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拉塞爾·柯克是美國當代保守主義運動的思想導師之一。《美國秩序的根基》（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是其代表作之一，初版於1974年。從書名就可看出，柯克以根本也難把握的秩序觀念來理解和闡釋作為共同體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方方面面，可謂立意深遠，立論宏闊。具體而言，這《美國秩序的根基》從理論上探討美國秩序的歷史和思想淵源；從實踐層面看，它有助於讀者更深入全面地思考美國的獨特之處和成功之道。
《美國秩序的根基》在理論上的獨到出彩之處是，柯克以流暢優美的文筆將內在的靈魂和道德秩序與外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融為一體。柯克的理論探索和思想表達處處充滿睿智和洞見，他上下縱橫三千多年，將美國秩序的根基牢牢錨定在《舊約》中的先知時代。從此以後，從希臘羅馬到基督教的中世紀和宗教改革、西方歷史的演變過程時時都在醞釀美國秩序的種子。耶路撒冷的信仰和倫理、雅典的理性與榮耀、羅馬的美德與力量、倫敦的法律與市場，所有這一切都將融彙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國秩序之中。
《美國秩序的根基》不僅給人以理論上的啟迪，而且非常有助於人們對現實問題的思考。作為人類歷強大和繁榮的國家，美國一直是當代很多思想家、歷史學家和評論家探究的對像。究竟是什麼讓美國與眾不同地保持著長久的活力、自由和繁榮？是它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優勢麼？是其高素質和高技能的人口麼？柯克給出的答案是，基於基督教信念的有秩序的自由是美國強盛繁榮的重要、根本原因。柯克從西方文明三千年歷史中萃取出來的美國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觀；有秩序的自由觀派生出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則為美國經濟、社會和個人活力的發揮提供了盡可能多的保障。
總而言之，柯克念茲在茲的是讓美國保持自由和繁榮的那些永恆之道，而這些永恆之道就蘊藏在美國和西方文明的傳統之中。就此而言，柯克尤其推崇18世紀的愛爾蘭裔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伯克認為，人類間存在著一種永恆的約定，將活人、死人和未出生之人緊密聯繫在一起。我們所有人都是這種靈性和社會性伙伴關繫的一部分，因為這種伙伴關繫實乃出自上帝的旨意。柯克認為，伯克的帶有超越性的永恆約定遠遠高於洛克的出於功利目的的社會契約論。既然柯克如此認同伯克的文明永恆約定論，他對西方和美國傳統的強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柯克在書中特意指出，融合了英國中世紀習俗、新教倫理和拉丁理論（比如孟德斯鳩的分權制衡學說）的“自然法”正是美國文明成長壯大的極其重要的傳統基因，也是美國革命和立國的基礎。
美國著名詩人愛倫坡曾寫道：光榮屬於希臘，偉大屬於羅馬。不過，希臘的榮耀現在隻能到殘垣斷壁中去尋找，羅馬的偉業也早已煙消雲散。柯克明白，如果沒有堅如磐石的基督教信仰和倫理，美國的榮耀和偉大也會像希臘和羅馬一樣不過是過眼雲煙。不過，他同時相信，保守主義所堅持的永恆之道並非一成不變的僵化教條，而是可以通過審慎和明智的變革不斷自我更新和復興的有活力的思想體繫。在柯克寫作《美國秩序的根基》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正經歷文化和政治秩序的多重挑戰。在世人大多對美國的未來感到沮喪的時候，柯克卻有著與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美國知識分子截然不同的判斷和憧憬，他將美國未來的命運交托在上帝手中，滿懷希望地期盼美國秩序的復興。柯克樂觀的先知性期盼很快就有了著落：在《美國秩序的根基》首次出版後6年，裡根當選為美國總統，美國傳統的秩序開始回歸和復興。在裡根總統的帶領下，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混亂衝突和悲觀頹喪中走了出來，在世界舞臺上再次大放異彩，並終贏得了冷戰的勝利。在現實面前，我們不得不承認，柯克可當之無愧地被視為一代先知性思想大師。
難能可貴的是，《美國秩序的根基》雖然是學術著作，卻在柯克的生花妙筆下寫得通俗易懂。柯克本人也希望美國的高中生都能讀懂它，顯然，他渴望通過影響盡可能多的美國民眾，來對美國的實際政治發揮有效影響。如上所述，他在這方面也獲得了相當的成功。這對一個當代學者和思想家來說，算得上了不起的成就。筆者衷心希望，借著《美國秩序的根基》的出版，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評論界能夠更深入精微地理解美國文明這一人類歷史上的獨特現像。
於華盛頓近郊
張大軍
2017年11月24日
序言
拉塞爾·柯克經常以雄辯的筆觸評論他所謂的“永恆之物”——也即人類社會如果要正常運行，那些必須滿足的持久條件和需求。它們包括：某種必定基於宗教信仰的、具有超越性的道德秩序，社會的連續性，經由古老的習俗確立的規範或事物原則，審慎與自然而然的變革（而非基於抽像理論的變革），除在後審判中和法律面前之外的多樣性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平等，以及承認人的不完美。他盡管對自己的思想觀念非常自信，卻是一個非常謙卑的人，不可能聲稱他自己的作品具有永恆價值，雖然人們有理由認為，他的內心深處存有這樣的渴望。不過，我是這麼看待他的作品的。另外，他的作品體現出別具一格的特性：既具有永恆性，又非常切近時代；既具有超越性，又有針對性。
