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滴成河，萬川歸海
●唐頤
這是榮敏君繼《太姥記憶》之後的又一本敘說本土人文歷史的書。全書近100篇文章分20個專題，對福鼎文明發源、行政沿革、自然資源、經濟發展、風景名勝、名人鄉賢、藝苑風采等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篦梳剔抉，如一幀幀依然清晰的老照片，刻錄了福鼎的歷史影像。
斯土斯民。對於生養過我們的這一方水土，沒有絲毫理由淡忘它的前世；以敬畏與惜愛之心去追溯它的源流，乃是為了這一方樂土更美好的未來。從此意義上講，《福鼎史話》不啻為鄉民提供了一本豐富、厚重而又通俗好讀的鄉土教材。
讀罷《福鼎史話》，我認為有幾個特色值得一提。
一是視野開闊。既為史話，就需有歷史的巡視。本書縱橫捭闔，極目數千年，視野廣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地理、自然、物產、宗教等多個側面，每一側面都以獨到眼光來攝取史話的人物、事件、場景等。“史”的聚焦，不僅讓讀者看到動態的流變與發展，還可從中獲得傳承與鋻戒。例如《溫麻舊地，向海而興》，上溯東漢末年孫吳治下的造船基地“溫麻船屯”，考索其原址所在，廣征歷代文人學者所述，參驗出土古錢幣之信息，加以富有邏輯的推理論證，從幾枚五銖錢窺探出福鼎硤門東稼洋所在的秦川灣領受的中原文化的輻射。本書相當多的筆墨不是就福鼎說福鼎，而是把福鼎放在寬闊的視域中進行審視。時間上，往往聯繫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歷史大背景介紹福鼎的人和事；空間上，常常把福鼎這個地圖上很小的點，放在整個“地球儀”上來觀察。如第十個專題《沿海抗倭》中的首篇，說福鼎的海防，話題從明代與海洋之間的關繫說起，進而引用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和徐曉望先生的論斷，說明世界性的新航路的開通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秩序，從而引出：“當中國人逐步走向世界的時候，日本人也正在擺脫島國的孤立，而且把目標盯在相鄰的大陸。”再把話題落到中國沿海、閩東和福鼎的海防。“史”的眼光，使“話”免於淺薄瑣碎，而增添了史話的厚重感。
二是史實確鑿。既為史話，還需有史料的廣博與夯實。本書兼收並蓄，旁征博引，搜集並參閱了大量與福鼎有關的文獻資料，搭建起牢靠的史實基座，在此基礎上展開敘說。其言之周詳、述之細密，時常給人以言之鑿鑿之感，這正是仰仗於史料的真實與解析的具體。例如關於太姥山，這座屹立於福鼎境內的名勝，歷來是福鼎人民的驕傲。但相對於自然風景，其“文化風景”尤顯不夠清晰，“太姥”的歷史影像在人們眼裡始終披著一層面紗，原因固然是史料有限，不過也與我們挖掘和整理的不足有關。本書用3組15篇文章，從“堯時老母”“上古產業”，到“名山宗教”，再到“名人足跡”，次較為繫統地展示了太姥山的歷史人文（當然這些還不夠，太姥文化須待專門的研究）。不管是確認太姥娘娘的身份，探討名山和名茶的關繫，還是梳理太姥山現存的或曾經輝煌過的宗教形態，以及歷史名人與太姥山的牽連，等等，均態度審慎，求證大膽，言之有據，讓人信服。