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傳薪者的精神世界（代序） 

李瑾

窗子朝南。 弔蘭牢牢地占據了書桌一角，盡管疏於澆水，但在陽光看來，似乎過於茂盛了。 電腦偶爾發出微微的轟鳴，一天中，至少有 １２ 個小時它將面對大量的文字，對於龐大的故紙堆來說不過是現實的調味品。 離城３０ 公裡，一塊被圍牆緊緊環繞的住宅被稱為蓬萊苑。 在 Ｍ 區 Ｄ 座 Ｊ 號的二樓，穿過列兵一樣修長整齊的書架，一張龐大的書桌擱置在面北的窗子前。窗外，一棵棵高大的鑽天楊在微風中抖動著碧綠的葉子。

一南一北兩張書桌等同於兩個驛站，也是時間的背書者。 ６ 年時間，它們見證了一個人 ４５７ 冊、３２ 萬頁稿本抄本的整理和編纂。 兩臺電腦裡，保存著近千萬字已出版著述的底稿。 ４０ 年，中國進入了世界，一個人進入了老年。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體會不到黑字變成白發的歡欣與悲切。 如果不被理解或隻是被膚淺地接納，智力的自尊自然止不住現實的創傷和滑坡，那麼，又該怎麼評價一個人和他孤獨的精神世界？一１９７３ 年秋天，虞和平在北京大學開始了他人生第二個起點。 １９６６ 年 １１月 １１ 日，這個在寧波市鎮海縣大碶區出生、長大的年輕人，坐上火車一路北上，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門廣場看到了*。

北大校園是一條均衡的時間分界線，是虞和平的，也是中國學術的。１９７６ 年，虞和平再也不會回到村裡干會計了，他以正式工作人員的身份，挺胸走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門。 面前的道路上鋪滿了日子砌成的方磚，也鋪滿了一個個亟待破題的陳年舊識。 對數字的天然敏感讓干過會計的虞和平陷入各種表格當中，誰都知道，從數字中拎出清晰的中國形像是一門高超的手藝。 嗣後 ４０ 年，這位“手藝人”棲居在晚清名臣榮祿的府邸裡，和這個世界進行復雜而隱秘的對話。 東廠胡同一號，榮祿洪的住宅，這一舊一新、一帝制一共和的替代，似乎已預示著虞和平推動的“革命化—現代化”範式的結合和變遷，是多麼巧合而又入情入理。

虞和平從不批評人，也不批判人，他對範式的更新是“躡手躡腳”的。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比一般人都認同布洛赫“有意的史料”的道理。 真正的歷史學是解釋的而不是事實的———後者歸屬於考古學，承認這點和否認這點同樣悲哀而無助。 翻開一部部史書，我們所看到的史料都歸屬於解釋，一種言說的技巧。 這一點，詹金斯說得更加洞徹：歷史學家們近似於神秘地永遠能從他們對“過去”的造訪中帶回他們想要的歷史。 在他眼裡，歷史作品使用的是形式與體裁被嚴格規定的語言，並且永遠是由一連串修辭工具與文體像征構成的。 虞和平不一定認同“史書出、史料亡”的說辭，但一定相信，範式也好，分期也罷，都是一種尋求正當性和合法性的敘事結構。

１９９３ 年，４５ 歲的虞和平纔出版了自己的部獨立著作《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這個大器晚成的學者，一定想像不到自己的一繫列作品打破了範式的怪圈。 《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無異於一枚巨型炸彈，人們忽然發現，一向死氣沉沉的商會研究被虞和平將四周的圍牆夷為平地了。 當一些機構正忙著把獎項頒給這部作品時，虞和平已悄悄調轉了自己的航向，似乎他出現在近代史研究領域的目的，就是改變集體性說話方式，讓一、更純粹的語言滲入火種中。 更大的變化在 ２００１ 年，他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現代化歷程》歷時 ７ 年問世，學界發現這個個頭不高、溫文爾雅的人已經成了以現代化範式繫統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個實踐者。 這個稱呼一定讓他惶恐，因為人們遺忘了這樣一個事實：１９９３ 年，同時點燃現代化範式導火索的有三個人，其中一個是他的授課老師羅榮渠，一個是他的授業恩師章開沅，他們分別拿著《現代化新論》《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試圖營救陷入僵化和絕望境地的歷史解釋方式，而虞和平，還是後一本書的作者之一。

不過，我需要提醒一句，虞和平的現代化範式不是排斥而是包容了革命化範式。 這是一種敘事技巧還是一種開放性，我還沒有確切的答案。

二萬壽路甲十五號院。 五號樓的大廳裡，懸掛著令我垂涎的嶺南畫派大師關山月的巨幅梅花圖。 在一層面南的 ５１２１ 房間，我見到的虞和平，已是５５ 歲的中年人。 此前一年，我輾轉通過一個朋友拿到了簽名本《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繼而購買了《中國現代化歷程》，這兩部書完全顛覆了我以前的史學觀念之塔。

