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紀念葉適誕辰八百七十周年
王宇 浙學中堅：論永嘉學派在浙學中的歷史地位
陳增傑 葉適與永嘉四靈詩派
洪振寧 永嘉學派的重振復興
孫邦金 永嘉學派和新時代溫州人精神
孫金波 葉適思想的現代價值

張雷 等 永嘉學派思想核心要義及其啟示
前輩風雅
章方松 感懷恩師楊勇先生
盧禮陽 一份未兌現的彙款單
——紀念百歲長者黃鴻森先生
劉時覺 隨師二載受益一生
——憶陸芷青師
張思聰 東甌代有纔人出長領風騷七十年
——新中國溫州劇作家群掠影
章震天 張紅薇鄭曼青章左平往事
方韶毅 王服周事跡
東甌史譚
王長明 溫州三次抗擊日軍的國際國內背景初探
葉建 五四時期溫州進步期刊三種
張聲和 永嘉學人群體的一次受挫
謝作拳 林從炯與《承德府志》
文化縱橫
俞為民 南戲研究與“溫州學”
錢志熙 謝客去後的永嘉山水
——謝靈運山水詩風及其在溫州詩風中的傳承
丁俊清 溫州古民居建築的“理水”文化
藝術天地
戴宏海 《十裡紅妝》創作談

文以載道，知古鋻今。溫州市文史研究館主辦的《溫州市文史研究館館刊》經多方籌劃終於面世了。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溫州市文史研究館正式掛牌成立。這是溫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史工作，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大舉措。

初心厚植於心，使命躬身於行。作為市政府專門設立的學術性、咨詢性議事協調機構，溫州市文史研究館將立足傳統，面向未來，守正創新，認真履責，把統戰性、榮譽性、咨詢性、學術性、引領性真正落到實處。在今後的工作中，突出人纔集聚優勢，拓展學術研究視野，打造創新品牌高地，發揮建言資政、團結育人的作用，應勢而動，不辱使命。

館刊是一座小小的百花園，它是傳播文化的平臺，交流思想的空間，爭鳴學術的園地。我們將本著對歷史負責、對社會負責的精神，重視文史、研究文史、借鋻文史，講好溫州歷史故事，講好溫州文化故事，講好溫州發展故事。倡導平實的學風、純正的文風，刊發有新意、有高度的文章，努力打造特色鮮明、全省一流、全國知名的展示東甌優秀文史成果的窗口。

 在此創刊之際，我們誠摯邀請文史界同仁加入我們的行列，為溫州文史研究續寫新的篇章！

                                                 溫州市文史研究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浙學中堅：論永嘉學派在浙學中的歷史地位

王 宇

重估永嘉學派在浙學中的歷史地位，以下兩個問題不可回避：永嘉學派在宋代浙學體繫中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和定明清三代，浙學主流已變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永嘉學派是否已經永遠成為歷史的陳跡了呢？

本文認為，從浙學的形成歷史看，宋代是浙學實現思想自覺的關鍵時期，而永嘉學派是宋代浙學的主力軍，葉適是宋代浙學的後一位領袖，也是宋代浙學的集大成者。南宋滅亡後，雖然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相繼成為思想主流，但永嘉學派仍保持了生命力，並在近代中國獲得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一、浙學和宋代浙學

宋代，是浙學演進歷史上分水嶺式的關鍵時期。這主要是因為，在宋以前沒有人使用“浙學”一語。以宋代為界，浙學先後經歷了從“自在的浙學”到“自為的浙學”兩個階段。自良渚文化以來，浙江大地上產生的所有文化現像和精神產品，固然可以統稱為“浙學”，但此種觀念的浙學隻是強調了浙江這一地理屬性，譬如東漢王充《論衡》這樣的巨作雖誕生於浙江，但仍屬於中原文化南傳的產物，浙江這一地理屬性與這些文化現像、精神產品內在的思想邏輯缺乏聯繫，名之為“自在的浙學”。

進入宋代，尤其是在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在歷史上次使用“浙學”這一術語批評兩浙地區所流行的一種思想學術，斥之為“浙學尤更丑陋”“浙學卻專是功利”。從朱熹的批評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的浙學有兩個鮮明的特征：，隻有到了宋代，浙學纔內生出了一種全國性影響的思想學術，浙學之“浙”已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觀念，而是一種原創的、獨立的學術思想體繫，引起了當時思想界的矚目。第二，“浙學”之“學”的靈魂是儒學，由於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學術體繫，浙學隻有在儒學體繫內發展出一整套獨立的思想觀點，它纔真正獲得自身穩定的內涵和清晰的邊界。在宋以前浙江大地雖然出現了道教魏伯陽、天臺宗智者大師等人，但沒有人稱其為“浙學”。

