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宰相撐的什麼船：在君相博弈中逆水行舟

內容簡介

本書是對中國古代宰相的生存軌跡的歸納。中國的宰相制度始於秦朝，原是作為專制皇權的配套，漢興後吸取秦亡教訓，曾經有一段時間，宰相的地位可以制衡皇權，然而，這抹曙光終於在皇權與相權的爭奪中*終被抹殺，一直到清末，廢宰相而設議會，中國的宰相制度就這麼從起點到終點，終點又到了起點，走了一個圓，始終沒有能挑出君主專制制度的陰影。在本書中，我們不僅揭示了中國宰相從輝煌到沒落的悲劇軌跡，更為解讀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解釋了中國何以生長不出來民主制度的原因。

章落幕：中國後的宰相
第二章從一家之宰到一國之相
第三章蕭何丞相的頂層設計遭遇尷尬
第四章誰動了宰相的奶酪
第五章兩個丞相的樣本分析
第六章王與馬，共天下
第七章宰相也有個委員會
第八章宰相須用讀書人
第九章張居正不是真宰相
第十章大清朝的權力臍帶

在線試讀

第十章大清朝的權力臍帶
範文程輔佐四世清主享盡榮華富貴，卻在奉命祭告皇太極陵寢時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任是旁人拉他都拉不起來，他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或者是心裡有多大的委屈？大清朝的宰相為什麼誠惶誠恐成了完完全全的奴僕？歷史走完了從蕭何開始的一個大大的循環，而終於沒有走上西方民主和議會政治的道路。

一
清康熙五1666年)，輔佐四世清主的宰輔大學士範文程逝世了，終年70歲。在此之前的康熙二年，範文程曾奉命去祭告太宗皇太極的陵寢，這位老人趴在故主的墳前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任是旁人拉他都拉不起來。
事實上，作為清朝勛，後代的皇帝都對他優裕有加，順治帝親自派畫師到他家裡去畫了他的畫像掛在皇宮不時觀看；他死後，康熙帝也悲痛不已，親自動筆為其撰寫祭文，賜葬於懷柔縣之紅螺山，立碑以紀其功績。幾十年後，康熙對這位大清朝勛還念念不忘，親筆書寫了&ldq輔高風”四個字，送去作為範文程祠堂的橫額。
那麼，範文程在皇太極陵前趴在地上悲傷痛哭又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是感懷故主知遇之恩？是自知自己天年已盡？還是心裡有什麼大的委屈呢？
範文程是漢人，據說，他的17代祖先為宋朝宰相範仲淹。作為宰相的範仲淹，遠沒有作為文學家的名聲響亮，他的那篇《嶽陽樓記》、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傳誦千古廣為人知，而作為宰相的功業倒少有人知曉。其實，範仲淹還是一個不錯的宰相，他主持的“慶歷新政”也算是宋朝歷史上一次重要的變法圖強運動。他還在家鄉蘇州搞過一場“共產主義實驗”，由他出資購買田地讓範氏族人合族居住、平均福利，稱為“範氏義莊”。這種義莊的模式作為農村自治的樣本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不過，範文程這一支顯然是不在蘇州義莊裡的，他們是範仲淹在江西的後人。明朝初年，範文程的先祖從江西被貶謫去了關外的瀋陽。但此後，他們家仍祖祖輩輩食明朝廷的俸祿，他的曾祖在明嘉靖時曾任兵部左侍郎，相當於國防部副部長；祖父範瀋也曾任明瀋陽衛指揮同知，軍分區副司令的級別。但雖說祖上做過宰相，但從範文程的父親開始，範家已經跟官場無緣了。範文程21歲時還隻是個縣學的生員。命運並沒有對這位名門之後特別垂青。
萬歷四十六1618年)，後金八旗軍攻下撫順，範文程主動跑去求見努爾哈赤，開始效力後金。
這在當時實在是個風險極大的選擇。正統的觀念歷來重視華夷之辨，背叛本民族更是要被千夫所指。然而，漢人為異族所用，擔綱異國宰輔的故事並不是從範文程開始的。五胡亂華時期氐族前秦的宰相王猛就是一位漢人，他與前秦主苻堅的君臣際會甚至被看作是諸葛亮與劉備君臣關繫的翻版。第十章大清朝的權力臍帶