院子裡竹影扶疏，一個比較靠譜的說法是，８７ 版電視劇《紅樓夢》在這裡取了幾個鏡頭。 我甚至懷疑，林黛玉還在池子邊葬下了一籃子沾著露水的花瓣。 依稀記得，虞和平在幽靜的回廊中轉頭望了望，同行的，是他的愛人，一輛代步的舊式捷達車停在不遠處。 我表達了投身師門的願望，虞和平溫和地笑了笑，沒有解釋或多說什麼，這和他在白紙上的汪洋恣肆截然相反。 事後證明，我對他“不解釋”“不多說”的惶恐毫無道理，虞和平比我這個山東人更諳孔孟之道，他以書本鋪平了通往東廠胡同的坑坑窪窪。

我次讀虞和平的作品，便被他的解釋迷住了。 我得承認，書中充滿了嘖嘖稱奇的句子，我忽略甚至準確地說是遺忘了某些細節，終淪陷於其中的觀點。 虞和平早期的作品中，我自以為發現了他的聰明和狡黠。 他把手術刀首先切入了商會的身體，對這樣一個僵死多年的動物下手是多麼的安全，這自然也符合博士研究生的風格，從具體的角度入手進而解剖一個宏大機器的肌體。 盡管師從虞和平多年，我依舊無法準確地說出現代化範式的準確含義，將其界定為一個概念是多麼簡單和愚蠢，但我已然知道，現代化範式，首先是一種解釋的自由，這種自由不是不遵循一定的規範，而是有自己的節奏，一步步支撐著我們對歷史和現實的認識。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我在日記裡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現代化範式是史學理論研究的次思想大解放。 這句話下面，被狠狠地畫了兩道橫線。 現在，我固然為這一幼稚而又深邃的想法感到驚訝，但更驚訝的是，自日記中發現，當天上午，我逃了一節考古課。……

某天，虞和平忽然對我說：我發現了張之洞的“密探”。 這句話提醒了我，編輯這樣一部大書不是剪刀加糨糊，而需要一個字一個字地認真校讀。他又不無遺憾地嘆息寫論文的時間被一張張檔案填滿了。 這件小事我覺得有必要記載，就寫在了自己的評論集《紙別裁》裡：可惜，虞和平先生因公務繁忙，不能專文研究，而是囑我閱讀茅海建的成果，並微信告訴我，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張氏的“密探”。 我完全理解出版社不經意間流露出的擔憂，出版社把書籍當衣食卻不能直接拿來喫，它們要理想更要市場。 而虞和平則是理想主義的，他夜以繼日地趕路，不是沉浸在自以為是的幻覺裡，而是企圖還世界一個清晰的答案。

我覺得有必要更正一種偏見，闡述哲理的纔是思想家，整理資料的不是，多麼固執而執拗的誤會啊。 歷史已經不再滿足於一種敘述方式，而是為多種敘述提供基本的素材，正是一頁頁檔案的拼接，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故事或圖譜。 在這些檔案前，我更願意將虞和平形容為機器人，他放棄利用編纂技法提供一種“隱喻性描繪”，他原原本本地將檔案擺出來而不是考證、論述和分析。 他的分析工作已經在現代化範式中完成了，而不需要再次矯情地證明自己的敏銳和深邃。 史料學功夫位於思想史食物鏈的*，還有什麼比提供完整、充盈的素材更富於挑戰和富於超越性價值呢？

自在和勤勞似乎是虞和平一生的基調。 他努力保持著對中國現代化的想像力，也努力在檔案室裡尋找舊式中國的影子。 但這種努力絲毫沒有改變個人為數不多的嗜好和興趣，他在自己的鬥室或微小的世界裡點一根煙、泡一杯茶，然後安靜地敲擊開某人的信札或日記，間或玩幾把空當接龍的遊戲。 而虞和平熱衷的遊戲，就是鑽進文字裡，尋找和重新理解悲傷的、深沉的或舒暢的中國痕跡。

這是一個傳薪者的精神世界，他能出得來，我們，卻進不去。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晚草於北京寓所

商會史研究已成為一門顯學———評《中國近代商會通史》梁艷玲 

近代以來，商會作為商人的社團組織和市場的中介組織，一直在國內和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但自 ２０ 世紀 ８０ 年代開始，商會史纔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和對像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經過幾代學人 ３０年的努力，商會史研究已成為海內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點之一，並拓寬和深化了經濟史、社會史、城市史尤其是現代化史、資產階級史等相關研究領域。 作為一部裡程碑式的標志性學術成果，《中國近代商會通史》的出版，一定意義上是整個商會史研究的總結和歸納。

