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看世界》

前言

章 蒙古高原
節 阿爾泰語繫遊牧集團與蒙古高原 
阿爾泰語繫遊牧民族的擴張
蒙古戈壁與蒙古高原的地理分區
第二節 漠北
色楞格草原
大湖盆地
第三節 漠南
燕北草原
陰山草原
河套
河西走廊
第四節 俄屬蒙古高原
唐努烏梁海與阿爾泰諾爾烏梁海
貝加爾湖和外貝加爾地區

第二章 大中亞
節 大中亞的範圍與板塊劃分
第二節 圖蘭地緣圈
中亞的地理環境
七河地區
河中地區
沙皇俄國在中亞地區的擴張
誰能影響中亞
第三節 西域地緣圈
塔裡木盆地與絲綢之路的開拓
中亞文明的崛起與唐帝國的西擴
故土新歸
第四節 伊朗高原地緣圈
伊朗高原的地理環境
伊朗文明的內部結構
波斯文明產生的外部環境
歐亞非大陸的心髒
“帝國墳場”
俾路支斯坦
第五節 高鐵視角下的新絲綢之路
歐亞高鐵北線
歐亞高鐵中線
歐亞高鐵南線

第三章 青藏高原
節 青海與西康
河湟谷地
安多的馬
康巴的漢子
第二節 衛藏
羌塘與那曲
念青唐古拉山脈與林芝
“衛藏的菩薩”
藏印之路
第三節 從西藏到克什米爾
誰是真正的克什米爾
阿裡高原與小西藏
第四節 天塹與通途
古絲綢之路在克什米爾地區的走向
中巴公路與新藏公路
阿克賽欽與喀喇昆侖走廊

第四章 西伯利亞與東歐平原
節 西伯利亞的環境
氣候與西伯利亞的命運
西伯利亞的地理結構
第二節 俄國的擴張
俄國對西伯利亞的征服與開發
世界第十二大奇跡—西伯利亞鐵路
日俄戰爭與鐵路的標準之爭
第三節 東歐與草原
歐洲的地緣政治板塊劃分
東歐平原的水繫與“五海通航”
南俄草原
烏拉爾人與基督教之盾
第四節 斯拉夫人
俄羅斯人和他的鄰居們
哥薩克

《誰在世界中心》

推薦序

序

章 誰是世界的中心

節  |  主宰世界的思維 

世界的中心是一座島

擁有海洋就擁有世界

發現邊緣地區的力量

第二節  |  誰在主宰世界 

世界之主的帝王之相

俄羅斯——大陸的征服者

歐盟——世界的發現者

印度——低緯度地區的代言人

中國——世界中心有力的挑戰者

美國——“新世界島俱樂部”的締造者 大國的後花園

第三節  |  中國如何崛起 “新老世界島”之爭

中國的崛起路線圖

第二章 歐亞大陸縷陽光： 東亞與西太平洋地區

節  |  東亞的範圍 

東亞的地緣結構

第二節  |  中央之國 

“海中地”與“地中海”

中央之國的地緣博弈

第三節  |  氣候與東亞格局 

北緯 42 度溫度線

地緣孤島

中央之國核心區的氣候

第四節  |  農耕民族的擴張 

後的耕地

農耕民族的禁區

第五節  |  東亞的島嶼 

日本征服外島的歷史

日本的終極夢想

琉球群島

離開日本的日子

第六節  |  臺灣島 

 “海商”與臺灣島

臺灣島地緣文化的形成

臺灣島的地緣定位

第七節  |  東亞核心圈 

東亞核心圈的概念形成

東亞核心圈的框架模式

第八節  |  美國與西太平洋 

兩條島鏈

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布局

APEC 背後的地緣博弈

第三章 連接三洲兩洋之地： 東南亞與南海部分

節  |  中南半島的地緣結構 

中南半島的地理範圍

三級地形

中南半島的國家與民族

河流與中南半島的文明進程

殖民時代的遺產

第二節  |  緬甸 

緬甸的地緣結構

撢邦與金三角

克欽邦與南方絲綢之路

史迪威公路與緬甸的地緣政治價值

第三節  |  越南與印度支那 

越南的地緣擴張 印度支那之爭

第四節  |  泰國 

平衡是一種技巧 

克拉地峽 

中國與泰國的地緣關繫

第五節  |  大航海時代之前的南洋群島 

南洋群島的地緣結構

印度文明與華夏文明在南洋群島的競爭

伊斯蘭文明在南洋群島的擴張

第六節  |  殖民時期的影響 

大航海時代的開啟與教皇子午線 

麥哲倫與菲律賓

商本主義者——荷蘭

大英帝國的地緣戰略

第七節  |  華夏文明與南洋群島 

 “下南洋”現像的地緣背景

華人對“南洋群島”地緣政治的影響

第八節  |  文萊、巴釐島以及東帝汶 文萊的選擇

巴釐島—不僅僅是度假天堂

東帝汶—大國的“新戰場”

第九節  |  中國南海 

南海斷續線

南海島礁的五方格局與北緯 12度線 

經略南海

南海的咽喉——馬六甲海峽

備選方案——印尼通道

第四章 南亞與印度洋部分

節  |  南亞次大陸 

南亞的地緣結構

印度文明的外部壓力

印度文明的特點

巴基斯坦

旁遮普與錫克教

孟加拉國

第二節  |  龍與像的較量 

安達曼 - 尼科巴群島

第三節  |  印度洋與中國的南海戰略 

美國在印度洋的存在

送給印度的“珍珠鏈”

