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舊上海灘、公共租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估計是“三大亨”——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其實，對於上海這座謎一樣的城市來說，巡捕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標志。20世紀30年代，一名英國籍巡捕*近距離地窺探了中國人在十裡洋場的日常生活。這座城市被鴉片、武裝搶劫、謀殺充斥著，它*黑暗、肮髒的部分隱藏在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之下。

本書首版於1937年，記錄了作者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灘任巡捕的經歷。這本獨特的回憶錄不僅記錄了日常的警務工作經歷，還講述了他對於當時中國社會和風俗習慣的理解和感受。

在1935年12月1日凌晨，彼得斯和他的一個下屬發現了身患重病、窮困潦倒地躺在路邊的中國人毛德彪，從這兒引發了後來的謀殺指控和轟動一時的法庭審判……

E.W.彼得斯（E. W. Peters），英國人，20世紀30年代在舊中國上海公共租界任洋巡捕。他見證了當時上海灘的繁華、喧囂、混亂和暴力，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英國《衛報》、《金融時報》、BBC等媒體發表在中國的見聞和感受，其中關於中國上海抗戰的描述影響廣泛。

Ⅰ.初識上海

Ⅱ.緊張的訓練

Ⅲ.次實戰

Ⅳ.沉迷於吸食鴉片的中國人

Ⅴ.層出不窮的威脅和挑戰

Ⅵ.令人震驚的一次武裝搶劫

Ⅶ.中日緊張狀態迅速升級

Ⅷ.光怪陸離的“東方巴黎”

Ⅸ.戛然而止的巡捕生涯

Ⅹ.鋃鐺入獄，接受法庭審判

Ⅺ.撲朔迷離的案情

關於案件的一手資料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的充斥著武裝搶劫、綁架、謀殺和毒品交易。這本獨特的回憶錄以巡捕的日常警務工作經歷和作者因涉嫌謀殺一名中國乞丐而被起訴的案件為例證，說明了當時上海警務工作是如何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上運作的。直到1935年，上海的捕房纔剛剛從十年前的“五卅慘案”危機中恢復過來。

——羅伯特·畢可思

英國布裡斯托大學歷史繫教授，英國學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

序

在上海這座謎一樣的城市裡，上海灘巡捕是一個不可遺忘的標志。城市警務工作中存在的所有痼疾，在這裡都加倍凸顯，因為上海灘是同時由三方市政機構和至少兩股其他警務力量共同管轄的。除此之外，上海灘的犯罪率極高：臭名昭著的上海青幫；層出不窮的綁架和武裝搶劫；間歇性的內戰和外國侵略；再加上間諜活動和暴力的政治恐怖活動。上海的警務力量必須都是全副武裝的，因為根據中國的法律，武裝的犯罪分子一旦被抓量刑極重，所以他們對巡捕開槍時沒有半點猶豫。沒有武裝的暴徒們則會通過襲擊巡捕以竊奪武器，而且絕不留下活口。這一切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灘由外國勢力控制的租界地區巡捕死亡人數迅速上升。1914年至1942年間，總數超過120名的錫克人、中國人、日本人及歐洲人在執勤時喪命。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當時的上海警務人員在現代防暴、徒手格鬥、槍械訓練等方面不斷探索以應對層出不窮的威脅和挑戰。他們的經驗甚至影響了20世紀中期國際警務工作的開展。

上海灘的巡捕始終被認為是邪惡墮落的，據說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間招募的外籍巡捕包括前黑棕部隊成員。黑棕部隊即皇家愛爾蘭警隊後備隊，曾參與鎮壓愛爾蘭獨立運動；還有一些人員曾經是巴勒斯坦警察，他們也背著熱衷暴力的惡名；其他被招募人員也至少都是當過兵的。盡管被招募的很多是曾服役的人員，但上海灘巡捕其實並非傳言中的那麼兇神惡煞，曾經在殖民地警務部門服役的人數隻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傳言被誇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上海歷史檔案公開以前人們對上海灘巡捕的歷史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是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混亂如當時的上海灘，必然要有強勢的警力纔能應對。

上海灘巡捕在歐洲人的印像中愈發鮮活起來還要歸功於埃爾熱於1933年出版的《丁丁歷險記之藍蓮花》。故事的背景就被設定在上海，其中腐敗又有種族歧視的巡捕房督察角色後來又出現在這位比利時漫畫作家的其他兩部英雄歷險故事中。盡管偶有關於上海警務的文章發表於《警務期刊》之類的文獻上，但隻有一個叫E.W.彼得斯的人

