一體。這是時勢所然，由不得抱怨。如果不是儒家而是墨子的學派得勢的話，墨家就會被視為歷代學問的正統，儒家就隻是諸子百家之一，隻能面臨龜縮一隅的命運了。

因此，司馬遷的史學如果沒有後繼者的話，也不過是儒家的一個支流，如同《呂氏春秋》般名列諸子中的一家而已。但是，後世中史學的必要性不斷增加，其後繼者也絡繹不絕，終史學的獨立地位得到了承認，甚至能夠和孔子的儒家經學相對抗，司馬遷作為史學祖先的名聲得以確立。

中國在傳統上將所有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類，經是儒家的經書，史是以《史記》為開端的史籍，子是諸子百家之書，集是以文學為主的文集。使經書成為經典的編纂者自然是孔子，史學的創始人是司馬遷，子部和集部是集合名詞，所以沒有創立者。由此可見，從學問上而言，司馬遷可以說擁有著與孔子相比肩的地位。

史學與儒學

在儒家經典中，與史學關繫深的是《書經》和《春秋》。《書經》也稱《尚書》，記錄了古代帝王諸侯下達教諭命令時的話語，也就是一種語錄。《春秋》本來是魯國的年代記，隻是筆記程度的簡單記錄，後來經過儒家的解釋，形成了《公羊》《榖梁》《左氏》三傳。三傳從各自的立場給《春秋》的正文賦予深奧的含義並加以解釋，從而使《春秋》成為儒學的教科書。傳是對經書正文的次解釋，在後世受到了不亞於正文的崇敬。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書經》和《春秋》都隻是單純的記錄，雖然可以稱為史料，但很難說就是歷史。至於對此加以儒家形式解說的尚書學和春秋學，它們相比於弄清歷史事實，更著重於闡發儒家的宗旨，所以是儒學而不是史學。

司馬遷可能一度修習儒學，著述《史記》時自然會將《書經》和《春秋》作為史料。與此同時，承認經書的儒學性解釋並加以記述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不僅如此，司馬遷在價值觀上也深受儒學，特別是春秋公羊學思想的影響。

《史記》的體裁

司馬遷的《史記》共計一百三十卷，內容由本紀十二卷，表十卷，書八卷，世家三十卷，列傳七十卷組成。本紀是帝王的記錄，始於以黃帝為首的五帝，下接夏商周三代，經過秦朝而到達當時的漢代，記錄了主權者交替的年代順序，因此是編年體的歷史，可以說沿用了《春秋》的體裁。不過，本紀既然是帝王的記錄，必然會轉載帝王下達的教令話語，也就是《書經》中的內容，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

本紀之後是表，表將歷史事實盡可能地簡單化，使其能夠一目了然。這是司馬遷的創造，《史記》以前並沒有這樣的體例。接著是書，從《禮書》到《平準書》共計八書，在每個特定的政治話題下整理相關內容，這些內容如果分散記錄在本紀中，就可能切斷其他事件的連續性，造成主題松散、前後缺乏邏輯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將這些記事獨立成為一書。八書中有關於經濟統治政策的《平準書》，司馬遷的這一創見值得高度評價。“平準”就是水平的意思，也就是在物價沸騰的時候，將其穩定到一定水平的政策。隻不過通常情況下能否達到預期目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有時候反而帶來大的弊害，這也正是司馬遷所要警告的。

接下來的世家是作為割據政權的封建諸侯的記錄，記載了從帝王處獲得領地、委任統治當地的世襲大夫們的興衰榮辱。由於中國土地廣大、人口眾多，指掌中央統一政權的帝王與一般民眾之間必然會產生中介性質的統治機構。由於諸侯都是世襲的，因此稱為“世家”。

世家之後就是列傳，主要是平民的記錄。當下動輒將古代中國放在奴隸制時代的框架下理解，很容易把它想像成一個毫無自由的停滯社會。但《史記》列傳的記述完全顛覆了這種預想，那裡所描繪的中國如同西洋的希臘和羅馬一樣，是古典市民生活的社會。雖然不能否定奴隸的存在，但人民的主體是居住在有城牆環繞的農業都市裡的自由市民。他們通常每天早早地走出城門，到城外的自家農田裡勞動，日落時分回到城內休息，閑暇時候聚集在城內被稱為市的交易場所，從中獲得一定的娛樂。這裡的市，正可以和希臘、羅馬的市場（Agora）、廣場（Forum）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