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振忠
2019年9月27—28日，由安徽大學承辦的第三屆“徽州文書與中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合肥召開。此次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30篇（另有摘要及口頭報告4篇），其中有17篇直接以徽州文書為基本史料從事明清以來中國史的研究；此外，還有一些則涉及更為廣泛的地域和議題。

一、 徽州文書與區域社會研究

1984年10月，安徽休寧縣檔案館接收了一批重要的歷史檔案，計有4200餘冊。關於這批檔案的來歷及性質，以往學界雖稍有了解，但卻一直難知其詳。2017年10月，欒成顯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應邀參加了國家檔案局“休寧縣魚鱗圖冊檔案保護與開發”項目工作，他於當年10月至11月和翌年的3月至4月，花了3個多月的時間摘錄、拍攝。其後，又一一核實、校對這些魚鱗圖冊，並作了初步整理，進而確認休寧縣檔案館共藏明清魚鱗圖冊總計1168冊。在本次會議上，他根據自己的工作經驗，作了題為“休寧縣檔案館藏魚鱗圖冊編目考辨”的報告，對各冊所屬時間之判斷、都圖字號編排等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此外，他還在休寧檔案館藏魚鱗圖冊原編目的基礎上，列出一份《休寧魚鱗圖冊遺存簡表》。根據他的鋻定與確認，明清時期休寧縣的33都中，六都、三十都和三十二都的冊籍全佚，其他都圖的冊籍亦有程度不同的缺佚。但從總體上看，絕大部分都圖的魚鱗冊仍被保存下來。“長時段地詳細登錄土地流轉與產權變動等信息，是這批魚鱗冊突出的特點。休寧縣大批遺存的魚鱗冊，對魚鱗圖冊制度及其攢造史的研究不可或缺，並具有經濟與社會的多方面研究價值。”阿風（清華大學）《明末清初江南土地交易稅契制度的變化》一文，以徽州文書、蘇州文書為中心，細致探討了明代的南直隸與清初江南省土地稅契制度的演變過程，進而分析了清朝江南統治的確立過程。上述這些成果，是徽州土地文書整理與研究方面的基礎工作，具有頗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徽州文書研究中，對賦役制度的探討始終是涉及明清經濟史、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問題。誠如劉道勝（安徽師範大學）所指出的那樣：“由明至清，圖甲既是與貢賦體制密切相關的基層行政單位，也是鄉治體繫的結構性共同體。對明清裡（圖）甲相關問題的具體探討，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明清基層行政和基層治理之實態。”關於民間賦役問題，黃忠鑫（暨南大學）發表了《明代徽州民間賦役合同的形成》一文，在他看來，賦役合同是民間社會針對各種賦役事務自行訂立的一種契約文書，或以散件形式存在，或載於置產簿、謄契簿、合同簿以及家譜等簿冊之中，包含的賦役信息較為豐富，體現了基層賦役運行的實態。徽州文書群中留存了數百件明清賦役合同，其中一部分可與相關宗族文書、官府文書相呼應，具有較長時段上的連續性。為此，他在論文中分別討論了四個方面的問題，即： 洪武九年（1376）婺源清華賦役合同之辨偽，《竇山公家議》中的軍役協商，賦役改革與明代中期合同的新變化，以及裡役津貼合同的演變。他指出：&ldq代至明初，徽州民間社會已經通過訂立合同協商賦役，但都局限於家戶內部。隨著明代中葉裡甲運行與黃冊登記的脫離，超越家戶，以圖甲、宗族，記錄賦役運作方式相關條款的合同文書由此湧現。土地利益是保證戶役乃至裡甲組織運轉素，應用於承役人選、規避風險等方面。”

