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副會長，中國魯迅學會理事，《》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等。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得到海內外的重視與尊重。

戴明賢：中國作家協會與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西泠印社社員，貴州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貴州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文學作品有《九疑煙塵》《花濺淚》《岔河漲水》《殘荷》《戴明賢散文小說選》《一個人的安順》《物之物語》《子午山孩——鄭珍：人與詩》等。影視戲劇作品《家祭》《夜郎新傳》《捉鬼》《燕樓驚豹》，以及《雙婚疑案》《天殘地戲》等。同時從事書法篆刻，有《戴明賢書法篆刻集》《對山集-戴明賢卷》等出版。

袁本良：1946年生，貴州安順人。貴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退休前為中文繫漢語史專業研究生導師、漢語教研室主任。曾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修辭學會常務理事、貴州省語言學會副會長。是全國優秀教師、全國師德標兵、貴州省教學名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著述有《守拙齋漢語史論稿》《漢語語法修辭論集》《古漢語句法結構及變換研究》《守拙齋隨筆》《守拙齋詩稿》《二十世紀詩詞注評》《古詩精華》《鄭珍集/小學》（點校）等。在《中國語文》《中國語言學報》《語言研究》《語文研究》《語言科學》《古漢語研究》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一百餘篇。

顧  久：1951年9月出生，貴州貴陽人，1968年12月參加工作，民盟成員，研究生學歷，文學碩士，教授，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曾任貴州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貴州省文聯主席、省文史研究館館長。

《集眾人之手，書一家之言》

錢理群 杜應國

安順位處黔中腹地，扼滇黔要衝，向稱“滇之喉，黔之腹，粵蜀之唇齒”。境內有兩大干流——三岔河、北盤江，分屬長江、珠江兩大水繫，安順正處其分水嶺上。安順的地形，西、北高，東、南低；西、北、南三面，多崇山峻嶺，溝壑峽谷，交通不便；惟東面一線，地勢平曠，出安順而抵貴陽，一路無險可據，故安順成為自滇入黔的後一道代遍置站赤，修通了橫貫貴州全境的東西大通道——滇黔驛道，控扼要津的安順，遂成為出滇入滇的邊陲重鎮，號稱“襟帶三州，控引百蠻”。迨至清代，更趨繁榮，致有“估人雲集，遠勝貴陽”，“商業之盛，甲於全省”之譽。道光末曾任安順知府的胡林翼，也稱其“邊塞險要，戶口亦繁，為西南一大都會”。

歷史上的安順，先秦時屬夜郎國，漢為牂牁郡，唐為羅甸國，宋稱普為普定路（治所在今安順城以南楊武鄉洗馬塘）。明洪武十四年（1381璋發動征南之役，欽命安陸侯吳復擇地阿達卜築城（即今安順城），以之置普定衛（後稱軍民衛）；萬歷三十年（1602年）升安順州為安順軍民府，自是安順作為地方中心城市的地位再未改變。明以前，安順主要為彝族、仡佬族、布依族、苗族等世居民族的聚居之地。漢族進入安順及貴州各地，主要起於明初的征南之役（民間稱“調北征南”）。隨著雲南的平定，滇黔一線，遍置衛所，廣行軍屯，大量江淮將士的家小隨之入黔，奉命屯田戍邊，安家落戶，由此開啟了安順以及貴州歷史上規模的移民開發浪潮，從根本上改變了安順以及貴州的民族結構和人口結構，進而更在安順一地逐漸形成了以屯軍後裔為主體的“屯堡人”及其獨特的文化現像。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始置普定（今安順）衛學，標志著安順被穩定納入明代的官學體繫，開始融入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原文化發展圈內。自是而後，安順與中央政權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聯繫日益緊密，歷經數百年的衝突、博弈、濡染、融合後，逐漸形成了以中華大文化傳統為紐帶，以漢、苗、彝、布依、仡佬等不同民族文化為基本構化地方文化譜繫，並由此熔鑄成其特有的地域文化風貌和品格，既有包容開放、趨時納新的一面，又有保守傳承、穩定不變的一面。

