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與清代皇家園林（代序）
世界名園頤和園

一、史事篇
撥開迷霧 探實求真
——記《頤和園》一書的編寫
頤和園歷史考辨
昆明湖疏浚年代考
西堤和東堤
頤和園修建年代考
頤和園與海軍衙門
頤和園修建經費新探
萬壽山拆塔建閣之謎
頤和園內永和輪
頤和園的盞電燈
誤將清漪作圓明
——圓明園老照片辨析

二、人物篇
試論慈禧的出生地
鳳凰窠外鳳凰窠
慈禧的家族、家庭和入宮之初的身份
咸豐帝留有密詔嗎
北京政變諭旨探析
中日甲午戰爭與慈禧太後

慈禧光緒的恩怨情仇
——兼論光緒之死 
慈禧太後
慈安太後
關於麗妃
隆裕太後
珍妃（附：瑾妃）
慈禧其人
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慈禧

三、雜綴篇
《頤和園》史實補正
圓明園外頤和園
慈禧到底姓什麼
慈禧到底統治中國多少年
慈禧為什麼修改《天雷報》
“實錄”不實
——談《御香縹緲錄》中的慈禧坐火車 
園林題詠欣賞小議

康乾盛世與清代皇家園林（代序）清代皇家園林，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和園林藝術發展的高峰，也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和園林藝術的光輝總結。它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建築藝術和園林藝術的優秀傳統，把建築、山水、花木有機地結合起來，創造出一個個各具特色、富有詩情畫意的景區。其規模之大、數量之多、水平之高，前所未有。清代皇家園林之所以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成就，是和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一個高峰期康乾盛世密不可分的。一滿族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長期主要以狩獵為生，與大自然結下了不解之緣。入關以後，統治者忍受不了北京夏天的炎熱和潮濕，準備擇地築城避暑。順治七年（1650）七月，攝政王多爾袞諭令戶部加派直隸、山西、浙江、山東、江南、河南、湖廣、江西、陝西九省地丁銀249 萬餘兩，“輸京師備工用”。同年十二月，多爾袞病死，築城避暑的計劃被擱置起來。由於連年戰爭，庫款支絀，“終世祖之世，歲支常浮於入”，無力興建皇家園林，僅將明代的南苑稍加修葺，“用備蒐狩”。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二十二年（1683），臺灣歸順，清王朝的統治得到鞏固，經濟也有所恢復。一次，康熙來到北京西北郊的丹稜沜，“飲泉水而甘”，於是，在海澱明代皇親武清侯李偉清華園的舊址上興建了清代座皇家園林——暢春園，用以“避喧聽政”。由於這個緣故，一些王公大臣和康熙的已成年的兒子們紛紛在暢春園的附近興建自己的住所。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將暢春園北一裡許地名華家屯的一座園林賜給他的第四個兒子胤禛。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為之題額：圓明園。這時的圓明園，占地面積 600 餘畝。康熙六十一年（1722），胤禛繼位，這就是雍正帝。雍正三年（1725），雍正在圓明園原有“亭臺邱壑”的基礎上進行擴建，“建設軒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諸臣有視事之所。構殿於園之南，御以聽政”，全園面積增至 3000 餘畝，有風景建築組群 28 處。從此，圓明園成為清朝五代皇帝（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經常居住和向全國發號施令的政治中心。乾隆即位的時候，清王朝建立已經將近 100 年。