與黃忠鑫的研究相關，劉道勝、宋傑（安徽師範大學）提交的《照丁糧朋貼、置產立會與明清徽州圖甲職役的津貼》一文，則聚焦於明清時代繁重的裡（圖）甲職役使費如何籌措的問題，較為細致地梳理了明清圖甲職役津貼使費朋貼的主要途徑及其運作實態，他指出：“從遺存的徽州相關文書資料記載看，照丁糧朋貼、置產立會是職役使費籌措的主要方式。……明清時期，我國基層治理以及地方公共事務主要由民間自我承擔，而從裡甲到圖甲的嬗遞，實為基層社會釋放了巨大的實際運作空間。……圖甲體制下的賦役實際運作，集中體現為聚居宗族的實際應對。照丁糧朋貼、置產立會是徽州基層應對賦役的實踐，基於朋貼、置產、立會而形成的賦役性公產，為朋充、輪充、承攬、津貼等提供了保障，從而使得賦役負擔不斷在村族社區得以協調和分配。”除了土地關繫、賦役制度的研究，伊籐正彥（日本熊本大學）提交的《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所屬人戶娶妻的地域範圍》一文，利用安徽博物院收藏的黃冊底籍作了細致的探討，重點研究了二十七都五圖所屬人戶的婚姻圈，並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在徽州，主佃關繫或大小姓紛爭及賤民開豁是傳統時代的一個重要議題，迄今為止，仍有不少問題尚未釐清。例如，大姓在開豁小姓時，究竟是通過何種方式實現的？開豁之後，小姓又是如何生存、發展並融入徽州宗族社會的？這些重要問題，學界仍然所知甚少。為此，鄭小春（安徽師範大學）撰有《開豁為良與徽州小姓的家族建設——以祁門縣溪頭塢江姓為中心的考察》一文，較為細致地研究了徽州小姓之開豁以及開豁之後家族建設的實態，指出：“咸豐九年，祁門縣溪頭塢江姓通過一紙契約得到開豁放贖，與在城方姓脫離了自明代即已形成的主僕名分和經濟依附關繫。改賤從良之後，江姓開展了一繫列家族建設活動： 通過建祠堂、修族譜、選族長等組織化建構，實現了家族社會地位的華麗轉身；通過持續購置田地，為家族的生存發展準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通過協作生產、接受找價、租田取利等生產經營活動以及聯姻聯親、聯合辦會、教育子弟等社會文化活動，適應了地方社會生活。……這些活動都是圍繞著家族建設這一核心而展開的，促使江姓……終實現了由小姓之家到庶民家族的根本轉變，從而順利地融入徽州宗族社會。”江姓的改賤從良與家族建設實態，“為繫統考察清代徽州小姓的開豁以及開豁之後建構家族、發展經濟、適應社會的方式和途徑提供了典型案例”。此一論文，從一個側面彌補了徽州小姓家族史乃至徽州宗族研究之不足。

大田由紀夫（日本鹿兒島大學）《徽州文書遺存考——以〈率東程氏置產簿〉為中心》一文，圍繞著安徽博物院所藏《率東程氏置產簿》，作了頗為細致的研究，他指出： 從率東程氏土地買賣的趨勢可以看出，所購置的不動產中，田產等耕種地的比例雖然減少，但宅基地等不動產之買賣反而變得活躍，此一趨勢，反映了徽州一帶的普遍情況。在他看來，15世紀後半期以來，徽州的“不動產泡沫”造成土地資產價值的異常高騰，同時也導致劇烈的土地爭奪。在土地所有流動化、不穩定化之趨勢下，為了穩定地擁有價值極為昂貴的不動產，徽州人對籌措各種書證傾注了很大的努力，從而增強了“契約觀念”、重視赤契的意向。順著這個脈絡考察，在徽州，為了預備訴訟等糾紛，記載有關地權信息的各種書證（土地買契、家譜、置產簿、魚鱗圖冊和黃冊底籍等）的制作、保管備受重視，從而使得這些文書成為一種“遺產”，進而出現民間文書的長期遺存現像。15世紀後半期開始制作並傳承下來的《率東程氏置產簿》，可以看作體現“徽州文書”形成、遺存這一歷史現像的像征性事例。該文從區域經濟史的角度，闡釋了明代徽州文書巨量遺存的原因。由此看來，現有地域性文書之遺存，既有生產制作方面的背景，也與保存文書的環境密切相關。