安順的歷史雖可遠溯至先秦乃至史前時期，但因邊遠閉塞，尤其漢以後，長期遊離於中央政權之外幾達千年之久，故歷代史書有關安順的記載極為稀見，幾為空白，直到明以後纔稍有改變。貴州現存的明代省志有四部，而明代的安順方志卻一本沒有（所傳之《普定衛志》《平壩衛志》均已亡佚），現存方志皆出於清代後期，如咸豐《安順府志》、道光《安平縣志》、道光《永寧州志》、光緒《鎮寧州志》等。其中，除《安平縣志》《安順府志》尚可稱詳備外，餘皆內容單薄，體例粗疏。民國時期，安順的一批鄉前輩有感於自常恩主修《安順府志》後，從道光末年至民國的一段安順歷史缺乏記載，乃有發起《續修安順府志》之舉，於1937年成立志局操為局長，任可澄任總纂。一時，鄉紳俊彥，濟濟一堂。惜積十數年之功猶未成書，遺下百餘萬字的半成品。不過，從擬定的編目看，該書在基本沿襲舊志體例的前提下也有些新變化，如增設《新政志》一目，用以反映清末至民國初期電報、電話等新通訊技術的興起。又置《土民志》一篇，分敘各少數民族的習俗、語言、居處等等，以凸顯安順多民族聚居區的特點，突破了傳統舊志的一大局限。傳統方志中的《選舉志》則改為《學校志》，雖僅為《訪稿》，但從所收集的材料看，其敘述重點已轉向清末民初的興學、辦學熱，即地方現代教育的肇始與發展上。諸如此類，大體上反映了民國時期為反映時代特色而在地方志編撰中不約而同出現的意欲尋求新體例、新寫法的多種努力與嘗試。其後出現的民國《平壩縣志》《鎮寧縣志》《清鎮縣志稿》等，都有了明顯改變，反映時代特征的新條目大量增多，如《民生志》《自治志》《教育志》《經費志》《交通志》《業產志》《宗教志》《庶政志》等等。這些嘗試，不管其效果如何，體例是否合理、完善，都以其特有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而給人以啟迪。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各地開始的新地方志編修，其體例設計雖顯得較為繫統、完備，卻因其模式化要求而走上機械、獃板一途，形成千志一統、千志一面的現像，缺乏應有的變化和多樣。有鋻於此，如何揚長避短，既要擺脫新、舊方志的局限，又要能夠發揮舊志之所長，寫出一部具有地方特色、能夠將缺失的民國歷史續寫下來的新安順志，就成為地方文史界需要面對的一大問題；同時，也是引起我們長期思考和關注的一大問題。所謂仿《史記》體例寫一部《安順城記》的創意和設想，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萌發的。

我們於2004年開始醞釀重寫新時期的安順地方志《安順城記》，到2018年後完稿，歷時十四年。動因即在兩大時代、歷史背景。其一是我們在考察與思考貴州文化的當代發展時，發現在現當代中國文化總體結構裡，貴州文化始終處於“被描寫”，甚至根本被忽視的弱勢地位，由此而提出了一個“貴州本地人用自己的語言，真實而真誠地描寫我們自己”的歷史使命。我們同時發現了一個“文化的安順”：安順擁有獨特文化，自成一個完整的地方文化生態圈，這纔是被遮蔽在歷史深處的這座城市的本原。而這樣一個“文化安順”，卻是我們長期忽視以至完全陌生的；這樣，我們就面臨著“重新認識腳下的土地，尋回失去的安順文化”的任務。其二，在新時期對安順文化的考察與認識，不能就安順談安順；對家鄉土地的認識、把握、描寫，必須本於本土，又高於本土，有一個全國、全世界的大坐標，一個“大文化”的概念。於是，我們又發現，在全球化（世界經濟一體化）快速消滅差別、去個性化、文化趨同的背景下化與多樣性為支點的地方性文化，就顯示出一種特殊價值：它是制約全球化單一與趨同法則的重要的平衡點之一。這樣，我們的安順文化考察與書寫，就有了一種世界性的意義和價值：我們要通過《安順城記》的編寫，探討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構建地方文化知識譜繫”，以此重新凸顯地方文化研究在當下中國與世界的特殊價值、重要意義，並為中國和世界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一個新的嘗試性的例證。

