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古典學的歷史

內容簡介

古代文學、藝術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於它強烈的吸引力在每一代都可以吸引一些人，不管一個時代在流行什麼，都是如此；因此，隻要任何種類的歷史研究繼續存在的話，古典世界的歷史，我們直接的祖先，就不會遭到忽略。從整體上來說，學者不能放棄古代世界研究的高貴觀念。學者必須永遠警惕的是要避免枯燥的危險，枯燥不但來自對技巧的過分關注，也來自采納非常狹隘的歷史研究出發點。他們不主張古典學是為模仿提供一個理想的模式。實際上，我們不能以這點來譴責文藝復興時代的古典學家或歌德時代的古典學家；理想類型的模仿觀念幾乎不能有效地說明米開朗基羅或歌德與古代藝術家之間的關繫，他們從這些古代藝術家那裡獲得了靈感。研究古代文明給我們帶來的不是要去模仿的類型，而是一直可以起作用的可能信仰和方法的模式，假如以智慧的、理智的方法，研究古典所帶來的可以讓我們避免那些隻知道自己時代東西的人的狹隘。古代人認為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假設人性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不管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會盛行什麼；因此古代人所處理的藝術和文學是恆久的主題而非短暫的主題；這使得古代人的文學、藝術和歷史極有可能為我們自己的實踐提供經驗以及其他的經驗。除了這種經驗所帶來的各種價值是用來維持我們與古代相聯繫的傳統外，這種經驗也被用來證明這些研究連貫的合法性，隻要任何種類的歷史研究和文學研究被認為是正確的。

導言
古典學的歷史
注釋
書目與省略語
索引
譯後記維拉莫威茲與古典學術研究

在線試讀

古典學的歷史
古典學術的本質——雖然古典學這一頭銜不再暗示那種崇高地位，但人們仍舊這樣稱呼它——可以根據古典學的主旨來定義：從本質上看，從存在的每一個方面看都是希臘一羅馬文明的研究。該文明是一個統一體，盡管我們並不能確切地描述這種文明的起始與終結；該學科的任務就是利用科學的方法來復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詩人的歌詞、哲學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觀念、廟宇的神聖、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場與港口熱鬧生活、海洋與陸地的面貌，以及工作與休閑中的人們注入新的活力。就像每一門知識所使用的方法一樣——或者可以用希臘的方式，用一種完全的哲學方式說——對現存事物並不理解的敬畏之感是研究的出發點，目標是對那些我們已經全面理解的真理和美麗事物的純潔的、幸福的沉思。由於我們要努力探詢的生活是渾然一體的，所以我們的科學方法也是渾然一體的。把古典學劃分為語言學和文學、考古學、古代史、銘文學、錢幣學以及稍後出現的紙草學等等各自獨立的學科，這隻能證明是人類對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種折中辦法，但無論如何要注意不要讓這種獨立的東西窒息了整體意識，即使專家也要注意這一點。
古典學術史的使命就是表明這門科學是怎樣從希臘人的語法[grammatike]那裡發展而來的，人們現在已經明白了古典學的真正本質與功能，盡管這門學科是科學的，不僅是一門歷史意義上的科學，而且是繼續存活在羅馬、拜占庭世界的科學，盡管是一種萎縮了的形式存活下來。這種學科的發展與智力的現代進步保持一致，就此而言，吸收古代文化遺產對智力的現代進步有著強大的影響——一般是有促進意義的，但有時也是約束意義的。反過來說，現代思想對這種學術也有反作用；但是追述現代思想的這種反作用已超越了本書的範圍，雖然這非常有趣，盡管讀者也總是願意知道這些反作用。