關於訴訟問題，廖華生（江西師範大學）作了題為“試論明清婺源的訴訟文卷與地方社會”的口頭報告，探討了歷史建構和歷史記憶、訴訟文卷與社會輿論等問題。王燦（安徽醫科大學）《從互控文書看明清徽州健訟之風》則指出： 徽州官府通過嚴飭鄉約、規定狀紙的文本格式、規範訴訟程序、整治訴訟過程中的鑽營和官府內部之不良行為、推行和息合同等措施，治理健訟行為。而徽州宗族則利用族規家法，約束因葬地風水、宗族財產、主僕關繫、偽造土地房屋交易契約等引發的訴訟行為。丁修真（安徽師範大學）《身家何以清白：道光休寧縣王棟訴訟案的解讀》一文，利用新近出版的《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中披露的訴訟案卷，指出： 在科舉時代，盡管歷朝政府均對人纔選撥的資格有著明確規定，措施也日趨嚴密，但仍不時有人能夠通過各方營求，打通關節，在身家並不“清白”的情況下，廁身士林，冠帶榮身。論文聚焦於地方社會圍繞著“身家清白”這一概念所展開的纏鬥，具體分析了社會下層群體之上升策略、傳統國家治理的邏輯與困境。

此外，還有多位學者利用徽州文書，研究了頗為廣泛的社會史問題。例如，宋傑、劉道勝（安徽師範大學）探討了清代徽州鄉約與鄉村社會治理的相關問題。張小坡（安徽大學）以乾隆黟縣社倉虧空案為例，考察了明清徽州社倉的設置與運行困境。林濟（華南師範大學）提交了《徽州文書所見人生禮儀活動中的親屬與非親屬》的論文摘要並作了口頭報告，主要探討了人生禮儀活動中的情感分享與親屬非親屬關繫，婚姻家庭結構與人生禮儀活動中的親屬關繫，以及人生禮儀活動與宗族社會關繫的構造。與林濟類似，伍躍（日本大阪經濟法科大學）則提交了《徽州地區的捐納和訴訟——以〈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所收資料為中心》的摘要，並在口頭報告中指出： 捐納作為國家的一項政策，在運作階段離不開地方社會的響應。為此，他重點考察了捐納政策在地方社會的響應，以及報捐方式和與捐納有關的訴訟問題。另外，劉伯山（安徽大學）介紹了《黟北盧氏文書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王開隊、盧東（安徽大學）二人則提交了《衝擊—回應？數字人文與徽學研究》，嘗試探討數字時代“徽學”研究之發展前景。

二、 徽州文書與徽商及相關問題研究

在此次會議中，也有多篇文章是利用徽州文書從事徽商研究。例如，有關明代皇木采辦、徽州山林經濟和徽州木商的經營活動，學界一向頗為關注。範金民教授（南京大學）認為，專論明代徽州木商的論文極為少見，為此，他收集明人文集奏疏、實錄志書和相關文書，專文考察明代徽州木商的經營活動，所提交的《明代徽州木商經營活動述略》一文，對徽商在江浙贛、川貴湖廣地區的木植砍伐運銷和參與全國範圍的“皇木”采辦，以及徽州木商的內部競爭及與牙人、地方勢力之糾紛訴訟等，都作了頗為細致的勾勒。在此基礎上，他指出：“明代正德、嘉靖之際，明廷采木增加招商采辦一途，大批徽商應時而起，參與到皇木采辦的宏大工程中，顯示出雄厚的資本實力和行業優勢，說明在此之前的成、弘之際，同鹽商一樣，徽州木商也已在全國範圍的木業采伐運銷中取得優勢。徽州木商的地位和實力，也是徽州商幫形成的標志性反映。”

