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玄奘之旅:血汗見證的“絲路譯叢”（徐文堪）

序二  歐亞文明踫撞與交融的壯闊歷史場景 (葛承雍)

譯者前言  重新喚醒的北朝 （毛銘）

卷一  撒馬爾罕壁畫

粟特人的自我畫像

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都說了什麼？

卷二  古城·文書·遺事

撒馬爾罕古城，世界的紐帶

白匈奴時代的撒馬爾罕

片治肯特王後的日子

卷三 星座·錢幣·眾神

大夏貴霜王朝的希臘萬神殿（1—4世紀）

粟特拜火教神廟裡的印度神祇

吐魯番出土的唐代占星術繪卷中的印度和波斯天文學傳統

卷四 拜火教與北朝

粟特早期納骨甕上的拜火教主題

花剌子模與粟特的納骨甕

穿過欽瓦特橋：粟特移民聚落在北朝的拜火教葬俗

譯後記 葛樂耐：生在法國，長在康國

附錄：北朝粟特考古大事年表

【譯者前言】重新喚醒的北朝：近年西方學者對中國考古的貢獻

毛銘

2003年夏天，我來到中亞古城撒馬爾罕和片治肯特，跟隨葛樂耐（F.Grenet）教授和馬爾夏克(B.I.Marshake,1933—2006)教授發掘亞歷山大的希臘式谷倉和喀喇汗王朝宮殿壁畫。8月24日黃昏，考古隊從煙塵滿天的古城山丘，返回駐地撒馬爾罕考古學院。忽然隊員們一陣歡聲雷動，原來是隊裡收到一份輾轉數國發來的傳真，通知我們又一粟特胡人墓葬在西安郊外發掘出土，入葬年代是北周（557—579）。墓主人史君，生前定居河西走廊的涼州（今甘肅武威），身為北周高官“涼州薩保”，但是他的故鄉卻遠在中亞史國，離考古隊工作的場地僅60千米。

1999年和2000年，兩位入華粟特人——虞弘從嚴格意義上說，虞弘並非粟特人，根據墓志銘，他的故鄉在中亞魚國，目前確切地方不明，但是虞弘因為與粟特人通婚，文化上融入來華粟特社團，姑且算成粟特人一員。和安伽的墓分別在山西太原和陝西西安發掘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發現的北周安伽墓》，皆刊登於《文物》2001年第1期，文物出版社，北京。粟特胡人粟特鄰近中國新疆，位於阿姆河（Amu）和錫爾河（Syr）之間的肥美綠洲（漢文古籍也稱呼為烏滸水［Oxus］和藥殺水［Jaxartes］，阿姆河也稱為媯水）。在今中亞烏茲別克國南部和塔吉克國西部。的靈魂似乎在相互召喚著，陸續破土而出：在安伽墓所在的西安郊外方圓幾百米之內，連續出土史君墓（2003）、康業墓(2004)、李誕墓(2005)，入葬年代都在550—600年之間。一片沉睡千年的文化舊大陸被喚醒了，這就是北朝北魏拓跋鮮卑在大同、洛陽定都以來，在6世紀又分裂成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分別以河南安陽和西安為都城。因為與當時定都在南京的南朝（宋齊梁陳）南北對峙，而被稱為北朝。前2世紀到盛唐8世紀，粟特人曾經是長袖善舞的商旅，穿越於沙漠駝鈴之路、草原貂皮之路，還渡海往紅海波斯灣，南下印度洋、東南亞，用昆侖舶載來“撒馬爾罕的金桃”。新出土的粟特墓主人，大多年輕時是跋涉於絲綢之路荒漠的商旅和使臣，斡旋於北朝鮮卑宮廷與草原可汗國之間；中年之後定居北朝管理胡人移民社團；死後哀榮，葬在貴族墓地。這一繫列的考古盛宴，給中外學界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視野，讓人們得以重新考慮粟特人在北朝的漢化和鮮卑貴族的胡化。在虞弘墓所在的太原郊外王郭村，以前有著名的北齊大將軍婁睿墓，還有2002年出土婁睿的繼任徐顯秀墓，出土圖像帶有祆教飛獸，薩珊聯珠圈內刻畫戴冠女神等，可能與鮮卑貴族親近粟特文化有關。

