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上海方志研究論叢(第二輯)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從學會會員在2006～2012年間發表在《中國地方志》《上海地方志》等學術刊物和中國地方志學會學術年會、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學術年會上的上百篇學術論文中選編了36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7年上海市方志界專家學者和方志工作者在方志理論思考與編纂實踐探索的道路上前進的蹤跡和階段性成果。

加強方志理論研究推進地方志書編纂
從歷代中央政府的修志命令看《地方志工作條例》的繼承與創新
新方志亟待立“信”
——兼議傳統方志之立信
論新方志編纂中的六個重要問題
堅持“述而不論”原則實現“著述性”學術目標
論專記編撰
修志者心目中要有讀者
關於第二輪地方志書編纂的若干思考
——以上海市級志書編纂為例
試談第二輪新編地方志的編纂
關於第二輪地方志書質量問題的若干思考
第二輪地方志書質量談
地方志書篇目分類述論加強方志理論研究推進地方志書編纂

從歷代中央政府的修志命令看《地方志工作條例》的繼承與創新

新方志亟待立“信”

——兼議傳統方志之立信

論新方志編纂中的六個重要問題

堅持“述而不論”原則實現“著述性”學術目標

論專記編撰

修志者心目中要有讀者

關於第二輪地方志書編纂的若干思考

——以上海市級志書編纂為例

試談第二輪新編地方志的編纂

關於第二輪地方志書質量問題的若干思考

第二輪地方志書質量談

地方志書篇目分類述論

——兼論志書分類標準制定的需要與原則

關於上海第二輪修志中記述改革開放的幾點思考

略談續志經濟部類的編寫重點和記述方法

新形勢下地方志記述文教類內容面臨的問題及其應對初探

第二輪志書要注意記述農村城市化進程內容

第二輪志書風俗志編纂刍議

二輪修志編好人物傳應處理好六大關繫

避免志書內容重復記述的方法初探

淺談如何做好照片入志工作

繼承創新並重做好上海城市區志編纂工作

縣(市)志可單設“鄉鎮·集鎮”板塊

用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編修《奉賢縣續志》

調整傳統工業發展知識經濟推動老城區功能轉型

——《楊浦區志》的記述重點

淺談《奉賢縣續志·經濟體制改革》編纂

淺談創新在《上海煙草續志》中的探索與實踐

淺談方志編修與文化建設

——探索新時期《上海財政稅務志(1991—2005)》編纂

《上海市工業綜合開發區志》編纂構想

讀上海新方志探城區中華文脈

上海地區舊志整理傳播和開發利用述略

近代江南城市的方志圖書市場

一部有學術品位的資料性文獻

——讀《七寶鎮志》有感

舊時鄉裡小志的編修記錄

——讀《江灣裡志》序跋

《紫隉村志》整理後記

地情資料數據庫是未來地方志事業發展的基石

地方志信息化建設的實踐與思考

——以“奉賢史志”網站為例

志鋻類學術期刊資源及其影響力分析

在線試讀

傳統方志的立“信”
為使方志工作者明白立信的責任，了解與學習傳統方志如何立信，乃十分必要。為使方志成為信史，我國傳統方志學者曾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摸索出一繫列的纂輯方法，形成了頗為完整的修志規範。歸納言之，至少有下列幾點：
一、標明出處
傳統方志大致可分撰著體與纂輯體兩類，前者“融會群籍，自鑄新辭”，無一語不出於己；後者“上絮綱領，下列征引之書”，無一語無依據。初的方志多屬撰著體，但撰著體並非不標資料出處，也有少量資料出處以正文形式出現。如北宋朱長文撰的《吳郡圖經續記》，所引《越絕書》等即於文中標示。由於撰著體標示資料出處太少，也因此招致質疑，使用者也會欲用而不敢，於是出現了纂輯體。據清代謝啟昆考訂，南宋高似孫輯《郯錄》，其先賢各傳“每事必注其所據之書”，潛說友的成淳《臨安志》征引更富，遂開‘‘地志引書之例”。
平心而論，就可讀性而言，撰著體似勝一籌；但以可信性而言，自然以纂輯體為優。因為即便標有資料出處尚難避免因見聞所囿、考訂欠精而致所據不當，亦有態度草率、隊伍參差而致引證疏漏諸問題，但畢竟可以核查之。撰著體卻因無法復核，令人有杜撰之虞。主纂者雖學富五車，也常因目力所限、精神不濟而難把其關。如俞樾，乃晚清一代學術泰鬥，所纂同治《上海縣志》雖一時有名志之譽，經秦榮光仔細查核，差錯甚多，秦氏作《（同治）上海縣志札記》六卷，計22萬字，考訂參引194條，補正211條，計405條；民國胡懷琛又糾補38條，共計443條之多；甚至有將飾詞“雄州”誤作蘇州曾用名之低級錯誤。但是，或因態度敷衍，或緣時間緊迫，或恃學識深博，或嫌繁雜麻煩，堅采撰著體者仍多，尤以明代為甚。
清乾隆以降，考據之學興起，標注出處者“漸眾”，志界普遍認識“無征不信”，乃“體至善也”。晚清方志學者黃彭年更曾尖銳批評“舊志中多杜撰”，針對這種言無可征的現像，他在主纂光緒《畿輔通志》時提出：“今懲其弊，每條皆注所采書名”，隻有人所共見之書，纔可“不復注”。民國方志學者黎錦熙主張於《凡例））交代主要文獻之簡稱，志文後“均以小字，注明出處，以昭質實”。鋻於撰著體與纂輯體各有所長，在修志實踐中漸漸趨同合一，互采其優，多“茲隨行文所便，於茲之體，並有所取”；“擬依據材料之繁簡，以定敘述之方式，相題行文，纂輯、撰著兩體，不妨參用”。即以撰著體的寫法，但標注所據資料的出處。傳統方志的立“信”