範文程輔佐四世清主享盡榮華富貴，卻在奉命祭告皇太極陵寢時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任是旁人拉他都拉不起來，他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或者是心裡有多大的委屈？大清朝的宰相為什麼誠惶誠恐成了完完全全的奴僕？歷史走完了從蕭何開始的一個大大的循環，而終於沒有走上西方民主和議會政治的道路。

一
清康熙五1666年)，輔佐四世清主的宰輔大學士範文程逝世了，終年70歲。在此之前的康熙二年，範文程曾奉命去祭告太宗皇太極的陵寢，這位老人趴在故主的墳前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任是旁人拉他都拉不起來。
事實上，作為清朝勛，後代的皇帝都對他優裕有加，順治帝親自派畫師到他家裡去畫了他的畫像掛在皇宮不時觀看；他死後，康熙帝也悲痛不已，親自動筆為其撰寫祭文，賜葬於懷柔縣之紅螺山，立碑以紀其功績。幾十年後，康熙對這位大清朝勛還念念不忘，親筆書寫了&ldq輔高風”四個字，送去作為範文程祠堂的橫額。
那麼，範文程在皇太極陵前趴在地上悲傷痛哭又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是感懷故主知遇之恩？是自知自己天年已盡？還是心裡有什麼大的委屈呢？
範文程是漢人，據說，他的17代祖先為宋朝宰相範仲淹。作為宰相的範仲淹，遠沒有作為文學家的名聲響亮，他的那篇《嶽陽樓記》、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傳誦千古廣為人知，而作為宰相的功業倒少有人知曉。其實，範仲淹還是一個不錯的宰相，他主持的“慶歷新政”也算是宋朝歷史上一次重要的變法圖強運動。他還在家鄉蘇州搞過一場“共產主義實驗”，由他出資購買田地讓範氏族人合族居住、平均福利，稱為“範氏義莊”。這種義莊的模式作為農村自治的樣本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不過，範文程這一支顯然是不在蘇州義莊裡的，他們是範仲淹在江西的後人。明朝初年，範文程的先祖從江西被貶謫去了關外的瀋陽。但此後，他們家仍祖祖輩輩食明朝廷的俸祿，他的曾祖在明嘉靖時曾任兵部左侍郎，相當於國防部副部長；祖父範瀋也曾任明瀋陽衛指揮同知，軍分區副司令的級別。但雖說祖上做過宰相，但從範文程的父親開始，範家已經跟官場無緣了。範文程21歲時還隻是個縣學的生員。命運並沒有對這位名門之後特別垂青。
萬歷四十六1618年)，後金八旗軍攻下撫順，範文程主動跑去求見努爾哈赤，開始效力後金。
這在當時實在是個風險極大的選擇。正統的觀念歷來重視華夷之辨，背叛本民族更是要被千夫所指。然而，漢人為異族所用，擔綱異國宰輔的故事並不是從範文程開始的。五胡亂華時期氐族前秦的宰相王猛就是一位漢人，他與前秦主苻堅的君臣際會甚至被看作是諸葛亮與劉備君臣關繫的翻版。
像王猛這樣到異族那裡施展抱負，在儒家的評價體繫中卻出人意外地得到了寬容。孔夫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當自己的國度、自己的君主無法施行仁政讓人盡其纔時，作為人纔有選擇的權力，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民間更有通俗的說法，叫:“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而要使野無遺賢，“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唐太宗語)，當然是理想的狀態。君主則又把這個責任推給了宰相——使天下人盡其纔，也是做宰相的職責。武則天讀到駱賓王為叛軍寫的《討武瞾檄》時，感嘆宰相沒有把這樣的人纔攬在帳下是宰相的失職，就是這個道理。為了把人纔都控制、利用起來，從隋唐開始，中國發明了科舉制度。這樣，宰相選用人纔就有了機制上的保證。然而，“楚材晉用”的事畢竟還是歷朝都有，到了北宋，又有落第、吳昊叛逃西夏，做了西夏的宰相，加劇了宋帝國的西北邊境之患。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評價此事說:“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憊，職此二人為之也。”
