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代爾（Fenand Braudel.1902-1985）．法國歷史學家，《年鋻》雜志主編，法蘭西科學院院士，年鋻派的領袖人物，被冠以“史學大師”、“史家**人”、“改變歷史進程的人”等美譽。 布羅代爾是孤獨者，也是眾人膜拜的對像。說其孤獨，是因其強調要克服存在於社會科學中的分割，實行一個普遍的大聯合，但時至今日，似乎還不夠成功；說其風騷，那是因為他太過成功，吸引了太多眼光，讓人難以超越，世界各地都可以感受到他的衝力。布羅代爾的史學思想與方法影響巨大，他的總體史觀與長時段觀念不僅成為年鋻學派的支柱性理論，而且超越了學科本身，對人文學科諸領域都產生了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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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第二輯(布羅代爾的遺產)打頭文章便是沃勒斯坦的紀念文章《布羅代爾與綜合學科：一位沒有聽眾的布道人？》。

喬凡娜艾利凡《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與新經濟社會學》一文論述了布羅代爾的理論為一般的社會學家和專門的經濟學家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來有意義地闡述歷史資本主義並將其理論化。

史蒂文開普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布羅代爾是一個轉折點嗎？》敘述的是美國對布羅代爾的接受過程。

“歷史哲學”欄目分別從形而上、形而下兩方面論述歷史之真實性。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學教授布朗利論述的是當代日本史學家（直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如何為日本國家神話的存在提供理論依據。

餘下的幾篇文章是對世界體繫的探討，這些文章選題新穎，觀點鮮明、結構獨特，值得我們關注，

陳恆，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耿相新，男，1964年6月生，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參加工作，現任全國優秀出版社大像出版社總編輯、中共大像出版社支部書記。自1988年以來，耿相新同志策劃、責編、主編的圖書9次獲得*大獎，11次獲得省級獎。獲*大獎的9種分別為：2004年責編的《鄧小平手跡選》獲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特別獎；2004年主編的《尋根》雜志獲第三屆國家期刊獎提名獎；2003年責編的《朱仙鎮木板年畫》獲第二屆全國優秀藝術圖書獎二等獎；2003年策劃的《中國邊疆通史叢書》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2002年策劃的《中國邊疆經略史》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2002年主編的《尋根》雜志獲第二屆國家期刊獎社科重點期刊獎；1994年責編的《安陽殷墟青銅器》獲1992-1993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1992年責編的《中國史書目提要》獲1988-1991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1992年責編的《中國儒學史》獲1988-1991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此外，2005年責編的《天邊的彩虹》獲“中國美圖書獎”。耿相新總編是河南省同時獲得*三大獎的出版工作者。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布羅代爾是一個轉折點嗎？

史蒂文開普蘭 趙燕靈譯

20世紀60年代，布羅代爾思想並未在美國蔚然成風；不是長時段的60年代，隻是編年意義上的十年，不論是在嚴謹的歷史編纂學界，還是在廣泛的知識界。50年代初的《地中海》和70年代初第二版的接受過程是復雜的，初布羅代爾幾乎得不到任何學術出版社的支持。美國對他的評價眾所周知。對於這種熱潮，梅爾文奈特（Melvin Knight）在《經濟史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肯定了這部歷史地理著作的全面貢獻，但又批評這部著作可能被席米安德貨幣主義（Simiand monetarism）損害，對它即將對歷史學家們產生的地震性影響則毫無預見（Knight，1950：211—216）。不到一年，在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耀眼的美國移民生涯伊始，他也在同一家刊物上著文，將這部漫無邊際的大部頭著作責備得體無完膚，指責它沒有達到“由提出合適的歷史問題所能產生的各部分的整合”。貝林意識到《地中海》熱潮籠罩法國，他譴責了呂西安費弗爾和他的同仁們，因為他們沒有仔細審閱這部著作，在這位詩人應得的贊美和這位學者應得的責備之間，他們難以作區分（Bailyn，1951：277—282）。 布羅代爾爆冷門，美國歷史學領袖之一——早期近代歐洲史專家加萊特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覺得挺高興，但也並非全無微詞。雖然他承認該書是“巨大的”、“厚重的”、“感人的”以及“深刻刺激性的”，但仍認為該書在概念和技巧之間並不平衡。馬丁利對布羅代爾對“傳統史學”的描述以及布氏對“新（‘勢不可擋的法國的’史學”的贊美略微有點惱怒，他發現第三部分（明顯地接近傳統的，但對他而言也許仍是重要的）乃是“令人失望的”和“馬馬虎虎的”。此外，布羅代爾讓法國人直面他的地域，該意向是有傾向性的：因為布羅代爾通過誇張那被推斷描繪和強制延伸出來的“潮濕的撒哈拉荒野”，“輕視了”這個“大海本身”。作為費弗爾的門徒，布羅代爾對航運和航海都有更好的理解，他本來人被迫“修正（他的）許多結論”（Mattingly，1950：351—359）。