國家的統一，政權的鞏固，特別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為乾隆的大興土木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乾隆認為：“泉貨本流通之物，財散民聚，聖訓甚明，與其聚之於上，毋寧散之於下。”他以“物給價，工給值”的方式，將國庫的存銀散到民間。從乾隆三年（1738）開始，他就大規模地修建圓明園。乾隆九年（1744），建成圓明園四十景。接著又在圓明園的東鄰修建長春園，並沿著長春園的北牆修建一組歐式建築——西洋樓。後來，又將圓明園東南鄰的兩座賜園並入，稱為綺春園，從而形成了圓明三園的格局。與此同時，又先後改建和擴建了玉泉山的靜明園、香山的靜宜園，並借疏浚西湖的機會興建了萬壽山的清漪園，加上暢春園、圓明園（包括長春園、綺春園），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三山五園”。“三山五園”雖相去不遠，但各有分工。乾隆在《清漪園記》中說：“暢春以奉東朝，圓明以恆蒞政，清漪、靜明，一水可通，以為敕幾清暇散志澄懷之所。”這就是說，暢春園，是用來侍奉生母崇慶皇太後的；圓明園，是用來處理國家大事的；清漪園和靜明園，是用作公餘之暇放松身心的。這裡，沒有講到靜宜園，但它的功能和清漪園、靜明園是一樣的。所以，暢春園、圓明園（包括長春園、綺春園）都各有一位內務府大臣管理，而清漪、靜明、靜宜三園則由同一位內務府大臣管理。二長城以北，還有一座規模宏偉的皇家園林——承德避暑山莊。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後，康熙把工作重點轉向北方。為了鞏固邊疆和提高八旗官兵的戰鬥力，建立了以“習武綏遠”為目的的“木蘭秋狝”制度。從康熙四十一年（1702）開始，在北京和木蘭圍場之間，先後興建了許多行宮，其中的一個，就在熱河上營。這裡環境幽美，既有西北山川的雄奇，又有東南山川的幽曲，與北京、蒙古都相距不遠，因而得到康熙的贊賞。於是這座行宮就在眾多行宮中脫穎而出，規模不斷擴大。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在澹泊敬誠殿前內午朝門上題寫了“避暑山莊”四字，從此，這座行宮正式命名為“避暑山莊”。這年，康熙寫了《避暑山莊記》，講述他選擇熱河上營興建避暑山莊的經過，並將以“煙波致爽”為首的三十六個景區分別以四字題名，稱避暑山莊三十六景。乾隆即位以後，繼續營建避暑山莊。從乾隆六年（1741）到五十七年（1792），又建成以三字題名的三十六景。乾隆一朝，是康乾盛世的，這一時期避暑山莊的工程，也達到了皇家園林建設的水平。宗教建築，是清代皇家園林的重要組成部分。被稱為“萬園之園”和“一切造園藝術的典範”的圓明園中，不僅有佛教建築，也有道教建築。避暑山莊的佛教建築中，不僅有漢傳佛教的建築，而且有藏傳佛教甚至古代印度佛教的建築。恢宏的寺廟，排列在避暑山莊的東面和北面，都面向樸素典雅的避暑山莊，有如眾星拱月，像征著各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也像征著清代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避暑山莊和周圍寺廟，是康熙、乾隆處理邊疆民族問題的重要場所，是清王朝的第二個政治中心。三清代皇家園林的興建主要是在乾隆時期。乾隆為什麼如此熱衷於興建皇家園林？人們往往用乾隆自己的話“山水之樂不能忘於懷”來解釋。我認為，乾隆這樣做還有更高的追求。清漪園，是“三山五園”中後建成的一座皇家園林，按照乾隆的習慣，每一座皇家園林建成後，他都要寫一篇記。清漪園是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建成的，建成之後，卻遲遲沒有作記。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乾隆九年（1744）圓明園建成後，他在《圓明園後記》中曾經說過：“後世子孫，必不舍此而重費民力以創建苑囿。”