如此看來，範文程投身大清龍興的事業也就用不著背負多少的道德包袱，哪為何還要痛哭流涕，伏地不起呢？範學士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呢？
在異族的飯碗裡喫飯豈是一件容易的事！做異族的“宰相”當然也就更加如履薄冰。
都以為範文程生前風光、死後哀榮，雖不如諸葛之遇玄德，總也可比王、吳昊諸人，但其實，範文程個中的感懷，卻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史書也透露了他與多爾袞關繫不睦的訊息。但他與多爾袞之間的恩怨並不起於多爾袞權傾朝野、有威逼幼主寡母之勢時，範文程並不是一個鐵骨錚錚的耿介之士，不會去與多爾袞正面衝突、雞蛋石頭踫。他們兩人的梁子實在是早就結下的。
崇德六1641年)三月，皇太極知悉睿親王多爾袞等王公統軍圍攻錦州時，離城遠駐，又私自派遣部分官員兵丁返家，以至於明朝守兵得以出城運糧入內的事後勃然大怒。皇太極派人去調查，其中就有內院大學士範文程。範文程等傳達了皇太極的諭令後，多爾袞等人承認罪過。範文程便向皇太極如實彙報了調查結果，皇太極更為惱怒，諭令多爾袞等自議其罪——自議其罪，確實是一個頗有諷刺意味的懲罰，自議的結果是: 多爾袞自議死罪，王子豪格也上奏死罪。這樣的自議結果當然是偏重的，你可以理解為他們反省深刻、認罪態度好，但也不排除裡面包含著某種怨氣的成分，尤其是以多爾袞、豪格這樣戾氣性格的人而言。那麼怨誰呢？皇太極當然不敢怨，遷怒於範文程之心總還是有的。範文程等將此情奏報，皇太極予以寬減，降多爾袞、豪格為郡王，分別罰銀一萬兩、八千兩並奪二牛錄、一牛錄。第二天，多爾袞等人都到議政衙門，皇太極又讓範文程做了一回惡人，讓他將多爾袞、豪格等人盡數逐出議政衙門。這樣一來，一個異族的謀臣就得罪了一大批滿族的權貴。
報復的機會馬上來了。
崇德八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極去世。諸王貝勒大臣議定，立皇太極之第九子福臨為順治，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理國政。順治繼位後，八旗貴族內部各派的爭鬥仍在進行。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讬（禮親王代善的兒子）向鄭親王濟爾哈朗、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遊說，謀立多爾袞為君。代善、多爾袞卻將他們的陰謀告發給諸王貝勒，遂以擾政亂國的叛逆罪，將阿達禮、碩讬處死，籍沒其家。而範文程原是正紅旗碩讬的屬下人員，此時被撥入鑲黃旗。範文程剛剛避免了因故主碩讬亂國而險遭不測之禍，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煩。攝政王多爾袞之親弟豫郡王多鐸欺負範文程，搶奪了範文程的妻子。
對於一個男人來說，這實在是令人衝冠一怒的奇恥大辱。然而，範文程身在清營，他怒得起來嗎？後來，總算是其他的滿族權貴看不過去了，替他出頭仗義執言，經過一番周折，諸王貝勒審實後，決定歸還範文程妻子，罰多鐸銀一千兩，奪十五個牛錄。
範文程繼故主被戮後又遭受妻室被霸之災禍，雖然化險為夷，但仍不免憂心忡忡。多鐸乃一旗之主，貴為親王，又繫攝政王多爾袞之同母親弟，他與多爾袞兄弟倆的怨結看來是難以化解了。