其中關於熊明遇和方以智等人在太姥山活動的考證，真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可見作者下了真功夫，閱讀廣泛而挖掘深入。又如《考場告狀，正義之爭》，敘述一個向傳統世俗和民族歧視發起挑戰的畬族英雄人物鐘良弼的故事，文中征引了《福鼎縣志》《鐘氏族譜》《福建通志》《資治通鋻》等文獻，證實鐘良弼考場告狀確有其事。從浩繁的文獻中淘取可資佐證的論據，纔能使史話避虛詞去浮言，擺脫佚聞傳說，“話”得真切實在。
三是史識獨到。史識是史著的靈魂。史話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歷史材料的撿拾與舊事逸聞的堆砌這一層面上，它應當有史論的勾連與哲理的透視，即以歷史的審視、判斷、剖析來給人以思想的啟迪。例如《朱門高足，瀲村楊楫》，遙想800年前福鼎鄉賢楊楫與其師朱熹之交往經歷與患難真情，在還原歷史場景中融合精闢的議論，諸如：“正因為有楊楫等人的這種大義和精神，纔得以使朱熹安全地避在楊家、高家，並聚士講學；纔得以使福鼎有幸成為‘朱子教化之地’；纔得以使太姥山下的這塊土地有濃濃的書香繚繞並久久地彌漫開來！”這樣的著眼於儒學精髓之一的“義”字的極具激情的論斷，於讀者也是一個啟迪。這種獨特而鮮明的“史識”還體現在《閩浙移民》和《邊界風雲》的一些篇什裡。福鼎地處閩浙邊界，自古以來與浙南溫州山水相連、人文相近、語言相通、經濟相融，這種扯不斷的血肉相連的關繫，使關於福鼎的許多話題必須結合浙南的人文歷史而展開。作者對這個題材頗感興趣，也是本書的一個亮點。他在開篇就拋出自己鮮明的觀點：“其實閩山浙水緊緊相連，閩浙兩省及其交界、邊區是後來纔出現的概念，早的時候，它們同屬一個區域，簡單地說，就是閩越邊區，本為一土。”（《閩越邊區，本為一土》），接下來的多篇文章就是在這個總識下展開的，如對移民搬遷、語言分布、軍事防御等話題的敘述。他在《閩浙邊界，有無之中》一文中談到王審知治閩：“閩王王審知處理邊民動亂，力求‘化戰壘為田疇，諭編氓於仁義’。按照這個說法，他是不會興土木在分水關建造關隘的；但細想之下便可以理解，他的這個戰備措施是為了閩中百姓更好地休養生息。這與中國古代軍事理論的靈魂是相通的：戰爭是為了和平。”而且作者對歷史的認識並沒有停留在這個層面上，蜿蜒於閩浙邊界的分水關古防御牆，是閩王當時為了防御相對強大的吳越而建造的，他卻注意到：一條古驛道與防御牆成90度交叉，防御牆生生地透著一個圓拱門，讓古驛道穿牆而過。於是他認識到：消逝的時光裡，這條古驛道承載了數不清的來來往往，它見證了分水關既是古代福建防御外敵入侵的軍事關隘，同時又是閩浙兩地重要的交通驛站，中原文化通過這個孔道進入閩地，使閩東成為福建早接受中原文化影響的地區之一。“望著這樣的古跡，我們不免心生感慨：山水相連，一牆如何就能分割？人情相通，一關如何就能阻斷！閩浙之間的人民百姓，哪一天斷過來往！”這種獨到視角和百姓情懷在當今社會頗為可貴。