在當時出版自傳，講述了他在上海巡捕房任職的經歷。接著往下讀，你就會明白彼得斯為什麼要這麼做。

歐內斯特·威廉姆斯·彼得斯是一個失業的前陸軍汽車修理工。1929年11月，他來到上海，那之前一個月，彼得斯在倫敦被上海市工部局招募為見習巡長。這隻是一個例行的任命，不論是他的背景還是過去的經歷都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彼得斯十六歲離開學校在運兵船上打工，後來在煤礦做運煤司機，之後又在皇家坦克部隊待了七年，其中五年駐守於印度。喜歡在海外服役可能是促使他應征成為上海灘巡捕的原因之一。彼得斯在中國待了六年半的時間，於1936年4月回到英國，並接受了著名的《世界新聞報》的采訪，宣稱其在上海的經歷是：“為名譽而戰，身心俱疲，雖獲勝利卻已身無分文。”

彼得斯宣稱他打算寫一本書，也就是後來面世的這本。由休·巴恩斯“編輯”並於1937年出版。這本書一經出版就被當成了在上海公共租界工作的外國巡捕的回憶錄，如它封面介紹上所稱：是對上海灘警務工作的一次深刻披露，內容涉及武裝犯罪團伙、毒品買賣、吸食鴉片、中國的司法、刑罰和處決。除了極具煽動性的封面之外，書中還介紹了上海“近年來轟動的案件，本書作者因涉嫌謀殺一名中國乞丐而被起訴”。這本獨特的回憶錄將以日常警務工作經歷和那起著名的案件為例證，來說明當時上海警務工作是如何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上運作的。

上海工部局在1854年建立了上海的個巡捕房。起初隻是從香港招募了一幫社會閑散人員。到1935年，巡捕人數擴大到近5000人。彼得斯是其中的489名歐洲巡捕之一。歐洲巡捕大多是英國人，有少數白俄羅斯人。他們和583名錫克人、251名日本人及3574名中國人一起負責上海的治安。上海的巡捕體繫龐大復雜，要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1935年的上海有116萬中外常住人口，並且每天還有不計其數的人從城市周邊擁入。像彼得斯這樣的巡捕，每天工作的主要內容不僅有維護城市日常治安，同樣重要的還有一部分政治任務，就是和中外機構一起打擊共產主義活動和蘇聯間諜活動。此外，上海的巡捕房還有一支處於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新型防暴隊，又稱武裝後備隊。彼得斯在中國時，有一段時間就任職於該後備隊。

直到1935年，上海的巡捕房纔剛剛從十年前的“五卅慘案”危機中恢復過來。1925年5月30日，時任巡捕房督察的愛德華·埃弗森因為懼怕遊行示威者衝破位於南京路的老閘捕房，下令向示威者開槍射擊。當時的巡捕主要由錫克人和中國人組成，埃弗森開了槍，射擊導致12名中國示威者喪生。埃弗森的行為把上海租界推向了國內和國際的政治風暴中心。

“五卅慘案”的影響力比當時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強大，它徹底激發了中國青年反抗外國殖民者的熱情。人們發起了抵制外國殖民者的活動，隨後在廣州和武漢發生的流血事件也加劇了這一危機。雖然租界在這一繫列事件之後仍得以保留，但不得不增補人員，更換比較專

業的新領導，並且發展出一套新的人群控制策略，以及加強情報和政治性警務。

彼得斯就是在上海巡捕房增補人員這一時期被招募進來的。在1929年巡捕房共招募了包括彼得斯在內的118名外籍巡捕。他們大多是英國人，被分成小批來到中國（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降低這些人在途中被共產主義者策反的風險）。像彼得斯一樣，1929年招募的這些人大部分是退伍士兵，但當兵之前也是來自各行各業，有的當過礦工，有的是郵遞員，還有推銷員、農場工人或鐵路工人，也有些在英國當過警察。這些人離開自己服役的部隊而選擇留在上海灘做巡捕，大多是因為喜歡這裡的城市生活。總體而言，這些人根本算不上合格的巡捕，更多的是貪圖城市繁華。上海灘的娛樂文化對他們很有吸引力。在上海灘，外國巡捕雖然收入不一定高，但肯定比本國掙得多。巡捕們總是在抱怨那些自以為是的長官給他們的惡劣待遇，其實他們也分享了不少好處。在上海生活的諸多好處之一就包括可以和他們的俄國女友或日本女友出入酒吧享受夜生活，以及坐船到西邊郊區打獵之類。巡捕房高層認為招募退伍士兵是種不錯的選擇，因為他們以為這些人更遵守紀律。但事實是，這些人離開軍隊而選擇巡捕的原因就是想要換個輕松靈活的市民工作。這就導致巡捕房文件中永遠少不了各種對他們的處罰記錄。