清漪園的興建，就是自食其言，於心有愧，但是，當他想到一個人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別人也會講的時候，終於寫了一篇《清漪園記》。記中提到一個故事。西漢高祖八年（前 199），蕭何在長安修建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頗為壯麗。劉邦見後，非常生氣，批評蕭何說：“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回答說：“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劉邦聽後，轉怒為喜。乾隆對蕭何的議論非常贊賞。他在《清漪園記》中寫道：“蕭何所謂無令後世有以加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以後人無法超越的宏偉壯麗的園林表現至高無上的皇家氣派，這就是乾隆刻意追求的目標。有人認為，清統治者大規模地興建皇家園林，造成清王朝國庫空虛、國勢衰落。這個看法未必符合實際。清統治者修建北京的“三山五園”和承德避暑山莊究竟用了多少白銀？由於史料缺乏，很難得出一個準確的數字。但是清漪園的修建經費，卻是有案可查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月十七日，大學士、總管內務府大臣傅恆等在《查核萬壽山等工用過銀兩折》中說：總管內務府謹奏：為遵旨查明具奏事。據內務府大臣三和等奏稱，萬壽山自乾隆十五年興修起，至二十九年工竣，通共領收過銀五百六十九萬五千六百三十九兩六錢八分五釐。萬壽山修建工程用過銀四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七十二兩三錢四分六釐，內除各項木植舊料抵銀四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兩三錢九分三釐，實淨銷銀四百四十八萬二千八百五十一兩九錢五分三釐。清漪園，是乾隆為慶祝生母崇慶皇太後 60 歲生日而興建的一座皇家園林，占地 3500 餘畝，是暢春園的三倍多，僅次於圓明三園，精心設計，精心施工，一氣呵成，充分體現了乾隆的造園思想。乾隆對清漪園的景色也十分欣賞。他在《昆明湖泛舟》一詩中說：“何處燕山暢情？無雙風月屬昆明。”它是乾隆時期皇家園林的重點工程，這是毫無疑問的。從清漪園的修建經費，可以推定“三山五園”的修建經費，不會超過 1500 萬兩，避暑山莊和周圍寺廟的修建經費，也不可能超過這個數字。尤其重要的是，康乾盛世的土木工程並不隻是皇家園林。乾隆在《日下舊聞考》的《題詞》注中說：“餘臨御四十餘年，凡京師壇廟、宮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署，莫不修整。”這一時期，北京出現了一個城市建設的高潮，承德更是一個新興的城市，全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進行建設。盡管如此，國庫的存銀，卻由乾隆即位時的不過 3000 多萬兩增加到四十六年（1781）的 7000 多萬兩，增加了一倍多，這一數字相當於全國兩年多的財政收入。這時，皇家園林的建設已接近尾聲了。說清統治者大修皇家園林導致國庫空虛、國勢衰落，是缺乏根據的。法國偉大作家雨果認為，世界上的藝術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東方藝術，一類是西方藝術。東方藝術是夢幻藝術，西方藝術是理念藝術。東方藝術的代表是圓明園，西方藝術的代表是帕提儂神廟。他盛贊圓明園“不但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傑作，而且堪稱夢幻藝術的崇高典範”。雨果所說的夢幻藝術，就是我們所說的詩情畫意。其實，夢幻藝術是中國古典園林共有的特征。清代皇家園林是中國古典園林的傑出代表，是中國人民為人類文明做出的重要貢獻，也是我國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為此感到自豪。（原載《中國政協》2011 年第 18 期）