在目標確定以後，又面臨著一個“如何書寫”的問題。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中國自己的傳統，即司馬遷《史記》開創的傳統。它的特點，就是文、史、哲不分。《史記》既是一部歷史學經典，又是一部文學經典。它至少有三大優勢。其一，不僅有大人物，而且有小人物；不僅有人的事功，更有人的性格、形像和心理。其二，在體例上，將通史和國別史、專史、區域史相結合，史事和人物相互穿插，就能夠較好地處理史觀與史識的表述。它的“本紀”“列傳”“表”的結構，也很有啟發。其三，在歷史敘述上突出文學的表現手法，其中重要的，就是注重歷史細節的感性呈現。因此，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設想：如果在吸取《史記》的觀念與方法基礎上，再吸收一些傳統的方志學的體例優勢（如分篇較細、門類較專等），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就會有一個新視野、新敘事，背後是新觀念。

這樣的書寫、理念、方法的設想，其核心自然是“仿《史記》體例”；而重新強調《史記》傳統，則是出於對現行史學、歷史書寫的一個反省：它是深受西方史學影響的一個產物。傳統的西方史學，具有學科界限清晰，分期合理的優勢，但也存在問題，主要有三：有史事而無人物；有大人物而無小人物；有人物的外在事功而忽視了人的內心世界。根本的問題還在於，今天包括歷史學研究在內的中國學術，越來越知識化、技術化、體制化，缺少了人文關懷，沒有人、人的心靈、人的生命氣息。這樣的學術、史學，隻能增知識，不能給人以思想的啟迪，心靈的觸動，生命的感悟。

正是在以上思考的基礎上，後形成了《〈安順城記〉編撰構想》：“撰寫一部仿《史記》體例的《安順城記》，以現代眼光、現代視角，采取國史體例與地方志體例相結合的方式，嘗試為1949年以前的安順歷史做民間修史的探索，以形成一部較完整的、角度不同、手法新穎的地方志書寫，使此前散亂、零碎的地方資料有一個繫統的整合與富於現代語境的言說。”

在整體的編撰構想下，我們又對《安順城記》全書的編寫設計了具體體例：不隻是對《史記》的機械模仿，而是根據今天的時代特征和內容表現的需要有所變通。如將“本紀”簡化為“紀”；“年表”分設為“大事年表”和“職官表”；以“志”代“書”；將專寫王侯、貴族的“世家”化轉為可容納平民百姓的“世代之家”；等等。具體詳見本書《例言》。

我們又給全書的編寫提出了十個方面的具體理念、要求，以期形成相應的特點。

其一，這是一部以安順這塊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土地上的人（鄉賢與鄉民）為中心的地方歷史。“土地”“文化”和“人”，構成它的中心詞、關鍵詞。

其二，突出安順多民族聚居區的特點。除了為各少數民族設立專紀外，還首次把各世居民族的創世想像寫入歷史（《傳說紀》），並在很多條目設計中，都增加了少數民族的內容，如《氏族志》《禮俗志》《宗教志》《科舉志》《藥材志》《藝文志》等等。其中的《科舉志》，舊方志多作《選舉志》，不會涉及少數民族，但在我們的寫作中，則有意識地介紹了明清兩朝科舉制度在涉及少數民族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藥材志》中，還設立專節對頗具安順特點的苗醫、苗藥進行了介紹；《藝文志》中則首次收入了部分少數民族山歌。我們希望以此顯現“多民族共同創造歷史”的史觀。