葛樂耐對於伊朗所存的祆教藝術爛熟於心。當考古學家一塊塊地打開石板的包裹，我們由於刺鼻的粉塵而咳嗽時，葛樂耐已經檢視完石板並開始解說了。

——(美)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耶魯大學歷史教授，著名漢學家）

“絲路譯叢”的作者來自俄羅斯、法國、烏茲別克、美國、意大利等國，都是*的東方學專家和絲路藝術史家，每一位都親身參加國際考古隊在中亞五國聯合國遺址的挖掘工作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用血汗和青春見證了玄奘之路寶藏的出土，用著作填補了近十年世界絲路學的空白和疑難。他們都是國際學界公認研究絲路的權威學者，文章是歷年國際會議上的代表作。此繫列叢書中還配有大量插圖，展示考古所出的壁畫、佛像、珠寶，圖文並茂，深入淺出，實為絲路研究的佳作。

——徐文堪（復旦大學教授，美國亞洲學會AAS會員，《漢語大詞典》總編纂）

“絲路譯叢”內容涵蓋中亞五國絲路考古*成果，提供了大量一帶一路的文化情報，揭秘了一帶一路上的許多歷史懸案，是一套近年罕見的學術翻譯著作。該叢書以絲路沿線地域為經，以文化交往為緯，鉤織出不同民族、文明類型及其相互影響的歷史狀況，展示了歐亞大陸文明踫撞與交融的壯闊歷史場景，以饗急需了解海外絲路研究動態的中國讀者。全套書視野寬闊、史料豐富、分析深入，打破了過去傳統的畫地為牢、自我隔離、脫離時代、故步自封的舊習，開闊了國人的眼界，吸納了新鮮空氣。

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都說了什麼？

四  波斯新年與夏至

如果我們想把大使廳西牆的政治意味精確解讀出來，必須更多關注時間上的切入點和空間上的切入點。

很快我們就察覺到了接待使臣的時間是一個炎熱的季節，因為所有來賓都腰懸著手帕，還有一位突厥武士正迎向高麗人和吐谷渾人，他嫌熱，把絲綢袍子脫下來，掛在腰帶上。在7世紀，波斯也好，粟特也好，波斯新年納烏魯茲總是在六月；而粟特的拜火教歷法，總是比波斯本土的大使廳西牆壁畫底部：突厥武士，吐谷渾人，新羅人

節日晚五天。在馬爾夏克注意到大使廳南牆的畫面是表現粟特拜火教徒的祭祖喪葬出行圖之前，意大利女考古學家希爾維-安東尼尼（Chiara Silvi Antonini）已經提出一個很有遠見的觀點：把大使廳的四面牆都看成是波斯新年納烏魯茲的慶賀場面。接下來，此項研究中很重要的一步，是意大利的康馬泰和克裡斯托弗萊提出的：他倆尋找出了南牆粟特牆和北牆唐朝牆畫面之間潛在的關聯，以及二者在天文歷法日期上的同步。接下來一段時間，學界沒有對新年有進一步的詮釋。對於拜火教祭司的工作和傳統，在精確的修復線描圖基礎上，我們可以像專業的天文歷法學家那樣，精確計算出一千四百年前那個夏至日。

在此筆者要從康馬泰他們的歷法表說起，以得出我的結論。總體上和康馬泰所說相似，但是細節上微有調整。魏義天認為我們必須糾正他們的夏至說和端午節說——這個節日在中國是龍舟節。我們會按照儒略歷的日期，把所有細節納入一個聯繫更為緊密的繫統裡。

個躍入我的腦海，是作出這個詮釋所需的基礎：歷史上隻有很短的一段時間，夏至日是落在粟特的新年六天裡的，那641和663年之間。這段時間，粟特王拂呼縵恰好在位。在《舊唐書》和《新唐書》裡，該王在650年到655年之間首次出現。在這個語境下，我們需要注意兩件事。，波斯或者粟特國王的加冕，通常是在新年納烏魯茲的天；第二，各種語言的史料——尤其詳細的記載來自阿拉伯學者比魯尼（Biruni）表明，每次到了新年納烏魯茲節的時候，國王必須扮演伊瑪——波斯文化圈裡的英雄，特別受到波斯皇家的推崇。比魯尼寫道：

在新年納烏魯茲的天，當陽光照著伊瑪，人們仰望著他，向他謙恭敬禮，歡歌醉舞，度過這年的天。在新年第六天，當英雄前去和魔鬼大戰。後伊瑪勝利回到人間，就像太陽那樣冉冉升起，人們瞪大了眼睛，看到天空升起了兩個太陽，原來的朽木在瞬間發出了嫩芽，長出了綠葉。