取代馬六甲的安全陸上通道

中國的印度洋戰略布局

第五章 俄羅斯與北冰洋部分

節  |  俄國在東亞的存在 

俄國與日本海

豪豬取暖

第二節  |  北冰洋 

溫室效應與北冰洋的新生 

俄羅斯的希望——北冰洋航線 

北冰洋開發對中國的影響

後記 ：暗戰時代

誰能影響中亞

從地緣位置上看，中國無疑是填補中亞影響力空間的直接人選。如果說100 多年前，俄國人是在控制中亞之後覬覦西域，那麼現在形勢就完全倒轉過來了。中國完全可以依托西域，在四分五裂的中亞滲透影響力。至於中國具體應該怎麼做，等到本章後階段再揭曉。因為隻有在了解了整個大中亞地緣圈的結構、歷史之後，纔能做出正確的戰略規劃。在此之前，我們還需要看看，除了中國以外，還有哪些國家有興趣參與中亞影響力的競爭。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俄國當初將中亞地區納入國土，一方面是為了全面控制歐亞大陸腹地，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繼續南進向印度洋方向突破。在海洋愈發顯得重要的時代，後一個目標對於俄國的地緣意義要大得多。正因為如此，控制所謂“西突厥斯坦”之後，俄國人審時度勢地沒有再把主攻方向放在東方。一定要和中國死磕到底的話，俄國至多再增加幾片沙漠和邊緣綠洲。而如果能夠終奪取印度洋的出海口，俄國就可以成為個可以面向四大洋的帝國了。
想打開印度洋通道的話，在自己領土裡加入一個“俄屬中亞”隻能算是步。如果不能在大中亞三大地緣圈的後一個成員—伊朗地緣圈中撕開一個缺口，這個戰略構想就隻能是構想。然而，對於俄國人來說，的問題在於，當他們在19 世紀從歐洲大陸腹地迫近印度洋時，英國人也已經把印度經營成自己成功的殖民地了。基於印度地緣安全的考慮，這個海洋帝國也在向歐亞大陸腹地滲透。伊朗、阿富汗以及中國的西藏地區，都在這一戰略思維指導下，成為英國積極滲透的方向。
在解讀伊朗地緣圈時，我們會對俄、英之間的這場博弈做一個解讀。事實上，這場發生在陸上帝國與海上帝國之間滲透與反滲透的遊戲一直玩到了冷戰時期。隻不過，此時沙皇俄國已經進化成更為強大的蘇聯，而美國則取代英國，成為海洋國家利益的維護者。
終讓俄國人徹底放棄四洋帝國夢想的歷史節點是1991 年蘇聯解體。在失去整個中亞之後，俄國人雖然還能憑借之前的地緣政治遺產，以及雙方無法切斷的近鄰關繫，對中亞施加影響，但這個時候再去想打通印度洋通道的事，就非常不切實際了。然而俄國人止住了向南擴張的想法，並不代表就沒事情發生。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你分裂與戰略收縮的時期，就是對手進行反滲透的戰略窗口。
作為世界中心的美國，全球都是它的利益區，當然不願意放過這一介入中心地帶的機會，隻是由於中亞五國周邊都不是它的盟友，一時很難直接介入。從地緣政治角度，美國自2001 年開始在阿富汗進行的反恐戰爭，就帶有滲透中亞、打開缺口的意圖。當然，結果大家也都看到了，阿富汗“帝國墳場”的稱號，並不是專為俄國人和英國人準備的。
不過，就滲透中亞這個問題來說，美國及其領導的西方陣營並不隻有阿富汗這個傳統方向可供突破。脫亞入歐加入西方陣營的土耳其，是西方滲透中亞的另一個籌碼。
現代土耳其人的祖先塞爾柱突厥人11 世紀經伊朗高原北部滲透到小亞細亞半島。他們和其他突厥語族的民族一樣生活在中亞，具體就是今天的土庫曼斯坦一帶。因此，土庫曼人也是與土耳其民族淵源深的民族。如果大家關注過伊拉克北部的局勢，有可能就會發現，土耳其對維護當地土庫曼人的利益非常熱心。當然，在政治家看來，這層血緣關繫隻是土耳其介入伊拉克事務的借口之一罷了。
相比介入中東事務，土耳其顯然更有信心憑借自己突厥民族的身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就突厥民族身份認定這個問題來說，由於突厥民族的混血特點，試圖以血緣上的聯繫為主，界定出突厥民族的邊界，是不現實的。在現實生活中，明顯屬於黃種人和看上去無疑屬於白種人的人，都有可能自稱突厥人。事實上，真正成為突厥各族之間聯繫紐帶的是語言。有一種說法，突厥各族之間語言的區別，就好像北京話和河南話的區別一樣。目前，在歐亞大陸上，從土耳其到中亞，再到中國西北的那兩個盆地，基本都為使用這一語言的族群所覆蓋。從這個角度看，用突厥語族來形容這一群體會更為合適。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中亞地區應該是所謂“突厥語族分布地區”的中心，而突厥民族認定中亞是其民族誕生地的身份，也讓中亞國家看上去應該更有機會成為突厥語族國家的地緣中心。不過，在國際關繫中，決定誰是老大的要素就是實力。一直和歐洲打得火熱的土耳其，很顯然是他們當中的實力強者。因此，在蘇聯分裂後，一時無所適從的中亞各國開始重新尋找自己的國際空間時，土耳其也成為一個當然的選項。
對於一個曾經有過輝煌帝國歷史的民族來說，能夠再一次站立在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是一個永遠無法抹去的夢。本來自從奧斯曼帝國被肢解後，土耳其已經沒什麼機會重振雄風，不過蘇聯解體讓它重拾希望。為了重新讓世界聽到土耳其的聲音，即使沒有美國的支持，土耳其人也一定會加緊向中亞地區滲透的。
