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新石器時代人群面貌及其與周邊文化的聯繫 1

歷史上藏人向中原地區的流動及與西藏社會發展的關聯31

高原絲路：吐蕃“重漢繒”之俗與絲綢使用 47

從藏文史籍中的四個稱謂看吐蕃對唐太宗的認知

——兼論吐蕃的中原觀 73

天地人生

——藏族的生態觀 94

如何認識康區

——康區在藏族三大傳統區域中的地位與人文特點 102

康區被稱作“人區”考

——兼對藏文史籍中“黑頭人”概念的考察 119

近十年大陸學者對康區的研究及新趨勢 141

論康區的地域特點 159

川西北嘉絨藏人與像雄瓊氏淵源關繫探討

——兼論像雄瓊氏部落的東遷及年代 170

漢晉之際西南夷中的“叟”及其與蜀的關繫 196

康區白利土司頓月傑的宗教態度探討

——兼論固始汗消滅白利土司 219

民國時期對康區藏人的稱謂與語境 238

瞻對：小地方、大歷史

——清代川藏大道上的節點與風雲之地 258

爐霍在康區的歷史地位與文化價值 271

本土視角與他證史料：

  任乃強記敘紅軍長征過藏區的文本考察 282

藏彝走廊歷史上的民族流動 300

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響與輻射 325

李紹明先生與藏彝走廊研究 338

青藏高原碉樓的起源與苯教文化 350

有關青藏高原碉樓的傳說與民俗事像 370

藏地山崖式建築的起源及苯教文化內涵 388

後記403

後記

本書收錄的是我近年發表的主要與康藏研究有關的二十二篇論文，大多發表於《民族研究》《中國藏學》《思想戰線》等刊物。按內容，大體分以下三部分：

一、對康區及東部藏區的研究。這些論文的產生多緣於我自2010年以來主持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康藏史》編纂與研究”。不少論文是在這一背景下完成的，或者說是直接或間接屬於該項目研究的一些成果。

二、對藏彝走廊的研究。康區或東部藏區一直是藏學研究中一個相對薄弱的領域。但這種情況近年已有較大改變，尤其是近二十年來民族學界開展的藏彝走廊研究——藏彝走廊區域不但包括了康區，也包括了廣闊的東部藏區，故極大促進和吸引了人們對康區及東部藏區的關注與研究，從而豐富和拓寬了康區研究的視野與思路。本書收錄的有關藏彝走廊的三篇論文，除一篇屬學術史範疇外，其餘《藏彝走廊歷史上的民族流動》和《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響與輻射》兩篇論文，均是從民族走廊角度探討康區歷史與文化的嘗試。

三、有關西藏及康區歷史文化的個案研究。這些論文內容較雜，包括了考古、人物、碉樓、絲綢和生態觀，等等，大多是一些個案研究。

需要說明的是，書中也收錄了數篇我與學生共同完成的論文。在我向來的觀念中，學術研究是一件非常個人化的事情，故很少與他人合撰論文。但近十餘年在訓練和指導學生做研究的過程中，常將自己研究中一些新的發現、想法和問題交由學生，但因學生畢竟功力不及、終難令人滿意而不得不手把手從頭至尾參與其中，遂成合撰。在此過程中學生自覺受益極大，於我而言雖有些費事，但隻要對學生成長有利，亦樂而為之。

本書的出版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章濤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謝！

石  碩 

2018年7月22日於四川大學江安花園

高原絲路： 

吐蕃“重漢繒”之俗與絲綢使用 

絲7—9世紀唐、蕃交往中唐朝向吐蕃輸入的大宗物品。對於唐、蕃之間的絲綢，以往的研究多從文化交流角度給予積極評價，充分肯定絲綢在唐、蕃關繫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但因研究視角主要側重於唐朝或唐、蕃文化交流，對絲綢輸入吐蕃以後的情況卻涉及甚少。《通典》記吐蕃“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為首飾”。[]可見“重漢繒”成為吐蕃的社會風氣。但絲綢之於吐蕃，有兩個問題一直受到忽視：，吐蕃氣候寒冷，晝夜溫差大，嚴格說並不適宜穿著絲綢，其為何卻對絲綢情有獨鐘並形成“重漢繒”的社會風氣？第二，吐蕃氣候既然不適合穿絲綢，那麼唐朝大量輸入吐蕃的絲綢被用到哪些方面？吐蕃人是怎樣看待和使用絲綢的？絲綢在吐蕃社會中被賦予什麼樣的文化意義？這兩個問題學界至今未給予充分回答與研究，使得我們對絲綢在唐、蕃交往中究竟處於何種地位、發揮了何種作用等始終缺乏具體和清晰的認識。為此，本文擬結合藏、漢文獻史料，試對吐蕃“重漢繒”的風氣及其絲綢使用途徑作探討，旨在從吐蕃的角度來考察絲綢在唐、蕃交往中的意義和內涵。

一、唐地絲綢輸入與吐蕃“重漢繒”之俗

據史料記載，吐蕃對唐朝絲綢的仰慕始於松贊干布時期。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令道宗持節護送文成公主入藏，松贊干布率兵親迎於河源，《舊唐書·吐蕃傳》這樣記述松贊干布迎接文成公主的場景：“嘆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自亦釋氈裘，襲紈綺，漸慕華風。”[]此記載雖不排除有漢人視角之主觀成分,但基本情節仍大體可信。

