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西府縣舊志叢書”總序
一、 “粵西”所指及叢書範圍
“粵西”與“粵東”相對，本是一歷史地名。《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粵西，指今廣西壯族自治區，爲廣西之別稱，因位於古百越（粵）地西部而名。”“粵東，指今廣東省地，因位於古百越（粵）地東部而得名。”清人汪森所輯《粵西通載》一百三十卷（《粵西詩載》二十五卷、《粵西文載》七十五卷、《粵西叢載》三十卷），書名“粵西”即指今廣西。其《粵西詩載序》曰：“凡係粵西之事，形之詩與文者，抄撮成一編。”雖然其中所録詩文的書寫並非盡爲今廣西之事，但以廣西視角的觀照是明確的。至民國陳柱編輯明末清初至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四家詩，則皆爲廣西人詩作。今人曾德珪所編《粵西詞載》網羅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以前廣西歷代詞作而成。以上所稱“粵西”，均屬歷史的稱謂。即便是當代學者面對廣西的歷史文化問題研究，仍有以“粵西”名之者，胡大雷《粵西文化與中華文化研究·前言》説：“之所以稱粵西文化而不稱廣西文化，則是出於我們的研究比較多地是注重文化史研究的考慮。”明清時期的廣東，有“粵中”“粵東”之稱。清乾隆時期範端昂輯撰的《粵中見聞》，是一部以廣東風物爲記述內容的筆記散文。乾隆時期順德人溫汝能纂輯《粵東詩海》，則以清代廣東省域爲範圍，收録廣東本土詩人之詩作。吳永光《粵東詩海·前言》指出清代廣東的政區範圍：“粵東，或稱東粵，以其地處古百粵之東，故有此稱。含今廣東省、海南省及廣西欽州地區。”
現代意義上的粵西，一般是地理、經濟、文化等的綜合指稱，包括湛江市、茂名市、陽江市、雲浮市及肇慶市和江門市的部分地區。《廣東省今古地名詞典》：“粵西，泛指廣東省西部地方，包括肇慶市、湛江市、茂名市及陽江市。”隨著改革開放四十年廣東經濟社會的發展，珠三角地區向外逐漸輻射，粵西的指稱範圍相應地也在縮小，今通常指廣東西部四個地級市，即湛江、茂名、陽江、雲浮。四市於明清時期分屬於雷州府、高州府、肇慶府及羅定州，其中湛江市政區所屬盡歸於明清時期的高、雷二府，徐聞、海康、遂溪屬雷州府，廉江（石城）、吳川屬高州府。雷州府三縣位處雷州半島，是雷州文化孕育、發展的主體區域，與雷州府毗鄰的高州府是雷州文化的輻射區域。故將高、雷二府所包含的舊《志》作爲“粵西府縣舊志叢書”整理的對像，叢書名稱中的“粵西”僅指今湛江、茂名二市。
粵西府縣舊《志》整理所依據的底本爲“廣東歷代方志集成”之“雷州府部”“高州府部”所收編的舊《志》。“雷州府部”含府縣舊《志》十一種，即《萬曆雷州府志》《康熙雷州府志》《嘉慶雷州府志》《康熙海康縣志》《嘉慶海康縣志》《民國海康縣志》《康熙遂溪縣志》《道光遂溪縣志》《康熙二十六年徐聞縣志》《康熙三十七年徐聞縣志》《宣統徐聞縣志》。“高州府部”含府縣舊《志》三十五種，即《萬曆高州府志》《康熙高州府志》《乾隆高州府志》《道光高州府志》《光緒高州府志》《康熙二十六年茂名縣志》《康熙三十八年茂名縣志》《嘉慶茂名縣志》《光緒茂名縣志》《康熙十二年電白縣志》《康熙二十五年電白縣志》《道光電白縣志》《光緒電白縣志》《民國電白縣志稿》《康熙十三年信宜縣志》《康熙二十六年信宜縣志》《乾隆信宜縣志》《光緒信宜縣志》《康熙九年化州志》《康熙二十五年化州志》《乾隆化州志》《道光化州志》《光緒化州志》《康熙八年吳川縣志》《康熙二十六年吳川縣志》《雍正吳川縣志》《乾隆吳川縣志》《道光吳川縣志》《光緒吳川縣志》《康熙六年石城縣志》《康熙二十五年石城縣志》《康熙五十一年石城縣志》《嘉慶石城縣志》《光緒石城縣志》《民國石城縣志》。合高、雷府縣舊《志》總爲四十六種，除其中少部分因版面字跡漫滅不具備整理條件外，均納入叢書之內。
二、 舊《志》整理——地域歷史文化研究的基礎工作
