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磊，1979年生，山東濟寧梁山人。2001年本科畢業於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01年9月-2004年6月於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師從楊朝明教授；2004年9月-2007年6月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晁福林教授。現為J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先秦史、儒學史、禮學史。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出土竹簡與大小戴《禮記》綜合整理研究”（18BZS028）、山東省社科規劃研究項目“出土文獻與《大戴禮記》研究”（14CZXJ16）等；參與完成多項國家、省部級重要課題。在《光明日報》《史林》《古代文明》等重要報紙和刊物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撰寫和參撰重要學術著作多部。
一、主要著作
《儒家文獻研究》（參著），齊魯書社，2004年。
《有關孔子與<論語>的101個趣味問題》（參著），中華書局，2008年。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參著），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孔子家語通解》（參著），齊魯書社，2009年。
《<智品>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
二、主要論文
《上海博物館竹書（內豊）與（大戴禮記）“曾子十篇”》，《管子學刊》2007年第1期。
《周代司徒述論》，《聊城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循循善誘話盤庚》，《光明日報》2007年1月19日第9版。
《<曾子>源流與<大戴禮記>“曾子十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年第3期。
《<孔子家語·致思>篇研究》（合著），《東嶽論叢》2009年第4期。
《<曶壺>與周代司徒軍事職掌新論》，《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2期。
《<讖簋>“司土（徒）”職掌研究》，《齊魯學刊》2011年第5期。
《西周司徒與王室經濟——以司徒對山林澤牧的管理為例》，《史林》2012年第5期。
《大禹治水地域範圍新論——以出土文獻和考古發現為參照》，《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
《<周禮·地官>“司徒”析論》，《東嶽論叢》2018年第3期。
《司徒與春秋戰國社會變動考論——以魯國大司徒為例》，《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司徒與西周中後期社會變動探析》，《東嶽論叢》2021年第4期。