自然而然地，波斯新年和中國夏至日期吻合的歷史現像，對於剛剛被唐朝加封為粟特九姓之王的拂呼縵而言，無疑是個王權祥瑞的兆頭。從上述轉引的句子中可以看到，在整個漫長的拜火教傳統裡，伊瑪是原初的太陽神，幾千年來神格不變。還有，比魯尼也堅持說，夏至日，就是波斯新年納烏旦日。在這點上，我們知道他是不對的：在拜火教歷法創始之初，薛西前486—465年創制的歷法是以春旦的;隻是因為歲月流逝，在7世紀初，波斯新年往前挪動了九個月，夏至日旦。不過比魯尼的記載可能回應了拜火教精英圈子中的一個特別傳統：納烏魯茲與夏至日的重合，是拜火教徒祭拜伊瑪亡靈歸來的日子。後，還是根據比魯尼的記載，夏至日的發明，來自古希臘天文學家，而古希臘天文學家恰好在大使廳東牆上出現，他拿著天球儀，正在給印度人傳授星像知識。這也是一種巧合或者暗喻。

伊瑪也是死亡之神，這一概念在拜火教文學中留下痕跡，更在粟特圖像中頻繁出現。如果真的如拜火教經典中所說的，那麼伊瑪就是守護地獄之門的。後，伊瑪還是人類黃金時代——那個時候宇宙大同，天地澄明——的王。在《阿維斯陀》（Avesta）經典裡，伊瑪被描繪成手持地球的七部分的形像。11世紀的阿拉伯史料中記載，伊瑪經常攜帶長生藥草，那些靈物讓人類遠離死亡、悲慘和戰爭。在粟特王拂呼縵統治的動蕩歲月裡，剛剛被大食亡國的薩珊波斯王朝，激發起波斯文化圈民眾對強大波斯皇權的渴望。南牆上去往神廟祭祖的葬禮出行和各國使臣朝賀的場面，恰逢其時地成為了大使廳壁畫的題材。

我們還可以更精確地進一步去探究。大家知道，伊瑪戰勝魔王後凱旋的日子是新年的第六天。比魯尼把這一天稱為“納烏魯茲的吉日”。一首中古波斯文寫成的詩歌，就是專門歌頌這個日子的。這一天，所有拜火教的吉祥生物都被創造出來，世界和平幸福，波斯王的傳奇也是發生在這一天。在復活的日子裡，太陽將高高掛在天穹，並不落下，一直照耀九天。這個美好預言，自然是和波斯新年第六天與夏至日重合這一現像有關。夏至日確實是一年之中白晝長、太陽久久不落的日子。要感謝《隋書》和《新唐書》中的《西域傳》中有關石國和撒馬爾罕風俗的記載，讓我們知道第六天是粟特人祭拜祖先的日子，隨帶著還有其他粟特歌舞和儀式。這一天與夏至日重合，歷史上有四年：660—663年。如果我們把大使廳北牆的唐朝端午節圖像也考慮進去的話，這四年裡，有兩年更是上上之選：在660年，納烏魯茲的第六天，唐朝的夏至和端午節，在天文歷法上發生在同一天；在663年，端午節發生在納烏魯茲的第四天，而第六天的祭祖吉日和夏至日重合。當然這個天文歷法上的重合不必如此精確；事實上，宮廷天文官不必向國王提供如此精確吻合的歷法日期，他們需要給出一些黃道吉日的概念，在綜合天文演算和當時國王對中亞政治格局的渴求的基礎上。

