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

編輯推薦

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無蹤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續？國家“入場”與都市“在場”怎樣互動？……

如同問題的發掘難以窮盡，幾乎每一個問題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發新問題的餘地。本書僅從“勞動人民”“知識人與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個研究主體出發，對1950年代的上海社會文化作一次重訪，以期將歷史巨變中那個遠去的都市拉回到歷史的真實中來。

內容簡介

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無蹤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續？國家“入場”與都市“在場”怎樣互動？……如同問題的發掘難以窮盡，幾乎每一個問題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發新問題的餘地。本書僅從“勞動人民”“知識人與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個研究主體出發，對1950年代的上海社會文化作一次重訪，以期將歷史巨變中那個遠去的都市拉回到歷史的真實中來。

作者簡介

張濟順，1949年生，上海人。“文革”期間下鄉插隊，後進廠當工人。1978～1985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先後獲歷史學學士、法學碩士學位。1998年於復旦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員、歷史學教授，復旦大學歷史繫兼職教授。著有《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國觀（1943～1953）》，發表學術論文十數篇。

致謝
自序
章掀動底層：政治統合與裡弄換顏（1949—1955）
引言
一單位之外：新政權遭遇舊裡弄
二承續與突進：有效運作的早期居民委員會
三國家滲透日常：政治整頓與社會生活計劃化
結語國家與裡弄：未完成的社會重構
第二章國家主人翁：次普選運動中的底層社會（1953—1954）
引言
一生死攸關：“鎮反”思路下的選民資格審查
二塑造“主人翁”：樹立典型與宣傳引領
三當選“主人翁”：翻身通道上的小人物
結語依然在場的都市與革命致謝

自序

章掀動底層：政治統合與裡弄換顏（1949—1955）

引言

一單位之外：新政權遭遇舊裡弄

二承續與突進：有效運作的早期居民委員會

三國家滲透日常：政治整頓與社會生活計劃化

結語國家與裡弄：未完成的社會重構

第二章國家主人翁：次普選運動中的底層社會（1953—1954）

引言

一生死攸關：“鎮反”思路下的選民資格審查

二塑造“主人翁”：樹立典型與宣傳引領

三當選“主人翁”：翻身通道上的小人物

結語依然在場的都市與革命

第三章從民辦到黨管：上海私營報業的改制與改人（1949—1953）

引言

一扶助與控制：新政權與舊報業

二放慢腳步：思想改造運動的時機與目標

三由困惑到亢進：運動群眾與群眾運動

四精英急轉彎：運動中的徐鑄成與嚴寶禮

五體制內外：從民間報人到國家干部

結語共產黨與上海民間報人

第四章約園內外：大變局中的黃氏兄弟（1930—1960）

引言

一《西風》：自校園的乍起與沉寂

二在疏離與異化之間：大學蛻變中的黃嘉德

三華彩寫就的悲劇：都市文化盡頭的黃嘉音

結語聖約翰與上海知識人的日常史

第五章時尚再現：隔絕中的大眾記憶與想像（1949—1960年代早期）

引言

一國家意志：文化體制的急劇轉型與功能轉換

二時尚不再：別了，好萊塢

三影迷重聚：香港影片激起狂熱

四旁門左道：上海化的西方影像

五軟性抗衡：黨與小市民各自表述

結語轉型中的延續

征引文獻

索引

附錄

近代上海社會研究界說

海派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

近代上海與近代中國幾個問題的思考

論上海裡弄

上海租界研究的思路更新——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論檢討

淪陷時期上海的保甲制度

從小溪到大海：上海城市歷史和現代教育

在線試讀

致謝
從著手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到今天成書付梓，得到的鼓勵與支持難以數計。就近三年的寫作過程而言，是諸多學界同仁、朋友、學生以及學術機構真誠而又慷慨的幫助，纔使我擺脫多年不能專注學業的生疏與困鈍，漸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雖然難以平復的內心讓我詞不達意，但還是要向熱情相助的各位送上深深的感激之情。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是我的學術家園。中心每辦一次研討會、研修班，每出一期刊物，都為我提供了學習的良機和“試水”的舞臺；中心每一個成員投注的心血和努力，讓我充分感受到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勃勃生機，增添了不斷求索的勇氣和動力。作為一個研究者，有什麼比身在一個志同道合的學術共同體更幸運、更享受的事呢！在這裡，我要向中心的各位，特別是楊奎松、韓鋼、馮筱纔三位教授，表示由衷的敬意。
華東師大歷史繫的許紀霖、姜進、瀋志華、劉昶教授提出過許多有益的建議或提供幫助，他們的學術見地常常使我受益匪淺。
特別讓我心謝不已的是美國及日本的幾位知名學者：裴宜理、葉文心、柯偉林、蕭鳳霞（HelenF.Siu）、小浜正子、久保亨以及石川禎浩。他們深厚的功力和寬廣的視野是我學習的楷模，許多灼見與洞察力使我深受啟迪。我們分別策劃並實施了1950年代中國研究、都市研究與上海研究的多個合作交流項目，長時間的討論切磋，分享研究心得，這些都讓我倍覺愉快，樂趣無窮。
年輕學者和博士生是我極好的助手和朋友，他們不但分擔了寫作過程中許多不可或缺的瑣事，而且讓我充分享受教學相長的興奮與快樂。阮清華、劉建平、劉彥文、田蕊、張牛美以及劉亞娟——從他們身上，我感到了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強勁後續，充分領略到“後生可畏”，深知要當好“老師”，必須精益求精，不斷進取。
我還要感謝賀祥（Hill）博士，他不但出色地將我的論文譯成英文，得以在《中國季刊》（TheChinaQuarterly）發表，而且對相關的本書章節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見。
2011年我“轉崗”回到學術領域之後，有幸作為合作研究教授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一年，得以在非常優越的學術環境中，潛心研究與寫作，書稿的大部分在那裡完成。2013年初又獲機會重訪闊別了近20年的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東亞研究所，產生了許多新的學術感悟。
本書的部分章節分別在復旦大學歷史繫、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山東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哈佛燕京學社、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東亞研究所、康奈爾大學、日本上海史研究會、（日本）中央大學、一橋大學、築波大學、東洋文庫、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等學術機構發表，得到同行們的點評與啟發。這裡尤其要致謝的是熊月之、章清、周武、劉家峰、陳兼、高綱博文、李廷江、深町英夫、坂垣弘子、山本真和齊慕石（TimothyCheek）。致謝