歐洲人從古代人那裡接受“語法”[grammar]，其目的首先是服務於語言教學，因為作為普世教會的拉丁語一直在實際生活中保持其地位。言辭的文學形式——詩歌和散文——也伴隨語言而為人們繼承，因此發展出一種新的拉丁文學，這種拉丁文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至今仍為人們所感受到。模仿——包括視覺藝術在內的古代諸門藝術的復興——是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的宏偉目標，結果是以現代語言形式表現出來的古代文學形式和風格發生了自然轉化。長久以來，人們習慣於把這種模仿活動當作是古典學術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這與我們已著手研究的古典學成長過程是不切題的，我們不要期待在書中提到拜布[Bembo]和約翰尼斯·瑟昆杜斯[Johannes Secundus]的拉丁詩歌要多於討論帕拉狄奧[Palladio]、克倫策[Klenze]、瑟沃爾森[Thorwaldsen]或弗拉克斯曼[Flaxman]的篇幅。我們也不太在意姆萊圖斯[Muretus]或倫肯[Ruhnken]的某作品是不是模仿古典拉丁語的典範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人再把希臘詩歌的創作當作古典學術的一個分支來看待。（附帶說一下，直到19世紀，這類詩歌缺乏風格，但是今天出現了完美的這類詩歌，在英國更是如此）然而，對於學者來說，對這類實踐效用的過高評價是不可能的，即使獲得這類成功所帶來的快樂是更加重要的時，也是如此，因為這類活動僅僅局限在一小部分群體之內。古典學的歷史
古典學術的本質——雖然古典學這一頭銜不再暗示那種崇高地位，但人們仍舊這樣稱呼它——可以根據古典學的主旨來定義：從本質上看，從存在的每一個方面看都是希臘一羅馬文明的研究。該文明是一個統一體，盡管我們並不能確切地描述這種文明的起始與終結；該學科的任務就是利用科學的方法來復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詩人的歌詞、哲學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觀念、廟宇的神聖、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場與港口熱鬧生活、海洋與陸地的面貌，以及工作與休閑中的人們注入新的活力。就像每一門知識所使用的方法一樣——或者可以用希臘的方式，用一種完全的哲學方式說——對現存事物並不理解的敬畏之感是研究的出發點，目標是對那些我們已經全面理解的真理和美麗事物的純潔的、幸福的沉思。由於我們要努力探詢的生活是渾然一體的，所以我們的科學方法也是渾然一體的。把古典學劃分為語言學和文學、考古學、古代史、銘文學、錢幣學以及稍後出現的紙草學等等各自獨立的學科，這隻能證明是人類對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種折中辦法，但無論如何要注意不要讓這種獨立的東西窒息了整體意識，即使專家也要注意這一點。
古典學術史的使命就是表明這門科學是怎樣從希臘人的語法[grammatike]那裡發展而來的，人們現在已經明白了古典學的真正本質與功能，盡管這門學科是科學的，不僅是一門歷史意義上的科學，而且是繼續存活在羅馬、拜占庭世界的科學，盡管是一種萎縮了的形式存活下來。這種學科的發展與智力的現代進步保持一致，就此而言，吸收古代文化遺產對智力的現代進步有著強大的影響——一般是有促進意義的，但有時也是約束意義的。反過來說，現代思想對這種學術也有反作用；但是追述現代思想的這種反作用已超越了本書的範圍，雖然這非常有趣，盡管讀者也總是願意知道這些反作用。
歐洲人從古代人那裡接受“語法”[grammar]，其目的首先是服務於語言教學，因為作為普世教會的拉丁語一直在實際生活中保持其地位。言辭的文學形式——詩歌和散文——也伴隨語言而為人們繼承，因此發展出一種新的拉丁文學，這種拉丁文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至今仍為人們所感受到。模仿——包括視覺藝術在內的古代諸門藝術的復興——是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的宏偉目標，結果是以現代語言形式表現出來的古代文學形式和風格發生了自然轉化。長久以來，人們習慣於把這種模仿活動當作是古典學術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這與我們已著手研究的古典學成長過程是不切題的，我們不要期待在書中提到拜布[Bembo]和約翰尼斯·瑟昆杜斯[Johannes Secundus]的拉丁詩歌要多於討論帕拉狄奧[Palladio]、克倫策[Klenze]、瑟沃爾森[Thorwaldsen]或弗拉克斯曼[Flaxman]的篇幅。我們也不太在意姆萊圖斯[Muretus]或倫肯[Ruhnken]的某作品是不是模仿古典拉丁語的典範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人再把希臘詩歌的創作當作古典學術的一個分支來看待。（附帶說一下，直到19世紀，這類詩歌缺乏風格，但是今天出現了完美的這類詩歌，在英國更是如此）然而，對於學者來說，對這類實踐效用的過高評價是不可能的，即使獲得這類成功所帶來的快樂是更加重要的時，也是如此，因為這類活動僅僅局限在一小部分群體之內。
