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瀋從文九講

編輯推薦

☆ 繼《瀋從文的後半生》之後，全面展示瀋從文一生的精神轉變

張新穎教授繼《瀋從文的後半生》（該書獲第十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之後，對瀋從文完整一生的展現，深入呈現三個階段不同身份的轉變——從出色的文學家，到痛苦的思想者，到沉默的物質文化研究者。在整個20世紀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巨大轉變中，展現一個個體生命的痛苦、扭曲、頑強和再生的力量。

☆ 停止創作，卻差一點手捧諾貝爾文學獎

大部分人知道瀋從文是《邊城》的作者，但很少人知道他1949年後就停止了小說創作，更少人知道他1988年因早早過世與諾獎失之交臂。為什麼他後半生不再寫小說？是江郎纔盡，還是別有原因？為什麼當時人評他為“中國的托爾斯泰”？為什麼瀋從文能獲得國際文學界的高度關注？

☆ 一度瘋癲，十七年書寫中國古代物質文化

近年傳統物質文化備受關注，人們突然發現這類著作裡竟出現了作家瀋從文的名字，《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的作者孫機老師也師從瀋從文。瀋從文為什麼發瘋？為什麼發瘋後轉向了研究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周總理提議編纂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怎樣經過十七年的波折終於印行？

內容簡介

《瀋從文九講》把瀋從文放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巨大變動的歷史過程中，重新理解他的文學和思想，看他從一個“得其自”的文學家，如何轉變為一個痛苦的思想者，又如何在精神的嚴酷磨礪下成為處於時代邊緣卻深入歷史文化深處的實踐者。

本書開篇，以對話突破一般讀者和學者的既有印像，為討論瀋從文打開空間。至九講，沿著瀋從文的一生的經歷和書寫展開，透過字裡行間，剖析他在不同階段的文學、思想、實踐，勾連成一條變化的、豐富的生命軌跡；全書後，以餘華、賈平凹、王安憶為例，探討瀋從文身後形成的綿延不絕的“瀋從文傳統”在當代的回響（該篇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

作者簡介

張新穎，1967年生於山東招遠，復旦大學中文繫教授，曾獲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大獎文學評論家獎、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理論評論獎、第十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等多種獎項。主要作品有：現代文學研究著作《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瀋從文的後半生》、《瀋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等；當代文學評論《棲居與遊牧之地》、《雙重見證》、《當代批評的文學方式》等；隨筆《讀書這麼好的事》、《迷戀記》、《此生》、《有情》等。

開篇對話空間：瀋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
一、三個階段，三種形像
二、重新認識他的文學
三、從文學到痛苦的思想
四、偏離時代卻走入歷史文化深處的個人實踐
講《從文自傳》：得其“自”而為將來準備好一個自我
一、為什麼要寫自傳
二、地方性
三、小孩讀大書
四、看殺人
五、無量快樂
六、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
七、自傳面向將來
第二講《湘行書簡》：一條河與一個人開篇對話空間：瀋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

一、三個階段，三種形像

二、重新認識他的文學

三、從文學到痛苦的思想

四、偏離時代卻走入歷史文化深處的個人實踐

講《從文自傳》：得其“自”而為將來準備好一個自我

一、為什麼要寫自傳

二、地方性

三、小孩讀大書

四、看殺人

五、無量快樂

六、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

七、自傳面向將來

第二講《湘行書簡》：一條河與一個人

一、奇特的寫作情景

二、沒有定見、定位、定向、定範圍的“看”

三、瀋從文作品裡的人，與啟蒙的新文學裡的人不同

四、瀋從文的文學世界比人的世界大

五、在這條河上的過往生命經驗和他的文學

六、私人信件和公開文本

第三講《邊城》：這個世界有它的悲哀，卻在困難中微笑

一、哪些因素醞釀了《邊城》

二、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三、這個世界，有它的悲哀

四、用文字包裹傷痕，在困難中微笑

第四講《長河》：“常”與“變”

一、寫作的緣起和出版的周折

二、“常”與“變”，生活的完整性與“迷信”及習俗

三、“來了”

四、“無邊的恐怖”

五、“在素樸自然景物下襯托簡單信仰蘊蓄了多少抒情詩氣分”

六、與父老子弟秉燭夜談的知心的書

第五講《黑魘》：精神迷失的蹤跡和文學理解的莊嚴

一、一個勾連緊密的小整體

二、“人類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

三、精神迷失的蹤跡

四、瀋從文是一個什麼樣的作家

五、“美不常住，物有成毀”與“信仰”