從著手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到今天成書付梓，得到的鼓勵與支持難以數計。就近三年的寫作過程而言，是諸多學界同仁、朋友、學生以及學術機構真誠而又慷慨的幫助，纔使我擺脫多年不能專注學業的生疏與困鈍，漸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雖然難以平復的內心讓我詞不達意，但還是要向熱情相助的各位送上深深的感激之情。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是我的學術家園。中心每辦一次研討會、研修班，每出一期刊物，都為我提供了學習的良機和“試水”的舞臺；中心每一個成員投注的心血和努力，讓我充分感受到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勃勃生機，增添了不斷求索的勇氣和動力。作為一個研究者，有什麼比身在一個志同道合的學術共同體更幸運、更享受的事呢！在這裡，我要向中心的各位，特別是楊奎松、韓鋼、馮筱纔三位教授，表示由衷的敬意。

華東師大歷史繫的許紀霖、姜進、瀋志華、劉昶教授提出過許多有益的建議或提供幫助，他們的學術見地常常使我受益匪淺。

特別讓我心謝不已的是美國及日本的幾位知名學者：裴宜理、葉文心、柯偉林、蕭鳳霞（HelenF.Siu）、小浜正子、久保亨以及石川禎浩。他們深厚的功力和寬廣的視野是我學習的楷模，許多灼見與洞察力使我深受啟迪。我們分別策劃並實施了1950年代中國研究、都市研究與上海研究的多個合作交流項目，長時間的討論切磋，分享研究心得，這些都讓我倍覺愉快，樂趣無窮。

年輕學者和博士生是我極好的助手和朋友，他們不但分擔了寫作過程中許多不可或缺的瑣事，而且讓我充分享受教學相長的興奮與快樂。阮清華、劉建平、劉彥文、田蕊、張牛美以及劉亞娟——從他們身上，我感到了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強勁後續，充分領略到“後生可畏”，深知要當好“老師”，必須精益求精，不斷進取。

我還要感謝賀祥（Hill）博士，他不但出色地將我的論文譯成英文，得以在《中國季刊》（TheChinaQuarterly）發表，而且對相關的本書章節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見。

2011年我“轉崗”回到學術領域之後，有幸作為合作研究教授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一年，得以在非常優越的學術環境中，潛心研究與寫作，書稿的大部分在那裡完成。2013年初又獲機會重訪闊別了近20年的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東亞研究所，產生了許多新的學術感悟。

本書的部分章節分別在復旦大學歷史繫、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山東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哈佛燕京學社、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東亞研究所、康奈爾大學、日本上海史研究會、（日本）中央大學、一橋大學、築波大學、東洋文庫、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等學術機構發表，得到同行們的點評與啟發。這裡尤其要致謝的是熊月之、章清、周武、劉家峰、陳兼、高綱博文、李廷江、深町英夫、坂垣弘子、山本真和齊慕石（TimothyCheek）。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上海市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美國聖公會檔案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檔案特藏部、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東亞圖書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東亞圖書館、香港電影資料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及檔案館等機構提供了查閱的便利與周到的服務。邢建榕、馬小鶴、南希（HearstNancy）、程洪、何劍葉、吳君玉以及朱小怡給予的幫助尤多。

多位好友與熱心人士接受了口述史訪談。他們是：陳絳、陳力儀、承憲武、狄宗信、黃純穎、盧廷璋、倪康、李遜、李乃坤、劉禾、王世靖、易榮、嚴鳳霞、姚季梅、鄭如桂、朱照宏。網友芒眼（吉明）提供了許多口述線索並應允采用他收藏的黃氏家族照片。

我還要對華東師範大學的領導道一聲謝謝。感謝童世駿書記及俞立中、陳群兩位校長給予的鼎力相助，為我盡快地轉到科研教學崗位提供了各種便利。感謝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茅海建院長、方媛書記以及各位同仁，在大家悉心營造的這個崇尚學術、追求卓越的環境裡，我過得認真緊張而又開心舒暢。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為本書的問世做了大量具有關鍵意義的工作。尤其要感謝徐思彥編審自始至終的鼓勵、耐心與精心。許多意見從她不緊不慢的語調中流出，中肯又中聽。她為這本書極其細致與辛苦的付出，實令我感動又不安。