隻是土耳其畢竟和中亞地區還隔著高加索地區和裡海，而同樣從蘇聯分裂出來的高加索三國中的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卻又並不屬於突厥語族國家。阿塞拜疆人倒是和土耳其人同屬突厥語族，但兩國並不接壤。所以比起中亞國家的鄰居來說，土耳其如果想和中亞國家建立更加親密的關繫，在技術手段上會受到很大制約。在這種情況下，以文化為主的軟實力，就成為土耳其的主要戰術武器了。
土耳其並不是試圖與中亞國家建立親密關繫的國家，有同樣想法的還有伊朗。與阿拉伯人和突厥人都有幾個文化上的兄弟國家可供拓展外交空間不同，波斯人實在是太孤獨了。如果僅從民族、語言考慮的話，與波斯族有著密切親緣關繫的塔吉克族、普什圖族是有可能的盟友，因此伊朗一直希望以普什圖族為主的阿富汗能夠建立親伊朗政權（阿富汗的另一個主要民族就是塔吉克族）。不過，由於興都庫什山脈在古典時期之後一直是西方大國爭奪的對像，波斯人總是沒有機會施加地緣影響力。
如果說蘇聯的解體等於為土耳其打開了中亞地區的地緣外交窗口，那麼這扇窗對於希望擺脫孤獨的伊朗來說，也同樣重要。與土耳其人相比，伊朗人在軟實力上占優的是塔吉克斯坦。前面我們也說了，雖然一般人很容易認為中亞各族應該都屬於突厥語族，但事實上塔吉克人是一個例外。
從人種來看，塔吉克人和伊朗的波斯人非常相近，初都是源自歐洲草原的遊牧民族；而從語言的劃分來看，塔吉克語也與波斯語相近，同屬伊朗語族。如果一定要以波斯語為伊朗地緣圈的“普通話”，那麼塔吉克語就是波斯語的方言了。隻是因為塔吉克人和伊朗的波斯人分離的時間有點久，其操持的波斯語和伊朗的現代波斯語略有區別罷了（阿富汗北部的塔吉克人使用的波斯語就和伊朗一樣）。要是再細分的話，高地上的塔吉克人與低地上的塔吉克人語言之間還有差異。總的來說，地理距離越遠，地形越復雜，這種差異就越大。這種差異在口語上的表現會突出些，但在書面用語上差別不大。
這層關繫用一個歷史名詞來形容，就是“同文同種”。不管怎麼說，有了語言和種族上的共同點，塔吉克斯坦有理由成為伊朗尋找政治同盟的突破點。隻是面對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波斯人如果將目標僅僅定在塔吉克斯坦身上，就顯得格局太小。面對其他四個中亞國家，波斯人同樣可以從宗教的角度，認為自己在軟實力上有切入點。加上與中亞國家相接的地理位置，伊朗看起來也有自己的優勢。因此，一場針對中亞五國的外交爭奪，不可避免地在伊朗高原與安納托利亞高原之間產生了。
在地緣滲透的手段中，宗教一類的意識形態，從來都是很重要的手段。不過，世俗化的土耳其在滲透中亞時，隻是將宗教信仰作為建立親密關繫的共同語言之一，並不會刻意強化；伊朗則顯然更希望在這個層面上做更多努力。然而，中亞國家在蘇聯時期已經經歷過很長時間的世俗化過程，將他們轉化為和伊朗一樣的政教合一的體繫並不現實。更何況伊朗的主流教派是伊斯蘭教中的什葉派，而除了高原塔吉克人以外，中亞其他民族的信仰和大多數穆斯林民族一樣，為遜尼派。
既然宗教並不能成為影響中亞國家外交取向的主要手段，那麼伊朗和土耳其如果想從文化的基礎面上對中亞國家施加影響，就需要另闢蹊徑。終，雙方同時把目標鎖定在了文字上面。大家知道，在這個星球上除了中國，其他國家基本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好處就是簡單，用幾十個字母就能把語言記錄下來。1949 年以後，中國也用這種方法幫助一些少數民族創造了自己的文字。不過，在南方地區，很多地區隔座山發音就會有所不同，所以這些文字的推廣並不算成功。
其實即使是漢語，也存在數量繁多的方言，好在中國的方塊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即使發音不同也不影響大家理解字面上的意思。這也成為中央之國能夠一直保持地緣完整性的基礎原因。試想一下，如果祖先們也同樣采用了拼音文字，那麼不同地區的居民勢必會按照自己的方言，編制出屬於自己的文字來。這個進程如果持續下去的話，今天中國的地緣政治格局，很可能就會像歐洲那樣四分五裂了。從這個角度看，秦始皇當年的“書同文”功不可沒。
鋻於語言和文字在人類的交流過程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一個國家內部希望結合得更緊密些，在“書同文”的同時，“語同音”也是非常重要的。隻是依靠古典時期的技術條件和管理結構，要求某個王朝在全國範圍內“語同音”太困難了。不過，現在技術條件的發展已經讓“語同音”成為可能。推廣普通話，就是“語同音”在技術上的體現。
即使在一個國家裡，“語同音”的推廣也是有相當難度的。伊朗和土耳其當然也不可能要求中亞國家改變口音。他們可以做的，是建立共同的突厥語或波斯語詞典，限度和中亞的親緣族群統一有異議的詞彙，終從書面語層面建立“共同語言”。在這個層面的爭奪上，土耳其人要更占優勢，畢竟除了塔吉克人以外，其他的中亞土著民族都屬於突厥語族。
相比文字，還有一樣更基礎的東西，是雙方能夠平等對決，並希望借此在文化爭奪戰中壓倒對方的，那就是字母 。我們知道，用字母拼寫文字是拼音文字 的共同點。基本上，一套成熟的字母略加修改後，就可以拼寫出絕大部分語言來。這也是拼音文字容易普及的根本原因。不過，這也意味著，你在字母的選擇上，有著很大的餘地和變數。
世界上用得多的是西方的拉丁字母，除此之外還有阿拉伯人的阿拉伯字母 、斯拉夫人用的西裡爾字母 （希臘人創造的）等。一般來說，你受誰影響，就用誰的字母，由此也會增加文化層面的認同感。像蒙古國因為長期受俄國的地緣影響，用的就是斯拉夫語族的西裡爾字母；中亞地區之前也同樣使用這種俄國人改良後的字母。順便說一下，在漢語拼音的設計過程中，蘇聯也曾經試圖勸說中國使用西裡爾字母。這項建議中的地緣政治意義，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出來了。