《中國近代商會通史》皇皇 ２００ 餘萬字，按時間線索分為四卷：卷為晚清時期（１９０２—１９１１），第二卷為民國初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７），第三卷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１９２８—１９３７），第四卷為抗戰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１９３８—１９５３）。 該書以商會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中的重大問題為中心，探討商會制度的演進、商會與政府關繫、商會的政治參與、商會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商會與國家形態間的復雜關繫等種種問題，尤其是借鋻和運用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對商會存在的社會與法理基礎、商會的組織與運作原則及其與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之間的關繫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進而探討了商會與近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關繫。 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成果出版後，引起了學術界的強烈反響。 學者一致認為，《中國近代商會通史》是中國商會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意義的作品。

這部通史的主要作者，包括虞和平、馬敏、朱英以及鄭成林、魏文亨等，是商會史研究的中堅力量，３０ 年間一直活躍在這一領域的前沿陣地。 ３０ 年來，商會史研究經歷了革命化、現代化和反思化研究模式的變遷。 革命化階段（２０ 世紀 ８０ 年代初至 ９０ 年代初），商會史研究主要解決“商會是什麼”，標志是 １９８１ 年章開沅提出商會“是從整體上考察資產階級不可缺少的重要課題”。 其研究思路是“資料、問題和領域是新的，但思考的角度和路數卻是舊的，多數研究者仍然習慣於從政治史的角度去思考商會問題，以政治因素（又往往化約為革命與否、進步與否）作為商會評價的關鍵值”。 虞和平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的成立與中國資產階級完整形態的形成》《論清末民初中美商會的互訪和合作》《近代商會的法人社團性質》《商會與中國資產階級的“自為”化問題》，朱英的《清末商會與抵制美貨運動》《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以及徐鼎新、錢小明的《上海總商會史》，都是革命化研究模式的產物。 現代化階段（２０ 世紀 ９０ 年代初至 ２１ 世紀初），商會史研究主要探討“商會怎麼樣”，以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出版為標志，形成了近代商會史研究的現代化範式的主流地位，同時也確立了商會史研究的專門史地位。 同時，在虞和平、朱英、馬敏等學者的推動下，形成了北京、上海、武漢、天津四個商會研究中心。 反思化解階段（２０ 世紀初至今），商會史研究主要分析“商會研究向何處去”，標志是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從商會研究到商人、商民運動等研究的適度轉向及其對商會史研究的反思，其雖然湧現了很多較有分量的新論著，但總體上沒有跳出現代化範式的研究思路和超越章開沅及章門弟子虞和平、馬敏、朱英等人的研究高度。 代表性作品包括馬敏的《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朱英的《近代中國商會、行會及商團新論》、賈中福的《中美商人團體與近代國民外交（１９０５—１９２７）》和李娟婷的《商會與商業行政：北洋政府時期的政商關繫（１９１２—１９２７）》，以及虞和平對商人這一群體的大範圍研究和探索。 這一時期，學者集中對商會史研究進行了反思，比如，虞和平對商會史研究的對像、時間跨度和內容的局限性進行了評判；馬敏指出現代化理論在給商會史研究帶來新的問題意識、概念話語、分析視角與新方法的同時，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朱英則提出中國商會史研究的新突破要在理論和方法上繼續創新，注重解決理論闡釋與實際論述相脫節的情況。

上述商會史研究的三個階段變化及其成果，完整地體現在《中國近代商會通史》之中，該著作時間軸從 １９０２ 年寫到 １９５３ 年，長達半個世紀；覆蓋面幾乎涵蓋了除西藏之外所有地區的商會；學術上凸顯問題意識，勇於開拓新領域，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商會史研究的“碎片化”傾向，將研究視野重新拉回到宏大、繫統和整體敘事的場域中。 《中國近代商會通史》學術貢獻巨大，限於篇幅，這裡隻梳理出幾個較為重要的方面。 一是該書界定了商會的性質和地位。 對商會性質的界定，是學術界一個非常關注的問題，該書正本清源，明確提出商會既非官方、半官方機構，亦非“官督商辦”性社團，而是一種商辦的法人社團。 二是該書指出了中國資產階級由自然存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過渡。 商會的出現使資產階級形成了真正的地區聯合，並得以有組織地參加和發起地區性的乃至全國性的經濟和政治活動。 特別是 １９１３ 年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正式成立，使資產階級全國性統一行動成為可能。 三是該書拓寬了商人外交和商會外交的新領域。 商人外交和商會外交是商人自己的有組織的外交活動，大多以商會為主體，它既是國民外交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民間經濟外交的主體，是國民外交和民間經濟外交的交叉。 該書集中考察了商人階級在近代中國爭取民族經濟發展、民族獨立和國際平等地位中所發揮的作用。 四是該書突出了商會的商業行政參與，商會與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帶動了實業革命的到來。

總之，作為目前商會史研究重要的一部作品，《中國近代商會通史》不但客觀地吸收了前人的觀點，並且融入了海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一開創性工作，必將對商會史研究的理論方法、模式範式等方面，特別是商會史研究的學科建設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