攝政王多爾袞率清軍入主中原以後，權勢急劇膨脹，初晉叔父攝政王，再升皇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竟當上了皇父攝政王，大有取代福臨帝位之勢。範文程蒙受皇太極特恩殊寵，知恩圖報，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但此時，見朝政日變，多爾袞權大逼帝，同僚剛林等人都背主轉附多爾袞，福臨之位岌岌可危，不禁心中郁悶。眼前隻有兩條路可走: 要避免加害，就得離棄幼君投靠多爾袞；要想保持氣節，忠貞不渝，就要開罪皇父攝政王，身家性命難保。左思右想，進退兩難，後，範文程決定托疾家居。此情當然又引起多爾袞的不滿。因此，盡管範文程於開國定制大有貢獻，威望甚高，年起就名列大學士之首，但攝政王對剛林等三位大學士更為信用，範文程逐漸被排除於議政之外。
倒也正是他這種超然的態度和靠邊站的地位，使得範文程沒有在多爾袞倒臺後受到牽連。幾番大起大落，政治的風譎雲詭統統嘗遍，範文程會不會後悔當初的選擇？這是不是他在皇太極陵前痛哭流涕難以自已的原因呢？
二
清承明制，也沒有設宰相。清人入關之前，決定國家大事的是帶有部落民主議事遺風的“王大臣議政會議”。在這樣的議政會議上，像範文程那樣的漢族大臣當然是沒有表決權的，清太宗皇太極
而多隻是作為參謀的角色發表自己的意見。
到了皇太極繼承汗位後，範文程纔被提撥重用。當時，範文程隻是一個小小的章京，但皇太極對他的倚重卻非同一般，甚至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每遇軍國大事，都要與之商量。每議政時，皇太極都要問:“範章京知否？”大臣們遇到棘手的事情，皇太極便會建議:“何不與範章京議之？”甚至範文程因病告假，許多事情也要等他痊愈後裁決。
對於一個漢族知識分子的倚重，皇太極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範文程也確實為大清國的開國洪業立下了汗馬功勞1636年)，範文程升任內秘書院大學士，開始的時候，皇太極對範文程起草的敕書還要過目審閱，到後來，便不再詳審以示完全放心。
而就在同一年，另一個與範文程一樣為大清國開國立下顯著功勛的漢族大臣寧完我卻被罷黜了，丟了二等甲喇章京的職務，丟了田莊與奴僕，又回到昔日的主人薩哈廉貝勒家為奴。
寧完我被罷黜的直接原因據說是因為他沉湎於喝酒和賭博。這是他多年養成的惡習，當然與一名朝廷命官所該具備的品行和操守不相符合。對此，皇太極曾多次加以申飭，但寧完我屢教不改，總是故態復萌。這是清國初年官方的解釋。但事實上，寧完我的性格纔是他遭罷黜的根本原因。
這位與範文程一起被看好“入閣拜相”的漢臣，性格卻與範文程截然不同。在皇太極看來，範文程溫和內斂、沉毅穩健；寧完我卻急躁狂傲、孟浪輕率。他的進言也往往有一種直逼人主的尖銳，而這當然不能令皇太極歡喜。說到底，大清朝所需要的是唯命是從、百依百順的奴僕，而不是有血有肉、有稜有角、具有獨立思想的人。雖然是異族，大清朝的權力臍帶居然與明璋一脈相承！
到了清軍入關後，清政府也仿照明朝制度設立內閣。內閣票擬批答都要上稟皇帝裁決，內閣的權力較明代已經小得多了。但清代的內閣大學士品秩很高，是正一品高官，清朝的內閣有滿族大學士與漢族大學士各兩名。清宮裡的文華殿、武英殿就是當時內閣學士辦公的地方。這時候因為天下尚未底定，正是用人之際，要收攏漢族人心，所以表面上看，還較平等。內閣事權雖輕，仍是中央的行政機構，對皇帝獨裁多少有點限制。
清帝入關後，從順治到康熙兩代一直試圖進一步削弱內閣權限。另外，到康熙朝時，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已逐漸減弱，因為要管理的國家事務已經不像在白水黑山間決定打不打仗那麼簡單了，擔任議政王大臣的貴族世爵們不諳國務，卻負有裁議之職責，不免有延誤軍政大事之處，於是，一個新的機構便醞釀而產生了。
據說，清朝皇帝的祖訓是“黎明即起，萬機待理，勤政愛民，事必躬親，子子孫孫，不可忘乎！”所以，清朝的皇帝都比較勤政，清代諸帝都是獨自批閱奏章的。康熙帝說:“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論巨細，朕心躬自斷制。”《康熙西巡日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平陽知府秦棠在回答康熙“一日可辦多少件事”的問題時，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干，詭稱“一日可辦七八百件事”，被康熙抓住了把柄。康熙說:“朕臨御四十餘年，惟於吳三桂變亂時，一日嘗辦事至五百餘件。然非親自操筆批發，尚至午夜，始得休息。”所以，他以為秦棠騙人找錯了對像。