由此可見隻有到了宋代，浙學纔迎來了思想自覺的復興，而永嘉學派作為一個區域性的原創的儒學思想體繫，成為浙學從“自在”走向“自為”的主力軍。為了說明這一點，有必要先回顧一下宋代浙學崛起的歷史背景和問題意識。

首先是在北宋中期，新儒學運動影響迅速擴大，全國各地“學統四起”，一些地域特色鮮明的思想學術傳統和學者群體次第崛起。仁宗慶歷二年（1042），新儒學運動的重要人物胡瑗（993—1059）受邀來到湖州講學，將這股清新的變革之風吹到了兩浙地區。全祖望說：“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此時的浙學尚處於萌芽期，北宋哲宗朝所流行的幾種區域思想學術主要是二程兄弟洛學、三蘇兄弟蜀學、司馬光朔學、王安石新學，競相角逐，終在徽宗朝以王安石新學勝出、壟斷“道統”為結局。

北宋滅亡，宋室南渡，王安石的荊公新學在與洛學（此時已經成為“程學”）競爭中節節敗退，程學獲得了朝野上下廣泛的認可。但進入孝宗朝，朱熹、張栻、呂祖謙勠力同心，在隆興至淳熙初年掀起了開展傳播、研究程學的高潮。但是，隨著程學復振運動的深入，在程學內部出現了自我改革的呼聲，對於如何進一步加強程學的思想批評力量的問題上，呂祖謙與朱熹出現了微妙的分歧。呂祖謙更加重視程學北宋、南宋過渡之際缺乏“經世應務”能力的缺陷，並試圖加以彌補；朱熹則更加強調在“內聖”的方向上完善程學的術語體繫、邏輯體繫。正是這一思想矛盾的萌芽和充分展開，導致朱熹形成了“浙學卻專是功利”的價值判斷，從而宣告了“自為的浙學”誕生。

                   二、永嘉學派是宋代浙學的中堅力量

（一）永嘉學派推動了呂祖謙為“宗主”的宋代浙學之定型。

當呂祖謙思考程學不能經世致用時，他發現了永嘉學派的奠基人薛季宣（1134—1174）正在實踐改革二程理學的工作。呂氏在為薛季宣所撰寫的《墓志銘》中，高度肯定他治學“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既有別於王安石一類的功利刑名之學，又避免了單純內傾化所導致的“不足以涉事耦變”的弊端。同時，“公之學既有所授”，薛季宣是程頤再傳；薛季宣早年在武昌為官的實踐經驗支撐了其學術研究至關重要，他的地理之學不僅是為了解經訓說，更是為南宋當代軍事鬥爭服務的兵要地志之學。薛氏對本朝制度律法極為嫻熟，以至於同僚和下屬不敢相信“其為儒者”，從而暗示南宋“儒者”普遍地不擅長制度之學。呂祖謙還指出，薛季宣並不認為佛教是理學面臨的大敵，理學在南宋社會面臨的真正危機，是如何從“道揆”走向“法守”、從“成己”走向“成物”。薛季宣的實踐和主張，都給呂祖謙很大的啟發，鼓舞他繼續為改造二程理學而努力。薛季宣卒於孝宗乾道九年（1173），此時浙學尚在醞釀階段，可以說薛季宣對呂祖謙的啟發推動了浙學的終成熟。

（二）永嘉學派用學理論證、經典闡釋的方式，明晰了浙學的基本立場和核心要旨。

認識到北宋新儒學不能經世致用，隻是提出了問題和任務，困難的工作是如何通過學術研究的實踐去解決這個問題。呂祖謙去世後，浙學與程朱理學的矛盾公開化，而程朱理學又構建了以《四書》學為核心的新經典體繫，並對經典進行全新闡釋，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浙學與理學對話論辯時，必須以學術研究的形式闡明浙學的基本立場和核心要旨。而陳亮與朱熹雖然展開了精彩的“王霸義利之辯”，但他對經典闡釋的路徑興趣淡薄，因此沒能將浙學的基本思想用學術研究、經典闡釋的形式加以展開論證，也沒能將浙學的基本立場在學術辯論中固定下來。這一偉大的工作，是由永嘉學派，尤其是葉適完成的。

