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地方志源遠流長，涵廣事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歷史可概括為：濫觴於兩漢，興起於六朝，發展於隋唐，完，鼎盛於明清。但於宋代推行雕板印刷之前，包括地方志書的漢唐文獻典籍，僅憑手寫傳鈔，故社會流傳受到極大限制。至於宮內所藏孤本秘籍，在歷代社會動亂中，屢遭浩劫，毀失情況亦亟嚴重。隋代牛弘曾列舉古籍“五阨”：一為秦皇之焚書，二為王莽之燔宮，三為董卓之禍亂，四為劉（淵）石（勒）之陷洛，五為蕭繹之毀書。南宋胡應麟則歷數周隋以來復有“五阨”，大業、天寶、廣明、靖康、紹定，通前為之“十阨”矣！以故，早在南宋時鄭樵即惋嘆“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至於地方志書，因當時鈔本既少，亡佚尤為慘重，留傳至今者，僅千分之四五耳。實為我國文化史上一大遺憾。
不幸中值得慶幸的是，六朝唐人史注、唐宋類書、地理志以及文集筆記等，多征引漢唐方志的一些記述。由此引發後代有識之士，對其進行輯佚。堪為“零圭碎璧，彌足珍貴”。中國地方志源遠流長，涵廣事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歷史可概括為：濫觴於兩漢，興起於六朝，發展於隋唐，完，鼎盛於明清。但於宋代推行雕板印刷之前，包括地方志書的漢唐文獻典籍，僅憑手寫傳鈔，故社會流傳受到極大限制。至於宮內所藏孤本秘籍，在歷代社會動亂中，屢遭浩劫，毀失情況亦亟嚴重。隋代牛弘曾列舉古籍“五阨”：一為秦皇之焚書，二為王莽之燔宮，三為董卓之禍亂，四為劉（淵）石（勒）之陷洛，五為蕭繹之毀書。南宋胡應麟則歷數周隋以來復有“五阨”，大業、天寶、廣明、靖康、紹定，通前為之“十阨”矣！以故，早在南宋時鄭樵即惋嘆“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至於地方志書，因當時鈔本既少，亡佚尤為慘重，留傳至今者，僅千分之四五耳。實為我國文化史上一大遺憾。
不幸中值得慶幸的是，六朝唐人史注、唐宋類書、地理志以及文集筆記等，多征引漢唐方志的一些記述。由此引發後代有識之士，對其進行輯佚。堪為“零圭碎璧，彌足珍貴”。
末明初陶宗儀，博覽古學，著述等身。其《說郛》采摭古籍六百餘種，其中漢唐方志即達四十二種。此為輯佚方志之嚆矢。清代輯佚之學大興，王漠《漢唐地理書鈔》輯地理志及方志二百四十九種。惜付梓時僅存七十種，其中方志十七種。陳運溶《麓山精舍叢書》收輯漢唐方志二十九種，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收輯宋前方志五十五種。此外，張澍及魯迅亦輯秦隴、會稽古志十六種。以上諸家從古籍中悉心鉤沉，使人們得以窺見漢唐方志端倪，功不可沒。但限於當時歷史條件，諸如秘藏館閣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以及罕方志、均無從獲見。即如《齊民要術》、《政和本草》等子書，亦未能利用。致使輯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遺漏。上述輯佚除卻重復，共輯方志近九十種，約六萬餘字。
七十年代後期，我國撥亂反正後，百廢待興。為使漢唐方志佚文得以較完整地集中展現出來，我於整理古籍之餘，著意對此進行輯錄。以後雖致力新編《山西通志》的編纂，此項工作亦未中輟。十餘年來，從四十餘種、六千餘卷類書、地志、史書、子書中，共輯出漢唐方志四百四十種，約四十萬字。內容涉及今陝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東、江蘇、浙江、福建、臺灣、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雲南、貴州、四川等二十三個省、市、自治區五百餘縣的地理沿革和自然、社會狀況。其中不乏重要和珍稀的歷史資料。
如三國吳瀋瑩《臨海水土志》“夷洲”條，以四百二十餘字，詳記臺灣的地形、氣候、土壤、植被、農業、漁業、民俗、風情，是我國關於臺灣地理的早記述。有力證實早在一千八百年前，臺灣即是我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如宋雷次宗《豫章記》中關於東漢建立廬陵郡、鄱陽郡及上蔡、永修等六縣的記載，《後漢書·郡國志和郡縣志》均失載，對理清今江西省及其有關縣的建置沿革至關重要。