“三藩之亂”時，康熙年僅18歲，精力充沛，當然可以事必躬親，但到後來，事務越來越繁多，精力也越來越不濟，所以康熙帝就在南書房組建自己的秘書處，挑選“纔品兼優”的詞臣充任其中官員。這些詞臣一般都是翰林出身，但不分品級，從尚書到編修、檢討，都可入值。他們均為皇帝的親信，被稱為“南書房行走”。他們的職責除了陪伴皇帝賦詩填詞、寫字作畫外，主要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詔令，發布諭旨和處理機密奏章，故而南書房實際上是一個人數不定的非正式的御用機構。
南書房的出現使得部分的機密政事越過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閣，直接由處於皇帝身邊、便於皇帝控制的機構來處理，皇權因而得以大大加強，權力終於從內閣轉到了南書房。
而南書房的設置又成了雍正朝軍機處的雛形。雍正皇帝跟康熙一樣勤政，也是親拆奏折、親閱親批。尤其是各地直接送達的密折，他都用朱筆一一批閱，而且每折必從頭至尾仔細閱讀。少則二三十件，多則五六十件。這些密折，是在白天坐朝和延見群臣之外進行的，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在燈下批閱的。學者們估計，雍正在位13年中，保守的看法，至少批發奏折22000餘件，部本(京官奏章直接送內閣)、通本(地方官奏章經通政司轉送內閣)19萬餘件。
雍正年間，有個叫陸生楠的漢人勸諫這位滿族皇帝應該“無為而治”，不能事必躬親，居然被“軍前正法”！其實，陸生楠的言下之意是要求皇帝恢復宰相制度，這樣的建議要是放在明朝璋的祖訓也是要殺頭的，隻不過明朝的人沒人敢提，倒是清朝的陸生楠為此丟了腦袋。
宰相在國家的政權機構中失去作用甚至被廢，所造成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訪錄》中就把廢除宰相以後所產生的弊病分析得十分透徹: 天子傳子而宰相選賢，傳子制度無法改變，雖說龍生龍鳳生鳳，但龍子龍孫也未必都不去學老鼠打洞，遇到天子昏庸無知，如果有賢相加以輔佐，政局或可維持穩定，三國時期蜀漢諸葛亮輔佐劉禪就是一例；而廢除了宰相，一旦天子昏庸無能，就無人可以匡救時弊。明清兩朝皇帝把行政管理和行政監察權集於自己一身，官場的狀態完全由皇帝一人決定，君相爭權的現像當然是減少了，但行政決策過程缺少監督的問題反而更為突出，其危害比君相制衡並不稍少。這是君權與相權矛盾激化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也是君主專制走不出的政治死胡同。說到底，君主以國家為私人產業，把宰相視若奴僕而盡收其權以為己有，寧可坐視國家民族大局日趨衰微，而不肯交給宰相以救治之權力。可見君主之極權專制，勢必導致國家民族積貧積弱的惡果。
然而，君主的極權專制在清朝三百年裡卻表現得為徹底。
就雍正而言，他的性格與康熙又有所不同: 康熙頗喜風雅，所以選用詞臣填充南書房；而雍正對賦詩填詞、書草作畫不太有興趣，他的作風是單刀直入要管理軍國大事，所以就設置了軍機處。
軍機處的前身是“軍機房”。當年對準噶爾部用兵，為應急處理軍需物資的調撥等有關事宜，特在戶部別立“軍需房”。要調撥軍需物資，必然涉及軍隊調動的情報及聯絡工作，而軍報的迅速傳擬與嚴守機密尤為重要，於是雍正又從內閣與六部中挑選親信，組成一個新的機構“軍機房”，以迅速處理戰時的機密文件。到了雍正十年，正式改稱“軍機處”。從此，軍國大事由軍機大臣面奉皇帝意旨，擬成詔旨頒發，內閣與“王大臣議政”都形同虛設。軍機處有兩種人員，一是軍機大臣，二是軍機章京，他們都是帶著原來的官銜前來兼任軍機處工作的。軍機大臣由滿漢大學士及各部尚書、侍郎中選定，初僅3人，後增至4到8人，為首者為領班，即首席軍機大臣，稱“首樞”或“首揆”；軍機章京是軍機大臣手下的辦事人員，從六部司員和內閣中書中選撥，要求是有較高的寫作水平並能寫一筆好的正楷字。章京也是滿漢人員各兩班，每班八人，各設一領班。章京參與機要，草擬聖旨，俗稱“小軍機”，西洋畫報裡的軍機處