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們對布羅代爾的傑作回應極少。和他的同事貝林一樣，哈佛大學的知識史專家斯圖爾特休斯（H.Stuart Hughes）重申了這種否定。他認為該書不值得列入布洛赫—費弗爾計劃（Bloch-Febvre project），斷然拒絕接受它；這本書因為“枝蔓橫生沒有主干”，缺乏“清晰可辨的核心線索”，是難以理解的，並且對歐洲史研究沒有重大的影響（Hughes，1968：58）。

直到1972年《地中海》的英文譯本出版，布羅代爾纔在美國找到一雪前恥的機會：標志是《近代史雜志》刊載了一篇字裡行間都是溢美之詞的文章，《紐約時報書評》也有一篇極狂熱的贊美之辭（1975年5月18日，2-3）②。顯然，即使行家如雲．從外國引進的作品也隻有等到有譯本出現，纔會在美國產生影響。我不相信，20世紀60年代不為人知的布羅代爾，《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出版所受到的矚目可以顯示他姍姍來遲的影響——那是一座等待噴發的火山，在英譯本出版之前．“布羅代爾在美國”(Braudel-jjl-America)還純粹處於準備階段。

20世紀60年代布羅代爾在美國舞臺上的缺席——在嚴格和樂觀的閱讀中的缺席——還有其他種種跡像。《物質文明》(Civilisaiion materielle)一出版就被熱情接受．雖然這種接受是有嚴格限制的。《美國歷史評論》在談到這部著作時為它大膽的範圍和豐富的細節喝彩，但也略有點乖戾地認為“當然，在本質上，這幅圖景並不新鮮”( Rowen，1968：767)。相形之下．特拉揚斯多亞諾維奇(Trajan Stoianovich)要大度得多，他在《近代史雜志》上細列出所有新的或者新闡釋的主題，得出結論認為《物質文明》“繼續了一場將結構主義作為歷史學分析方法的徹底的辯護”，估計那時他的絕大多數讀者們並不能理解這種列表（Stoianovich,1966:50-51）。經過廣泛的考察之後，皮埃爾勒努萬（Pierre Renounvin）做了定期計劃，使美國學者們對近期法國的研究成果有同步的了解，他呼吁《年鋻》將“長時段的波動，人口統計學趨勢和物質生活狀況的變化”提上議程，但並未提及布羅代爾的名字。稍後，他引用了這本“1949年出現的一本重要的書”，在這篇令人難以置信的論文摘要中，他把它描述成“研究16世紀的地中海世界”並試圖“促進現代經濟的計量史學”（原文如此）的作品。事實上，在這篇論文中，歐內斯特拉布魯斯( Emest Labrousse)作為從法國出現的新史學的主動力．要比布羅代爾顯得更為突出．稍後我將再談此文( Renouvin，196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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