土耳其人原來用的是阿拉伯字母，不過自從決定“脫亞入歐 ”後就改用拉丁字母了。當然，這種字母也是經過改良的，我們可以稱之為“拉丁化的土耳其字母 ”，簡稱“土耳其字母 ”。而波斯語所用的字母則是改良過的阿拉伯字母，當然也可以稱之為“波斯字母 ” 。各國之所以熱衷對借來的字母進行些許改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為了顯示自己的獨立性。因此，伊朗和土耳其雖然本身也處在阿拉伯和歐洲兩地的文化影響中，但亦有理由認為自己仍然保有文化的獨立性。
中亞五國既然在政治上脫離了俄國，文化上當然也不可能和俄羅斯保持在蘇聯時期那麼緊密的關繫。對於中亞的民族主義者來說，如果繼續沿用俄文字母，將意味著他們永遠擺脫不了俄國的陰影。對於在中亞爭奪外交空間的土耳其、伊朗兩國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誰都知道選擇的結果，這不僅代表著中亞國家的文化傾向，終也一定會影響他們的政治傾向。
於是，伊朗和土耳其展開了一場瘋狂的“打字機大戰 ”，開始制造大批以自己國家字母為標簽的打字機免費贈送給中亞國家。土耳其畢竟占有語言上的優勢，終土耳其字母成為中亞國家轉換字母的選項，土耳其打贏了這場“書同文”的戰爭，而伊朗則遭到慘敗。除了土耳其在語言上所占據的優勢以外，拉丁字母在世界（特別是經濟發達的西方）的普及性，也是中亞國家更願意選擇拉丁化的土耳其字母的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體繫起了反作用。畢竟中亞五國在蘇聯時期已經變得很世俗化，如果接受伊朗的影響，就意味著國內的宗教勢力很可能會抬頭。
當然，所謂的“打字機大戰”，隻是競爭中的一個技術措施罷了，你不可能指望光靠白送打字機就能完成“書同文”的進程。對於推進中亞突厥語的拉丁化進程，土耳其也制訂了長期計劃，並針對中亞國家做了大量經費、人員上的援助。2008 年，土耳其和高加索的突厥語族國家阿塞拜疆，還共同擬定了一個時間表：十年後在所有突厥語族國家中普及統一的拉丁字母突厥語。在2010 年舉行的第10 屆突厥語國家峰會上，時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更是喊出了“一族六國”的口號，要求加強各國“基於共同歷史、語言、認同和文化基礎之上的團結”。
在土耳其、伊朗展開這場文化爭奪戰的同時，作為中亞地區的前宗主，俄國當然也是不願意坐視文字陣地喪失的，然而俄國實際上也無力扭轉這一趨勢，畢竟拉丁化還代表著“國際化”。在這場文化爭奪中，位置離俄羅斯更遠，地緣影響力相對較弱的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已經放棄了俄文字母，轉而使用拉丁化的土耳其字母了。而俄國影響力較深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目前也正在積極推進這種轉換，試圖在10 到15 年間完成轉換工作。
至於伊朗寄予厚望的塔吉克斯坦，目前倒還算是守住了陣地。埃爾多安的提法是“一族六國”，這缺失的一國就是不屬於突厥語族的塔吉克斯坦。不過，塔吉克斯坦暫時也沒有采用波斯字母。鋻於自身在中亞國家中特殊的地緣位置，以及伊朗現實的國際環境不甚理想，在沒有看清方向之前，原地不動就是好的選擇了。
然而，由此認為俄國在中亞的地緣影響力就此消失也是不正確的。事實上，目前在中亞，俄國的綜合影響力仍然排在。除了現實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亞在考慮外交取向時仍然不得不忌憚俄國以外，俄國在此上百年的經營，也為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俄國在中亞的地緣基礎，可以歸結為三方面：一為民族結構，二為文化，三為經濟。在蘇聯時期，隨著中亞的開發，大量俄羅斯人被遷入了中亞。另外還有一些少數民族，如克裡米亞的韃靼人、波羅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外東北地區的朝鮮人，被強行遷入了中亞。蘇聯時期也被稱為中亞的大移民時期。盡管那些少數民族的遷移，更多是因為蘇聯政府認為他們對自己融合其所在的邊緣地區不利，數量上也不足以對中亞的民族結構造成影響，但大量俄羅斯人的遷入，卻著實直接影響到了當地的地緣基礎。
由於遊牧區相對來說有更大的開發潛力，因此終俄羅斯族在中亞的占比也出現了北高南低的情形。20 世紀90 年代的統計數據顯示，俄羅斯族在各國總人口中的占比，哈薩克斯坦為34.1%，吉爾吉斯斯坦為18.8%，烏茲別克斯坦為8%，土庫曼斯坦為10%，塔吉克斯坦為2%。盡管在各國有意識扶持主體民族、主體文化的情況下，上述比例有下降趨勢，但由於俄國仍然對中亞有現實的地緣政治影響力，這些身為中亞少數民族的俄羅斯人，依然能夠對中亞的地緣取向造成重要影響。
俄國經營中亞的另一個成功之處在於俄語的推廣。早在沙皇俄國時期，俄國人就開始實行“義務國語制”，在學校推廣俄語，而蘇聯時期也把雙語教育作為整合中亞的重心。1938 年，蘇聯頒布了關於各民族共和國和州必須學習俄語的決議，規定俄語為蘇聯所有學校從一年級起的必修課程。表面上是俄語和民族語並存，實際上是“俄語化”的雙語化政策在中亞開始推行，俄語逐漸取替中亞民族語言，成為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工業等領域使用的語言。