學校教育和大學教育也有其單獨的歷史。但這裡不是詳細敘述這個問題的地方，盡管教育對學術事業發展所起的間接作用十分大，如果我們忽略了那些隻把自己的作用局限在指導年輕人學習的人，這似乎不公平，因為這些指導教師所獲得的成就時常是比許多學者對學術的總體發展隻作出微小貢獻要大得多。維特裡諾·達·菲爾特[Vittorino da Feltre]和古阿裡諾·達·維羅納[Guarino da Verona]是15世紀這類令人尊敬的指導年輕人學習的典型，自那時以來直到今天，這種人物不絕如縷。翻譯者一般也必須排除在外，盡管這些翻譯者的譯著在傳播古代觀念方面做出了極大貢獻。我們隻要想到阿密奧特[Jacques Amyot]翻譯的普盧塔克的著作這個例子就夠了。翻譯著作在把希臘精神沁入現代文化之中所起的作用遠遠要大於最重要學者明者作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但翻譯著作不屬於學術研究之列。
以這種方法限制了我們研究的領域，我們就可以在宏觀的背景下勾勒出學術發展的演進，而不必提到這一發展過程中的許多人物，因為每一個時代的先鋒人物都不是很多的。空間也是一個受限制的因素；但習慣要求對那些富有個性的人物要著重處理，包括一些取得短暫成就，不久就從記憶中消失的人物——這類虔誠有其自身價值。所以，善迪斯[J．E．Sandys]的《古典學的歷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是有關這一主題惟一值得一提的著作，這是部功底扎實的學術著作；必須要說明的是，我從這部著作中獲得了大量知識。另一本值得信賴的書是奧托·雅恩[Otto Jahn]寫於1868年的抄本，我利用該抄本就同一主題做了一繫列演講，該書使我終生受益。在雅恩去世之後，如果能有機會立即從他的筆記和速記中把該抄本整理出版，這本書必將受到歡迎。雅恩的博學是無限的，而且他不僅僅是一位博學的人[polyhistor]，他從不遲疑地表達各種觀點。
從文藝復興開始敘述古典學術史，可能是不太恰當的，因為在這個時間很久之前，古代學術就開始復活了。學校裡的傳統從來就不能完全被打斷；事實開始的早期幾個世紀對於古代文獻的保存有著決定性的意義。作為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並且西羅馬崩潰的結果，西部建立了日耳曼諸王國，隻有那裡的教會單獨保存了個別的文化，因此，我們必須分別追溯這兩個淵源，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君士坦丁堡陷落、東西兩部分重新聯合之後。這兩個淵源的共同資源是希臘化時代語法[grammatike]。學科，這門學科的研究領域為語源學，指導方針是對詞彙進行分類，這可以追溯到智者[Sophists]時代——甚或更遠，一直可以追溯到對詩人的說明——這點在哲學家和“批評家”或“語法學家”那裡達到了完美的境界，這類典型的代表有：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他謙虛地把自己稱為語文學家[philologos]，因為他的興趣非常廣泛）、拜占庭的阿裡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和阿裡斯塔庫斯[Aristarchus]。我們可以把狄奧尼修斯·斯萊克斯[Dionysius Thrax]的那本小書以及邁爾裡的阿斯克裡庇德斯[Asclepiades of Myrlea]之學說真實地還原，這至少可以窺見當時“語法”的狀況。菲洛克斯諾斯[Philoxenus]在語言科學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或許因為他認識到拉丁語的重大意義——這時他認識到單音節詞根的概念；布特曼[Buttmann]從他那裡學習了東西。