值得注意的是，此記載提及一個細節，松贊干布見文成公主時“釋氈裘，襲紈綺”，即脫掉自己的“氈裘”，換上了“紈綺”即絲綢服裝。這說明在文成公主入藏前吐蕃宮廷已有“紈綺”存在，這是松贊干布“釋氈裘，襲紈綺”的前提，故絲綢傳入吐蕃應在文成公主入藏之前。文成公主入藏顯然也帶去了一批絲綢，

藏文史籍記文成公主帶入的“錦綾羅”達二萬匹。藏文史籍還記文成公主初到藏地，“衣各種錦繡之衣，佩帶金玉珠寶之飾，率其侍婢二十五美女，亦各以綾羅為衣，佩珠玉為飾，攜琵琶樂器，往扎拉乃烏塘遊賞。”[]松贊干布見文成公主時“釋氈裘，襲紈綺”之舉可能在吐蕃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吐蕃人仰慕絲綢並以之為華美、高貴，以致“漸慕華風”的開端。

吐蕃時期，唐地絲綢主要通過朝廷賜品、雙方戰爭和互市三個渠道流入吐蕃。其中，朝廷賜品是吐蕃獲取絲綢的主渠道。在近兩百年的唐、蕃交聘與雙方使臣往來中，絲綢往往是唐朝依列回賜的物品中常見、數量多的賜品。如貞觀二十三年（649），“高宗嗣位，授弄贊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後松贊干布“致書於司徒長孫無忌等雲：‘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並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為賓王，賜雜彩三千段”。唐朝賜予吐蕃絲綢的數量極大。《唐會要》載：&ldqu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書李暠持節於吐蕃，以國信物一萬匹，私覿物二千匹，皆雜以五彩，遣之。”藏文史籍《撥協》亦記：“皇帝按照贊普信函中的請求辦理，並賜給贊普一萬疋綢料。”唐朝賜予吐蕃絲綢廣泛的記錄出時七年（719）吐蕃贊普墀德祖贊遣使請和，唐玄宗“因賜其束帛，用修前好，以雜彩二千段賜贊普，五百段賜贊普祖母，四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一百五十段賜盆達延，一百三十段賜論乞力徐，一百段賜尚贊咄，及大將軍大首領各有差。皇後亦已雜彩一千段賜贊普，七百段賜贊普祖母，五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由記載可見，唐賜予吐蕃絲綢的覆蓋對像極廣，從贊普本人、贊普祖母，贊普母，皇後以及時任吐蕃宰相的盆達延[]、吐蕃的主要尚、論乃至吐蕃的各大將軍首領，均按級別高低賜予不同數量的絲綢。唐朝將絲綢如此廣泛、數量如此之大地賜給吐蕃王室成員、尚論及各大將軍首領，至少說明兩點：一、吐蕃上層人士普遍喜好唐地絲綢；二、唐朝廷對吐蕃上層的絲綢喜好頗為了解，惟其如此，纔投其所好。對於將絲綢大量賜予吐蕃的原因，唐德宗《賜吐蕃將書》曾言：“贊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分，多小之間，豈拘定限，假使逾於萬匹，亦當稱其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務存大義，安人保境。”[]說明唐朝慷慨地將絲綢賜予吐蕃，目的是“安人保境”。唐玄宗也曾就唐蕃關繫言道：“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結為甥舅之國，歲時往復，信使相望，繒繡以益其饒，衣冠以增其寵，鴻恩大造。”可見，絲綢不但是唐朝修好和籠絡吐蕃的主要物品，也成為維繫唐、蕃友好的重要紐帶。

絲綢對於吐蕃的重要性，由吐蕃方面的記錄也得到印證。吐蕃時期藏文《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記：

赤松德贊贊普深沉果敢，議事有方，所行政事靡不佳妙，攻取唐屬州郡城池多處。唐主孝感皇帝君臣大怖，年納絹繒五萬匹為壽，以為歲賦。其後，唐主孝感皇帝駕崩，唐主太子廣平王登基，以向蕃地納賦為不宜，值贊普心中不懌之時，恩蘭·達札路恭乃首倡興兵入唐，深取京師之議，於周厔之渡口岸畔與唐兵大戰。

恩蘭·達札路恭（又稱“馬重英”）繫吐蕃大論，是763年率吐蕃軍隊攻入長安城的主要軍事首領。碑文記吐蕃763年攻入長安的理由是唐朝“不願再輸帛絹”，這雖是一個借口，但說明當時唐朝因政局動蕩減少或停止了對吐蕃的絲綢輸入，同時也說明吐蕃上層統治者對唐地絲綢的看重。大歷十四年（779），南詔王異牟尋率南詔與吐蕃軍隊聯合東侵，逼近成都，異牟尋下令道：“為我取蜀為東府，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此令出自於南詔王異牟尋之口，顯然是抓住吐蕃人喜好絲綢的心理，意在激發吐蕃軍隊鬥志。說明吐蕃人喜好絲綢的名聲為當時西南地區其他部落政權所悉知。

戰爭是吐蕃獲取唐地絲綢的另一重要渠道。敦煌藏文寫卷P.T.1287記：

赤德祖贊王之時，……那時唐廷疆域十分遼闊，北方的突厥諸部也歸屬唐朝，大食以下均屬唐之疆土。唐廷從“兌巧（上方）”取來的眾多寶物，原先儲存在瓜州城，吐蕃攻占後將其全部接收，上層仕人因之得到許多財寶，屬民黔首也普遍獲得上好唐絹。

這段出自吐蕃官方文獻的記載，以“普遍獲得上好唐絹”來比喻從唐地“得到許多財寶”，說明在吐蕃人眼中絲綢實已成為唐地財寶的像征，也說明戰爭同樣是吐蕃獲取唐地絲綢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