從薛季宣開始，永嘉學派就高度重視通過經典闡釋、傳播、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薛季宣對《尚書》《論語》《春秋》《禮記·中庸》等經典都有訓釋，並在《中庸解》中旗幟鮮明地強調學習客觀知識的“自明誠”，否定了“自誠明”的直觀頓悟的認識方式；陳傅良更是通過《周禮說》繫統闡明了浙學改造南宋各種制度所要實現的“三代”制度典範，還通過《左傳》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史學思想。葉適的《習學記言序目》更是一部涵蓋經、史、子、集四部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專著，他通過對儒家經典、歷史要籍、諸子百家的評點，提出了批評程朱理學心性思想、解構理學道統論的一繫列全新觀點。這些觀點不僅在理論銳氣和原創性方面與陳亮不相上下，而在學理闡釋和經典引證方面更勝陳亮一籌。

清代學者全祖望認為，“浙學”自呂祖謙以後就分化成永嘉、陳亮、呂祖儉三支，相互之間沒有思想上的共通性。在這三支中，功利傾向嚴重的自然是陳亮：“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所謂陳亮“更粗莽”就是批評他沒有學理化地論證自己的觀點。全祖望還說，葉適做出了專業的學術貢獻：

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像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兩派，而水心龂龂其間，遂稱鼎足。

葉適通過經典闡釋的論證方式，將浙學發展過程產生的“功利”思想進行合理的闡釋，使之符合儒家經典的規範，隻有這樣，葉適纔有資格與朱熹、陸九淵鼎足而三，成為南宋思想學術界的第三極。

（三）永嘉學派代表了浙學思想的原創性和革命性的一面。

呂祖謙雖然是“浙學宗主”，但他的總體思想背景仍然是理學。他一方面致力於在理學內部改造理學、提升理學的思想冒險；另一方面又與朱熹通力合作，弘揚推廣理學。理學的改造者與弘揚者的雙重身份決定了他的思想創新具有很強的局限性和保守性。

永嘉學派，尤其葉適，經過長達三十年的探索，終意識到了與朱熹在理論上難以調和（朱熹也是這樣認為的），浙學的歷史使命不是從理學內部發掘經世致用的因素，也不是補齊理學所缺失的經世致用的本領，而是要在理論預設層面上駁正理學，即理學思想體繫中核心的心性論思想。

永嘉學派早在薛季宣那裡就注意批駁理學的核心思想——心性論思想。薛季宣撰寫了論文《知性辨示君舉》，提出了“性不可知論”，反對將“天命之謂性”作為儒學的功夫對像（認識對像）；陳傅良（字君舉）在繼承“性不可知論”的基礎上，提出“道法不相離”，並批評理學視為圭臬的《尚書·大禹謨》“十六字箴言”受到了老莊思想的“污染”，其謬誤在於否定以制度建設改造客觀世界是“道”的主要實踐形式。

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總述講學大旨》中否定了理學“心包萬理”的預設，指出“心”並不先天地具有真理，而隻是一種認識真理、探索真理的能力；葉適批評理學以《太極圖說》為中心所構建的宇宙論體繫，是一個超出人的感官經驗、違背常識、超越歷史時空的形而上學的體繫，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佛教思想所“污染”；他斷然否認了理學道統論譜繫中曾子的傳道者地位。這些批判和反思都直擊理學思想體繫的核心和要害，引起了理學派的不滿。程朱理學的重要學者真德秀就批評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屬於“放言”，這恰反映了永嘉學派探索真理的勇氣代學者黃溍（1277—1357）認為陳傅良、陳亮、葉適雖受益於呂祖謙，但呂氏去世之後，“人自為書，角立競起”，而葉適之學“無一合於呂氏”，就反映了這一點。葉適雖曾多次向呂祖謙問學，特別是孝宗淳熙五年（1178），他為了備考省試而在臨安逗留了半年之久，其間向同在臨安任官的呂祖謙問學，呂氏向他傳授了關於《皇朝文鋻》的構思和邏輯，指出應該通過研究宋代的本朝史，揭示儒家的“治道”。淳熙八年（1181）呂祖謙去世時，陳亮和一批呂祖謙門人懇請葉適繼承呂學，被他拒絕。一方面是因為葉適顧慮呂祖謙門人群體內部人際關繫的復雜性，更重要的原因則是葉適感覺到呂祖謙對程學的反思和批判還不夠徹底。