在生產、科技方面，南朝鄭緝之《永嘉記》“養蠶”條，除寫蠶的品種、特征、生長習性外，並介紹飼養經驗及病害防治，反映我國古代養蠶業之發展水平。再如東漢楊孚《臨海水土記》載錄臨海地區魚類四十餘種，並介紹其不同生態特性，說明當時利用海洋資源已具相當水平。又如南朝宋《豫章記》“豐城縣”條關於煤炭的記載，繫我國長江流域早的煤炭紀實，亦為煤炭史的重要一頁。
至於西漢辛氏《三秦記》“沙角山”條關於沙漠地帶鳴沙現像的描述，是世界上鳴沙現像早的科學紀實，已引起地理學界的重視。三國吳顧啟期《婁地記》關於太湖洞庭山溶洞的生動寫真，南朝宋段國《沙州記》揭示的雀鼠同穴與瀋懷遠《南越志》記載的蛣蟹共生現像，山謙之《南徐州記》關於南沙縣海岸堆積地形變化的實錄，均繫我國古代地理學之重要資料。
此外，漢唐方志中尚載許多立德、立功、立言之歷史人物，其嘉言懿行，或軼聞趣事，對了解古代精神文明亦有裨益。僅舉以上幾例，已可窺視向被譽為“一方全史”之地方志的一斑。現將散存古籍中的漢唐方志佚文發掘整理出來，無疑對研究我國地理學史、手工業史、經濟史、農業史、科技史、文化史、地方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特別在當前全國普遍修纂社會主義新方志的熱潮中，該書能為各地提供鮮為人知的地方史料，更具有現實意義。但也應該看到，受階級和歷史的局限，其中亦羼雜封建、迷信和荒誕不經的成份，我們應以一分為二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始能古為今用。
前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副會長、中國地方志舊志整理工作委員會主任董一博同志，於一九八四年全國舊志整理工作會議上，曾對此項輯佚工作極為支持。其後，一九八六年舊志整理委員會在
杭州研究《中國方志大辭典》編纂方案時，仍垂詢此事。現多年宿願雖得了卻，而董老業已謝世，每念及此，感慨不勝。
當代著名方志學家傅振倫先生，對輯佚之學向亟重視。九十高齡猶導引後學親撰序言，著實令人感動。謹表謝忱。
在當今商品大潮中，學術著作出版之難，學人多有感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明知出版此書不會給他們帶來經濟效益，但以繁榮學術研究為重，仍予出版。值此付梓之際，特向出版社諸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不幸中值得慶幸的是，六朝唐人史注、唐宋類書、地理志以及文集筆記等，多征引漢唐方志的一些記述。由此引發後代有識之士，對其進行輯佚。堪為“零圭碎璧，彌足珍貴”。中國地方志源遠流長，涵廣事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歷史可概括為：濫觴於兩漢，興起於六朝，發展於隋唐，完，鼎盛於明清。但於宋代推行雕板印刷之前，包括地方志書的漢唐文獻典籍，僅憑手寫傳鈔，故社會流傳受到極大限制。至於宮內所藏孤本秘籍，在歷代社會動亂中，屢遭浩劫，毀失情況亦亟嚴重。隋代牛弘曾列舉古籍“五阨”：一為秦皇之焚書，二為王莽之燔宮，三為董卓之禍亂，四為劉（淵）石（勒）之陷洛，五為蕭繹之毀書。南宋胡應麟則歷數周隋以來復有“五阨”，大業、天寶、廣明、靖康、紹定，通前為之“十阨”矣！以故，早在南宋時鄭樵即惋嘆“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至於地方志書，因當時鈔本既少，亡佚尤為慘重，留傳至今者，僅千分之四五耳。實為我國文化史上一大遺憾。
不幸中值得慶幸的是，六朝唐人史注、唐宋類書、地理志以及文集筆記等，多征引漢唐方志的一些記述。由此引發後代有識之士，對其進行輯佚。堪為“零圭碎璧，彌足珍貴”。
