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因特虎往事：一切與深圳有關  1
第 1 章深圳不是一天建成的  9
第 2 章蛇口改革：4 分錢的事  25
第 3 章深南大道，為什麼越走越寬？  41
第 4 章二線關外的“世界工廠”  55
第 5 章土地拍賣“槌”  71
第 6 章中國電子街  85
第 7 章華為的“人黃金”  101
第 8 章騰訊的“秘密花園”  117
第 9 章大疆：未來已來  133
第 10 章深商豹變 40 年  147
第 11 章大家樂，纔是真的樂  165
第 12 章“大芬麗莎”的微笑  179
第 13 章為文人造個海  193
第 14 章讀書是高貴的  207
第 15 章深圳，與世界沒有距離  225
第 16 章因特虎深圳札記：文學意像裡的深圳  241
第 17 章因特虎深圳札記：深圳人：融合嶺南三大民繫  257
第 18 章因特虎深圳札記：深圳學派如何煉成？  275
第 19 章因特虎深圳札記：深圳紳士、淑女及其他  281
第 20 章因特虎深圳札記：東海岸的深圳想像  289
附 錄 一深圳的“蒙特卡洛”往事  294
附 錄 二深圳：北方文化的南方“飛地”  297
參考文獻  300
後 記

學問深圳別有徑
（本文作者王京生，現為國務院參事）

40 年來，深圳積澱了一批文化研究成果，在當今中國產生了廣泛影響。其中，
於深圳特區成立 30 周年之際誕生的《深圳十大觀念》，來自民間，風行天下，被譽
為總結梳理深圳改革開放 30 年歷程的“精神史”和“心靈史”，銘刻著深圳人乃至
全國人民在改革開放征程中的集體記憶。“深圳觀念”與“深圳速度”成為兩個以
我們這個城市冠名的時代產物。2019 年、2020 年，分別是深圳建市 40 周年、深圳
經濟特區成立 40 周年，各種歷史回顧和學術總結層出不窮，這是深圳精神升華的
新機緣，也是深派學問長進的新機緣。老亨的《深圳傳》，是這種機緣的見證，並
給人別開生面的感覺。
“腐儒心事呼天問，大地山河跨海來。”17 世紀初葉遼闊的北美大陸隻有幾處零散的居民點和稀疏的人口，但開拓新大陸的生活現實逐步把三大人種的居民聯繫起來，並使他們的文化發生接觸、衝突乃至融合。久而久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美國民族文化。隻有 40 多年歷史的深圳也是這樣。深圳曾經是文化邊緣之地，但改革開放催生的新的觀念和文化首先在這裡找到了立足點和生長的機會，並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風格。深圳因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各種思想觀點、文化思潮在這裡相互踫撞、充分交融，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建設的奇跡，也生成了中華文化的新經驗，孕育了中華文明的新可能。
人是文化的基本載體，隻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動的人群是流動文化的承載者。人的流動正如物的流動一樣，越頻繁，規模越大，一個地區就越有活力。1978 年 12 月 18 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正式拉開。歷史總是充滿了巧合，就在這一天，深圳家外向型“三來一補”加工企業上屋怡高電業廠簽下深圳市“001 號”辦廠協議。自此開始，不到 10 年時間，數以百萬計的外來務工者雲集深圳，深圳因此成為產業大城。待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特別是 1992 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後，越來越多的懷著不同初衷但都有一個夢想的勞動者選擇來深圳。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異軍突起，深圳城市品位有了質的提升，一個人口上千萬的科技文化大城初具規模。
老亨他們就是 1997 年大學畢業之後來到深圳的，但是他們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職業學者。無論是公務員，還是企業白領，他們都有自己賴以謀生的本職工作，隻是在工作之餘，或者說是為了長遠的生計，他們開始關注深圳，研究深圳，成為深圳學派的另一股力量。他們往往是從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出發來研究深圳。因此，在他們看來，深圳學派屬於“問題型”學派。他們認為，集合全人類的智慧來創造性地解決當下及未來深圳生存與發展中面臨的問題，纔是深圳學派的初衷。搞活經濟，振興工商，遂興商學、經濟學；改善公共治理，建設城市社區，就需要新的政治學、社會學；“大運會”要向全世界介紹深圳，證明“深圳與世界沒有距離”，那就需要對深圳作一個全球視野下的觀照，並且作一個適合全球語境的詮釋。
因此，他們認為深圳學派不是源於“閑適”，而是源於“焦慮”，不是因為有“閑暇”，而是因為有“隱憂”。遠慮近憂，成就深圳學問。深圳學派“排憂解難”的深度、廣度、普度，彰顯其自身的學術價值。務實地求解問題的思維方式，在這本《深圳傳》中有充分的體現。從 4 分錢的獎金，到錎銖必較的工繳費，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土地使用費、開發建設費、房屋預售款，到不斷變化的科技公司中無形資產的股權比例，老亨用掰指頭算賬的方式，