作為一個上海老城廂張家的後代，一個共和國的同齡人，1950年的上海對我來說絕不是一段冷冰冰的歷史。除了作為歷史學者的責任，故土、家族、親人也是無時不在的精神支柱。雖然不能知道父輩們是否認同我筆下的上海，但他們若天靈有知，一定會為我這個後繼所盡的努力感到欣慰。故以此書獻給近代教育家、我的曾祖父張煥綸，父親張濬智和母親凌瑞文。

自序

一

我與上海史研究“觸電”，始於1980年代末。當時我是復旦大學歷史繫的一名講師，經黃美真教授推薦，參加了1988年9月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那次會議雲集了國內外上海史研究的學術大師，也有不少堪稱“少壯派”的中青年學者，如今，他們的名字已蜚聲國際學界，他們的著作也已成為大學專業課的書目。會議論文和討論讓我大開眼界，上海史研究的勃勃生機令我興奮不已。那些長期未敢涉足的領域有了開拓性的進展，代表性的當屬租界問題的再認識；一度受到冷落的海派文化研究，不僅頗受關注，而且呈現出與社會史研究交彙前行的勢頭；某些“傳統”課題，如工人運動、學生運動、黨派之爭等，不再滿足於政治事件的鋪陳，而是從人口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文化人類學等學科中去汲取新鮮養料；還有那些過去不受關注的小市民、蘇北人等所謂“下隻角”裡的芸芸大眾，也因其獨特的學術價值而步入史學殿堂。這些成果不但激發了我對上海史研究的強烈興趣，更給予我一個具有導引意義的啟示：上海史研究正在擺脫近代史研究規範的束縛，突破“事件-人物”單線敘述的操作模式，不再是意識形態主導下定於一尊的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附庸。透過這些嶄新的學術成果，重建問題意識和更新研究方法的學術旨趣清晰可見。我有幸趕上了上海史研究的黃金時期。

隨後三四年內，我開始涉獵上海社會史研究，將研究目光下移，試圖從社會基層大眾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方式、價值取向、文化範式以及心理反應等要素構成的歷史畫卷中，去探究社會變遷中國家與社會的復雜關繫，去估測上海現代化的深度，並揭示上海現代性之特質。發表於1990年代初的《近代上海社會研究界說》和《論上海裡弄》兩文，即源自上述想法的淺嘗之作。《界說》重在上海社會研究的知識與方法更新的一些思索，其中，從歷史變遷長時段的一般意義出發，質疑了1949年在上海社會的結構性變動中是否具有斷然界分的意義；《裡弄》則粗線條地勾畫了近代上海基層生態布局和日常生活空間的演變，論及地方政治和政權更替對裡弄組織及其功能轉換的影響，將裡弄置於一個連續的繫統內去考察，上溯近代上海“兩方（租界、華界）三家（國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的行政格局，下限至1949年以後的上海人民政府時期。雖然我筆下的1949年以後的上海裡弄進入了一個與此前似乎斷裂的全新時期，這兩篇論文所探究的歷史延續性問題遠還不是自覺的，但跨越1949年的學術旨趣由此而萌發。

在上海史研究迅速升溫並成“顯學”的1990年代中期，我獲得了又一次提升學術的良機。1994—1995年，我到美國上海史研究重鎮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東亞研究所做訪問學者，參與亨利·魯斯基金會（TheHenryLuceFoundation）資助的研究項目“社會與文化：20世紀的上海”，以《時空移位：戰時上海的保甲制度》一文參加了該項目的後一次討論會。這篇文章本身的學術成績現已微不足道，難得的收獲得之於魏斐德（FredericE.WakemanJr.）教授在會上的評論和其後兩次單獨與他的討論。他贊賞《保甲》一文在一個非常具體的時空中探討社會控制手段與機制的承續和變化問題，但又告誡說，文中所使用的“傳統-現代”“國家-社對立的框架是值得商榷的，任何現成的西方概念都難以容納現代上海歷史的豐富與多樣性。他認為，保甲固然是中國傳統的國家控制鄉村社會的制度，但是它不僅借助了上海淪陷時期的非常狀態在現代都市社會中復活，而且也是國共兩黨都尋求的控制都市基層社會的方式。因此，重要的並不是追究這個制度或組織形態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而在於探討不同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中，保甲以及居民委員會為何終都為社會所接納，不管這種接納是消極的、無奈的，還是積極的、能動的；為何各個不同的政權對於社會的實際掌控又大不一樣。魏斐德教授的意見促使我帶著明確的“轉型與延續”相統一的問題意識跨入1949年以後的上海史研究，不再為“規律”“必然”與政治褒貶所構成的“目的論”或“決定論”史學所左右，也不再讓豐富的歷史材料成為傳統與現代、國家與社對立概念的填充物，而著力去發現1949年以後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造表像背後延續著的歷史本身的邏輯發展。