第六講時代轉折處的“囈語狂言”：一九四九年

一、各種文字材料及其復雜性

二、神經已經發展到“點”上

三、“悲劇轉入謐靜”，“大悲”

四、“把一隻大而且舊的船作調頭努力”

五、“瘋狂”與自身思想發展的內在緣由

六、文學

七、恢復，新生

第七講土改家書：從個人困境體認歷史傳統中的“有情”

一、簡單的引言

二、聲聲入耳

三、對新興文學的意見

四、“有情”與“事功”

五、作者生命的“分量”、“成熟”、“痛苦憂患”

六、簡單的結論

第八講文物研究：書寫歷史文化長河的故事

一、另一條長河

二、“他不寫，他胡寫”，都“完了”

三、“認識其他生命，實由美術而起”

四、“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

五、一部著作，十七年“離奇”經歷

六、他愛這條長河，愛得深沉

第九講中國當代文學中瀋從文傳統的回響：《活著》、《秦腔》、《天香》和這個傳統的不同部分的對話

一、瀋從文傳統在當代

二、活著，命運，歷史，以及如何敘述

三、個人的實感經驗，鄉土衰敗的趨勢，沒有寫出來的部分

四、物的通觀，文學和歷史的通感，“抽像的抒情”

五、回響：小叩小鳴，大叩大鳴

簡要參考書（篇）目

後記

在線試讀

對新興文學的意見
古人說挑燈夜讀，不意到這裡我還有這種福氣。看了會新書，情調和目力可不濟事。正好月前在這裡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記》列傳選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燈下反復來看，度過這種長夜。
他是先看“新書”的，可是隻看了一會兒；如果說是“目力”不濟的原因，那看《史記》也應該存在同樣的問題，或許那個《史記》選本的排印比“新書”“目力”？但他能夠在油燈下“反復來看”，以至“度過長夜”，看來還主要是“情調”的原因。
“新書”怎麼就“情調”不符呢？這裡的“新書”具體是哪一本或哪幾本，不能確指；但這一時期瀋從文書信中多次談到的“新書”，指的就是與當時形勢結合緊密的土改文學，範圍再大一點，是指符合新政權意識形態要求的新興文學。書信中多次提到的趙樹理的《李有纔板話》，雖然是一九四三年發表和出版的，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中，仍然是“新時代”文學的標高之作。就在五天前（一月二十日），他還在看趙樹理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李家莊的變遷》。早在路上乘船時，瀋從文就給兩個兒子寫信說：“你們都歡喜趙樹理，看爸爸為你們寫出更多的李有纔吧。”“我一定要為你們用四川土改事寫些東西，和《李有纔板話》一樣的來為人民翻身好好服點務！”但跟妻子說起自己打算寫的東西，卻和跟孩子說的不一致：“這些鄉村故事是舊的，也是新的，事情舊，問題卻新。比李有纔故事可能復雜而深刻。” “重看看《李家莊的變遷》，敘事樸質，寫事好，寫人也好，惟寫過程不大透……背景略於表現……是美中不足處。”後來，當他實際接觸到農村土改中的人事，他對孩子的口氣也變了：他說，現實中的人事“比趙樹理寫到的活潑生動”，“有許多事且比你從《暴風驟雨》一書中所見到的曲折動人”；甚至說，“你看的土改小說，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簡單了，在這裡一個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許許多多李有纔故事，和別的更重要故事”。而對置身在土改現實中，卻忽略現實而去看土改小說的人，他更是不以為然：“年青人卻以為村中無一可看，趕回住處去看土改小說，看他人寫的短篇。”
他所說的“新書”，未必就是指趙樹理和周立波的作品；如果是其他的土改作品，他大半就更看不上眼了。那麼，這些新興文學為什麼就與他“情調”不濟呢？他覺得新興文學有什麼問題呢？對新興文學的意見

古人說挑燈夜讀，不意到這裡我還有這種福氣。看了會新書，情調和目力可不濟事。正好月前在這裡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記》列傳選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燈下反復來看，度過這種長夜。

他是先看“新書”的，可是隻看了一會兒；如果說是“目力”不濟的原因，那看《史記》也應該存在同樣的問題，或許那個《史記》選本的排印比“新書”“目力”？但他能夠在油燈下“反復來看”，以至“度過長夜”，看來還主要是“情調”的原因。