隨後的時代是古典主義(classicism)的勝利，“語法學家”的作用越來越小了，因為現在要求的是對書面語言和文學語言的實際指導。目標又倒轉回三百年前——在安東尼時代最終實現了這一目標，那時一些人又回歸到以愛奧尼亞語[Ionic]進行寫作。高等教育幾乎完全關注修辭學的研究，但是這要求使用“語法學家”的語言這種基本的訓練。早在奧古斯都統治時期，特裡芬[Tryphon]就編輯了第一部書面語詞彙《名號辭典》[onomastikon]，他也是第一位論述句法的作家。二百年以後，赫洛迪安[Herodian]最終在嚴格的古典法則基礎之上確定了正字法[orthography]和“韻律學”[prosody]。大量的手冊刊登了古典詞彙，最後像阿裡斯提德這樣的模仿者以其自身的纔能成為文體的楷模。另一方面，保存學術上的說明是因為詩歌文學的範圍在不斷地縮小，並且學術本身也越來越沉溺於純粹編輯的水平。我們或許會期待從下層社會崛起的教會對於社會現實投以更多的關注；但是教會屈服於正在流行的修辭學，甚至在教會產生了幾位這方面的大師後，試圖以克裡門特[Clement]、格雷戈裡[Gregory]和西裡爾[cyril]的著作取代學校原有的教科書，當然這沒有成功。荷馬和歐裡庇得斯的著作從沒有消失，因此，古老的繫統繼續存在，不過變得越來越平淡無奇罷了，這點可以在6世紀最有影響的教師喬治·邱爾波斯庫斯[Georgius Choeroboscus]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地證明。文學語言與實際生活語言之間的裂縫變得越來越大，社會上層階級仍舊精通那種語言的人越來越稀少了；但是這種分裂從沒有徹底地完成，大部分古書仍舊可以在一些圖書館中找到，即使是幾乎沒有人在讀它們了。直到伊斯蘭教毀滅了西班牙、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古代文化場所，加上偶像破壞之爭，古典的衰落似乎迫近了。
然而，幾代人之後，在偉大的主教福提戊斯[Patriarch Photius]的影響下，古代文學的研究又開始了，福提戊斯本人隻關注散文，在這方面，他表現出對風格之驚人的、準確的感覺。這種感覺同樣適合於帕特裡的阿拉特斯[Arethas of Patrae]，他結束了在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的愷撒裡亞[Caesarea]大主教的生涯，獻身於學術研究，這種孜孜不倦的關注使他保存了許多主要散文作家的不少珍貴的或重要的手稿，這包括柏拉圖、埃裡烏斯·阿裡斯提德[Aelius Aristides]、琉善、卡西烏斯·迪奧、菲洛斯特拉烏斯、歐幾裡得、波呂克斯、波桑尼阿斯、克裡門特[Clement]和護教士的手稿。我們應對福提戊斯進行全面的研究；蘇格拉底·庫格阿斯[Socrates Kugeas]對那些富有價值的專論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阿拉特斯[Arethas]和其他一些牧師在他們所使用的抄本邊緣寫滿了解釋性的注釋、引語和推測性的讀物，毫無疑問這改變了文本的原貌，現在我們則抱怨這些竄改。有關柏拉圖、克裡門特和琉善的注釋就是這樣起源的，這些古代作家的著作僅僅通過間接的途徑流傳到我們手中。這時，這些手稿以精美的新小體字編排了；分字符和“做詩”符號也被引入，這一切預示著手稿研究中高水平的學術活動。作為獲得必要語法知識的輔助手段幫助，也是作為獲得人工文學語言的輔助手段，人們編輯了大大小小的、許多匿名的或筆名的著作：選自赫洛迪安[Herodian]的語源學著作，福提戊斯的辭典和貝克爾[Bekker]編輯的辭典。人們仍舊可以讀到許多這一時期的手稿。卷帙浩繁的辭書《蘇伊達斯》[Suidas，對於編這本書的人，我們一無所知]也屬於這個時代，假如沒有康斯坦丁·普菲洛傑尼圖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任命的歷史學家所摘錄的內容廣泛的抄本的話，《蘇伊達斯》就不可能產生。這類作品的搜集是普遍的現像：比如在詩歌領域，福提戊斯的《書目》[Bibliotheca]就是康斯坦丁·塞法拉斯[Constantine Cephalas]的詩文選集，該選集的材料甚至包括一繫列韻律方面的銘文——這是當代所感興趣的銘文的惟一線索，因此常常吸引人們的注意力。關於這時的詩人方面的學術著作，我們沒有肯定的證據；但就是在那時，文本和注釋已經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格式，這意味著語言學研究的高度發展。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著作的讀者僅局限於一個小小範圍之內；但是這多少也有其合理之處，這種合理之處也包括以人造阿提卡語進行創作的作品，學者們繼續以極大的鋻賞力來賞玩這種語言——特別是模仿晚期修辭學的書信體格式寫了些措辭優美的但毫無意義的東西——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君士坦丁堡陷落。