論述了蛇口的改革開放炮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三來一補”加工經濟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高新技術產業在深圳崛起的可行性，以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內在邏輯性。  老亨他們提出的“深商”概念，迅速獲得深圳商界和社會各界認可，看來確實是下了一番研究功夫的。這本《深圳傳》，可以說是一本“深商傳”。當然，《深圳傳》也以較多的篇幅講述了深圳文化，手法還是一以貫之的：力求發掘深圳文化繁榮背後的硬道理。譬如，深圳年輕人為什麼喜歡“大家樂”？“大家樂”文化為什麼會在深圳興盛？大芬油畫背後的商業邏輯是什麼？商業與藝術的互動關繫到底是怎樣的？即便對於“深圳讀書月”這樣的主流文化活動，老亨的論述也力求均衡，既闡述官方主張，也發出民間聲音。追求合理性，但不回避不同觀點，這樣的學問態度貫穿全書始終。
老亨他們也在探索深派學問的新形式。他們認為，深圳不可能回到說唱藝術時
代，不可能回到印刷媒體時代，不可能回到單向的（通常總是自上而下的）大眾傳播時代。深圳扁平型的社會族群結構正好照應了扁平型的信息互聯互通時代，深圳人文賴以生長的得天獨厚的技術基礎正是互聯互通技術。這樣的技術平臺，可以激發無窮的創意和靈感，可以集成無數的思想與見解，可以遴選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足以深刻改變我們生活方式與生存狀態的意見和意見領袖。
錢鐘書先生說過，“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這自是學問之一種；書院、大學、圖書館、博物館，又是一種；報紙、雜志、圖書、廣播、電影、電視，是又一種；BBS 論壇、博客、短信、微信、電子郵件，也是一種。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深派學問不必泥古，不必食古，不必太自慚於古北京的翰墨，不必太沉溺於舊上海的音影，而應將互聯網時代的便利用足、用好，方便學者，方便問者，方便用者。老亨他們在 20 年前就有意借助互聯網平臺做學問，確實有一定的超前性。
與傳統學院派的敘述方式不同，老亨的這本《深圳傳》采取以點代線、以點代面的方式來講述深圳故事，互聯網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很突出：縱橫捭闔，通俗易懂，符合普通人的閱讀習慣。不足之處也很明顯：不符合正規史傳的學術標準，難免顧此失彼，以偏概全。40 年的深圳故事如恆河之沙，若想淘出全部真金也不可能，而且這也需要長年累月的努力。

華為的“人黃金”

2002 年，“深圳被誰拋棄”的話題被討論得熱火朝天，支撐“拋棄論”的重要論據是：平安、招商、華為、中興等深圳企業的四大金剛將要拋棄深圳，將企業總部搬到上海。平安保險、招商銀行是招商繫企業，是蛇口基因下的蛋；華為、中興則是深圳新興的明星企業，中興是混合制所有制改革的典範，華為更是民營企業的樣板。許多年來，在跟北京、上海、廣州的城市口水仗中，華為是深圳後一張底牌。華為是深圳新興商業力量的代表，華為是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代表，華為是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標杆。
華為何其有幸！
華為為什麼總是如此幸運？
華為做對了什麼，以至於華為總是贏？

逼上創業路
據說，任正非是因為女兒的一句話纔南下深圳的，他要給兒子和女兒選擇一個不“荒涼”的家，但是深圳卻給初來乍到的任正非好一頓“殺威棒”。剛來深圳時，任正非曾在深圳國有企業南油集團打工，他像在軍隊給上級首長寫請戰書一樣給南油老總寫“軍令狀”，要求將其旗下的一個公司交給自己打理，結果當然是石沉大海。後來，任正非做電子產品生意時被人騙了 10，其商業經驗之不足，由此可見一斑。事實上，任正非確實不是一個“好”的打工仔，也確實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精明生意人。任正非自己也承認，他是因為在深圳無處就
業纔不得不創辦華為公司的。
任正非在他那篇傳播甚廣的文章《我的父親母親》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和被迫創業的過程。任正非祖籍浙江浦江，爺爺是個做金華火腿的大師傅。父親任摩遜在北京讀過幾年大學，是個主張抗日救國的熱血青年。後來在一個老鄉當廠長的軍工廠裡做會計，隨工廠從廣州遷到廣西融水，又從融水遷到貴州桐梓。新中國成立後，父親、母親一直從事教育工作。父親任摩遜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曾做過專科學校的校長，母親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這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政治地位低，經濟條件甚至不如鄉下的農戶。