從地緣融合、民族交流角度來看，無論通用語言為哪種，彼此之間擁有共同語言都是一切的基礎。盡管在蘇聯解體之後，隨著中亞民族國家的獨立，各國原先用行政手段推廣俄語的做法已經行不通了，俄語在中亞的優勢地位也受到了挑戰，但隨著這股體現在各方面的獨立熱情消失後，由於俄羅斯現實的地緣政治、經濟影響力，中亞各族學習俄語的熱情反而出現了上升。根據調查，每一個民族的受訪者中，認為學習俄語很重要的比例都超過九成。
事實上，在蘇聯強勢推廣以俄語為主的雙語教育的過程中，行政手段也隻是制度上的保障罷了。中亞各族無論在蘇聯時期，還是獨立後的現在，學習俄語的主動性都來源於俄國的經濟影響。在蘇聯時期，不僅整個中亞的農業經濟出現了質的飛躍（代價是對下遊環境的破壞），中亞也開始了大規模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這一進程不僅讓本地區民族有了學習俄語的主觀需要，更讓今天的俄羅斯有了重新將中亞整合進以自己為主的經濟圈的基礎。
總的來說，由於地緣位置的關繫，國土面積超過其他四國總和的哈薩克斯坦成了與俄國地緣關繫為緊密的國家。在俄羅斯以自己為核心，向原蘇聯領土恢復影響力的過程中，哈薩克斯坦與白俄羅斯一起，成為俄國在東歐、中亞兩個方向的核心盟友。2011 年，俄、白、哈三國共同啟動的三國關稅同盟，就是這一地緣關繫體現。
從蘇聯對中亞多層次的地緣融合，以及蘇聯解體後各國針對中亞的這場文化爭奪戰，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地緣板塊的文化取向，不僅取決於自己內部的地緣結構，更和外部的地緣環境分不開。經濟、文化的滲透、融合缺一不可，相輔相成。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每個國家都有其地緣影響力占優的地方。相比土耳其、伊朗、俄羅斯來說，中國在對中亞主動施加文化影響力的問題上，並沒有技術優勢。比如漢字就沒有可能參與那場“打字機大戰”，漢語在中亞的推廣難度也要遠高於俄語，甚至可以說，在可以預測的將來，漢語沒有可能超出俄語、英語的影響力。
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在對中亞施加文化影響力方面隻能無所作為。隻是說在這個過程中，你必須明確其中的重點在哪裡。反用現在中國各地在招商引資中常用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就是“經濟搭臺，文化唱戲”。如果能夠在地緣經濟層面，讓中亞與中國找到更多共贏的空間，那麼滲透一定的文化影響力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在後面的內容中會談到，搭建這一經濟平臺的形式我們並不陌生，那就是重獲新生的“絲綢之路”。隻不過，這條將中國與中亞，甚至歐洲連通在一起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道，會具體化為效率更高的“高鐵”罷了。
身處這樣的微妙之地，中亞國家對自己的地緣位置也很清楚。做好了可以左右逢源，做不好就裡外不是人。正確的做法是，不要成為任何一方的棋子。做任何戰略決定之前，都要考慮清楚這樣做是否能讓自己的利益化。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中國現在這種以經濟合作為主線的滲透方式，會有更廣闊的合作前景。
當然，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你希望避談政治，並不代表就一定不會被卷入大國博弈的旋渦。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尷尬局面，身處中亞南端、與伊朗高原緊密相連的土庫曼斯坦，就做出過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取得聯合國承認的永久中立國地位。
從位置來看，無論是美國通過阿富汗向中亞滲透，還是伊朗對中亞施壓，抑或土耳其“回歸”所謂“突厥斯坦”，土庫曼斯坦的位置都是首當其衝。另外，盡管與俄國乃至中國都不接壤，但這兩個大國的地緣影響力是現實存在的。也就是說，一旦中亞成為各方博弈的焦點，土庫曼斯坦就是焦點中的焦點。在這種情況下，土庫曼斯坦在獨立之後，就開始籌劃成為永久中立國。
1995 年12 月12 日，185 個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大會會議上投票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決定賦予土庫曼斯坦永久中立國地位。應該說，土庫曼斯坦的選擇也符合俄、中兩國的利益。尤其對於俄國人來說，90 年代是他們困難的時期，促成土庫曼斯坦獲得永久中立國地位，可以有效阻止其加入西方陣營。如果土庫曼斯坦不在政治、軍事上站在俄國的對立面，那麼他身後的其他中亞國家，做出這種選擇的可能性也同樣會很小。
土庫曼斯坦目前是永久中立國，在選擇加入國際性組織時非常慎重，不會選擇那些有政治、軍事色彩的組織加入。這也是為什麼上合組織成員裡中亞其他國家都在，獨缺土庫曼斯坦。當然，如果隻是純粹的經濟合作，那麼無論是哪國的投資，土庫曼斯坦應該是都不會拒絕的。