從人類發展史看，任何一個民族或族群，在求得自身生存、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都必然依賴於某一特定的地理空間，在這一地理空間內繁衍生息，既接受大自然的賜予，適應特定的地理環境，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改變著周圍的自然地理環境，這種雙向互動便産生各式各樣的、帶有人的影響印跡的、物質性的或非物質性的形態，我們通常將這些形態稱作“文化”。一種生命體與其生存的環境發生互動是普遍存在的，並非僅有人類如此，但其他生命體與環境互動産生的結果都不能稱作“文化”，唯獨人與環境互動的衍生物纔是“文化”。或者也可以這樣説，“文化”是人類的特有屬性之一。這種對“文化”內涵所指的認定，是以人與自存在爲觀照點的，更傾向於人的主體地位。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是立足於自然空間環境的説法，將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因爲一方水土並非衹養一方人，還養育著這方水土上的其他生命體。一方水土上的人受一方水土的滋養，反過來一方水土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來自人的影響，這一方水土上的人與這方水土的互動，便構成地方文化，或稱作區域文化。
中國幅員遼闊，民族衆多，各地有各地獨特的文化形態和文化生成脈絡。從較大的地域空間而言，湛江地方特色文化屬嶺南文化的構成部分，而今廣東政區所屬又是嶺南文化孕育、生成、發展的主要區域。在這一區域中，由於早期百越民族的外遷與不同歷史時期中原漢民族族群在不同時期的南下，北方漢民族和嶺南百越民族或融合、或獨立發展，形成了多樣化的族群文化形態，這些不同形態的族群文化有著特定的存在空間，諸如廣府民繫所代表的廣府文化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區、客家民繫所代表的客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粵東北地區、潮汕民繫所代表的潮汕文化主要分布在粵東沿海的潮汕地區。今湛江政區所屬區域特色的文化形態被人們界定爲“雷州文化”，而且在一定話語層面，“雷州文化”被指稱爲廣東四大地方文化板塊之一。然而，雷州文化是怎樣性質的地域文化？是否如同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一樣是主要基於漢族族群稱謂的文化類型？有哪些方面的特質決定了它可與其他三大文化形態並列指稱？凡此種種，都缺乏必要而有力的注腳，常常給人以比附甚至是“攀附”的印像。再者，長期以來，官方話語和學術話語中，提起湛江的地域文化，往往籠統地以雷州文化概之，這種觀念所帶來的結果，一方面造成更廣大社會層面人們的誤讀，以爲湛江的歷史文化就是雷州文化，連帶而來的是吳川、廉江兩地對雷州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造成從事湛江地域文化研究的學者，多重視和傾向於雷州文化研究，而忽略了不能納入雷州文化圈層的廉江和吳川的地域文化，造成對湛江地域文化的發掘和研究的不平衡，難以一體化推進。
之所以形成湛江地域文化話語中的諸多疑問（爭議），不少專家學者或地方文化人士參與研究與闡釋，卻似乎沒有誰能説得更明白，也沒有哪一家説得更令人信服，究其原因，根本的是長期以來看似越來越多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僅僅是對部分舊有史料的反復使用和轉抄，對這部分被人們用熟了的材料轉換視角進行再闡釋和再使用，其結果就是無論文章還是著作，都給人似曾相識之感。地域文化研究，並非純屬學術層面的基礎研究，它是一種綜合研究，是基礎性研究、闡釋性研究、傳承性研究、創新性轉化的應用研究的綜合。