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條資料若非修史者諱飾，似乎可以看璋的“烹狗”原非其初衷，他的本意還是想保全他們，以“君臣之恩禮”而終的，隻不過是“功狗”們不能體諒其苦心，自己有取死之道罷了。

清初官方修《明史》的人，就是持這種看法的。他們說：“然則洪武功臣之不獲保全者，或亦有以自取與？”意為洪武功臣多橫暴不法，不利於社會秩序的穩定，璋不得不除。此即所謂“自取”。

這種認識當然是有史料根據的。自來助人奪得神器，都被視為不世之功，鮮有居此奇功而不驕恣的，更何璋的“功狗”們大多粗魯無文，恃功而驕幾乎是一定的。《明史》在舉了一些功臣不法的例子後大發議論曰：“治天下不可以無法，而草昧之時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漸密，固事勢使然。論者每致慨於鳥盡弓藏，謂出於英主之猜謀，殆非通達治體之言也。……亦以介冑之士桀驁難馴，乘其鋒銳，皆能豎尺寸於疆場，迨身處富貴，志滿溢，近之則以驕恣啟危機，遠之則以怨望觸文網。人主不能廢法而曲全之，亦出於不得已，而非以剪除為私計也。”這是一篇為明太祖誅戮功臣翻案的宏論。在清初史官看來，那種以過去“鳥盡弓藏”的故事璋的看法，都是不公允的。治天下不能不講法度，現在功臣志得意滿，觸犯法網，帝王又怎能因私恩而委屈公法呢？

有了“功狗”們不法的實例，這一議論似乎頗能自圓其說，細按卻大大不然。首先，如果真是講法治，對犯法的功臣要加以懲戒，那麼按法律條款治罪就可以了，可是我們看到，他在誅戮功臣時，不但沒有遵循歷來的習慣，對功臣給予“議親議貴”的優待，相反還有加重之勢，法外用刑的情況極多，很多功臣並無大惡，如馮勝隻不過“數以細故失帝意”，卻照樣被賜死；其次，要樹立法律的威嚴，罪臣止其身就可以了，璋卻嗜好對犯法功臣大肆株連，上述藍玉案就是好例。

在我看來，洪武朝部分“功狗”們真正的取敗之道，絕不是因為自己橫暴不法，自罹刑闢，而是在明太祖殺機已萌之際，卻偏偏不能謹厚自守，從而給了人主烹狗的絕好口實。

綜而論璋的大殺功臣有前後兩個時段，不同時段各有其特點。前期並不如一般論者所說璋擔心功臣握兵權而造反，而主要是其殘忍嗜殺、喜怒無常、以羞辱他人為快的天性的流露，後期則主要為其身後朱家王朝的穩固考慮。過去人們璋的濫殺功臣，往往忽略其個人品格和天性的作用，僅僅著眼於客觀情勢，我以為這是有些偏差的，至少在前期“烹狗”行動中，其性格因素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