哥薩克

在俄國向歐亞草原，乃至遠東方向擴張的過程中，被稱為“哥薩克”的特殊族群起了關鍵作用。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哥薩克騎兵驍勇善戰、極度渴望自由，同時又冷酷無情，就連兩千年來統治草原的遊牧騎兵在他們面前也黯然失色。南俄草原是哥薩克的興盛之地，在這片肥沃的草原上，河流是為顯著的地理標志。依聚落地的不同，哥薩克內部被貼上了“頓河哥薩克”“伏爾加哥薩克”“烏拉爾河哥薩克”等標簽，甚至還會根據所處流域的上下遊位置再進行細分。
哥薩克出現的歷史背景，與草原帝國周期性的衰弱有關。在控制南俄—中亞草原的蒙古金帳汗國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分裂狀態，沙皇俄國又尚未染指草原的15、16 世紀，中亞草原、南俄草原所組成的西干草原地帶，出現了一段時間的權力真空。一方面，一部分試圖脫離沙俄（包括波蘭）控制的斯拉夫農奴或者城市貧民開始逃亡到南俄草原，與同樣不願意接受汗國統治的遊牧者為伍，並終形成能適應草原生活的哥薩克。另一方面，一些突厥遊牧部落脫離金帳汗國的控制成為“自由人”。15 世紀中期，後者甚至在中亞草原建立了哈薩克汗國。
蒙古人在歐亞草原建立的遊牧體繫終崩潰，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所謂有盛就有衰，無論多強大的帝國都會經歷這個過程。隻不過，按照過往的經驗來說，草原上的政治重組，始終是遊牧民族內部的事情。或者說，無非這些部落當中有一個強大者終統一了整片草原，並將自己的族名覆蓋到其他部落頭上罷了。然而，這一次情況卻有些不同。因為從歐洲方向參與草原地緣結構重組的哥薩克，並非遊牧體繫的天然成員。相反，他們更應該被視為西方文明在草原上的代理人。
關於哥薩克的出身，前文也說了，盡管初混跡於突厥語遊牧者中的斯拉夫人一度也被視為韃靼人的一部分（“韃靼”一詞為歐洲人對亞洲馬上民族的統稱），但隨著這些草原斯拉夫人的人口比例漸漸上升，他們終究還是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有別於亞洲遊牧民族的特殊族群。事實上，“哥薩克”一詞並非源自俄語，而是突厥語中“自由的人”的意思。隻是當這鳩占鵲巢的草原斯拉夫人占用了這個名稱之後，俄國人隻好用“哈薩克”來稱呼這裡本來的主人。
哥薩克之所以成為草原遊牧體繫的終結者，源於他們與遊牧體繫迥異的地緣背景。盡管看上去，他們也是一個馳騁在草原上的馬上“民族”。之所以為民族二字打引號，是因為在俄國官方認定的民族體繫中，並不承認哥薩克是一個單獨的民族，而隻將其看作俄羅斯族內部的一部分罷了。這種情況與漢族中的客家人頗有些類似。不過，這些官方的認定並不影響我們將之視為一個單獨的族群，從地緣角度來審視他們的存在。
哥薩克與哈薩克的區別，首先在於人種上。雖然哥薩克在形成過程中也吸收了一定的突厥遊牧者，但族群的基本屬性還是屬於斯拉夫人（主要是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事實上，能夠沉澱在南俄草原的亞洲遊牧者，本身在種族特征上就已經高加索化。因此哥薩克群體形成之後，在種族特征上與其他東斯拉夫同族並沒有本質差異；後來被定義為“哈薩克”的族群，則是在中亞已經生活了上千年，並不斷補充新成員加入的混血突厥遊牧部落。身處歐亞交接之處，使得哈薩克彙集了很多歷史上曾經強盛一時的部落（比如烏孫、乃蠻）。這使得哈薩克群體各部在種族上表現得千差萬別。你既能在其中找到純粹的北亞蒙古人種特征，也能看到金發碧眼的高加索人種形像。
人種上的差別並不是造成他們分為兩大族群的根本原因。實際上，所謂的突厥人，本身就是由歐、亞兩股遊牧勢力混合而成的。在草原遊牧者看來，膚色、長相從來不是阻止他們融合的問題。哥薩克之所以沒能融入哈薩克，或者說徹底成為草原遊牧者，根源之一在於那些為脫離沙皇俄國控制、選擇進入南俄草原做“自由人”的斯拉夫人，已經擁有了成熟的民族認同，在文化上很難融入突厥體繫。尤其是在俄羅斯帝國從拜占庭（東羅馬）帝國手上接過東正教中心的位置後，這些在政治上試圖脫離俄國控制的“自由人”，起碼在宗教層面會很難接受另一個版本的一神教。