（四）葉適是宋代浙學後一位領袖和集大成者。

呂祖謙開創浙學之後，永嘉學派、陳亮在他的指引下豐富和壯大了浙學。朱熹指出：“其學（指呂祖謙）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陳傅良（君舉）、葉適（正則）和陳亮（同父）都是呂祖謙學術的繼承者，但各自從不同方向發展了“浙學”，陳傅良主要研究制度，開創了“制度新學”，陳亮則在歷史哲學領域與朱熹開展了“王霸義利之辯”，葉適被朱熹貶低為“渙無統紀”，乃是因為朱熹去世之前，葉適尚未完成對浙學的思想總結。

但是，呂祖謙於淳熙八年（1181）去世後，陳亮、陳傅良成為浙學的代表人物；紹熙五年（1194）陳亮去世，浙學的代表人物已經變為陳傅良、葉適；嘉泰四年（1204）陳傅良去世，此後二十年間，葉適成為浙學當之無愧的領袖。他利用晚年閑居的機會，繫統總結了浙學的理論思考，進行了學理化的論證，整理了《水心外稿》《後總》，撰寫了《習學記言序目》，同時繼續講學收徒，獲得了廣泛的思想影響。正是看到了葉適的這一巨大影響力，南宋末期著名學者黃震（1213—1281，字東發）在他的《日抄》中對《水心文集》進行了逐篇點評。他認為朱熹、陸九淵、陳亮、陳傅良確認為南宋思想學術的四大家，而葉適“混然四者之間”，遂為五大家：

愚按乾淳間，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而說各不同。晦翁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工夫細密。而像山斥其支離，直謂即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拄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傅良則又精史學，欲專修漢唐制度吏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陳之歸，雖精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易知。獨水心混然四者之間，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於陸；又以功利之說為卑，則似不滿於二陳；至於朱則忘言焉。水心豈欲集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言統緒果為何物，令人曉然易知如諸儒者。

黃震明白地指出，所謂“獨水心混然四者之間”，是說葉適雖然是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卻與朱熹、陸九淵有著不同程度的交集，這是因為他對南宋思想學術所有重要的命題都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對朱子學、像山心學、浙東學派都進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和重構。

        明清浙學充分吸收了永嘉學派思想和學術

葉適去世（1223）後，程朱理學成為官學，逐漸統治了整個思想文化領域，永嘉學派乃至朱熹所批評的“專是功利”的浙學也在師徒授受的繫統中逐漸失去了明清浙學的主流已經成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永嘉學派給人一種戛然而止的印像。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永嘉學派被永遠定格於南宋，那明清浙學乃至近現代浙江，豈非毫無影響？

實際上，隻要我們仔明清浙學的發展歷史，永嘉學派的思想觀點、學術方法已經融入了浙學之中，獲得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傳承。這一點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考察。

（一）程朱理學對永嘉學派進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鋻。

永嘉學派以“制度新學”“事求可、功求成”為號召，但是程朱理學並不完全排斥制度研究和對“事功”的追求。黃榦就曾說：“君舉陳丈（陳傅良），於大經大本固難責以盡合，然聞其於制度考證亦頗有過人處，善取人者，亦資其長以益己而已。” “大經大本”是朱子學理論的核心——心性學，但永嘉學派的“制度考證”也是值得朱子學借鋻汲取、豐富自我的有益成分。作為朱子學在寧宗、理宗朝的代表人物，魏了翁早年與葉適有一定的交往，全祖望推測：“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所謂“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反映了魏了翁在早年對“道學”的接受，是在一個寬泛的意義上來進行的。如傳承陸學的“甬上四先生”之一的袁燮（1144—1224）也曾問學陳傅良：“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為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所謂“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指袁燮學問雖然從陳傅良那裡吸收了“制度新學”的營養，但對“義利”關繫的認識與之大異其趣。朱熹的弟子滕璘（1154—1233）也曾問學於陳傅良：“公既從朱子，得為學大方，異時至永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略謂：‘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為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為本，公佩服焉。”魏了翁、袁燮、滕璘雖然終都歸本於朱子學或像山心學，但陳傅良的“制度新學”也成為他們吸收的思想養分。以上事實證明朱子學與永嘉學派具有一定的互補性。