由富有影響的邁克爾·普塞路斯[Michael Psellus]所復興的柏拉圖哲學（曾為教會所禁止）具有無可比擬的偉大意義。當然這種柏拉圖主義包含一些不純潔之物的混合主義，因為普塞路斯的材料包括《波曼德斯》[Poimandres]，這本著作對於研究古代晚期的神秘主義宗教的學生而言，毫無價值。就像普塞路斯被保存下來的著作的數量所表明的一樣，從14世紀到16世紀，《波曼德斯》擁有很多的讀者，菲奇諾[Ficino]在翻譯了柏拉圖著作之餘，也翻譯了該書，隻是到了最近該書纔幾乎完全失去了其影響力。對學術感興趣則需要有著作的新版本，比如逐漸毀滅真正希臘主義[Hellenism]之樹的占星學是典型的例子。亞裡士多德研究從沒有停止過，我們必須在我們的學術園地中為拜占庭注釋拍保留一個席位。約翰·采策[John Tzetzes]，一位最讓人討厭的人，假裝博覽群書，實際遠非如此，作為一位批評家，他是徹底的失敗者；但他還是有一些我們沒有具備的優點。教會三王子，薩洛尼卡的攸斯塔修斯[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雅典的邁克爾·邱尼爾特[Michael Choniates of Athens]和柯林斯的格雷戈裡[Gregory of corinth，約1200年]，他們的研究達到比較高的水平。我們從阿克敏納圖斯那裡知道，除了雅典衛城之外，雅典古代的紀念碑在他那個時代已經毀滅了，當人們於17世紀開始探險雅典時，人們已經遺忘了雅典的古代傳統。攸斯塔修斯所搜集的有關荷馬的材料數量是驚人的，他的注釋長久地籠罩著荷馬研究，該書也是最早印刷術印刷的書籍之一；我們擁有作者親筆寫作的版本。不過，在希臘國內並沒有一群愛好古典的人，即使是帶來浩劫的第四次十字軍39使這一地區產生了普遍的衰落，即使是仍舊豐富的古代文獻傳統遭到了大量毀壞，也沒有使希臘產生研究古典的興趣。
損失是不可挽回的。自此以後，這隻是一小群人，這群人大多在修道院內，他們竭盡全力來挽救最後的殘卷。我們應特別感激馬克西姆斯-普蘭努德斯[Maximus Planudes]所做的一切，這包括我們今天所擁有的普魯塔克全部著作就是由他搜集的，包括專家的培養和教學的培養；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翻譯了大量通俗拉丁文著作。默修普魯斯[Moschopulus]、托馬斯·麥吉斯特[Thomas Magister]和崔克利紐斯[Triclinius]把古典詩人又帶回到人們的視野之內，這是個引人注目的現像。崔克利紐斯可以比上人文主義學者，他對古代作家著作的修訂與增補，我們合在一起稱為意大利人的[Itali]的著作，但實際上他是超越前輩的，因為當他采取猜想方法辨認文本時，他很仔細地區分了他自己的注釋與古代的注釋。事實是，君士坦丁堡仍舊鼓吹一種能夠挑戰意大利人的文化與藝術，任何讀過西奧多·麥陶西特[Theodorus Metochites]作品的人，任何參觀過由他贊助修建的如今被叫做凱裡耶清真寺[Mosque of Kariyeh]教堂時，都必定會承認這種觀點。這把我們帶回到14世紀，在那個時代，渴望希臘書籍的意大利導致了對希臘書籍的大量復制，以那個時代的不美觀的草體來復制，這包括一些優秀的書籍，也包括一些不上檔次的書籍。“書籍”也並不完全是原來的內容，因為並沒有通過書籍貿易來流通相同版本的書這類事情。這時，希臘語老師也開始流向西方，並且大多數人獲得了名聲；但是，作為學者，甚至包括克利蘇勞拉[chrysoloras]和凱爾孔代萊[chalcondyles]這類學者的人，在當時的地位並不重要。隻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這裡的學術纔衰落了；這裡全部高等教育停滯了幾個世紀之久纔開始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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