就這一點而言，雖然強力但在“文化”上略顯粗獷的蒙古人（蒙古人初信奉的是原始的薩滿教）就喫過大虧。代表帝國征服各方的部落，後來大都被當地文化、民族所吸收。當然，如果此時遊牧民族在歐亞大陸腹地仍然具有統治力，被融合的情況依然可能發生。實際上，早在沙皇俄國建立之前的13 世紀，也就是東斯拉夫人各邦國還在接受蒙古金帳汗國的統治之時，就已經開始有不同民族出身的人，試圖在草原上過“自由人”的生活了。也正因為這一時代背景，講突厥語的哥薩克纔成為那些在南俄草原遊蕩的斯拉夫人、突厥人共同的名稱。隻不過，這些早期進入南俄草原的斯拉夫人，並沒有維持住自己的民族認同，而是被後者所融合。
整個歐亞大陸西端，借助大航海時代的開啟，成為世界文明的引領者後，遊牧民族在歐亞大陸的統治力逐漸被削弱。隨著工業化時代的來臨，遊牧者徹底失去了在草原上的軍事優勢。這意味著，歷史已經不會再給草原按照既定周期率循環的機會了。接下來，誰能代表歐洲針對亞洲來一次“地理大發現”，實際就隻是一個位置問題了。當介於西歐與歐亞草原之間的俄國開始征服南俄草原乃至亞洲時，那些出身於斯拉夫民族的“自由民”（哥薩克），很自然會願意選擇成為西方文明與沙皇俄國進軍歐亞草原的代理人，並凸顯自己的宗教、民族屬性。
就地緣政治背景而言，哥薩克、哈薩克兩大族群的形成，與16 世紀中葉兩個國家的形成有著直接關繫。一個是沙皇俄國的建立，另一個則是哈薩克汗國的形成。前者的形成，無疑是東斯拉夫人族群的一次成功整合。而出於增強國力的需要，強化中央集權體繫也加速了土地兼並和對農民的人身束縛（變成了所謂“農奴”）。這種改變也使得逃往南俄草原的斯拉夫人數量劇增，以至可以自成體繫，與正在重組的草原遊牧體繫相抗衡。
按照上個世紀流行的階級劃分理論來說，那些斯拉夫人中的草原自由民，應該與同樣背景的突厥遊牧民走得更近，甚至融合。不過，前文提到的那些根本性的民族背景，終還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盡管哥薩克初是為了脫離沙皇俄國統治而逃到南俄草原上的，但共同的民族背景，還是讓他們決心成為俄羅斯帝國在草原上的代理人。對於二者來說，這其實是一個雙贏的決定。帝國可以通過這些擁有與遊牧民族同等機動力、戰鬥力的哥薩克，擴張帝國在亞洲的領地。哥薩克則可以依靠強勢崛起的俄羅斯帝國提供的支撐作用（包括從西方文明中獲得技術優勢，如武器），來擴張自己在草原上的利益。
拋開這些政治、文化背景，從更原始的地緣關繫來分析哥薩克與哈薩克的博弈。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場發生在南俄草原與中亞草原之間的板塊踫撞，甚至可以將之看成兩種不同屬性族群之間的博弈。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支撐活躍於南俄草原上的哥薩克存在的生產方式，並不是傳統的遊牧。事實上，如果按照我們在古典時期經常用到的三類族群標簽來定義哥薩克，我們更應該將之定義為漁獵民族。也就是說，哥薩克在草原上的擴張，可以視為漁獵文化對草原遊牧體繫的一次逆襲。
漁獵這種生產方式，可以說是人類早的謀生方式了。從自然界捕獵、采集可食用的動植物，本身並不是人類所獨創的方式，而是一種本能。然而，人類畢竟與動物不同，作為萬物之靈，人類的漁獵範圍並不僅僅是那些自然界的產出，更包括那些其他族群通過各種方式得到的產出，甚至是人類本身。從這點上來說，劫掠一類的生存方式本質上也是一種漁獵。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把一個族群或者政權的原始屬性定義為漁獵、遊牧或者農耕，並不是說這個族群就隻能采取這樣一種生存方式。而是說這種生產方式在其標志性族群文化的形成過程中，經濟上是否起到過主導作用。至於其成熟壯大後，這種初始經濟是否還占據的份額，反而並不重要。比如說，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農業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已經很低了，但從文明和民族本質來說，數千年農業社會打下的深深烙印，依然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當下的中國社會。
具體到漁獵民族的定義來說，漁獵屬性民族如果想在地緣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標志是國家化），幾乎很難依靠漁獵的方式做到。部分人口轉而從事更“高級”的遊牧、農耕生產是一種趨勢。不過，因漁獵而形成的族群性格、行為方式，通常會延續一段時間，尤其是漁獵所獲取的物資在經濟生活中還占有相當比例時。