頤和園內永和輪

頤和園內離石舫不遠的萬字河畔，有一艘船體上鑲嵌著“永和”二字的破舊不堪的火輪船。人們都知道，這是當年慈禧太後的御用船。但是，對於它的來歷，知道的人卻很少。1980年3月14日，《北京晚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頤和園內火輪船的來歷》的文章。作者根據賽金花的“親筆自傳原稿”中的一段話，斷定這艘火輪船是賽金花的丈夫、清王朝駐德公使洪鈞1892年由德國任滿歸國，為了博取主子的歡心而獻給慈禧太後的新奇玩物。
這段話的原文是：

我夫（按，即洪鈞）於光緒十八年（1892）由德國任滿歸國，當購一乘溜冰車與一隻旋渦火輪，獻於太後，太後見此新奇玩物，心中甚為欣喜，隨將此物放在頤和園昆明湖上。

賽金花的“親筆自傳原稿”，據說是“近海外發現”，因未曾目睹，很難判斷其真偽。但是，從作者所引的一段文字看，那樣結論未必確實。因為，賽金花講的獻旋渦火輪一事，究竟是事實還是自我吹噓尚有待研究。即使實有其事，而頤和園的火輪船並不止一艘，永和輪外，尚有翔雲、翔鳳、恆春、捧日、安瀾舟畐等，怎麼能說這隻火輪船就是洪鈞送的呢？
根據我接觸到的一些材料，這艘火輪船並非洪鈞所獻，而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日本政府贈給慈禧太後的。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政府強迫清政府訂立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光緒三十年（1904），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政府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及附約，從中國獲得了許多新的權利。為了進一步侵略中國，日本政府向清政府做出了友好的姿態，以答謝在日俄戰爭中清政府贈給日本政府食鹽二千萬斤的名義，於光緒三十四年贈給慈禧太後火輪船一艘。
這艘火輪船，由日本大藏省（財政部）撥出專委托神戶川崎造船所制造。為了獲得制造這艘火輪船的有關資料，川崎造船所派遣等來北京考察了頤和園輪船公所管轄下的宮廷專用快遊船以及北京的氣候、風俗、習慣等。該船造成以後，拆卸包裝，於光緒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2月）由日本萬成源號輪船自神戶運抵大沽，又經鐵路運到北京。川崎造船所技師萬濃率領技工數十人到頤和園進行安裝。四月二十八日，在頤和園龍王廟前舉行“獻納典禮”。清政府方面，參加的有醇親王載灃、大學士那桐、外務部尚書袁世凱。日本方面，有代理公使阿部、專賣局長池袋等。為了表示中日永久和好的願望，慈禧決定將這艘火輪船命名為“永和”。
這艘火輪船，原來停泊在石舫附近的萬字河中。清王朝覆滅後，根據《優待清室條件》，頤和園成了末代皇帝溥儀的私產。因經費支絀，年久失修，到1921年左右，船身漸漸沉入水中，“甲板浸在水裡，好似觸礁擱淺的樣子”[李慎言：《燕都名山遊記》，燕都學社，1936年。]。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華北相繼淪陷。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達到滅亡中國的目的，一方面，繼續擴大侵略，對我抗日軍民實行“三光”（搶光、殺光、燒光）政策；另一方面，扶植傀儡政權，鼓吹“日中親善”。一次，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漢奸王揖唐宴請日本大使館武官今井，席間談及永和輪，認為它是“三十年前中日兩國經濟提攜親善之使節，殊有保存之必要”[《晨報》1939年9月23日。]。1940年春，日本鐵道省國際觀光局駐北京辦事處委托頤和園事務所“代為招商，將該船打撈上岸，移置適宜地點，修飾完整，以縱觀覽而資保存”[《晨報》1940年11月2日。]。6月，圓生厚鐵工廠以七得標，於10月11日開始工作，同年12月18日竣事，歷時兩月零八天。撈起後，修整油飾，停放於萬字河東岸，直至現在。
關於永和輪的來歷，日本川崎造船所的片山曾根據日本檔案寫過一篇《清國西太後快遊船永和號記事》。1939年9月，有人根據該文提供的資料寫了一篇《永和號汽船記》，詳細介紹了永和輪建造的經過，船身及主要機械的尺寸、造船計劃的概要等[《晨報》1939年9月23日。]。1940年，永和號修復後，由日本鐵道省國際觀光局北京辦事處處長武部英治出面，於12月14日，邀請當年曾經參加過“獻納典禮”的一些“知名人士”和有關方面，在北京飯店進行座談。座談會上，有的人回憶了當時的情況，有的人提供了有關資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大使館二等書記官原田龍一提供的幾件資料：
一件是永和輪安裝竣工後，日本大使館給清政府的照會：