總序：齊魯文化的古典學意義（江林昌）

緒論

周代司徒述論——早期文明與社會變遷視野下的思考與探索

章 司徒溯源

節 司徒淵源考論

第二節 舜、契任司徒之傳說略述

第二章 司徒與西周社會的發展和變動

節 周代司徒概說

第二節 司徒與周代分封的重民觀念——從《徒簋》說起

第三節 司徒與西周籍田制的變化——從《簋》看司徒對籍田的掌管

第四節 司徒與西周王室經濟的關繫——以司徒對山林澤牧的管理為例

第五節 《曶壺》與周代司徒軍事職掌新論

第六節 司徒與西周中後期社會變動考論

第三章 司徒與春秋戰國社會的變革和轉折——以魯國大司徒為典型（上）

節 司徒與春秋戰國社會變動考論

第二節 魯國大司徒概說——春秋時期為典型的司徒

第三節 位列上卿與世任司徒：季友與春秋前期魯國社會

第四節 忠廉輔國與卿權始盛：大司徒季文子與春秋中期魯國社會的變革圖存

第五節 三分公室與卿權漸盛：大司徒季武子與春秋中期魯國社會的重大變動

第六節 魯君失政與卿權極盛：大司徒季平子與春秋後期魯國社會的嚴重危機

第四章 司徒與春秋戰國社會的變革和轉折——以魯國大司徒為典型（下）

節 突破與嘗試：大司徒季桓子與春秋晚期魯國社會的嚴重危機和起用孔子治國

第二節 咨詢與交流：魯國大司徒季康子與孔子儒家為政之道的互動

第三節 繼續與深化：大司徒季康子與春秋末期魯國社會的深刻變革——以孔門弟子治國

第四節 衰微與退出：春秋戰國之際大司徒季氏與魯國社會的巨大轉折

第五節 遵循與突破：大司徒與春秋魯國禮樂文化的盛衰

第六節 主導與改變：大司徒與春秋時期魯國社會的變遷

後記

自西周初年的分封之後，魯國文化發展到春秋時期，出現了“孔墨顯學”，繼之而有“儒分為八，墨離為三”；齊國文化發展到戰國時期，而有稷下學宮，諸子雲集，百家爭鳴，學派大盛。齊文化與魯文化因此而為世人所敬仰。
秦國東滅六國、一統天下的過程中，齊文化中的法家思想、陰陽五行觀念、神仙方士之術，都發揮過重大作用。繼秦之後的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代，已是國力大增，疆土大擴，經濟大盛。為適應農耕文明社會發展的需要，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著《春秋繁露》，以魯文化中的儒學為核心，又廣泛吸收百家思想之優點，尤其是融彙齊文化中的天人感應論、三統說、災異說、陰陽五行說等內容。漢武帝及時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司馬遷又在《史記》裡做了全面闡述，儒家學派因此由“子學”而上升為“國學”。但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非消滅百家，而是以儒家為核心吸納轉化百家之精華，熔鑄齊學之優長。因此，漢代的“儒術”，已非先秦魯國文化中的純儒學，而是融合了百家思想的“大儒學”了；漢代的“百家”，也非先秦單純的各學派，而是經過儒學的同化創新的“新儒術”了。於是，先秦的“齊文化”“魯文化”經過秦、漢兩次政治的大一統而轉化融合為“齊魯文化”了。從此以後，齊魯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在中華成熟文明發展道路上，與時俱進，轉化創新，不斷發揮積極作用。
在中華思想文化發展史上，齊魯文化與中原文化、三晉文化、燕趙文化、關中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區域文化本來都是獨立發展、相互影響的。但因為以上所述的原因，在各區域文化中，齊魯文化始終體現出其獨特的優越性。也正因為如此，學術界一直將有區別的“齊文化”“魯文化”與融合後的“齊魯文化”及其深遠的影響價值，作為研究的重點，並已取得了較好成績。但如果我們的研究就此止步，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齊魯文化還有許多重大問題有待於我們做深入探討。
例一，齊文化與魯文化為什麼會呈現出不同的內涵特色？從自然地理環境來說明這種不同，固然是一個很好的角度，但僅此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因為，西周以後的齊文化與魯文化都是以泰沂山脈為生活背景的東夷文化為共同源頭，同時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政治文化制度的影響。這就需要我們深入探討造成這種同源而異流的原因。這個問題分析清楚了，也就進一步找到了“齊文化”與“魯文化”分流八百年之後，從戰國後期開始至秦漢時期又合流為“齊魯文化”的深層次原因，進而講清楚了為什麼齊魯文化會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茲事體大，又涉及眾多的專題.諸如環境變遷、黃河改道、夷夏東西、“禪讓”、“世襲”、東夷文化與三代禮制、分封制與宗法制等，均需要做深入研究和綜合分析。
這既是一個中華學術史上的重大課題，也是當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進程中建構“三大體繫”、堅持“兩個相結合”的時代課題。我們應該迎難而上，共克時艱。
例二，當我們解決了上述重大學術問題之後，便可接著攻克第二個重大學術課題，即在世界文明史背景下進行中外古典學的比較。法國著名古典學家讓一皮埃爾·韋爾南指出：“扎伊柴夫繼雅斯貝爾斯之後也注意前7-2世紀之間，在中國、印度、伊朗、猶地亞、希臘等相距如此遙遠的文明中，傳統的宗教世界發生了深刻變化，出現了儒教、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猶太先知教以及希臘人對真理的哲學探索。但這樣的比較同時也揭示了希臘的獨特性。希臘的變化不是在宗教領域內部發生的，新的思想形態是在宗教的邊緣和外部形成的，有時甚至與某些宗教信仰或官方禮儀公開對立。”韋爾南從邁錫尼王權與希臘城邦之間的斷裂關繫中，揭示了希臘古典文化的“獨特性”。
其實，春秋戰國時期以齊學、魯學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學，與韋爾南所舉例的希臘、印度、伊朗、猶地亞的古典學相比較，也有相當的“獨特性”。這個“獨特性”首先需要我們從中國歷史學上的五帝時代到虞夏商周發展的連續性與變通性，從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發展的總體連續性與區域多樣性等角度，去尋找線索。其次，還需要我們在希臘、印度、伊朗、猶地亞等古典學產生的世界歷史背景下做比較。在此基礎上，我們可進而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具體分析中國古典學內涵的豐富性、特色的民族性、影響的深遠性，進而建立中國古典學的學術體繫、學科體繫與話語體繫。
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是山東省屬高校中的J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齊魯文化研究”是該基地的工作重點。2016年，我受山東師範大學的委托，為基地的發展草擬了一個以“齊魯文化與中華文明傳承創新研究”為目標的長遠發展規劃。這個規劃幸能得到J育部社科司領導的肯定與全國學界同行的鼓勵。為了能將這個規劃的階段性成果及時與學界交流，我們特設立了這套“齊魯文化與中華文明文庫”，不定期出版。
當今中國正處於五千多年農耕文明轉型為現代工業文明，並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上快速高質量發展的宏大變革時期。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表明，因生產力發展而引起的社會大變革，終必將迎來思想文化的大繁榮。春秋戰國時代，因鐵器代替青銅器而引起了由血緣變地緣為特征的社會大變革，終迎來了中國古典學的誕生。當今中國因科學技術而引起的社會大變革必將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中華文化的第二次大繁榮。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