“新書”怎麼就“情調”不符呢？這裡的“新書”具體是哪一本或哪幾本，不能確指；但這一時期瀋從文書信中多次談到的“新書”，指的就是與當時形勢結合緊密的土改文學，範圍再大一點，是指符合新政權意識形態要求的新興文學。書信中多次提到的趙樹理的《李有纔板話》，雖然是一九四三年發表和出版的，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中，仍然是“新時代”文學的標高之作。就在五天前（一月二十日），他還在看趙樹理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李家莊的變遷》。早在路上乘船時，瀋從文就給兩個兒子寫信說：“你們都歡喜趙樹理，看爸爸為你們寫出更多的李有纔吧。”“我一定要為你們用四川土改事寫些東西，和《李有纔板話》一樣的來為人民翻身好好服點務！”但跟妻子說起自己打算寫的東西，卻和跟孩子說的不一致：“這些鄉村故事是舊的，也是新的，事情舊，問題卻新。比李有纔故事可能復雜而深刻。” “重看看《李家莊的變遷》，敘事樸質，寫事好，寫人也好，惟寫過程不大透……背景略於表現……是美中不足處。”後來，當他實際接觸到農村土改中的人事，他對孩子的口氣也變了：他說，現實中的人事“比趙樹理寫到的活潑生動”，“有許多事且比你從《暴風驟雨》一書中所見到的曲折動人”；甚至說，“你看的土改小說，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簡單了，在這裡一個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許許多多李有纔故事，和別的更重要故事”。而對置身在土改現實中，卻忽略現實而去看土改小說的人，他更是不以為然：“年青人卻以為村中無一可看，趕回住處去看土改小說，看他人寫的短篇。”

他所說的“新書”，未必就是指趙樹理和周立波的作品；如果是其他的土改作品，他大半就更看不上眼了。那麼，這些新興文學為什麼就與他“情調”不濟呢？他覺得新興文學有什麼問題呢？

還在去土改途中，船過巫山時，瀋從文對兩岸自然景觀十分動情，他很想能在沿江的小村鎮住一段時間，覺得這對他“能用筆時極有用”，“因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對照，使人事在這個背景中進行，一定會完全成功的。寫土改也得要有一個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發展，都得有個自然背景相襯，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要把大自然的沉靜和歷史巨變的人事之動結合起來，而在這一點上，即使是趙樹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於表現”。表面上這似乎是個寫法上的問題，其實卻關涉到如何認識人事、歷史巨變在世界中的位置問題，不可不謂大。而根據瀋從文自己的經驗，自然背景其實遠遠大於人事變動，哪怕是劇烈的變動。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他參加一個五千人大會，那個會“解決”了一個“大惡霸”，同時還押來約有四百名地主批鬥，場面大而且熱鬧，“實在是歷史奇觀。人人都若有一種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但是這樣的大場面和時代程序如果和自然背景一對照，就產生出“離奇”的情形：“工作完畢，各自散去時，也大都沉默無聲，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長長的行列，逐漸消失到丘陵竹樹間。情形離奇得很，也莊嚴得很。任何書中都不曾這麼描寫過。正因為自然背景太安靜，每每聽得鑼鼓聲，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靜所吸收，特別是在山道上敲鑼打鼓，奇怪得很，總不會如城市中熱鬧，反而給人以一種異常沉靜感。”瀋從文一談到文學、一談到自然，往往就“忘乎所以”，他產生這種感受的當時沒想到，這種時代巨變“被土地的平靜所吸收”的感受，顯然超出了意識形態的規約。

“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

瀋從文在博物館的工作和經歷，實在說起來——和他自己對文物的熱愛分開來說——是非常不“抒情”的。根本上，他是想另創一番事業，而館中領導甚至更高層的領導，本意卻未必是想讓他做什麼事，所以他受到的是“冷處理”，得不到支持，甚至還要面對打擊，也算不上特別出人意料。但他都忍受下來了。直到“文革”結束後，在胡喬木的直接關心下，一九七八年三月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瀋從文在歷史博物館獃了近三十年。

《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裡說：“照當時情況說來，工作是比較困難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學底子極差，文物知識也皮毛零碎，圖書室又不像樣。”瀋從文屬於研究人員，“研究員主要就是坐辦公室看書，或商討工作計劃，談天，學習文件。沒有人考慮到去陳列室，一面學，一面作說明員，從文物與觀眾兩方面研究學習，可望提高認識的”。瀋從文與別的研究員不同：“本館一繫列特別展覽，我總是主動去作說明員。一面學，一面講。工作當然比坐辦公室談天、看書為辛苦。可是，知識或基本常識，便越來越落實了。加上入庫房工作和圖書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頭上的就干。常識一會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變化了。有了問題，我起始有了發言權。有些新問題，我慢慢的懂了。再結合文獻，對文獻中問題，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實好些，基礎踏實些。”“記得當時鼕天比較冷，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經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許烤火的。”“事實上，我就在午門樓上和兩廊轉了十年。一切常識就是那麼通過實踐學來的。有些問題比較專門，而且是國內過去研究中的空白點，也還是從實踐學來的。比如說，看了過十萬綢緞，又結合文獻，我當然懂的就比較落實了。”