大使廳創作之際，正是中亞歷史上幾大政治力量微妙消長的時期。後一個真正掌控粟特的突厥可汗是咄祿可汗，他於642年繼位，但是突厥內亂，九部很快分崩離析。之後史國國王維旭匹爾統一了撒馬爾罕地區，次給自己加上了皇家頭銜“伊吉希德”，當時撒馬爾罕的銅錢上都鑄有“麥裡克”字樣，意為國王。這一舉動，明顯是表明粟特地區已經從西突厥汗國的統治之中擺脫出來。拂呼縵是維旭匹爾的第二位繼承者。658年，唐朝徹底擊敗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將粟特九姓國並入大唐版圖，稱為“康居都督府”。在這件事情上，西突厥汗國戲劇性地成為了大唐帝國擴張的引路人。兩個唐朝使臣被派遣來粟特：一個是董繼升，658年由唐高宗派遣，前來加封撒馬爾罕城主拂呼縵為粟特九姓之王；還有一位是王名遠，在662年把唐帝國的旨意傳到粟特以南的大夏地區。史書沒有清晰記載王名遠在粟特逗留情況，但是他去大夏路過粟特，是很自然的事。當時突厥十部落的使團分別為兩個可汗跑腿：一個是投靠唐朝的東突厥可汗迷設，一個是西突厥的可汗普珍。第二個來訪粟特的突厥使團，則全部聽命於普珍可汗。德國學者莫德提出一個很吸引人的推測：西牆突厥牆的右側有十一個長矛，很可能暗示了突厥的十個部落，中間那把長矛則像征著突厥可汗本人。經過如此觀察，我可以自信地指出，其中一位突厥人是來自唐朝西域的焉耆，因為有一行詳細的題記寫在他的腰上。648年，焉耆綠洲國臣服於唐朝，662年處於焉耆北面的突厥部落孫尼設，叛離普珍可汗，唐朝兵力介入，讓他重新歸順。所以這位來自於焉耆或其附近的突厥使臣，此刻在西牆上陪伴唐朝來使，這種場景直接詮釋了當時的突厥局勢。

總而言之，660年或者663年，是大使廳創作年份的答案。影山悅子在研究唐朝新城公主墓壁畫時，發現其唐朝貴族女子所穿的服裝，與大使廳壁畫上的使臣所穿非常接近。新城公主死於663年，她是唐高宗的妹妹;而唐高宗被畫在大使廳的北牆上，正在上林苑獵豹。

我們回過頭來，再仔細讀一下比魯尼對於納烏魯茲的記載，這一記載真是百看不厭、歷久彌新——納烏魯茲的風俗是薩珊波斯王定國定節日，他將與國同慶，獲得上蒼的護佑。第二天，國王大宴王公貴族和名門耆老，估計第二天也是國王接待各國使臣的日子。第三天國王接見牧馬人和拜火教大祭司。魏義天指出，夏至日是突厥部落貯備馬匹結營的日子。眼下突厥部落已經依附唐朝結為盟友，那麼粟特王可以名正言順地召喚突厥人前來，作為粟特王的“牧馬人”。當時突厥汗國一夜崩潰，十大部落各自為政，粟特王經常讓突厥人以部落為單位來擔當粟特的軍事任務。西牆的中部和下部出現了大量突厥武士是沒錯，但並不是說當時的突厥地位崇高到會出現在西牆的上部，這個位置是留給主神和重要國王的。親近粟特王的還是他自己的王公大臣，就像南牆上跟隨他出巡的那些粟特人。總之，我把西牆的畫面歸結為波斯新年前三天的綜合場面，包含了四個場景：粟特王的加冕，粟特王扮演伊瑪，第二天粟特王接待各國使臣，以及第三天粟特王接待武士們和牧馬人。

在此，史料的證據和考古圖像的證據相互支持，把當年場景復原得很好。13世紀的阿拉伯博物學家喀茲維尼（Qazwini）在他的《宇宙寶典》也談到了波斯新年，但他把比魯尼的新年六天的節目壓縮到了一天。不過，他補充了一些有價值的細節：在新年這天，國王舉辦聽政大會，王公大臣趨奉而前，各攜寶物、以悅聖心。結合大使廳西牆的畫面來看，各攜寶物，一一展示王座前的，不光是粟特本國的王公大臣，各國來使也在其中。12世紀的伊本·巴爾基（Ibnl-Balkhi）在《法斯納瑪》（Faysnama）長詩中寫到兩個相互矛盾的國王聽政大會場面：一方面，說在國王面前沒有人敢坐下； 另一方面，說王公大臣根據官銜高低，一排排坐在國王面前，井然有序。還有一本史書是《王冠之書》，編譯人是阿拉伯學者伊本·穆卡法（Ibnal Muqaffa,724-759），他揭示出，納烏魯茲風俗是薩珊波斯王庫思老·阿努希爾宛（Khosrow Anoshiravan）創立的，在那一天波斯“王中之王”舉辦聽政大會，準備了禮物和錦袍。宴會的桌子安排好了，屆時滿朝公卿按爵位高低而坐，錦袍的服色也把他們的官銜高下一一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