官雖不大但權不可謂不重。雍正時軍機章京多由五品官充任，到了光緒時，譚嗣同已是四品的軍機章京，從品秩的提升也可看出其重要性的上升。軍機處辦公沒有專門的衙門，清宮三大殿後面、乾清門外西側有一所很小的屋子，就是軍機處的值班室，稱值房。乾清門是前殿與後宮的分界，軍機處就處在這個分界上。一般人沒有“軍機處行走”的身份是不能擅自闖入軍機處的，擅闖軍機處者斬，這是雍正帝立下的規矩。
軍機處的人員正式稱呼是“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和“軍機大臣上行走”，表示這些大臣都是臨時充任內廷的差事，不是正式的官職，但當時的官場，凡進入軍機處為軍機大臣，就相當於“拜相”，所以習慣於在他們的名字後面以“相”相稱，如道光朝的穆彰阿就稱為“穆相”。
雖然稱“相”，地位顯赫，但軍機大臣必須地聽命附屬於皇帝，沒有絲毫獨立行動和決策的餘地，“隻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皇帝的授意和監視之下進行，必須處處謹慎、事事小心。到了乾隆年間，又出臺了單獨一人不能承旨、個人不作書諭的規定，使軍機處真正達到了雍正設立時如“人之使臂，臂之使指”的要求。從根本上講，軍機處的神秘特征是反公開、反監督的，這種神秘化的政治傾向即使相較於內閣制來說，也是一種明顯的倒退。
明朝的內閣雖無宰相之名，畢竟還有些宰相之實，對君權也擁有一定的制約作用。當皇權妄為時，他們或拒不草詔，以死相抗；或集體辭職，破釜沉舟。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代代皆有。而清朝則不然，它在高揚君權、強化君權的同時，已經把儒家傳統政治結構打翻在地，臣子已完全匍匐在君主面前，三拜九叩，誠惶誠恐，成了完完全全的奴僕。
三
宋以前的宰相照例是可以與皇帝一起坐而論道的，到了宋太祖時撤去了宰相在朝堂上的座位隻能站著說話了，而清代的大臣參見皇帝行跪拜禮後，不再站起來，隻能跪著回答皇帝的問話，這是中國歷代臣僚在皇帝面前卑微的舉動。即使每天見皇帝的軍機大臣，在這方面也毫無優待。清代還規定，凡滿族官員在皇帝面前必須自稱“奴纔”，漢官則自稱“臣”。
滿族官員對皇帝稱“奴纔”，倒並不是貶低他們，恰恰倒是表示一種親近感，反映他們與皇帝之間特殊的民族感情及政治隸屬關繫，這是滿洲人的傳統。但在漢族官員看來，“奴纔”兩個字五千年沉澱下來總覺得包含有卑賤含意，有辱臣子的斯文和自尊，也不能很好地體現儒家規定的君臣之間明確的政治關繫與必要的禮儀。
儒家倡導的理想政治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如果做臣子的都淪為了奴纔，忠倒是沒話可說，可還哪來的禮啊？稱謂當然是表面的小事情，但它體現的實質卻是君臣大義。名不正則言不順，孔老夫子早就說過了，所以正名是很重要的。自從漢朝的孫叔通制定朝儀以來，沒有一個朝代是把臣子看作奴纔的。
與滿族合作的漢人盡管已經失去了舊日自我標榜的社會理想主義者的自信心，但在這方面還是做過一定的努力的。範文程就給努爾哈赤、皇太極講過秦亡的教訓。秦始皇實行一種“獨制天下而無所制”的專制統治模式，其結果是“二世而亡”。這種政治模式片面強調了君主對臣下的的單方面的制約作用，而絲毫不承認臣下對君主也應該存在著一種反作用力的制約關繫。的權力意味著的腐敗，當君權如同脫韁野馬一般無所約束時，它對社會的作用也一定是洪水猛獸般的；而另一種模式就是漢唐提倡的“君臣同體、君臣同治”，所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一人之慮”總是有限，群策群力纔能“鮮有敗事”。他當然不會講得這麼直白，但滿族的統治者們還是聽進去三分的，所以清初制度，允許漢官稱“臣”而不必口呼“奴纔”。
