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興水利、除水害,事關人類生存、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歷來是治國安邦的大事。”這是當代中國對人水關繫作出的一個有代表性的科學論斷,也是中華水文化體繫中的一個甚為重要的理論命題。這一論斷和命題,不僅有著深厚的學理基礎,而且集中反映了當今時代的普遍共識。從水文化、水科學的視角來看,人水關繫屬於人類與自然關繫的一大子繫統,水與人天然相干。回顧歷史,人類的人水和諧的夢想與生俱來,但水危機、水衝突的警言與告誡仍然振聾發聵,不絕於耳。能否正確看待和妥善處理人水關繫,關乎民生民享,關乎治國安邦,乃至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類的生存發展既要認識自然、改造自然,還要順應自然、敬畏自然,既要秉持能動性和發揮主動性,還要認同被動性和接納受動性。隻有如此,人類纔能與自然和諧共生。人類生存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永遠離不開水,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水文化歷史也就此而發生,緣此而發展,由此而不會終結。水利部原部長陳雷曾經指出:“水文化的實質就是人與水關繫的文化,是人類活動與水發生關繫時所產生的以水為載體的各種文化現像的總和,是不同民族以水為軸心的文化集合體,它產生於人民之中,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②這也意味著五千年來的中華水文化,注定要從人水關繫或人水情緣狀況及其發生發展說起。中華水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是中華民族賦予水以豐富的文化內涵,文化的主體是中華民族,中華水文化源於中華民族對水的感悟、體驗、認識和改造;另一方面,也結緣於水,即與水的客觀屬性、水的自然形態、水的運動方式、水的循環演變情況密切相關,中華水文化沒有也不可能脫離中華大地的“水世界”或水自然狀態。中華之水世界、水自然,尤其是中華江河湖海之水繫運轉,是中華民族水文化的重要源泉,也是中華民族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源泉。中國水文化深深地植根於中華民族與中華之水錯綜復雜的關繫之中。
由此深入探索我們不難發現,中華水文化是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及創造的實踐活動相伴而生的。中華水文化淵源於斯、形成於斯、發展於斯,肇始於中華民族親水、畏水、敬水的原始性情結,扎根於中華民族用水、治水、興水的創造性實踐,凝聚於思水、識水、論水的創新性思想。經過幾千年的積累與沉澱、拓展與深化、傳承與創新,中華水文化越發顯現出無窮的魅力,其內涵可謂博大精深,其特征可謂自成一體,其具像可謂洋洋大觀。
中華水文化同樣是一種歷史的沉澱和傳承,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河南地處中原,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從夏朝到宋代3000多年間,河南一直是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先後有200多位帝王建都或遷都於此,幾度發展為政治文明、經濟文明、社會文明乃至生態文明的*。《管子·乘馬》載:“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中國八大古都中,河南的鄭州、開封、洛陽、安陽等都是依水而建,與水和諧共處。河南是全國橫跨黃河、淮河、海河、長江四大水繫的省份,境內有1500多條河流。黃河橫貫中部,淮河源在桐柏,北部的衛河、漳河流入海河,西南部的丹江、湍河、唐白河注入漢水。在長期的水事活動中,中原人民逐漸形成了種類繁多、獨具特色的水文化,發生在河南地區的以用水、治水、興水為主線的水文化史實及現像燦若星河,光耀千秋。
歷史上,濟、淮、江、河被尊稱四瀆,皆建有神廟。四瀆之神廟,河南擁有其三。長江的水神廟江瀆廟在湖北秭歸縣,後因長江三峽水利工程的修建,被就近搬遷到秭歸縣城鳳凰山。黃河的水神廟河瀆廟,在河南省鞏義市,初建於唐,明璋敕建,祀洛水視同河瀆,共祀二水神,因此河瀆廟也稱大王廟,現存清代建築十餘間。淮河的水神廟淮瀆廟,在河南省桐柏縣,尚存遺址和古碑。濟水的水神廟濟瀆廟,在河南省濟源市,在我國現存的四瀆水神廟中,濟瀆廟建築規模*,保存也為完整,堪稱天下水神廟。廟院南北長510米,大門和二門之間是一條狹長甬道,主院落東西寬215米,占地面積8.6萬平方米。現存建築30多座,180餘間。滄海桑田,歲月變換,雖然當今隻能在河南的濟源市尚可看到濟水的源頭蹤跡,在山東境內尚可看到它的故道,但作為一條曾孕育眾多城鎮、哺育萬千中華兒女的大河、文化河,濟水在人們的記憶裡永遠不會消失。至今,當我們吟誦唐代李頎的詩“濟水出王屋,其源來不窮。洑泉數眼沸,
平地流清通”時,當我們讀到白居易的詩“朝宗未到海,千裡不能休。惟獨是清濟,萬古同悠悠”時,仍會對濟水文化的興與衰生發出莫名的向往或些許惋惜。且不說這些大河的文化底蘊如何,就說源於山西陵川,流經河南輝縣、林州、鶴壁市淇濱區、淇縣,於浚縣淇門注入衛河的不過是100多千米的淇河,在我國水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淇河古稱淇水,俗名山河、響河、清水河。我國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共收錄305首詩,其中歌詠淇河的竟有6首之多。漢武帝劉徹,晉代的陸雲,南朝的鮑照、謝朓,唐朝的李白、長孫無忌、王維、高適,北宋的邵雍,南宋的李昴英、魏了翁等都曾吟詠過淇河。2014年9月13日,中國詩歌學會在鶴壁市舉行授牌儀式,授予淇河“中國詩河”的稱號。
流傳在中原大地上的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等神話傳說,集中反映了遠古時期的中華先人在對水的利用和治理過程中所創造出的中華水文化。女媧是治理“滔天洪水”的女英傑,大禹是治理“漫地洪水”的男豪雄,他們都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偉大先驅。面對導致天昏地暗、生靈塗炭的洪澇災害,女媧、大禹們毫無畏懼、挺身而出,以救黎民安天下為己任,可補即補,能堵就堵,宜疏則疏,堵塞與疏導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相對而用,不愧是大膽識、大智慧。特別是大禹,他的封地在河南禹州(古陽翟),他從父親鯀治水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堅持以疏導為主、堵疏相成的治水新思路、新方法,走遍當時中州大地上的山山水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終將河水馴服,使人民在中原站穩腳跟,過上安居富足的生活。大禹通過治水,還劃天下為九州,使全國形成統一安定的局面。正是大規模長時間治水,纔打破了原始氏族社會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狀態,人們纔衝破天神統治的思想禁區,生產力纔得以較快發展,創造和刷新了華夏文明的歷史,並且極大影響了中國歷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生態的發展。
可以說,中華文明始於治水,水是孕育中華文明的搖籃。河南水文化作為中華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是中華水文化的寶貴資源,又是中華水文化的豐厚給養,在中華水文化資源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從這裡不難看出,河南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的淵源關繫。河南水文化是中國水文化的根脈,是中華水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華水文化發展史上占有突出位置,發揮著核心作用。河南
水文化,尤其是治水文化、用水文化、法水像水文化、詠水寫水文化對於社會安定、安邦富民產生的重大影響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