韓燕儀（中山大學）《以合同為中心的交易市場——基於清前期淮南場商和運商之間交易的討論》一文，通過對《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收錄的張振隆鹽店賣鹽合同等的考察，指出：“清前期淮南鹽區場商和運商之間的食鹽交易，是在專賣體制的約束下，通過簽訂合同進行期貨交易而形成的自由流通市場，而合同具有不完全性以及缺乏違約和解決爭議條款的特征，導致復雜交易關繫和交易糾紛的產生。雖然合同在交易糾紛中受到地方官員的尊重，但是糾紛解決仍然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由此總體形成傳統中國交易費用較為高昂的市場環境，終塑造出不同於西方的獨特市場屬性。”筆者所提交的《晚清徽商在皖西大別山區的貿易與糾紛——以〈照抄知單議約稟帖告示稿〉抄本為中心》一文，不僅展現了徽州藥商與長江中下遊茯苓貿易的具體狀況，還聚焦於黟縣徽商在皖西大別山區與當地土著挑夫之糾紛。由訴訟糾紛的漸次演進中，可見外地商幫、土著挑夫、在地士紳和地方官府之不同立場及其應對策略。此一以潛、皖二水流經地區為中心的衝突，在傳統時代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和普遍性。

此外，吳秉坤（黃山學院）《旅浙徽屬保商公會考述》一文，在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清末徽商在浙江省建立的同鄉組織——旅浙徽屬保商公會，認為該公會的定位為商會組織，維護旅浙徽商之權益，並能夠在新安江上征收釐捐，組織武裝巡船以保障旅外徽商的行旅安全。康健（安徽師範大學）《乾嘉時期運河地區的商業貿易——李泰遠抄本商編路程研究》一文，則介紹了成書於乾嘉時期的婺源商人李泰遠抄本商編路程。朱小陽（安徽師範大學）利用近代報刊資料，試圖勾勒旅滬徽館業之興衰。張緒（安徽大學）聚焦於《清康熙中期旅漢口謝氏徽商文書》，考察了清代徽商與漢口乃至長江中下遊地區城鎮商業發展的密切關繫。梁諸英（安慶師範大學）撰文探討了徽商老字號工匠精神及其當代價值。梁仁志（安徽師範大學）提交了《概念·理論·方法： 明清商人社會地位與士商關繫新論》的論文摘要並作了口頭報告，指出： 利用新方法，對相關概念加以重新解讀，進而提出新的理論，當是今後明清商人社會地位與士商關繫問題再研究的基本路徑。

三、 徽州文獻及其他歷史問題的研究

除了文書研究之外，對其他傳世徽州文獻的研究也同樣重要。如米蓋拉（Michela Bussotti，法國遠東學院）《領譜單與徽州族譜數量信息的幾個問題》，根據法國遠東學院與國家圖書館合作的族譜數據庫，從書籍史的角度，討論了中國傳統刊刻、印刷費用等問題。章毅（上海交通大學）以婺源汪叡為例，對明初師儒的政治認同及其地方性轉向作了細致的探討，指出：“晚明以降的諸多官私史籍，常將汪叡視為開國時期重要的循良師儒，而卻忽略了他對於洪武朝廷所秉持的疏離態度。”“汪叡早在壯年即定下‘貞心自持’的心志，歸鄉後轉而致力於地方事務的經營，從廟堂到鄉裡的轉向，纔使其終達到了‘出處’之間的平衡。”王浩（安徽大學）《明前期新安衛建置沿革考》一文，細致勾勒了明代前期徽州地區的軍政機構，從建置沿革的角度，展示了王朝力量在一個區域確立統治的過程。劉猛（安徽大學）提交的《傳統與現代： 民國〈歙縣志〉纂修研究》，專門探討了民國時期歙縣的修志實踐及其歷史意義。孟義昭（安徽大學）《烏聊山與徽州地域社會——以人文景觀為中心》一文，則分析了徽州人文景觀與地域社會的關繫，指出：“地域景觀表述體繫的變化，不僅反映出徽州本土文人在品賞山水景觀中話語權的增強，也是徽州地域認同的生動體現。”祝虻（安徽師範大學）《居鄉論執政》一文，探討了退職鄉居時的汪道昆對於地方官府治理的討論。劉芳正（黃山學院）撰寫的《戰火中的教育》，則考察了抗戰時期徽州的地方教育。