清初的皇帝們似乎也意識到“臣”的稱謂更能維護百官的尊嚴，體現君臣同體、君臣同治的精神。所以雍正皇帝就決定整頓旗務，對旗官予以規範，讓他們也一律改稱“臣”。這雖然不像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或者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那麼來得困難，但要讓做慣了“奴纔”的滿族官員一時改口，也頗費周折。對那些習慣於稱“奴纔”的，雍正帝隻得親自多次替他們糾正。
然而，遊牧民族領袖的特性決定了清朝的統治者更傾向於乾綱獨斷的統治方式，所以雍正的改革到了他兒子乾隆手裡便宣告作廢了。
隨著江山的穩固，乾隆皇帝的自信心大增，他相信自己是普天下聰明無比、明察秋毫的人，大小權柄應該由他一人操縱，而不許任何臣僚染指。他的文治武功使他在內心潛意識裡十分蔑視臣僚，為了強化臣僚的奴化意識，他一改乃父的做法，甚至進一步要求漢族官員也向他稱“奴纔”示忠。
乾隆三十五1770年)，漢族理與滿族官員西寧、達翎阿聯名上了一道奏折，內容是請求消滅、根除蝗災。這道奏折的內容無可非議，就像今天要求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議案總是正確的一樣。問題是乾隆皇帝對三個人的不同署名感冒了: 西寧等滿族官吏在名字前恭恭敬敬地署上了“奴纔”兩個字理按例隻向皇帝稱“臣”。兩種稱謂並列在一本奏折裡，乾隆皇帝看了很不舒服，他御筆朱批:“臣”並不比“奴纔”為尊，二者本質是一樣的，“臣僕本屬一體，均繫奉上之稱，字義雖殊，其理則一……此次三人會奏之折，西寧名列在前既稱奴纔，則達翎理自當連名直寫，又何事妄生區別於其間耶？理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理身份太高，諒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節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達事理耶？可笑之至！”
乾隆也知道理絕不敢輕視滿人，因為你本身就在滿人的朝廷裡當差；但他還是理，因為在乾隆看來，“奴纔”是多麼親切的稱呼啊！隻有口稱“奴纔”纔是咱自家人的表示。從白山黑水出來的人一直這麼叫著，多好啊！作為皇帝，我已經滿漢一家，將你們一視同仁了，而你們這些漢臣怎麼就給臉不要臉，硬是要搞出區別來，這不是自絕於我們滿族人民嗎？他也知道漢官稱臣是舊制，但他還是理太拘泥舊制，可笑之至。
其理在署名前也許根本沒有考慮那麼多，他隻是按照慣例來做，但沒想到乾隆要改一改這個慣例了，於是，他晦氣，拿他開理的不受寵是可想而知了。
皇帝的御批傳出去後，那些見風使舵的漢臣連忙在奏折裡改署了“奴纔”。明朝末年那種虛幻的道德英雄主義早已被拋棄，稱謂上的變化難道還會引起某種道義上的不安？於是滿朝一片奴纔聲，乾隆聽著一定很舒心。
直到乾隆晚年，皇帝突然聽著滿耳的奴纔聲，覺得也有些不雅了，纔又下了一道聖旨，規定今後除請安、謝恩的奏折外，其餘一律稱臣，不要再稱奴纔了。
一場稱謂的風波到這裡有了定論，滿漢臣僚雖取得了稱臣的資格，但其奴纔的本質卻一再強化下去，並且影響著後世的官場習性。跪拜、跪談與臣僚自稱方面的區別，都增添了臣下的自卑感。
清朝慈禧太後執政時，久經沙場、以數十萬生靈之血染紅了頂戴的湘軍名帥左宗棠次進京覲見太後和小皇帝。左宗棠的性格是位睥睨自雄的人物，當他還是一名沒有任何官職的舉人時，就以諸葛亮自許，號稱“今亮”。進入官場後，更是顧盼自雄沒有把誰放在眼裡。可就是這樣一位人物，當他進入大殿摘帽叩頭後，竟然緊張起來。太後與他交談數語，示意他“跪安”出殿，他卻緊張得把帽子都忘在了大殿的地上。慈禧令小太監拿著官帽送還給左宗棠，小太監乘機向左宗棠勒索了三千兩銀子。而左宗棠出宮後對人說:“吾從今天起纔知道什麼叫天威咫尺啊！”——以英雄自詡的左宗棠，在婦人面前一跪，臣僕意識馬上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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