末明初陶宗儀，博覽古學，著述等身。其《說郛》采摭古籍六百餘種，其中漢唐方志即達四十二種。此為輯佚方志之嚆矢。清代輯佚之學大興，王漠《漢唐地理書鈔》輯地理志及方志二百四十九種。惜付梓時僅存七十種，其中方志十七種。陳運溶《麓山精舍叢書》收輯漢唐方志二十九種，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收輯宋前方志五十五種。此外，張澍及魯迅亦輯秦隴、會稽古志十六種。以上諸家從古籍中悉心鉤沉，使人們得以窺見漢唐方志端倪，功不可沒。但限於當時歷史條件，諸如秘藏館閣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以及罕方志、均無從獲見。即如《齊民要術》、《政和本草》等子書，亦未能利用。致使輯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遺漏。上述輯佚除卻重復，共輯方志近九十種，約六萬餘字。
七十年代後期，我國撥亂反正後，百廢待興。為使漢唐方志佚文得以較完整地集中展現出來，我於整理古籍之餘，著意對此進行輯錄。以後雖致力新編《山西通志》的編纂，此項工作亦未中輟。十餘年來，從四十餘種、六千餘卷類書、地志、史書、子書中，共輯出漢唐方志四百四十種，約四十萬字。內容涉及今陝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東、江蘇、浙江、福建、臺灣、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雲南、貴州、四川等二十三個省、市、自治區五百餘縣的地理沿革和自然、社會狀況。其中不乏重要和珍稀的歷史資料。
如三國吳瀋瑩《臨海水土志》“夷洲”條，以四百二十餘字，詳記臺灣的地形、氣候、土壤、植被、農業、漁業、民俗、風情，是我國關於臺灣地理的早記述。有力證實早在一千八百年前，臺灣即是我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如宋雷次宗《豫章記》中關於東漢建立廬陵郡、鄱陽郡及上蔡、永修等六縣的記載，《後漢書·郡國志和郡縣志》均失載，對理清今江西省及其有關縣的建置沿革至關重要。
在生產、科技方面，南朝鄭緝之《永嘉記》“養蠶”條，除寫蠶的品種、特征、生長習性外，並介紹飼養經驗及病害防治，反映我國古代養蠶業之發展水平。再如東漢楊孚《臨海水土記》載錄臨海地區魚類四十餘種，並介紹其不同生態特性，說明當時利用海洋資源已具相當水平。又如南朝宋《豫章記》“豐城縣”條關於煤炭的記載，繫我國長江流域早的煤炭紀實，亦為煤炭史的重要一頁。
至於西漢辛氏《三秦記》“沙角山”條關於沙漠地帶鳴沙現像的描述，是世界上鳴沙現像早的科學紀實，已引起地理學界的重視。三國吳顧啟期《婁地記》關於太湖洞庭山溶洞的生動寫真，南朝宋段國《沙州記》揭示的雀鼠同穴與瀋懷遠《南越志》記載的蛣蟹共生現像，山謙之《南徐州記》關於南沙縣海岸堆積地形變化的實錄，均繫我國古代地理學之重要資料。
此外，漢唐方志中尚載許多立德、立功、立言之歷史人物，其嘉言懿行，或軼聞趣事，對了解古代精神文明亦有裨益。僅舉以上幾例，已可窺視向被譽為“一方全史”之地方志的一斑。現將散存古籍中的漢唐方志佚文發掘整理出來，無疑對研究我國地理學史、手工業史、經濟史、農業史、科技史、文化史、地方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特別在當前全國普遍修纂社會主義新方志的熱潮中，該書能為各地提供鮮為人知的地方史料，更具有現實意義。但也應該看到，受階級和歷史的局限，其中亦羼雜封建、迷信和荒誕不經的成份，我們應以一分為二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始能古為今用。
前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副會長、中國地方志舊志整理工作委員會主任董一博同志，於一九八四年全國舊志整理工作會議上，曾對此項輯佚工作極為支持。其後，一九八六年舊志整理委員會在
杭州研究《中國方志大辭典》編纂方案時，仍垂詢此事。現多年宿願雖得了卻，而董老業已謝世，每念及此，感慨不勝。
當代著名方志學家傅振倫先生，對輯佚之學向亟重視。九十高齡猶導引後學親撰序言，著實令人感動。謹表謝忱。
在當今商品大潮中，學術著作出版之難，學人多有感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明知出版此書不會給他們帶來經濟效益，但以繁榮學術研究為重，仍予出版。值此付梓之際，特向出版社諸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