除了徽州研究外，此次會議還有一些相關的其他研究。袁為鵬、黃英偉（中國社會科學院）《抗戰時期一位企業經理人員的經濟與社會生活透視： 董士賬本（1936—1942）的證據》，探討了抗日戰爭時期工作或生活在安徽宿縣及江蘇常州一帶的企業管理者所記錄的日常收支賬本，通過聚焦於民間日常經濟與社會生活，指出： 中國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並非不可兼容。朱玫（中山大學）《朝鮮後期戶籍大帳的職役登記——以17世紀丹城縣戶籍大帳為主》一文，雖然是在朝鮮史的脈絡裡從事戶籍相關研究，但對於徽州文書研究，具有他山之玉的參照價值。夏維中（南京大學）、陳波（南京財經大學）以來江南宗族與祠廟關繫的長時段考察——以宜興葉塘陳氏和善權寺為中心（初稿）》，在全面以來宜興祠廟興衰的基礎上，對宜興葉塘陳氏和善權寺之間的寺廟立祠關繫加以長時段考察，並以清康熙善權寺大案為重點，探討了宗族與祠廟博弈的過程及其各自依據，分析宜興祠廟在清代基本終結的原因。此一區域個案，對於進一步深化社會文化史的研究，也頗具學術意義。

餘論

在此次會議上，一些論文發掘了新史料，也提出了新的問題。例如，近年來出版的《徽州文書》和《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受到與會學者的關注。徽州是宗族社會，有關強宗巨族的研究歷來較多，但對於棚民、小姓與地方社會的關繫，現有的成果仍然相當有限。鄭小春聚焦的溪頭塢江姓文書，是考察清代徽州小姓開豁為良的珍貴史料。不過，此一案例在徽州是否具有代表性，仍然需要發掘更多的民間文獻加以進一步探討。此外，康健利用的李泰遠抄本商編路程，是以往未曾讀到的新資料，相當珍貴，不過因該抄本後半部多與漕運有關，顯然需要更為細致地解讀，以限度地闡釋該書的學術價值。還有一些問題則引起了與會學者的討論。例如，範金民教授對傅衣凌先生的看法有所修正，認為“明代徽州木商，……主要來自祁門、休寧，而不是婺源，徽州木商以婺源人為主體，恐怕是清代的事”。對此，也有學者指出： 早在宋代，婺源的木商就已開始活躍，婺源的五通神信仰，即與木商的活動密切相關。因此，婺源木商的經營歷史源遠流長。另外，清代清水江貿易中的徽州木商，也多來自婺源。因此，婺源木商如何逐漸成為徽州木商之中堅，這樣的變化過程，仍然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近年來，有關民間文獻的研究方法，頗為一些學者關注和談論。或許，不同地域的民間文獻紛繁多樣，研究方法亦不盡相同。但從此次會議的情況來看，對於徽州文書的解讀，首先應是對文字的識讀，其次是要解釋清楚所涉文書的制度、風俗與文化，盡可能熟悉徽州的整體史料環境，明了所見文獻在徽州史料坐標體繫上的位置，在此基礎上，纔談得上更為宏觀的分析與闡發。