與此同時，醞釀中的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又獲得了新的動力。1990年柯偉林（WilliamC.Kirby）教授發表的關於1943—1958年經濟計劃與技術官僚在中國大陸與臺灣連續與變化的開拓性研究成果，打開了重新解釋1950年代中國的研究之路。此後，許多學者轉向從國家建設與現代化漸進過程的角度來思考20世紀的中國，開始探究國民黨與共產黨統治之間的延續性，主張重新討論中國革命的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開始打破政治學研究的一統天下，在美國史學界漸成熱門。正如周傑榮（JeremyBrown）和畢克偉（PaulG.Pickowicz）在回顧這一時期的研究時所指出：“許多新的著作開始探討家庭組織與工作場所在1949年之前和之後這兩個時期的相似性。研究者發現當共產黨人開始治理大陸時，出於必要性和策略的考慮，會允許1949年前的組織制度、個人關繫與社會模式繼續在新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國內的上海史研究持續進展。為令人矚目的是熊月之先生統領的《上海通史》起動並於1999年出版。這部15卷的通史性著作，敘述上起史前時期下至1997年的歷史，其中當代部分有4卷，觀照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雖然其中有關1949—1979年的歷史敘述還有一些重要的缺憾，但作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沒有如以往許多同類著作那樣，至1949年就此打住，且當代與民國、晚清也有相當程度的呼應。此著領當代上海史研究之先，確有篳路藍縷之功。

然遺憾的是，這個極好的學術發展契機幾乎與我擦肩而過。由於工作的變動，1996年之後的十幾年，繁重的校務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使我成了學術圈的“邊緣人”。隻有在長長的暑假裡，纔擠出時間到檔案館、圖書館蹲一蹲，找回逐漸遠去的做學問的感覺，收獲點滴學術心得。我的1950年代上海史研究，也就在這樣一種情境中，零打碎敲地起步了。

十餘年間時斷時續寫就的論文，構成了今天寫這本小書的基礎。《上海裡弄：基層政治動員與國家社會一體化走向（1950—1955）》《轉型與延續：文化消費與上海基層社會對西方的反應（1950—1960年代早期）》《從民辦到黨管：上海私營報業轉制中的思想改造運動——以文彙報為中心的考察》以及《1949年前後的執政黨與上海報界》是其中的主干。這些文章以“社會與文化”為研究視角，從基層政治動員與文化體制轉型兩個方面繼續討論國家對都市社會日常生活的控制與基層社會的反應。比之當初我在“1950年代的上海”入口處窺探之時，這些研究雖然未改初衷，但有了若干進展，其關切點也有所變化。一是從對國家權力的單向度關注，進於國家到達社會基層之間的“中介工具”或中層組織（如居民委員會、新聞協會黨組）以及社會的“灰色空間”（如裡弄、影院）作用的探究。二是從1949年以後中國歷史延續和轉型（或斷裂）的一般意義上的描述，開始注意到國家強力統合下“地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續，將目光聚焦於新政權的強力控制下近代上海城市特質和都市社會與大眾文化的力量。

2011年7月，當我卸去學校領導職務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學術領域時，個衝動就是實現我的宿願，寫成“1950年代的上海”。接踵而至的一大難題，便是上海史研究已今非昔比。從條件看，檔案的繼續開放和民間史料的海量發掘以及口述、圖像等多種資料的湧現，既使人按捺不住地去探求新的發現，又常常讓人感嘆無法窮盡而難以下筆。從成果論，盡管有關當代上海史的研究還遠不及晚清、民國，但其關注度與日俱增，不僅有相當學術分量的論著面世，還有一大批可畏的“後生”已嶄露頭角或躍躍欲試。這對一個剛剛回歸學術圈的人來說，不能不是難得的機遇和巨大的挑戰。

時隔十多年再續“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我既沒有資本將原來零星發表的論文簡單修改即可彙集成書，更沒有理由僅用一些新收集的檔案和其他史料做填鴨式的擴充湊夠一本書的篇幅，而須在盡力收集新材料並做重新繫統解讀的基礎上，力求對1950年代的上海在史學上命題的意義有新發現，以盡綿薄。

二

打破1949年的鴻溝，從延續和轉型（或斷裂）的視角觀察1950年代的中國，業已成為許多研究者的學術取向與興趣所在。這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進展，直接維繫著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學術取向和知識更新。

越來越多的論著以重建1950年代中國歷史復雜性為旨趣，試圖打破“目的論”和“決定論”史學的一統天下，建立起一繫列新問題，向單向度敘述的新中國歷史提出挑戰，聚焦的問題是1949年是不是新中國的開端，或者說，新中國的涵義與歷史呈現究竟何在。

從上述柯偉林那項開拓性的研究起，“集權主義論”頗具影響力。持這一主張的學者從政治體制的延續性出發，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是延續著的黨國體制邁向的開端”。如其所說：“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特別是在國民黨以及後來的共產黨的黨國體制統治之下，國家的控制日益增強，到1949年之後，在一種專制主義中達到高峰，其深度與廣度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他們雖然已經注意到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中國出現的“一種緩慢的、平穩的但也是明確的對於個人與共同體自主性的再度肯定”，也就是所謂“集權主義的順應力”或現代中國的自由領域問題，但是，集權主義依然在共和國早期的歷史研究中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如孔飛力（PhilipA.Kuhn）所言：“20世紀中國政治發展的故事似乎是雜亂無章的，也是具有多重發展方向的。但如果將20世紀當作整體來看待，這便成了一個關於中央集權的國家不屈不撓地向前邁進的故事”。他所論述的1950年代農業集體化的歷史則是這個故事中的“篇章”。

雖然包括持集權主義看法在內的許多學者並不主張以此為的分析框架，但是，集權主義的觀察視角還是為一部分研究者推向。這種被餘凱思（KlausMühlhahn）概括為“壓迫敘事”的歷史書寫，在時代的激烈批評者中甚為流行。他們又回歸1950年代初期研究中國問題的代西方學者的看法，傾向於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描繪成“一個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全能國家”。

