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紀》一書是一本珍貴的歷史文獻。對一座重要建築的歷史、人物、修繕、管理和保護進行全面而細致的梳理，同時收集了大量一手的文稿和資料圖紙，這在我印像中還是很少見的。此前國內曾有學者殷雙喜先生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研究》（河北美術出版社）、藝術理論家謝小凡先生從業主角度寫的《展覽美術館》（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近來又有建築師向欣然先生的《黃鶴樓設計紀事》（武漢出版社），都屬於這一類型。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對我們這一行業那些重要個案的總結、分析、反思，甚至批判將有助於行業的進步和提升。
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建於1951-1954年，在我國現代建築發展史上，這是一個不太為人注意的年代。但隨著歲月的沉澱，人們卻從這一時期裡發掘到許多寶貴的財富和資源。這是一個恢復的時期，百廢待興的時期，而在建築創作上還屬於相對寬松的時期。那一時期的建築師們基本延續了他們在新政權成立以前執業時的主張和風格，像我們熟知的柳士英、董大酉、楊廷寶、夏昌世、洪青、張镩、張家德、徐中、華攬洪、馮紀忠、徐尚志等前輩，在當時都設計了一些作品。除當時所急需的居住建築和工業建築之外，在公共建築的設計上，出現了各種風格多樣化的新局面。像夏昌世先生在華南的一些作品，楊廷寶先生的和平賓館，馮紀忠先生的武漢醫學院附屬醫院，都是十分簡潔的現代建築手法。而華攬洪先生的北京兒童醫院，徐中先生的北京外貿部辦公樓都是在現代手法中加入了不少傳統的特征，而張镩的友誼賓館、張家德先生的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則是完全的傳統形式。但這種局面很快因眾多的運動和批判而被改變，以致後來要在1959年召開上海建築藝術座談會讓建築師們進行討論。這些多樣並存的局面已經成為新政權早期設計作品的重要特色，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顯露其創作上的生命力並引起史學家和業界的注意。
重慶市人民大禮堂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早建成的一批禮堂建築中*突出的一個。在當時主政西南的老一輩領導人劉伯承、鄧小平和賀龍的直接關心下得以建成。對這一段歷史，《甲子紀》作了較詳細的記述。除了方案的選取和發展過程外，從中也可以看出當時領導人的遠見，他們的思考以及當時的價值觀和美學觀，對人民大禮堂的方案選用和建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此也讓人聯想到周恩來同志對北京一些重點工程的親自過問和指導。如人民大會堂工程中的重要決策，從以人為主、物為人用，藝術上的兼包並蓄、皆為我用的原則，到大會堂天花的水天一色等，至今被傳為領導深入實際、言傳身教、聽取各方意見、告誡留有餘地的典範。這些重要指示同樣也成為建築行業，尤其是設計行業發展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我國體制的特點，對於城市規劃、城市建設以至於具體重要公共建築的決策，在各時期的各級領導和主管部門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們的許多正確意見推動了城市和建築的進步，是這些物質和精神產品取得成功的重要佐證。但也有意見和決策正確，執行卻變了樣的，還有些可能會造成失誤，從而成為歷史的教訓。尤其是當前城市化進展十分迅猛的形勢下，城市和建築受“政績”的綁架，加上價值觀和美學觀的扭曲，被附加許多額外的內容。因此在總結建築設計發展歷史時，這應該是不可缺少、不能回避的內容，應留存史料作為見證，而不能把板子全都打到規劃師和建築師身上。
《甲子紀》-書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把人民大禮堂設計、施工、管理、擴建、保護的全過程都加以細致整理的同時，還向我們揭示了這一建築物60年背後的眾多人物。除前面提到的領導人、總工程師張家德外，包括歷屆主管領導，還有張家德的助手蔡紹懷、工程處的技術隊伍、網架施工的何宗焯、堅持規劃的黃光宇、陳榮華（後來又主持了大禮堂的完善和改擴建），陳纔傭，專家梁鼎森和林泰勇、油漆工唐文輝等一大批人物。因此，重慶市人民大禮堂是眾多智慧的結晶。過去我們在進行有關建築物的介紹和報道時常常見物不見人，列舉了一堆高、大、全……，而全然看不到後面辛勤工作的人。即使介紹了其中的某個主要人物，也往往是無所不能的“高、大、全”，沒有考慮建築創作和建設完全是互相支持和協作的集體行為，是團隊的合力發揮過程。有了這些活生生的人物，就使工程的回憶更生動，更有說服力，更符合建設實際，也更加實事求是。
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在2013年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第1批至第七批、共507項全國重點保護單位中為數不多的、新中國成立以後新建公共建築中的一項。而在2004年8月，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師分會向國際建協提交的“20世紀中國建築遺產”的22項清單中，就已將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列入，它已經成為重慶城市重要的文化遺產和標志。大禮堂在60年中經歷了五次大修，數十次小修。由於正確認識了建築遺產保護的價值和意義，在維護、完善和擴建的過程中，參考國際通用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和做法，嚴格遵守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克服了種種干擾，包括商業開發的壓力，積累了許多經驗，使大禮堂的保護和利用成為近現代建築遺產保護和利用的典型案例。聯想到我國當前在近現代建築遺產更新過程中，動輒大拆大改，許多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的近現代建築遺產遭到損毀和破壞，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這也從另一方面揭示了對於20世紀的近現代建築遺產還缺少實施保護的法律保障，缺乏合理利用的科學界定，更缺少保護和利用的正確意識和成功經驗。作為山城的歷史見證和歷史記憶的人民大禮堂，其60年經歷也啟發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從保護體繫、保護技術、執法和傳播，以致教育普及等方面的社會各界通力合作，使近現代建築遺產能夠永遠保持著可持續的生命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