彼得斯隻是個普通的巡捕而已，即“一般的退伍士兵”，他的一份年度評估上寫著“不是非常可靠，但是在監督之下算個還可以的巡捕”。彼得斯比別人愛喝酒，而且不放過任何能鑽制度空子的機會。他的檔案上說他曾辱罵他的上級；未經許可在宿舍外逗留，執勤期間唆使他人飲酒以及不遵守命令。他的另一份年度評估上寫著“愛投機取巧”。按要求彼得斯必須參加學習上海話的培訓，但是他並沒有完全遵照要求，以致到1935年他的巡捕工作都要不保。彼得斯在1934年10月曾休假七個月之久，坐船經日本、加拿大到英國，可能是回了趟故鄉多佛爾。到1935年春天，彼得斯又經蘇伊士運河返回上海，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打算在1935年底辭去巡捕一職，然後帶著他的日本女友澄子，也就是《英國巡捕眼中的上海灘》獻詞中以此書致敬的人，一起回英國。然而，在1935年12月1日凌晨，彼得斯和他的一個下屬——見習巡長W.A.賈德發現了身患重病、窮困潦倒地躺在路邊的中國人毛德彪。從這兒引發了後來的謀殺指控和轟動一時的法庭審判，那也將是本書敘述的高潮。

客觀地說，我認為《英國巡捕眼中的上海灘》是一本找人代筆的回憶錄，或者說是辯解書。此書在介紹關於中國的流行文學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將內容的重點放在描寫中國的殘忍和酷刑上。依靠在當時還算是新興事物的印刷技術，廉價地復制照片，把不適當的內容通過照片展示給讀者。正如該書的書評指出，也如很多人看到的，有些照片拍攝的是非常丑惡的場景。中國執行死刑的殘酷畫面一直被許多國家用來作為中國殘酷落後形像的證明，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還出現了一種新風格的大膽披露方式，尤以布克的作品《中國海岸的吸血鬼》（1932）和《中國海上的海盜船》（1936）為代表。這些書以及其他一些與之類似的作品出現於大量堆砌圖片的風氣之前，所以不像後來那些作品一樣，僅僅關注有限的猥褻低俗的主題，如賭博、酷刑、行刑、吸食毒品及賣淫，特別是歐洲人在亞洲賣淫的情況。後一類型作品的代表有亨利·查普利的《通往上海之路》（1934）和亨德裡克·德·萊烏的《罪惡之城》（1934）。不可否認，這些書中揭露的丑惡確實以某些形式存在。白俄羅斯賣淫者是20世紀30年代上海生活中無法回避的一種現像。麻醉藥品的使用也是當時社會政治中的現實問題。巡捕房的巡捕們面對的就是這樣的現實。他們還親眼目睹過罪犯因為在租界犯罪而被執行死刑。行刑的照片刊登在巡捕間流傳的私人小報上，也就是和後來出版的書籍中使用的類似的照片。

彼得斯在他的書中一筆帶過了關於他如何被招募的過程，然後直奔讀者更感興趣的揭露上海現實的內容。其中一些個人生活片段的描寫有可信之處，但也不乏鸚鵡學舌模仿其他作品關於上海概況描寫的部分。彼得斯的故事也從後來留存的某些巡捕私人物品中得到證實，正如蘭開夏人毛瑞斯·汀科勒在20世紀20年代寫的家信，後來成為了汀科斯的作品《帝王塑造了我：我在上海和上海捕房的生活》中的核心內容一樣彼得斯的書中還談到了酒吧的假香檳、與俄國酒吧女昂貴的艷遇、都市的浮華喧鬧、對英國機構裡各種勢力的抱怨以及上海的暴力槍支犯罪。

彼得斯寫道：“我們這些被招募的巡捕都認為，每周列隊去兩次太平間真不是開啟巡捕生涯的好方式。”雖然這有些誇張，但是在1930年間，也就是彼得斯被雇傭的年裡，發生了40起交火事件，總計4名中國巡捕死亡，13名受傷，15名犯罪分子被擊斃。書中對此類事件有詳細描述。像所有在1932年服役的巡捕一樣，彼得斯也經歷了中日戰爭帶來的恐懼，上海北郊徹底變成了廢墟，但他還算幸運，能夠享受到安全一點的生活。

讀者也許會問，書中關於上海的內容哪些是現實？哪些又是虛構？總是讓人難以斷定。另一個巡捕，性格溫和的都柏林人巴尼·沃爾寫的家信，有時候讀起來像冷峻無情的驚悚片。另一位作者汀科勒的文筆比彼得斯和他所謂的“編輯”休·巴恩斯都要好。他在書中把自己塑造成硬漢的形像。上海生活對他們這些人而言也許是艱難的，但是彼得斯也在其書中承認，當巡捕也有當巡捕的好處。巡捕都配有僕人，而且可以為所欲為，賭博贏的錢也可以彌補不高的工資收入。彼得斯概括說“有些時候巡捕房是個非常歡樂幸福的地方”。彼得斯屬於巡邏人員，有一段時間就職於防暴隊，也就是武裝後備隊。防暴隊是由著名的W.E.費爾貝恩組建的。此人曾經是皇家海軍，他創立的不少戰術和訓練方法後來都成了上海巡捕房的基本規範。彼得斯對其巡捕生涯的描寫有些不成體繫，雖然大體上是按年代順序，但在全書的後一百頁，重點全放到了1935年12月1日毛德彪事件和之後的影響上。