近數十年來，國內各地民間文獻大批發現，但同質化的資料（尤其是買田賣地的土地契約）仍然占絕大多數，就史料之多樣性、內容的豐富性而言，徽州文書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現在有學者頗為在意文書之真偽，有的還想當然地以為，由於徽州文書有不少是從市場上輾轉而來，造假情況嚴重。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因為至少在徽州，抄本、稿本絕無作偽的可能，沒有人有本事憑空造出一部內容完全沒有破綻的文本。至於普通契約之贗品，當然存在，但絕不像有的人所說的那麼嚴重。退一步說，即使是假的，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研究價值。黃忠鑫在論文中就指出： 婺源《清華東園胡氏昧賢總譜》中收錄了大批訴訟案卷，其中有一份《一圖津貼二圖約迎接辦公合墨（稟案批附）》之合同，宣稱是洪武九年（1376）所訂立，這是迄今所見的明初賦役合同，但其中疑點頗多。根據他的綜合分析，無論從圖甲和用銀等細節推斷，還是結合賦役制度的背景，這份所謂洪武九年合同當屬明清之際的偽造品，隻是其在清初成功地成為地方家族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已，不能視作明初合同的抄件。此一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傳世的族譜中，造假的資料亦不罕見。而這，端賴於學者的眼光與辨識能力，也有賴於學者辯證地認識文書之真偽並從中發現各類現像的學術價值所在。

由此看來，文書之真偽，並不構成困擾專業研究者的大問題，因為辨偽求真本來就是歷史學者的基本功之一。我以為，對徽州文書的識讀與解讀，更重要的是應加強對制度史的探索，以便盡可能地解釋清楚文本涉及的所有問題，將民間文獻放在整體史料環境與區域社會史的脈絡中加以考察，這纔是我們真正需要重視的重要問題。

注：
在本文集定稿的過程中，經征詢與會者的意見，米蓋拉、朱小陽、夏維中與陳波、廖華生、朱玫、袁為鵬、梁諸英、丁修真、王燦、劉芳正、張小坡、劉猛等諸位先生的論文因故未加收錄，而阿風、黃忠鑫、康健、王開隊、韓燕儀和伊籐正彥則替換以新的論文。其中，阿風以徽州文書為中心，分析了明末清初田宅交易稅契制度的演變，指出：“通過現存徽州文書中保存下來的田宅交易稅契憑證的考察，可以看出清承明制與清朝稅契制度創新的過程，並了解明清兩朝稅契財政理念的異同。”黃忠鑫在《明清之際徽州清丈人役的承充、組織與田土處置》一文中指出： 明清之際徽州清丈人役之僉選依托圖甲，具有多層的承充結構，每一差役名目背後的實際承擔人員眾多；從民間社會角度評估，清丈活動對於地方經濟社會有著多方面的影響。王雲雲（安徽醫科大學）、康健（安徽師範大學）《晚清徽州鄉村社會的經濟生活圖景——以〈局董日記〉為中心的考察》一文，首先對《局董日記》及其作者作了考證，在此基礎上，勾勒出晚清徽州鄉村社會實態和紛繁復雜的經濟生活圖景。盧東、王開隊《“並力作於山”： 生存空間拓展、水資源利用與清前中期屯溪村落的空間分布演變（1693—1823）》一文指出： 隨著清前中期社會經濟和人地關繫的發展、變化，以農業耕作為表征的地域開發更趨深化，而生存空間的拓展則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鄉村聚落體繫的空間分布變化。韓燕儀（中山大學）《清代鹽價制定中的政商關繫——基於雍正初年湖廣鹽務風波和官員受賄案的考察》指出： 兩淮鹽商通過官商之間的金錢、人際關繫，對兩次朝廷定價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反映了清代鹽價之制定呈現出結合市場和行政等多種力量共同運作的機制，而政商關繫在湖廣鹽價制定中具有突出意義。在此次提交的論文中，伊籐正彥再次聚焦於徽州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他利用萬歷黃冊底籍，細致入微地探討了土地買賣的頻度與土地所有之變更，指出：“頻繁的土地買賣使明代裡甲制度處於高度流動的狀態中，從而形成了支撐裡甲制度的以自耕農為中心的‘小農自立’型階層構造。”此一構造與日本有著本質的不同，“賦役黃冊是國家為征調賦役而制成的基本冊籍，將各戶的土地買賣情況一筆筆登記在冊，其本身就反映了與日本封建社會完全不同的中國特有的社會組織原理”。此外，收入本集的王浩論文與先前參會的標題稍有修改，但主體內容並沒有很大的改動，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