四是感情浸潤。若說史實是支撐“話”的骨骼，那麼感情是滋養“話”的血液。作者懷抱對第二故鄉福鼎滿腔的摯愛之情，抒寫這一片土地上的秀美風光、富饒資源、英纔俊傑、文采風流，給讀者以情真意切的感受。例如《抗倭城堡，海疆屏障》描述明代中後期福鼎人民為了抵御倭寇侵擾，在沿海各地建起的眾多城堡，字裡行間湧動著的是對人民群眾保家衛國抵御外侮精神的激賞。作者這樣描寫石蘭城堡：“壘牆的塊石滿披老去的苔衣，但你仔細觀察，這深褐色的苔衣附著著的其實多是紅褐色的石體，在陽光的映襯下，若隱若現，使人聯想到人的皮膚下湧動的血脈，散發著生命的力量。”類似這樣的具有強烈主觀情感的議論或抒情語句，使“史話”呈現出鄉土之愛的脈脈溫情。該文的結尾說：“我時常於黃昏漫步市南郊玉塘古堡的城牆上，見長風中草木搖曳，牆體石塊上長滿青苔，在夕陽的映照下閃著先人的靈光，牆腳下的護城河已成一汪平靜的池塘。水面的漣漪仿佛在告訴我們，戰爭的硝煙雖已遠去，而精神的律動將永不停息。”作者對鄉土的敬畏和深情溢於言表。這樣充滿感情的句子在本書中還能擇選出許多，均能看出作者對這方水土深切的“了解之同情”（陳寅恪語），如寫沙埕港：“刀光劍影已隨水流漸行漸遠，暗淡在歷史的深處。面對沙埕港，看到有島嶼狀若蓮花浴水而出，感覺這是怎樣一個美好的境界！中國傳統與蓮花有關的意像，是清淨之地、潔淨之身和高潔之品。這樣的地方，沒有硝煙該有多好！”（《天然良港，屯兵要地》）
五是文筆靈動。與經院派歷史教科書刻板、拘謹、枯燥的文風截然不同，《福鼎史話》的文筆給讀者以活潑、生動、新鮮、有趣的感覺。這近100篇文章將知識性與趣味性、思想性與教育性融於一爐，文字樸正、曉暢，又不失雅潔、洗練，可以讓讀者從中獲得通史、博物、知人、察世、怡情、達理等多重潤澤。例如《詩腸激蕩，蘭社風采》以傳記筆法刻畫“蘭社”領袖、詩文名家林滋秀的博雅、清俊形像，尚友敦誼、古道熱腸的個性；通篇夾敘夾議，讀來別有一番興致，恰如品飲一盅福鼎老白茶，吾鄉吾土深遠綿厚的歷史耐人細品，韻味悠長。總的來說作者是努力用散文的筆調寫地方歷史。歷史的嚴肅性、莊重感與通暢典雅、娓娓而談的文風融為一體，給讀者帶來閱讀的愉悅。但做好這一點頗不容易，如果能再下一番功夫，做到更加明白曉暢一些，或許能夠吸引更多的讀者；比如書中的引文，有的地方可以再簡短一點。
上文說到福鼎是榮敏君的第二故鄉，這也是一種行政區劃上的簡單界定；其實據我所知，榮敏君十多歲就來到閩浙交界處沙埕的福鼎五中讀書，高校畢業後就在福鼎成家立業、娶妻生子，再加上其出生地蒼南緊鄰福鼎，“閩浙邊區，本為一土”，他視自己為完整的福鼎人。《太姥記憶》《福鼎史話》二書耗費榮敏君不少心力，如果沒有對福鼎的高度認同感，一定難以完成；近些年他在新聞單位工作，對福鼎歷史文化的用功，不是他的任務，都是業餘完成，可見榮敏君對福鼎的熱愛！梁啟超先生在《新史學》中曾倡言，歷史學是“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愛國心之根基在於愛鄉，熱愛生養自己的家鄉。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扯不斷紐帶的家鄉，鄉土意識是愛國心的涓涓溪流。涓滴始成河，萬川乃歸海。潺潺不斷的鄉情鄉思，纔能使愛國之心彙成浩瀚汪洋。基於此，榮敏君兀兀窮年、苦心孤詣而撰著的《福鼎史話》，正是提醒生長於福鼎這一方樂土上的鄉民，珍惜本鄉本土悠久、光輝的文明史，蓄養愛鄉愛國的誠摯情，從而為抒寫“中國夢”積聚真、善、美的正能量！
是為序。
注：唐頤，散文家，福建古田人，曾任福建省寧德市委副書記、福鼎市委書記。著有散文集《樹猶如此》《二十八個人的閩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