任正非兄妹 7 個，加上父母共 9 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收入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兒女都要讀書，開支更大，每個學期每人交 2的學費，到交費時，母親每次都發愁。與勉強可以用工資來解決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任家的困難就更大。任正非經常看到母親月底就到處向人借 3錢度饑荒，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能借到。直到高中畢業，任正非都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任正非很熱的天還穿著厚厚的外衣，說讓他向母親要一件襯衣，但是任正非不敢，因為他知道做不到。任正非上大學時，母親一次送他兩件襯衣，任正非真想哭，因為他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
任正非家當時是兩三個人合用一條被，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面鋪的是稻草。上大學任正非要拿走一床被子，家裡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制，少的一年，每人隻發 0.5 米布票。沒有被單怎麼辦？母親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干淨，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伴任正非度過了 5 年的大學生活。
任正非清晰地記得，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復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著喫。後衝刺的 3 個月，母親經常在早上塞給任正非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他安心復習功課。任正非說，他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
全家除了任正非讀了三年大學，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沒讀完。
“文化大革命”中，無論任正非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他無緣。在任正非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湧現，而唯獨任正非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粉碎“四人幫”以後，任正非的生活翻了個個兒，由於他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那時的時代需要，突然被評為“標兵、功臣……”，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式地壓過來。
1978 年 3 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6000 人的代表中，僅有 150 多人在 35歲以下，任正非 33 歲，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無黨派人士。
1983 年，中國百萬大裁軍，任正非所屬的基建工程兵整個兵種全部被裁掉。基建工程兵哪裡有項目安排就轉往哪裡，流動性很強。任正非的長女和兒子的童年，一度是漂泊不定的。基建項目所在地，往往都非常落後、荒涼。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任正非所在的基建部隊駐在四川綿陽。當時的綿陽，教育條件很落後，軍官子女都沒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每年高考基本上都是“剃光頭”（考不上大學），好的兩個孩子也隻是考上了大專。就是在復員轉業的這個關鍵時刻，有一天，12 歲的女兒孟晚舟對任正非說：“爸爸，將來我要考不起大學，你要為我的前程負責。”
一句話，擊中了當爹的心坎。
2013 年，華為資深顧問陳培根早向外披露，任正非本人曾在辦公室裡親口對他說，當時對於是否離開部隊，任正非不是沒有猶豫過。陳培根也認為，出席過全國科學大會、已是技術副團級的任正非，如果不轉業，在部隊裡也會大有奔頭。
正因為如此，早兩年妻子就南下深圳，任正非卻一直留在部隊。女兒的一句話，讓任正非不再猶豫。為了兒女的前程，他決定轉業復員，離開部隊，南下深圳與妻子會合，展開了另一番艱辛的打拼。
任正非轉入地方後，不適應商品經濟，也無駕馭它的能力。一開始，任正非在一個電子公司當經理，被人欺騙，栽了跟鬥。後來，山窮水盡，無處就業，纔被迫創建華為。這時，任正非的婚姻破裂，自己與父母、姪子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裡，在陽臺上做飯。當時廣東賣魚蝦，魚蝦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們專門買死魚、死蝦喫，說這比內地還新鮮呢！他們挑晚上出去買菜與西瓜，因為賣不掉的菜便宜一些。一個 43 歲的離異男人，在這樣的絕境中，除了選擇自己創業，他還能有什麼其他選擇呢？