當下的湛江地域文化研究，僅僅停留在文化現像的闡釋性研究層面，基礎性研究不夠，闡釋性研究則是片面的、缺乏整體性和客觀性的；缺乏和忽視傳承性研究與創新轉化研究，則失去了闡釋性研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在基礎性研究、闡釋性研究、傳承性研究、應用性研究這一綜合研究體繫中，所有研究開始的基礎都必然是從基礎研究做起。對於湛江而言，頭等重要的基礎研究課題便是要弄清楚今日湛江政區範圍內，在歷史時期留下了怎樣的文化遺産，包括物質性文化遺産和非物質性文化遺産。這裏談到的文化遺産，是指今天仍見在的文化遺産，需要政府部門進行頂層設計，整合人力、物力資源進行全面普查。這是一項非常浩大的文化建設工程，涉及人的生存發展所旁及的一切方面，即留下什麽就調研什麽，並搜集、記録、闡釋什麽，終以文字或圖片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從而成爲本土文化後世傳承的文獻源。地域文化研究的另一項基礎研究工作，是要弄清中外各類文獻（主要是指不同歷史時期的文獻遺存）中究竟有哪些關於今日湛江政區範圍內的各方面文獻記載與文字呈現，並將其中所有相關文獻全部編輯出來，這就是湛江地方文化研究的文獻集成工作，進而利用現代技術手段將集成性的湛江歷史文獻數字化，建立湛江地域文化研究文獻資料庫，爲未來湛江地域文化的綜合研究提供手資料。
由以上表述可知，湛江地域文化研究的步驟是由基礎性研究到闡釋性研究、傳承性研究、應用轉化性研究層遞推進的。基礎性研究爲後續研究提供手可信度強的文獻資源；闡釋性研究是對個體文化形態的認知研究；傳承性研究是對優秀的物質性和非物質性文化遺産的生態保護和傳承，使之血脈不斷；應用轉化性研究是在客觀認知和呈現文化遺産的前提下，進行基於個體文化遺産的現代創新和轉化研究，即歷史文化遺産的市場化運作，進入文化産業發展層面。
湛江地域文化的基礎性研究，包括“湛江地域文化研究文獻集成與數字化”（湛江歷史文化研究文獻集成）和“湛江歷史文化遺産普查與數字化”兩大工程。粵西府縣舊《志》整理屬於湛江地域歷史文化研究文獻集成的重要內容，也是主要的部分。
三、 舊《志》整理與區域文化研究的學科歸屬
區域歷素的發掘、整理、研究與傳承，前提是必須摸清特定區域內的歷史遺存，由歷史存素所屬的門類，結合現代學術研究的學科分類，提煉歸納出一個個地方歷史文化研究方向。在物質性的歷史文化遺産中，紙質文獻相對是豐富的，也是區域歷史文化研究重要的依據。紙質文獻包括歷代地方舊《志》、方志以外歷代本土與外來人士的本土書寫、歷代地方譜類文獻、歷代地方碑刻、歷代正史及地理總志的本土史事人物載録等。其中，歷代地方舊《志》能相對全面、集中、細緻地呈現一地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故地方歷史文化研究理應從方志整理做起。
就今湛江政區而言，其涉及的府縣舊《志》，雷州府所屬《雷州府志》三部、《海康縣志》三部、《遂溪縣志》兩部、《徐聞縣志》三部，高州府所屬《高州府志》五部、《吳川縣志》六部、《石城縣志》六部。雷州府部全部十一種及高州府部吳川、石城二縣十二種，是湛江本土府縣舊《志》，高州府部中的五種《高州府志》載録了吳川、石城史事，以上總計二十八種，是湛江歷史文化研究資料的直接來源。另外高州府所屬《茂名縣志》四部、《電白縣志》五部、《信宜縣志》四部、《化州志》五部，總十八種，是湛江歷史文化輻射近區域遺存的志書。
今收編粵西高、雷二府舊《志》的大型叢書主要有三種：一是上海書店等三家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二是臺灣成文出版社所出“中國方志叢書”；三是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前二者體例相近，於每一府縣僅收編一種志書。如成文版“中國方志叢書”收編《萬曆雷州府志》《萬曆高州府志》《光緒吳川縣志》《民國石城縣志》《宣統徐聞縣志》《道光遂溪縣志》《康熙二十六年海康縣志》，大致均爲一府一縣歷代志書中較有代表性或較爲完善的一種。