涉及1950年代中國的“壓迫敘事”，目前集中在土改、統購統銷、反右、大饑荒等方面的研究，似乎與上海史較少直接關聯。然而，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敘事框架。

“集權主義論”導引下的觀察點都在對“國家”否定性的歷史事件或場域中，敘述的是國家“吞噬”社會的過程，在這些研究中，“國家”成了的、能動的主角，社會空間和“私”的空間迅速消失，“國家”之外的歷史話題越來越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經國家強力統合和改造後，所謂“地方性”“地方經驗”和“地方文化”迅速走向同一性，與之相關聯的區域史、地方史也就失去了特指的問題意識。1950年代上海史的脈絡隻是在“黨國”的場域內展開。曾經光怪陸離、紛繁多姿的大都市上海的歷史忽而變得線性而單調。

由此，“集權主義論”所導致的困境，是隻知有“國家”而不知有“社會”，隻知有“中央”而不知有“地方”，其結果，則從相反的價值判斷出發，與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主導的史學異曲同工，導從一部全能國家的政治史，上海史將不再有獨特的研究意義，有再度淪為國家注腳的危險。

當然，“警惕”並不等於拋棄，集權主義敘事中的國家脈絡仍然是研究1950年代中國必不可少的路徑。否認或低估了國家集權因素顯然拋開了國家空前強勢這一基本的時代特征，也無法解釋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為何如此深刻劇烈，無數個人命運際遇又為何如此起伏跌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另一個有影響的敘事路徑是近世中國的現代化或現代性。盡管現代化敘事十分強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自晚清以來現代國家或現代化連續進程中的一環，不具有與此前完全斷裂、全新開端的意義，但論者充分關注1950年代在中國現代進程中的特殊作用。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繫的復雜性越來越感興趣，研究和探索當時關於中國社會基本政策和不平等的爭論、社會階層的形成與流動、不同群體對政治制度的態度，甚至包括非正式的社會聯繫。現代化敘事“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描畫成一個動態的、四分五裂的社會，不同群體不得不就重要的政策達成妥協”。雖然在1950年代中共采取了“暴力手段”進行大量的必需的經濟社會改革，但總的來說，195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領導階層決心創造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和現代化中國的故事，而鎮壓、暴力、恐怖僅僅是個注腳”，1950年代是中國社會主義的“黃金時代”。持現代化論的學者認為，如果沒有1950—1970年代中國國家在基礎醫療保障、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大量投入，很難想像中國隨後出現的經濟增長，時代的革命政權必須以提高廣大人民的生活質量來評價。還有學者認為，和鄧小平都是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和現代派，他們決心趕上西方。

作為近世中國現代性的大都市，現代化敘述對上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同是現代化敘事，恰在如何理解1950年代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殊意義、1949年是否標志上海都市現代性斷裂的問題上，尚存歧見。

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和葉文心的《上海繁華》是都市社會文化研究具有標杆意義的兩部著作。盡管兩著都著墨於1949年以前的上海現代性，特別是都市社會文化的鼎盛時期1930年代，但不約而同地將學術旨趣置於跨越時空的現代性敘述。

李歐梵揭示：蘊藏於“老上海風尚”之中的那種“神秘”，“是不曾被歷史和革命的官方大敘事所闡釋”，盡管它表征著特定時期上海都市文化的現代性，但這種“神秘”構成了上海與香港之間互為“她者”的文化關繫，並在雙城之間“建立起某種超越歷史的像征性聯繫”。葉文心強調：她關切的並不是“上海到底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這個常有爭論的問題，而是設問在“上海是否隻是上海史上的上海，還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上海？”在她的敘述裡，“上海繁華”這部“平常人的城市史”改寫了近代中國無數平常人的命運，“上海經驗並不一定非在上海纔能體驗”，上海史也不隻是表征各種事件發生的“一個地點”，而應該有其“特殊的內涵”。

超越時空的現代性敘事為重新建構上海史提的可能性，其中當然包括重新審視1949年在上海史上的命題意義。由此或可發問，1949年是不是以往官方史書中那個新上海的開端？近世中國到底有過幾個新上海？如果說，1930年代是上海摩登與繁華之鼎盛時期，那麼，1949年之後，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與結構下，上海都市現代性及現代化是延續還是被阻斷？

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李、葉的回答與“延續性”以及“黃金時代”的現代化敘事頗有歧義。兩著都認為1949年是上海都市現代性斷裂的開始，此後的“新上海”或可等同於去摩登與去繁華的脫胎換骨。《上海摩登》的後記論述了1950年代以後上海都市文化在香港的空間內持續發酵，指出上海始終是香港臨摹的樣板與懷鄉的精神家園。甚至到1980年代以後香港不僅代替而且超越了上海，但老上海仍然成為香港“流行的想像”。而上海本身卻在1949—1979年30年間，“從一個風華絕代的少婦變成了一個人老珠黃的徐娘”，隻是從當年租界的某些街區，纔能“發覺這個徐娘風韻猶存”，憑著這“一絲餘韻”，在那些幸存的舊書和雜志堆中，“重新發現這個當年摩登少婦的風姿”。所謂“上海復興”則是在中國再次加入世界之後，且30年後這一次的“復興”，是上海“對香港的現代或後現代復制”。這似乎在說，隻有香港在延續上海摩登的歷史並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讓上海仿效。《上海繁華》雖然認為1949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否代表“全然的斷裂”尚有爭議，但也肯定地表述，在共產黨政權下，曾經作為城市驕傲的一代繁華淪為上海的“污點與政治包袱”，被一一洗盡。直到1990年代，上海纔開始“懷舊”，“平靜而又明確地喚起了那些曾被壓制和擯棄的革命前的記憶”，中國又回到上海找尋現代性。也是從這個時候起，“上海成功地追求了全球化的發展，擺脫了革命史觀的歷史重負。上海不再有大歷史，上海脫離了上海故事在中國革命史中被劃定的地位”。