去庫房和陳列室與大量實物進行實際接觸，這樣一種實踐和在實踐中的提高，使瀋從文得出文物研究必須實物和文獻互證，文史研究必須結合文物的見解和主張。雖然早在一九二五年，王國維就在清華研究院的“古史新證”課上，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的“二重證據法”，單純從理論層面上講，瀋從文的見解和主張並非怎麼“新鮮”和“獨創”；但是瀋從文的見解和主張確是他一己經驗的總結，他對理論一向沒有多大興趣，他的結論是從自己的親身體會中自然得出的。而事實上，他的這種主張和方式也確實和人不同，館中管業務的領導和一些同事無從理解他整日在庫房和陳列室轉悠，以至於說他“不安心工作，終日飄飄蕩蕩”。瀋從文對這樣的領導很惱火，他在這份申訴材料中質問道：“從一繫列特種展和新樓陳列展，他本人對文物學了什麼？隻有天知道！說我飄飄蕩蕩不安心工作的也就是他，到我搞出點點成績，他又有理由說我是‘白專’了。”他相信自己的這種笨方法能夠解決很多實際問題，與他的這種方法相比較，博物館通行的兩種研究方式，他以為都不怎麼“頂用”：“博物館還是個新事業，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實在並不多。老一輩‘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鋻定多不頂用，新一輩從外來洋框框‘考古學’入手的也不頂用，從幾年學習工作實踐中已看出問題。”

瀋從文的這種“方法論”上的自信，和日常的勤苦工作，促使他對文物研究產生了事業性的抱負：“我同時也抱了一點妄想，即從文物出發，來研究勞動人民成就的‘勞動文化史’、‘物質文化史’，及以勞動人民成就為主的‘新美術史’和‘陶’、‘瓷’、‘絲’、‘漆’，及金屬工藝等等專題發展史。這些工作，在國內，大都可說還是空白點，不易措手。但是從實踐出發，條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對此後通史編寫，也十分有用的。因為若說起‘一切文化成於勞動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實，就得懂史實！”“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說到底，是因為有這種事業性的抱負。

瀋從文的工作和抱負所要應對的，卻是非常艱苦的條件和干擾不斷的環境。五十年代，一次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期間，歷史博物館舉行了個“內部浪費展覽會”，瀋從文陪同外省同行參觀，展出的是他買來的“廢品”，如買來的明代白綿紙手抄兩大函有關兵事學的著作，花四塊錢買來的一整匹暗花綾子，機頭上織有“河間府制造”宋體字。意在給他難堪，他卻覺得“有趣”。一九五七年，他在給中國作家協會的一份材料中說：“其實照目前情況，說‘研究’條件也十分差，那像個研究辦法？我在歷博辦公處連一個固定桌位也沒有了，書也沒法使用，應當在手邊的資料通不能在手邊，不讓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結合起來，這方面浪費纔真大！卻沒有一個人明白這是浪費，正如沒有人明白這部門工作落後，對於其他部門工作影響一樣，好急人！”

瀋從文在歷史博物館的處境，從這個數字可想而知：到他寫《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這份材料的時候，他在這裡約十八年，卻作過“大小六十多次的檢討”。環境和條件如此不堪，也還是忍受了。倘若當初不選擇文物研究而選擇一個“作家”的名頭，好也不過如昔日同行；比較起來，瀋從文心中自有掂量：“從生活表面看來，我可以說‘完全完了，垮了’。什麼都說不上了。因為如和一般舊日同行比較，不僅過去老友如丁玲，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當時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買個烤白藷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我既從來不找他們，即頂頭上司鄭振鐸也沒找過，也無羨慕或自覺委屈處。”如果不明白瀋從文的事業性抱負和對自己工作意義的堅信，這段話就可能會被當成酸溜溜的牢騷了。

瀋從文對文物研究的選擇，是在特殊的時代壓力下做出的，其中卻也包含了他個人孤獨的努力和追求。這種孤獨的努力和追求之不被理解，更凸現出其堅持的艱難和可貴。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的一封信裡，他寫道：“關門時，照例還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這些人送走後，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百萬戶人家房屋櫛比，房屋下種種存在，種種發展與變化，聽到遠處無線電播送器的雜亂歌聲，和近在眼前太廟松柏林中一聲勾裡格磔的黃鸝，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就此也學習一大課歷史，一個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時代中的歷史。很有意義。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那麼就用這個學習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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