帝國政府制造遊船以呈貴國皇太後陛下，現已竣工，茲奉帝國政府命，敬謹獻納。
進呈日期，定於本月（明治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即華歷四月（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按：二十四日當為二十八日之誤）舉行。尚有典禮程序，擬由雙方商定，以便照行。

一件是舉行“獻納典禮”時，中日雙方代表的講話記錄：
日本代理公使阿部致祝詞：

殿下及諸公！帝國政府進呈大清國皇太後陛下之汽船，在當地制造，現在已經竣工。今天，本公使奉帝國政府之命敬交於殿下，實是光榮之至。皇太後陛下賜名本船曰“永和”，足見皇太後陛下對我兩國和好之聖意。本公使更不勝欽感之至。

清皇室代表醇親王載灃致答辭：

此次貴國政府以永和號見贈，皇太後陛下為滿意。敝國政府深表謝忱。統請貴代理公使轉達於貴國政府。

一件是“獻納典禮”舉行後，日本代理公使阿部給日本外務大臣的報告：

進呈清國皇太後陛下之遊船，川崎造船所受命建造後，運送材料來華，一、二月以來，在萬壽山船塢中裝建，今已竣工。本月二十五日試運，成績圓滿。業於二十七日在萬壽山舉行獻納典禮矣。[《晨報》1940年12月28日。]

從清政府的檔案中，我們也發現了慈禧為永和輪命名的記載。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二日（1908年5月1日），內閣擬具了永和、善鄰、同濟、瀛安四個名號，請慈禧圈定。該件前面，原有“日本進船，請定名號”八字，後來用白紙條貼去，在後面另加小字批注：“擬請欽定日本呈進御用輪船名號。見面帶上，朱圈發下。”“永和”二字之上畫了一個“○”，“○”上寫了一個“朱”字[中國歷史檔案館藏，《上諭檔》，光緒三十四年四月。]。這件檔案材料，內容雖然簡單，它卻雄辯地證明：頤和園內的永和號火輪船的確不是賽金花的丈夫洪鈞所獻，而是日本政府贈給慈禧太後的。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在很早以前就開始了，但這種關繫在近百年中遭到破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災難，也使日本人民遭到了不幸。現實生活使兩國人民不僅懂得了和平友好的可貴，而且懂得了怎樣纔能得到真正的友好和平。當年的永和輪，雖然不是中日友好的使節，而永遠和睦相處，卻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日雙方都有許多人士為中日友好往來奔走。經過中日雙方領導人的努力，中日邦交恢復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日益增多了。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日兩國人民將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

附記：
《頤和園內火輪船的來歷》一文在《北京晚報》發表後的第八天，即1980年3月22日，《北京晚報》又發表了頤和園管理處文物組的文章《火輪船的真正來歷》。文章指出，頤和園內離石舫不遠處那艘破舊的火輪船，並非賽金花的丈夫洪鈞所獻，而是1908年由日本制造並贈送給慈禧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遺憾的是，文章沒有提供任何有關的材料。有觀點而沒有材料，這樣的觀點，也就很難令人信服。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文章在談到賽金花“親筆自傳原稿”關於洪鈞獻船一事的時候，認為在永和輪以前，慈禧就擁有“捧曰”（曰，當是“日”字之誤）、“翔雲”兩艘機動遊艇，“洪鈞所獻，是否就是二者其一”。在糾正了一種錯誤說法的同時，又出現了新的錯誤。根據中國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有關材料，“捧日”輪船，繫“天津機器局備料成做”[中國歷史檔案館藏，《直隸總督李鴻章片》，光緒十四年三月十一日。]，“翔雲”輪船，繫“升任臬司津海關道周馥捐辦”[中國歷史檔案館藏，《天津機器局原開運送昆明湖水操船隻運銀數清單》，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那麼，即使賽金花所述洪鈞獻船屬實，也不可能是“二者其一”了。

（原載《近代京華史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