唯“廣東歷代方志集成”不擇巨細，收録一府一縣傳世所有舊《志》，爲舊《志》校勘和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以往湛江本土舊《志》整理已有部分成果，主要有劉世傑、彭潔瑩點校《萬曆雷州府志》，蔡平點校《道光遂溪縣志》，廉江市地方志辦公室點校《民國石城縣志》，廉江市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點校《光緒石城縣志》。上述數種舊《志》整理本，啓動整理方考慮到普及和方便使用，均采取簡體橫排形式。“粵西府縣舊志叢書”的整理編輯工作，將對所有高、雷二府遺存府縣舊《志》進行全面整理，包括之前已經整理出版的部分舊《志》，采用繁體竪排形式，以更貼近古籍原貌。
提及地方歷史文化研究，人們想到的往往是一地之風俗、人物、民間藝術、獨特的景觀等，故常見的地方歷史文化研究成果大都呈現爲幾個人物、幾種民俗、幾類藝術形式、幾處文化景觀的學術書寫或文化書寫。實際上，這與地方歷素發掘研究的要求是存在很大距離的。一地的歷史文化構成究竟有什麽，在哪裡，如何表述，可靠的依據就是文獻的載録。地方舊《志》是一地過去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真實記録，是百科全書式的，它可成爲地方歷史文化研究學科體繫建構的重要依據。古代地方政區建置主要基於人口數量的盈縮、人口的民族構成而變化，政區沿革與歸屬的變遷是區域歷史文化研究的首要問題，它是地域文化得以孕生發展的地理空間。與區域政區沿革相伴，是這一特定地理空間中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它包括陸海格局、氣候狀況、山川分布等。舊《志》中的《縣圖》《圖經》《沿革》《星野》《氣候》《風候》《潮汐》《山川》等屬此，歸於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範疇。特定地理空間的物産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源，保持物産充足和可持續發展，又需要相應的水利設施、防災減災設施建設，這就是舊《志》中呈現的《土産》《井泉》《陂塘》《堤岸》《珠海》《貨物》等門的記述，爲地方農業史研究的資料來源。一方水土、一方物産養育一方人，從而形成特定地域的習俗，體現在舊《志》中即《習尚》《言語》《居處》《節序》等，是民俗學研究的對像。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王朝必設官以分理天下，舊《志》中的《秩官》詳盡地載録了一地各級官府的職官設置，是制度史研究的內容。“爲官一方，造福於民”，歷來是王朝對地方官員的勸勉，也是方正官員的夙願。於民造福之事，體現在各種與民生相關的舉措中，舊《志》中《城池》《公署》《亭館》《坊表》《驛鋪》《橋渡》《塔宇》等相當於今之市政建設之屬，歸於《建置》一門。地方官員履行安民職事的同時，還須大力發展地方經濟，並代爲王朝抽取，上繳賦稅，《戶役》或《食貨》揭示的是稅制問題，當爲地方經濟史內容。經濟發展了，百姓安居樂業了，又需要對其施之以教育，於是學校之建是必不可少的。舊《志》中的《學校》提供的是古代一地的教育史料。爲確保一方平安，軍事防禦是必須的。粵西背山面海，既要防山賊，又須禦海寇，《兵防》門提供的是古代的軍事史料。舊《志》中占很大篇幅的是人物，具體分爲《名宦》《流寓》《鄉賢》《勛烈》《貞女》等，是一地人物研究的重要文獻。《藝文》通常居舊《志》文本之末，爲本土或異地官宦、文士、鄉賢等對當地的詩文書寫，既是開發地方旅遊資源的重要文獻依據，更是書寫一地文學史的重要研究文本。仍有《古跡》《寺觀》《名僧》《壇廟》等，反映了一地的民間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地方宗教等問題研究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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