比較典型的案例就是在東北地區強勢崛起的高句麗人。在古典時期的農業技術條件下，燕山以北（包括朝鮮半島）適合大規模農耕的土地並不多。這支漁獵民族在立國並成為唐帝國勁敵之時，漁獵所獲得的經濟收益仍然占有50% 左右的份額。也就是說，受地理環境所限，高句麗人並沒有很好地完成由漁獵向農耕進化的過程。當然，這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起碼這個漁獵份額不單讓我們可以認定這個政權的基本屬性為“漁獵”，更在技術上保證了高句麗人的軍事效率。對於這些，來自中原的隋、唐二代帝國，都有著用鮮血換來的教訓。
回到哥薩克的問題上來。將這個族群定義為“漁獵”，並不僅僅因為他們在西伯利亞追逐珍貴的毛皮，並把它們輸往西歐市場的行為。實際上，正如我們在西伯利亞部分分析的那樣，大多數時候他們並不一定要親自去做這些事，而是與土著部落合作，獲取這些物產。
哥薩克的族群屬性，並不是在為俄羅斯擴張西伯利亞時纔定性的。當這些斯拉夫人聚集在南俄草原上，並因為宗教、民族方面的原因，拒絕融入突厥遊牧體繫時，哥薩克“漁獵”的民族性就已經形成了。隻不過，彼時他們漁獵的重點並不是草原上那少得可憐的野生動物（相比森林地帶），而是往來於歐亞大陸的商隊。即使進入17 世紀中葉，哥薩克成為南俄草原的控制者（甚至建立國家性質的自治政權），並依附河流興建了定居村落，乃至開始開發耕地、經商，都無法改變其族群文化中的漁獵基因。
什一稅是歐洲天主教會向教徒征收的一種主要用於宗教開支的捐稅。顧名思義，這種稅總的征收比例是十分之一。在哥薩克進入定居化，並依所處流域劃分地盤後，其漁獵屬性曾一度通過什一稅的形式程序化。耕地收入的十分之一被固定上繳給所在自治哥薩克村社組織，充作軍備、糧餉開支，然後在自己的地盤外進行劫掠。基於這一特性，有觀點認為這一階段的哥薩克應該屬於“武裝農民”性質。問題在於，哥薩克的武裝並不僅僅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更多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補充，甚至是為維持自身獨特屬性而刻意為之。從這個出發點來說，哥薩克這種有組織性的劫掠，與滿族成為中央之國統治者後，卻禁絕旗人從事農、商，同時通過木蘭圍場等形式維護其“馬上民族”屬性的做法，本質上是一樣的。
當各個哥薩克自治村社為周邊政權所收編，特別是後來被融入沙俄帝國框架後，從軍成為哥薩克保持自身特色的重要方式。半農半軍成為哥薩克群體的新特點。隻不過，對於哥薩克來說，在軍隊中收獲榮譽和戰利品，與向商旅收取“過路費”並沒有本質區別，都是他們樂於采用的。反之對於沙俄帝國來說，哥薩克的這種屬性，以及對草原生活的適應性，恰恰是其向亞洲擴張所需要的。直到以機槍為代表的自動化武器出現之前，傳統歐洲軍隊在草原上並沒有戰略優勢。
一個可供參考的案例，是發生在19 世紀末的祖魯戰爭。作為19 世紀強步兵方陣存在的英國步兵，曾經在1879 年伊散德爾瓦納戰役中，被祖魯王國軍隊全殲上千人。此前在歐洲人入侵黑非洲的3 個多世紀中，從未遭遇過如此重大的失敗。隻不過，在英國人開始使用剛剛引入的加特林機槍後，戰爭就演變成一場針對祖魯人的屠殺了。手搖式加特林機槍還不能算是一種自動武器，稍晚發明出來的馬克沁機槍，纔真正是傳統戰法的終結者（甚至終結了歐洲的火器時代）。
一戰是馬克沁機槍等自動化武器開始發揮巨大威力的時代。對於采用輕騎兵戰術的哥薩克騎兵來說，這也是他們走向沒落的開始。然而，在此之前，沙皇俄國能夠在歐亞大地獲得如此廣袤的土地，與哥薩克自然形成的特殊斯拉夫分支有著直接的關繫。對於哥薩克來說，的問題在於，當馬和戰刀失去價值之後，他們也同時失去了維繫自己漁獵屬性的途徑。從這點來說，二戰中那些列隊衝向坦克的哥薩克騎兵，更像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訴世人“我還能戰”。隻不過，一如遊牧者一樣，屬於他們的時代已經逝去。即使今天還有人或者群體希望繼承這個曾經代表榮耀的名字，世上也不會再有真正的哥薩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