南宋末年福建朱子學者林希逸（1193—1271，福清縣人）說：“自薛常州、陳止齋以周官六典參之諸史，講求古今，損益異同之故。又考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欲正體統，聯上下，使內朝外廷必別，大綱小紀必嚴，與夫取民、制兵、足國、厚下之法，隨事條理，期為長久，以今準昔，而不為好古之迂。本末明究，要皆可行。”林氏指出薛季宣、陳傅良不但善於考證三代名物、輿地、制度，且注意總結吸取北宋立國以來制度變遷的得失；這些研究不僅是為了復原歷史的原貌（“好古之迂”），而是要在復原歷史原貌的基礎上，整理出足以解決南宋當代財政、政治、軍事、社會危機的制度安排，實現國家的長治代朱子學者程端禮（1271—1345）曾這樣評價薛季宣：“餘謂士之談詩書而略事功，其來已久，遂使俗吏嗤儒為不足用……餘少讀薛常州《行述》，竊欣慕之，蓋其學本濂洛，其自得之實，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蒞官文武，應機處變，政無巨細，靡不曲當。”

程端禮批評從南宋後期開始，讀書人中流行的“談詩書而略事功”的偏向，削弱了朱子學改革客觀世界、經世致用的功能；而他注意到薛季宣“學本濂洛”，擔任過多個軍政職務，政績卓著，同時又是一個出色的學者，可以糾正朱子學末流蹈空好高之弊。

一些明代學者雖然承認 “浙學”是與朱、陸鼎足而三的，但認為三者之間具有明顯的“互補”特征。如浙江學者章懋（1436—1521）說：

為學之道，居敬、窮理不可偏廢。浙中多是事功，如陳同父、陳君舉、薛士龍輩，隻去理會天下國家事，有末而無本；江西之學多主靜，如陸像山兄弟專務存心，不務講學，有本而無末。惟朱子之學知行本末兼盡，至正而無弊也。

章懋將浙學和陸學整合到了朱子學體繫之中，即朱子學是全面的、自洽的，而前二者是片面的、不自洽的，但浙學、陸學之片面並非他者，而是朱子學的多面性中的一面，因此朱子學的豐富性和普遍適用性，也需要浙學和陸學彰顯。

由上可知，葉適去世後漫長的六百年間，永嘉學派雖然已經停止了發展，也不再產生新的領袖人物，但它的思想觀點和學術成就仍然受到了程朱理學的重視，雖然這種重視是以批判為前提的，我們仍不得不承認，永嘉學派已經明清浙學的發展進程之中，由此得到了部分的傳承。

（二）永嘉學派通過近代復興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永嘉學派主張“事求可，功求成”，反對空談心性，主張將儒學的價值觀運用實踐於現實生活，實實在在地增進人民福祉，改革社會弊端，起到了糾正程朱理學、陸王心學末流流於空疏清談弊端的積極作用，在民族危機深重的近代中國，永嘉學派的獨特價值引起了思想學術界的重視。在孫衣言、孫詒讓父子為代表的一批晚清知識群體的努力下，在晚清掀起了復興永嘉學派的高潮，由於這次近代復興，永嘉學派的文化基因被人為地激活了，實現了在近現代中國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這種創造性和創新性表現為：晚清溫州知識群體大量刊刻傳播永嘉學派文獻，為研究永嘉學派提供了可靠的資料，並大力宣傳永嘉學派的歷史地位和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們秉承永嘉學派經世致用的宗旨，積極發展近代實業、創辦新式學校、設立各種新式社會事業，對溫州乃至浙江走向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由於孫詒讓等學術大師的倡導和呼吁，永嘉學派得到了全國學術界的重視和矚目，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南宋中期的輝煌。更重要的是，這次近代復興直接促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當代溫州人精神的孕育和定型，是賡續永嘉學脈的中繼線和裡程碑，應該得到高度肯定。二〇一九年七月，時任省長袁家軍同志來溫考察調研期間，肯定了永嘉學派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價值，明確指出應加強永嘉學派研究。

                                          四、 結語

今天我們重估永嘉學派在浙學中的歷史地位，絕非出於鄉梓情深的羈絆，為古代鄉賢爭地位、搶功勞，而是力圖通過嚴謹的學術研究和學理論證，恢復永嘉學派在浙學發展歷史上應有的地位。事實證明，永嘉學派是宋代浙學的中堅力量，葉適是宋代浙學當之無愧的集大成者。明確了這兩個關鍵的歷史地位，纔能正本清源地研究浙學歷史，追溯當代溫州人精神的源頭活水，從而為建設新時代文化溫州注入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