1990年代以後上海史研究大多與文化史、社會史研究轉向同步，“摩登”和“繁華”成為上海史研究的主旋律。1949以後的上海史被認為是現代化或現代性的斷裂，充滿著革命的大歷史，在現代都市的意義上可以忽略。

集權主義、現代化與革命史觀三者彼此作用的結果，“革命大敘事”被擯棄，革命史因此一度受到冷落，上海史和城市史研究亦如是作。

但無可否認的是，革命主題從未離開過時代的中國，革命史是無法回避的敘事路徑或方式。所不同的是，“集權主義論”將革命史的紅色敘事完全顛覆為黑色的“壓迫敘事”，兩者關於“革命”的價值取向截然對立；現代化論則從史觀角度將革命視為現代化與現代性的異己力量。然而價值取向和史觀的歧義可以挑戰“正統”的革命大敘事，但絕無可能“告別”革命史。

暫且撇開“壓迫敘事”的價值判斷來看現代化敘事的史觀，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盡管有各種相左的見解，作為一個歷史的尺度，現代化或現代性的敘事不但不能在1950年代的中國與上海歷史中“斷裂”，而且還與中國革命的尺度難舍難分。無論是“黃金時代”的贊譽，或是“半老徐娘”的嘆息，所涉有關共和國早期都市社會文化、國家與社會微妙復雜關繫、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建設等一繫列“延續”或是“斷裂”的討論，既包含了對現代化或現代性的理解和估價，也不可回避對中國革命的再認識，所不同的是對革命與現代化兩者關繫所派生的一繫列問題的解讀。也就是說，上海史固然要擺脫葉文心所指的“革命史觀的重負”，但不應當跌入缺乏總體史觀或大問題意識支撐的“無意義境”。正如董玥所言：“中國革命雖然普遍認為是農村革命，但是其領導者與對未來的想像、構建與實踐卻是與城市密切相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城市性的”，“而城市史、社會史、文化史與中國革命的關繫，則是大家一直忽視而值得進一步論述的問題”，將這兩個方向聯繫起來的思考，“或許既能為城市史提供一個可能的出路，也能為革命史加入一個新的維度”。

十分巧合的是，近年來國內學界有“重寫”革命史的態勢，若用《新史學》第7卷的專題來概括，謂之“20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這股革命史的研究熱，明顯地超越官方意識形態左右的傳統革命史的“藩籬”，“試圖對革命進行純學理的實證探討”。盡管這種探討來自不同的學科背景與方法路徑，但“新革命史”的基本主張大體一致，即將20世紀的中國革命視為一個“高山滾石”般的“連續與遞進”的過程，上限始於1894年興中會成立，下限止於“文化大革命”結束。之所以如此主張，是因為1949年之後大規模的革命運動非但一場接著一場，沒有終結，而且每場運動都席卷全國，都是全民性的革命，目標從政治革命進於社會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範圍從中國革命擴展到世界革命。

顯然，新革命史觀也是跨越1949年鴻溝的嘗試，中國革命應當是研究時代中國不可回避的敘事路徑或邏輯，革命應當“回歸”中共執政以後的歷史，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當無例外。

依照中國革命連續性的看法，上海無疑是時代獨占鼇頭的革命的城市空間。誰都不會否認，1949年後的30年間，上海在“革命”這個大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極為特殊，任何一個中國城市都無法替代。不僅如此，上海的每一個“革命”舉動，都會以各種方式牽動全國。有學者曾用“影子的政治中心”來比喻1949年以後上海的政治地位，不無道理。因此，從實證、學理的治史方法與態度出發，重新發掘與闡釋“上海革命”的意義，並非要讓上海史擺脫“大歷史”而進入“小歷史”的孤獨“碎片”，而恰恰是要以大關懷去拼接這些“碎片”，從而去改寫“大歷史”。

與革命史的“官方大敘事”不同，新革命史觀照下的上海史開始質疑執政黨在這個大都市空間內不斷革命的正當性，感興趣於革命帶來的各種相互矛盾與復雜糾纏的“成果”，探討革命與執政合法性之間的持續張力。與“壓迫敘事”也不同，關於20世紀中國革命連續性的看法不僅要關注革命的暴力、血腥和混亂的那些顛覆性、毀滅性的傳統在共和國時期的延續，而且不能忽視革命時期中共那些“翻身”“民主”“當家作主”的承諾在共和國時期的承續與變化，更不能將革命在和平與建設以及追求國家統一強盛的目標規定下所具有的限度與轉型置諸腦後。總之，在“新革命史”的框架內，中共在城市空間內所進行的革命，既有暴力與非暴力兩種傳統的交替，又有張力與限度之間的掣肘。