任正非選對了地方
“不稱職”的打工仔不得已選擇了自己創業，而一旦做了老板，任正非的品質與個性就開始產生魅力。任正非花了兩年時間將被騙的百萬巨款追了回來，這一件小事就注定：他這一生要麼碌碌無為，要麼卓越絕倫。他要麼是秀、成功的商人，要麼連一個平庸的商人也做不成。他的兄弟姐妹多，家庭負擔重，父親出身又不好，高中三年的理想隻是喫一個白面饅頭。考上大學後，他按照父親的囑咐啃書本、鑽技術，並且憑著過硬的本領獲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參加 1978 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並在 1982 年被選舉為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艱苦的生活環境、崎嶇的心路歷程造就了任正非別樣的性格和人格。
白手起家的中國民間企業面臨的環境之險惡，非外人所能理解，沒有一點蠻勁、狠勁、野性、狼性，不可能在缺資金、缺技術、缺人纔、缺市場準入資格的艱難困苦之中殺出一條血路。
選擇在深圳創業，任正非選對了地方，趕上了好時機。
1988 年春天，一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辭掉了副廳級的官職，走過深圳，去了香港闖世界，創辦了一家名叫“創維”的公司。那個春天的早晨，黃宏生一身新裝，默默整理完辦公室的東西後，從書包裡掏出一張打印好的辭職報告放在總經理的辦公桌上。在人們驚詫而沉默的目光中，他走出了服務 6 年的進出口公司。淚水不自覺地掉下來了，他知道自己即將邁入的世界，是夢想中的天堂，也是現實中的地獄，他將要在夢想和現實之間奮力拼殺。
黃宏生之所以到香港下海，是因為他清楚在國內辦民營企業是非常困難的。到香港去，披上“外商”的行頭，就好得多。多少年中，創維都自稱“外商投資企業”，直到 2000 年之後，創維纔恢復民營企業的真面目。
就在黃宏生出走香港的前一年，1987 年 2 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頒布了《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按照文件規定，民間科技企業可獨立行使經營管理權，享有其他類型企業的同等權利，其經濟活動受政府的管轄和保護。民間科技企業按集體企業納稅，在發展初期可向稅務部門申請減免 1 至 3 年所得稅。民間科技企業可以從國家銀行獲得抵押貸款、擔保貸款或信用貸款。深圳的民間科技企業的門檻很低，股東在 2 名以上，注冊資本隻需要 人民幣。正是這個《暫行規定》給了任正非一條出路，他不必像廣州黃宏生那樣出走到香港，也不至於像 1988 年創辦用友軟件的王文京那樣隻能在北京中關村當個“個體工商戶”，任正非在深圳就可以直接創辦自己的民間科技企業。
任正非東挪西借了 2.，開始籌備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1987 年 9 月，華為“民間科技企業”的身份正式獲工商局核準，注冊資本 2.，任正非等 6人平均持有 1/6 的股份，共有員工 14 人。華為的初創地點在深圳南山區南油工業區的一棟七層樓工業廠房，有 10 餘間房，那裡既是辦公室，又是倉庫，員工白天工作，晚上就住在倉庫裡，倉庫裡堆放著各種各樣的從香港進來的交換機配件。1988 年，華為正式營業，主要業務是代理進口香港康力公司的 HAX 交換機。
那時，中國開始對程控交換機有巨大的需求，但是中國的電信市場不相信華為，銀行也不支持華為，華為貨款回收慢、產品研發投入巨大，企業現金流存在嚴重問題。為了獲得周轉資金，華為經常向員工借貸、向親朋好友借貸，甚至向大企業借高利貸，年利率高達 20%，即民間俗稱的“滾刀肉”。為了緩解華為的燃眉之急，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厲有為親自出面，說服銀行給華為貸款。在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華為得不到銀行貸款的局面逐步改善。
在談到深圳為什麼要給民間科技企業發準生證，為什麼要扶持華為這樣的民間科技企業發展時，時任深圳市副市長的朱悅寧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文件的制定基於兩個出發點：一是深圳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必須要有技術人纔的社會積累；二是不能過高寄希望於當時尚未進行體制改革的國有企業，必須化的靈活的所有制模式。1 在這篇文章裡，朱悅寧提到了華為：創辦兩年後，華為銷售額達到600，政府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找到辦公室說，讓南油（國有企業）介入吧，搞得太大了。朱悅寧說：你們怎麼和我們想的不一樣？我們怕搞不大，你們怕搞大。
近年來，任正非在媒體上有了較多的亮相。他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深圳的一條成功經驗，就是政府能夠堅持市場化原則，不干預企業的經營。在民間的表述裡，這一經驗被形像地總結為：“官不擾民，民不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