關於毛德彪悲劇的內容就留給彼得斯來詳述吧，而且附錄中也有許多補充材料。但我要說的是，彼得斯和賈德是非常幸運的。沒有哪個居住在上海的英國陪審員願意判定這兩個英國人謀殺罪名成立，輕一點的罪名倒還可能。盡管這兩個巡捕沒有什麼社會地位，但陪審員們都是來自管理這個城市的上流社會階層，受審的巡捕是白人，而受害者不過是個倒霉的、完全邊緣化的中國人。上海巡捕房的普通巡捕們覺得受審的仿佛是他們自己，而且他們也沒想到高層會如此迅速地對這對巡捕提出指控。事實上，1935年底的上海政治局勢已經和彼得斯剛來中國時大不相同了，中國國內和海外的公眾輿論越來越有影響力。上海巡捕房在提起訴訟上一直非常高效，尤其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求中國收回對其核心大城市控制權的呼聲高漲，帶來的巨大壓力把這座城市的政策和其管理者的行為都放到了聚光燈下。

從文字記錄上看，這是個離奇的案件。無論是彼得斯在上海巡捕房的個人檔案中的記錄還是本書中的描寫，都說到他當時對這個不管是不是乞丐的中國人毫無憐憫之情。彼得斯在1930年年中就曾因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而受到過嚴重的處罰。那時私人公司是可以雇傭巡捕保護運鈔車的。造成彼得斯被指控的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當時月神公園灰狗禮堂的中國出納員雇傭了彼得斯等人，然而據目擊者稱，彼得斯在工作中“被一個中國人命令時拒絕接受……”，而彼得斯自己辯稱他拒絕服從的那名中國人“態度傲慢無禮，還有旁觀者在旁取笑以致很沒面子”。被中國人取笑是在上海的英國人不能容忍的。這個理由還在法庭供述和書面報告中被當作能使輕微暴力行為合法化的理由。英國人一旦覺得自己被看輕就會立刻警惕起來，甚至經常以暴力回擊。所以在彼得斯的書中完全感受不到對中國人的憐憫之情，而且是在他擔任巡捕的全部六年中都從未有過。他的種族歧視思想是根深蒂固且帶著慍怒的，雖說也算不上比同時代的其他人嚴重多少（而且請注意這還有他與其日本女友澄子關繫的影響在其中），但是這在他的檔案中確實算不上什麼閃光點，更不用說這預示了他會怎樣對待毛德彪。我們前面說過，彼得斯是一個“愛投機取巧”的人，而且恐怕在1935年12月1日的凌晨還有點兒醉意，潛藏在他心中的無情的種族歧視主義很可能被激發了，就像之前會被路人的嘲笑所激發一樣，終轉變為暴力和殘忍。考慮到這些因素，考慮到他所處的環境，我覺得我個人很難完全相信彼得斯對於毛德彪事件的單方面描述。

彼得斯，或者是休·巴恩斯選擇在本書中營造出強烈的情感因素，聲稱這起事件破壞了一對年輕愛侶共同離開上海回到英國開始新生活的美好計劃。這顯然是個非常非常老套的故事，盡管來自雙方家庭的信息顯示這段戀愛關繫是真實存在的，但我次讀這本書的時候就懷疑這些情節隻是為了把彼得斯塑造成一個更有同情心的角色。澄子在彼得斯回到英國後還與他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聯繫，但彼得斯再也沒有回到東方，澄子也從來沒去過西方。彼得斯保存了一張他們兩人的照片，但是在“二戰”期間他娶了個英國女人，後來又在倫敦的工廠裡找了個工作，戰後回到老家當了個稅務員。從1949年到1970年，彼得斯在鄉村酒吧裡講了什麼樣的上海故事，又有多少添油加醋我們不得而知，我們能看到的，隻有他寫的這本書，以及上海巡捕房留存下來的法庭記錄和供述筆錄。

在巡捕房檔案中，後一份關於彼得斯的文件是一份當地報紙《大陸報》上對於他這本書的評論。文章諷刺該書“提供了彼得斯巡長如何同上海灘犯罪分子鬥爭的內幕”。剪報底部潦草地寫著“不要買它”，但是其實你應該買的，因為這本書比彼得斯意識到的更有啟迪性，這正是他們這些傲慢的上海灘巡捕們永遠不懂的。

羅伯特·畢可思

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