涉及中國革命的另一個討論與“解放”有關。根據歷來的官方大敘事，新中國主要的標志是人民的解放——翻身當家做主人。“壓迫敘事”對此進行了顛覆性的種種研究，將中共執政後的政體視為對“解放”的“背叛”。周錫瑞（JosephW.Esherick）則提出了“革命是一個創造新的統治結構的過程”的觀點，主張必須從革命和自由必然聯繫在一起的法國革命的“原初模式”中擺脫出來。他認為：“與其將革命視為一個解放的過程，遠不如將其視為一種新的統治結構被創造出來，去對抗、擊敗、取代另外一種統治結構”。為此，“共產黨自然要賦權於新主體，動員新的社會力量。他們同時打破了舊的統治結構——鏟除、驅逐、羞辱、恫嚇舊日的精英。然而那些逃離了舊日精英統治的人們並非簡單地獲得了解放，他們同時被卷進一個革命進程裡，受恩於一個革命的政黨，並順從於一個新的革命的政體”。

盡管我們還可以對革命與解放的歷史內涵提出更多不同的見解，但較之單向度地將革命統統打入“黑色歷史”的書寫，周錫瑞提倡的革命多重釋義顯然對重新理解中國革命在1949年以後的延續與轉型具有啟發意義。我們的確不能為任何目的論的“解放”或“背叛”敘事所左右，而要繼續關注各種形式的革命為何能在中共執政之後連續發動，發動者的目的是什麼，是“打江山坐江山”思路的延續，還是向現代國家建設轉型中的探索？是控制民眾，還是革新社會？參與者的動力又來自何方，是對新秩序和規範的迫切需求，還是翻身做主人的強烈願望？

在“延續與斷裂”的史學命題之下，“集權主義論”、現代化論以及新革命史觀都提供了有效或部分有效的觀察與解釋路徑。

三

當聚焦於1950年代上海這個特定的時空內，這幾種路徑當然不會涇渭分明。因為它們催生的問題往往不是來自一條路徑，大量豐富的史料也不允許僅在某一種敘事框架內裁剪與拼接。

我們還需謹慎地對待“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這個社會科學概念。如裴宜理（ElizabethJ.Perry）所提醒：“‘路徑依賴’法則有益於鼓勵社會科學家從事歷史研究以解釋當代制度及實踐的起源，但它有一個很不幸的負作用，那就是它嚴重地局限我們的歷史想像力”。這固然是對社會科學家而言的，可能對歷史學者並不適用。但事實上，在可見的關於時代的史學研究中，“路徑依賴”並非完全不搭界。比如，在集權主義和文化宰制的“路徑依賴”下，195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領域裡的體制變革和思想改造都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一條上溯延安整風，經由反右，下至“文革”的筆直的路。如果說，目的論和決定論是將豐富的史料削足適履，去印證“規律”“必然”的線性因果關繫，那麼，“路徑依賴”則是將紛繁復雜的歷史材料捆在了一條直通車的軌道上，貌似非常清晰的“前世今生”，實與簡單的線性因果異曲同工。

概言之，新的敘事路徑既促進了一繫列有關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問題之重構，也再次提醒我們盡努力去接近歷史真相，從各種充滿矛盾的歷史文獻中認真甄別，以喚回1950年代上海的真正價值。

從歷史的延續與斷裂之關繫出發，1950年代的上海提出了一連串激起人們強烈的探究欲，而又一時難以窮盡的問題。如同周傑榮、畢克偉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一個個鮮活的個案研究時的發問：“1950年代初期到底是一段相對和平的‘蜜月期’，還是一場災難來臨前的征兆，抑或是一個言而無信、希望破滅的時代？”這些多樣性的歷史案例“使這一問題不太可能有確定的答案”。

首先的問題是對傳統革命史“新舊社會兩重天”的質疑。1950年代的新上海確乎是革命性的脫胎換骨，但那個“老上海”，或過去所稱的“舊社會”是否消失得無影無蹤？中共新政權創造的“上海奇跡”是否與1949年以前的上海徹底決裂？或者說，上海是否成為中共所要塑造的城市？在驅逐了西方殖民者的年代裡，上海作為世界都市的歷史是否完全中斷？

其次，在貫穿近世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之“根本性問題”上，1950年代中共新政權與上海社會的互動產生了何種結果？是政治控制壓倒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社會被國家所吞噬，還是國家以原來的底層社會民眾為核心重構了社會，因此而構成新政權的社會基礎？或者說，中國革命的歷史正當性是否在中共執政之後順理成章地轉化為政權的合法性？

第三，在國家與地方關繫問題上，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圖譜上，上海處在什麼方位，是完全作為國家形像的一部分存在，還是殘有獨特的都市形像？作為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發祥之地與聚集之地，上海在中共合法性的表述上，居於什麼樣的地位？

第四，如果承認晚清以來的上海歷史中有過若干次的“摩登”“繁華”的新上海的喧囂登場，那麼，經歷了1950年代天翻地覆改造的新上海與之有何關聯，有何不同？作為遠東大都會和中國現代性的上海，在與世界隔絕的狀態下，是否斷絕了與世界任何意義上的聯繫，是否完全失卻了昔日所有的全球性的文化資源？

第五，從都市基本生活變遷的社會文化角度看，國家與革命如何進入上海城市生活的日常空間，國家“入場”與都市“在場”怎樣互動，非常的革命與日常的秩序如何衝突與調和，從舊的統治結構中走出來的都市精英與社會大眾如何從革命的巨變中尋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新場域？

第六，倘若從整個時代或更長的歷史時段內去觀察，1950年代的上海有沒有不同於其他時期如1960年代、1970年代的特殊涵義？換言之，1950年代的上海是時代繼續革命一條通衢的起點，還是顯現過多重發展的可能性？