借著簡要回顧《美國秩序的根基》的出版歷程，我來談談自己的理解。這《美國秩序的根基》於1974年首次面世，那一年，整個國家處於危機之中：理查德·尼克松不光彩地辭去總統職務，越南戰爭正走向災難性的結局，大學正從學問的殿堂墮落成瘋人院。顯然，柯克的作品是長期深入研究的成果，不過，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寫作此書的目的之一是：“幫助公眾和大學生重新認知美國的道德和社會秩序。”
《美國秩序的根基》的平裝版首次面世於1978年，當時正值卡特時常顯得漫無目的的總統任職期間以及伊朗人質危機的災難的前夜。卡特本人在聖母大學的一個廣受公眾關注的演講中斥責美國人已失去他們的價值觀以及對美國秩序的認同。我懷疑卡特是否讀過《美國秩序的根基》，如果他讀過的話，他就不會隻是簡單地斥責，而可能會敦促所有公民都來讀讀《美國秩序的根基》。
20世紀80年代初，另一版本面世，當時人們並不清楚羅納德·裡根究竟會成為什麼樣的總統。那些知情者知道，裡根已仔細讀過《美國秩序的根基》以及柯克的很多其他著作，而且這將會影響到他在白宮任職期間的作為。
現在，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過後整一周年，我寫作此序，校際研究所出版社（ISI Books）推出了眼下這個版本，它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針對性。大多數美國人對恐怖襲擊的反應是掀起一波愛國熱情——很長時間以來，這種愛國熱情似乎已經過時，同時還熱誠地認可並決心保護我們因此蒙福的那種社會和政治秩序。然而，這一反應的某些地方是有問題的。毫不意外的是，那些左翼分子的反應帶有玩世不恭的色彩，而且那些曾長期推崇&ldqu主義”——即認為沒有文化可以正當地宣稱自己比任何其他文化更優越的觀念——的學術界人士尤其如此。這些學者堅稱，美國這個國家也有自己的恐怖主義的歷史，其中引為證據的包括奴隸制，與印第安人的關繫以及對其他少數族裔的壓迫。絕大多數學生都毫不留情地拒斥這些教授，而後者雖然在多年前就已強迫學生們遵守政治正確的規則，這時卻隻能以言論自由為幌子。
那些捍衛美國的人士所反映的某些側面也令人感到不安。喬治·布什總統展現出可敬的領導力，宣布對恐怖主義、恐怖主義分子以及庇護他們的那些政權發起一場世界範圍的戰爭。另外，鋻於流氓國家可能會擁有或接近於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願意將它們派上用場，布什總統似乎別無選擇，隻能摧毀這些政權。可是，廢黜獨裁者是一回事，對於那些沒有創建與維繫和平秩序所必須的文化因子的民族來說，建立起這樣一種和平秩序又是另一回事。畢竟，正如《美國秩序的根基》所充分闡明的那樣，美國秩序以及整個西方世界的秩序是兩千五百年演化的成果。這一論點將《美國秩序的根基》置於美國主流的歷史論述之外，因為後者一般認為憲政體制是18世紀美國人思維的自成一體的產物。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快速西方化表明，這一任務雖讓人望而生畏，卻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柯克警告我們，新政權的建立不可能憑借民主或其他意識形態來完成，隻能逐漸地進行。
既然已經談到要小心從事——《美國秩序的根基》既有提醒的功效，又有教育性價值，我願意以一種更為樂觀的不同基調結束本文。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即便你已經讀過柯克的其他著作，你還是會對作者的淵博和深邃以及他的智慧肅然起敬，而且他的智慧是某種遠遠超越於純粹學問的東西。另外我認為，這一點會讓你印像深刻：你能輕松地跟隨作者的論述過程。柯克有一種了不起的纔能，能夠以為清晰透明的方式表述復雜的觀念，而且還一直不斷地提升這種纔能。具有一定理解能力的高中學生可以明白他的意思，而且會牢牢記住。
不過，如果你僅僅從他嚴肅的著作（他的鬼故事除外）了解拉塞爾·柯克，卻沒能榮幸地認識他本人，你很可能不會相信他有幽默感。我承認，他的幽默感微妙隱蔽，但確實是有的。請允許我以自己在為這個序言構思時重新發現的一個例證來說明。幾年前，我為《國民評論》（National Review）雜志的一期特刊寫了一篇有關柯克的文章，以紀念保守主義運動初期的傑出人物。那篇文章的標題是“拉塞爾·柯克：美國的西塞羅”。柯克從未就此向我說過什麼，不過我知道他對此感到高興，因為他無限仰慕古羅馬人西塞羅。不久之後，我為《底特律新聞》（Detroit News）寫了一篇關於《美國秩序的根基》平裝版的評論。我給了應得的贊譽，不過又蜻蜓點水地提到我有一些吹毛求疵的想法。當柯克又要出另一個平裝版時，他寫信給我，感謝我的評論，並問我是否能夠給他什麼建議。這對他是稀松平常之事，因為他總是試圖改進自己的作品。他來信的基調一如往常的謙卑，不過，他在簽名部分卻這樣寫道：“熱誠的，馬庫斯·圖留斯·柯克（Marcus Tullius Kirk）。”如果你不知道，馬庫斯·圖留斯是誰，也許，一提西塞羅，你就會恍然大悟。
所以，在閱讀《美國秩序的根基》的過程中，要密切關注那些細微之處。如果你做到了這一點，那麼你會從中既得到教益，又感受到快樂。
福裡斯特·麥克唐納德
傑出大學研究榮休教授
阿拉巴馬大學
200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