其三，它所呈現的是的、開放的安順文化。不僅對內突出多民族並存與相互影響的特點，對外也要突出與外部世界的交流與吸收（《徐霞客列傳》《林則徐列傳》《鳥居龍藏列傳》，以及故宮文物南遷、西南聯大旅行團等）。

其四，正確處理鄉賢與鄉民的關繫。這背後也有一個歷史觀，我們主張的是精英和平民共同創造歷史，既要突出鄉賢的歷史貢獻，也要關注鄉民中的人物，老百姓的風俗習慣與日常生活。

其五，要凸顯安順的地域特色。我們因此設置了不少新條目，以補舊志的不足。如《軍屯志》《會館志》《店鋪志》《名鎮志》《名村志》《器物志》《圖像志》《遊娛志》《演藝志》等等。

其六，要貫穿生命史學的觀念。不僅要有對人的個體生命的關注，而且要通過一個個具體民族、家族和個人生命的敘述，體現一方土地的生命，寫出歷史的“變”與“常”，寫出地方文化性格，寫出安順人“永遠不變的散淡、瀟灑的日常生活，看慣寵辱榮哀的氣定神閑的風姿”。

其七，這是一部融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人類文化學、哲學、文學為一爐，用“大散文”的筆調書寫的歷史著作。它對歷史敘述的要求是：注重文學性，注重文筆，講究語言，適當運用安順方言土語，突破類型化模式，是一種非類型化的寫作；並要求盡可能有一點形而上的意味，通過民間神話、傳說、民間宗教……的書寫，發掘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對世界與宇宙，此岸與彼岸的理解和想像。

其八，增強直觀性，追求歷史的原生形態，盡量收入有關安順的圖像學資料，包括省、地史籍所載地理圖經，具有一定寫實意義的繪畫作品、人物圖片，以及各時代的老照片。

其九，要努力發現和運用新的史料和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如《圖像志》中涉及的一批蔣旭英攝於民國時期的安順老照片，以及抗戰時期跟故宮國寶藏存華嚴洞有關的幾幅傳世畫作等，都是近些年地方文化界的新發現、新成果。《史前紀》所采用的有關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平壩牛坡洞遺址，則是2017年纔公布的“2016年全國六大考古發現”之一。我們在全力搜集文獻資料以外，還做了大量社會調查與田野調查，從中獲取了許多流傳於地方民間社會的活的史料。

其十，我們的目標是“寫一部有創造性、實驗性、開拓性的，有自覺鮮明特色的歷史著作”。這就意味著，它對當下歷史寫作具有顯然的挑戰性，但它並不試圖否定現有歷史寫作模式，而是要求自己的生存權，並自我定位為&ldqu”，它更有一種清醒：追求鮮明特色，也就必然有局限，有缺陷，是一種“有缺憾的價值”。它的局限主要有三。首先是自我定位造成的：我們是民間修史，不承擔傳播歷史知識的任務，隻追求特色，而不求全，因而必然會有遮蔽，我們的敘述模式不能涵蓋所有的東西。其次，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史料的約束，文獻欠缺，史料匱乏，無力回天。我們的條目設置因此受到影響。一些本來很有特點的條目不得不取消，如《地域志》《工藝志》《災荒志》《馬幫志》等。另一些條目則顯得比較薄弱，如《會館志》，我們本意是想拾遺補缺，並借以凸顯安順歷史上“商旅幅輳”“估人雲集”的特點，但因材料所限，四處搜集，僅得區區四千餘言，內容過於單薄。還有《土司列傳》《凡人列傳》，都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再次，不可否認的是我們自身學力、纔力的不足，我們中沒有專業的歷史研究者，是名副其實的業餘寫作，因此時有力不從心之感。我們的主觀設想、追求和實際寫作的客觀效果的距離是明顯的。但我們依然奉獻出來，顯然期待於後來者，我們所做的，無非是拋磚引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