…………

如同問題的發掘難以窮盡，幾乎每一個問題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發新問題的餘地。本書僅從“勞動人民”“知識人與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個研究主體出發，對1950年代的上海社會文化做一次重訪，以期將歷史巨變中那個遠去的都市拉回到歷史的真實中來。

1950年代的上海，確實稱得上天翻地覆。國家的動員與掌控能力前所未有，一個統一有序的上海社會奇跡般地出現，曾經標志著中國現代性的摩登都市突然遠去。

在強大的政治發動與統合之下，1950年代的上海行走在革命、國家與社會三個邏輯之間，依然充滿活力與諸多的不穩定，都市並未逝去。

生活在底層社會的“勞動人民”呈現出空前高漲的政治參與激情。潛藏於下的，則是保持原有利益空間與抓住機會改變命運的雙重驅力；這一巨大的“群眾”集合體以“國家”與“社會”的雙重角色與新政權進行較量與博弈。

可以進一步發現的是，包括工人在內的“勞動人民”是一個徘徊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的龐雜集合體，與中共的階級理論並不合轍。面對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中共新政權既不完全依靠，又不絲毫忽略，在發動和利用的同時，不斷地進行著運動式的清理整頓，不斷地產生著“階級敵人”和不可信任者。無論是革命運動場景，還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場景，1950年代的上海底層社會並沒有形成一個執政者可以全心全意依靠的“勞動人民”群體。

但“當家作主”又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國家所捏造的空話，而是在新民主主義的初年代新政權對人民的一個承諾。國家與底層社會雙方都要借此達到自己的目的：新執政者要彰顯與舊國家、舊制度的決裂，將革命的正當性轉化為執政的合法性；底層社會則將其視為翻身解放的無限可能性。

這兩個目的在1950年代的上海既相容又相悖。懲治社會邪惡勢力、革除社會弊病、建立正常健康的社會新秩序，底層民眾生存基本保障的獲得和生活狀況的改善，確屬雙方的共識與契合點。但中共不希望因此而演化成任何威脅政權的群體行動；而被“翻身”激發起來的“主人翁”感覺與想像，則常常演化為擴大社會運動的各種激進行為，也提高了社會底層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熱情，從而偏離了國家預設的當家作主的軌道，雙方又在此較量和衝突。

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問題所演繹的歷史，是“國家主人翁”在虛擬與現實之間不斷擺動，“何謂當家作主”？“誰是主人翁”？官方的形像塑造與底層民眾的自我認同之間，在時代形成了持續的張力。

在新民主主義的感召之下，即使徘徊在“當家作主”的邊緣，都市知識人與文化人在思想改造的洗禮下發生了政治的集體轉向，“聽話、跟走”迅速成為政治常態。而在常態之中仍有個體命運的不同走向與結局，這既取決於個人的背景、性格和經驗，更是當革命、變革成為人們的日常時，每個人在自己所處的小環境和人際網絡中，所采取的不同應對方式與生存策略所致。這種個體的能動性，一方面為都市大眾文化和教育體制的順利轉型提供了基礎性條件，他方面也揭示了共和國早期新政權與都市知識分子的共處關繫中各種復雜面相以及多重發展的可能性。

借助關於老上海的“灰色記憶”與有限的媒體空間，小市民在隔絕的狀態中想像外部世界，由此而構成了獨特的街頭流行與時尚，以此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力話語。透過集體歷史記憶和想像，可見上海的地方性在延續，摩登上海的小資文化貼上各種紅色標簽仍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當的空間，上海歷史與上海經驗並沒有在1949年這個歷史轉折點上戛然而止。

因此，盡管1950年代的上海迅速摘去了“十裡洋場”“冒險家樂園”等政治帽子，但在中共的社會主義國家形像圖譜內，上海的形像仍是模糊不清、遊移不定的。“香風毒霧”“糖衣炮彈”為喻的資產階級政治文化，留存於集體記憶中的資產階級情結以及大眾文化的空間，都使得上海無法脫去“資產階級”的歷史重負。在國家與革命強力書寫的歷史進程中，現代上海的歷史並未斷裂。

都市迅速遠去，摩登依舊在場，這是1950年代中國的上海旋律。

本書是關於1950年代上海的史論集，將圍繞著“都市遠去但摩登並未逝去”這一主題，將上述內容用五個專題，分別在裡弄、私營報業與出版、大學校園以及影院內外四個空間內展開社會文化的討論。其中，關於聖約翰大學黃氏兄弟的研究，以戰後至1960年這一時段論述為主，上溯他們約園生活起始的1930年代初，力求展現微觀（校園）、中觀（都市）與宏觀（全球性）的各種結構如何滲透和影響了大變局中的個體命運。關於香港電影在上海的探討則延伸至1960年代初。這些超出1950年代的論述，或許更有助於發現“轉型與延續”內在的歷史邏輯。

本書還附錄了筆者自涉足上海史研究起陸續發表和未刊出的7篇文章，多數是關於近代上海社會文化變遷的“中時段”研究及方法論思考，也有個案研究或連接當下現實的論述。大部分成文已過去二十多年，無論是史料基礎還是學術水準，都顯薄弱與粗淺。之所以附上，一是想讓讀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對上海史的連續性思考，以求多方面批評指正；他方面也是對自己在上海史領域內踉蹌學步至今的一個回顧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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