為使方志工作者明白立信的責任，了解與學習傳統方志如何立信，乃十分必要。為使方志成為信史，我國傳統方志學者曾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摸索出一繫列的纂輯方法，形成了頗為完整的修志規範。歸納言之，至少有下列幾點：

一、標明出處

傳統方志大致可分撰著體與纂輯體兩類，前者“融會群籍，自鑄新辭”，無一語不出於己；後者“上絮綱領，下列征引之書”，無一語無依據。初的方志多屬撰著體，但撰著體並非不標資料出處，也有少量資料出處以正文形式出現。如北宋朱長文撰的《吳郡圖經續記》，所引《越絕書》等即於文中標示。由於撰著體標示資料出處太少，也因此招致質疑，使用者也會欲用而不敢，於是出現了纂輯體。據清代謝啟昆考訂，南宋高似孫輯《郯錄》，其先賢各傳“每事必注其所據之書”，潛說友的成淳《臨安志》征引更富，遂開‘‘地志引書之例”。

平心而論，就可讀性而言，撰著體似勝一籌；但以可信性而言，自然以纂輯體為優。因為即便標有資料出處尚難避免因見聞所囿、考訂欠精而致所據不當，亦有態度草率、隊伍參差而致引證疏漏諸問題，但畢竟可以核查之。撰著體卻因無法復核，令人有杜撰之虞。主纂者雖學富五車，也常因目力所限、精神不濟而難把其關。如俞樾，乃晚清一代學術泰鬥，所纂同治《上海縣志》雖一時有名志之譽，經秦榮光仔細查核，差錯甚多，秦氏作《（同治）上海縣志札記》六卷，計22萬字，考訂參引194條，補正211條，計405條；民國胡懷琛又糾補38條，共計443條之多；甚至有將飾詞“雄州”誤作蘇州曾用名之低級錯誤。但是，或因態度敷衍，或緣時間緊迫，或恃學識深博，或嫌繁雜麻煩，堅采撰著體者仍多，尤以明代為甚。

清乾隆以降，考據之學興起，標注出處者“漸眾”，志界普遍認識“無征不信”，乃“體至善也”。晚清方志學者黃彭年更曾尖銳批評“舊志中多杜撰”，針對這種言無可征的現像，他在主纂光緒《畿輔通志》時提出：“今懲其弊，每條皆注所采書名”，隻有人所共見之書，纔可“不復注”。民國方志學者黎錦熙主張於《凡例））交代主要文獻之簡稱，志文後“均以小字，注明出處，以昭質實”。鋻於撰著體與纂輯體各有所長，在修志實踐中漸漸趨同合一，互采其優，多“茲隨行文所便，於茲之體，並有所取”；“擬依據材料之繁簡，以定敘述之方式，相題行文，纂輯、撰著兩體，不妨參用”。即以撰著體的寫法，但標注所據資料的出處。

在如何標注出處，即標注的形式、程度、對像諸問題上，傳統方志學者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標注形式有列入本文和小字夾注兩種，清代章學誠提出“取用成文，綴入本考本傳，原屬文中援引之體，故可標作者姓名及‘其辭日’三字，以歸征引之體”；如“其勢不無刪潤”者，“則於本文之上，仍標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此即於志文中點明的做法：清謝啟昆說：“詳注書名於所引條下，則考古征信之義如此”；“新采訪所得，必詳出處”，“以明並非杜撰”，對過長的內容，可刪節潤色，但於其後“仍注原書之名，著所本也”，集輯數書而歸納引用者，“亦標明之”，⑥此即用小字夾注附於後的做法。標注的程度一般隻到書名，“引用諸書，但稱書名，不標撰人”。張之洞主纂光緒《順天府志》時要求嚴，狽“注明第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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