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安源巡視指導工作的干部

（以來安源時間先後為序）

（1893—1976），字潤之，筆名子任，湖南湘潭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創者，中國共產黨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思想的主要創立者，領導中國人民獲得獨立和解放並探索獨特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代偉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參加起義的新軍。1914年入湖南師範學校學習。1918年6月，和蔡和森等組織革命團體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前後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11月，到萍鄉進行社會考察，並在湖南創建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次全國代表大會。10月10日，創建中共湖南支部（後更名為中共湘區委員會），任書記。同年秋、鼕，兩次到安源考察路礦情形，為開展工人運動做準備。隨後，派李立三、劉少奇來安源工作。1922年9月初，在安源召開黨支部會議，決定立即組織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京漢鐵路二七慘案後，為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制定“彎弓待發”的策略。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後被選為中央局成員，任中央局秘書，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國共兩黨次合作期間，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曾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政治周報》，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5年鼕至1927年春，先後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鬥爭的重要性，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思想。次國共合作破裂後，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他提出“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並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9月初，以中共中央特派員、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名義，在安源張家灣召開部署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軍事會議，組建工農革命軍軍師，確定暴動日期和起義進軍路線。會後，到湘贛邊界發動和領導秋收起義。起義失利後，率起義餘部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同朱德等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朱德任軍長。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武裝鬥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終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他總結共產黨發展農村武裝鬥爭的經驗，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1930年5月，他寫下《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同年8月紅軍一方面軍成立，他任總政治委員。9月下旬，和朱德率紅一方面軍到安源擴軍籌款，吸收1000多名安源工人參加紅軍。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他當選為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從1930年底起，他同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領導集團進入中共革命根據地以後，將排斥於黨和紅軍的領導集體之外。他們執行錯誤的戰略和政策，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1934年10月，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長征途中的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召開的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確立了以為主要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隨後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粉碎了國民黨的圍追堵截，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長征勝利結束。12月，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2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年12月，同周恩來等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這成為由內戰到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時局轉換的樞紐。1936年12月，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7年夏，寫出《實踐論》和《矛盾論》。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以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努力發動群眾，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在華北山區、河北平原和蘇北平原建立了很多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他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為全黨所擁護。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發表的《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成為指導抗日戰爭、共產黨員自身建設、中國革命的重要著作。1942年，他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為奪取抗日戰爭和全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1943年，他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生產運動，度過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同年3月，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書記處書記。1945年，主持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戰略。思想在這次大會上被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他從七屆一中全會起至1976年逝世，一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抗日戰爭勝利後，他針對蔣介石企圖消滅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現實，提出“針鋒相對”的鬥爭方針。1945年8月，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表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國內和平的願望。1946年夏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制定了積極防御的方針，領導人民軍隊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為粉碎蔣介石的“重點進攻”，他同周恩來、任弼時轉戰陝北，同時指揮西北戰場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使人民軍隊日益發展壯大，在戰場上不斷取得勝利。1947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在以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和1949年4月渡長江以後的作戰，推翻了國民黨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並作重要報告，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的各項基本政策，號召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6月30日，他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闡明了人民共和國的政權性質及其對內對外的基本政策。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他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總任務。同年10月，鋻於美國軍隊攻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威脅中國東北部的形勢，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進行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至1952年，在他的領導下，進行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開展了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1953年，中共中央按照他的建議，制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有繫統地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次會議通過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主席。1956年4月，發表《論十大關繫》的講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接著，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57年2月，他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提出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 1958年，和中共中央在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由於缺乏經驗而發動了“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中國經濟建設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出現比例失衡和盲目冒進問題，走了一段曲折道路。從1960年鼕到1965年，在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初步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使國民經濟得到比較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在這期間，他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繫列措施，初步糾正了農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錯誤。在國際國內各種因素影響下，他和中共中央對國內外政治狀況估計失當，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1963年至1965年，他和中共中央發動了農村和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他領導中共同蘇共領導人奉行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干涉、控制中國的企圖進行了堅決鬥爭。1966年，由於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錯誤估計，他和中共中央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延續十年之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不讓江青、張春橋等奪取領導權的野心得逞。他提出指導國民經濟搞上去，抓革命、促生產，使中國經濟建設在動亂中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績。在對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和中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並且開始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面，為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晚年雖然犯了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建設和發展的功績遠大於他的過失。他作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華民族的偉大英雄，仍然受到中國人民的崇敬。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對的全部革命活動和革命思想作出科學全面的評價。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選集》（1—4卷）和《文集》（1—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