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君臣遇合
自古為難

劉基的悲劇

宋濂：“布衣天子”的“草萊侍從”

李善長： 慘遭滅門的丞相

批鱗逆諫 直言賈禍

“讀書種子”方孝孺

“叩馬首迎附”的解縉

“卑視一世”的李夢陽

“性度高邁”的康海

玩世自放 受棄於世

“江南風流纔子”唐伯虎

“玩世自放”的祝枝山

胡宗憲的幕僚徐文長

名教叛逆 味道而死

王守仁：“事功學術每敗於宵人”

“聚徒講學，擾害地方”： 何心隱之死

“異端之尤”李贄

朋黨之爭 異類遭剪

“桃花源人”顧憲成

“原無生死”： 高攀龍自沉

黨爭漩渦中的鄭振先、鄭鄤父子

錢謙益： 文人從政的悲劇

晚明文社 文人干政

“分主五經文學之選”的 應社

“絕學有再興之幾”的幾社

“興復古學，務為有用”的復社

附錄

瀋萬三事跡考辨

《致身錄》與《從亡隨筆》是偽書麼？

袁宏道的《徐文長傳》寫道：“文長自負纔略，好奇計，談兵多中，凡公（指胡宗憲）所以餌王（直）、徐（海）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尹守衡《明史竊》說：“渭亦有纔略，善談兵。海寇引倭寇深入，渭從宗憲出觀海，窺賊壘，因上書曰……宗憲親履戎行，捐巨萬金行間，竟殲群寇，從渭畫也。”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也說：“文長知兵，好奇計，少保（胡宗憲）餌王（直）、徐（海）諸虜，用間鉤致，皆與密議。”

除掉王直、徐海，是胡宗憲引以為自傲的事功，其間充滿著陰謀詭計。胡宗憲利用同鄉關繫，招安從事海上走私貿易的徽商王直，把他的母親從金華監獄釋放，派人前往日本遊說。王直企盼朝廷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廣東事例“通關納稅”，使走私貿易合法化，決意歸順。胡宗憲又派人拿著王直養子王滶的書信，誘降徐海，徐海以為王直已經歸順，自己也想“內附”。孰料，胡宗憲策動徐海和同伙陳東內訌，然後乘其不備，發兵圍困，迫使徐海投水而死。王直投降後，胡宗憲拋棄先前的承諾，把他斬首於杭州官巷口鬧市。這就是“餌王、徐諸虜，用間鉤致”的大致情況，徐渭從頭至尾參與了“密議”。後來胡宗憲瘐死獄中，徐渭以為是“用吾言而死”，其實不然。

嘉靖四十一年，監察官員陸鳳儀彈劾胡宗憲十大罪狀，皇帝下旨罷去四省總督之職，把他逮捕到北京。但突然出爾反爾，又下達聖旨說： 胡宗憲並非嚴嵩一黨，從擔任御史至今，所有官職都是朕親自提升的，“今卻加罪，後來誰與我任事？”結果是無罪釋放，回家“閑住”。到了皇帝的“萬壽節”，在家閑住的胡宗憲向皇帝進獻“秘術”（房中術）十四種，龍顏大悅，想再度起用他。嘉靖四十四年，嚴世蕃及其黨羽羅龍文被處死刑，御史查抄羅龍文家產，查獲胡宗憲寫給羅龍文的密信，內容是他遭到彈劾時，竟然忘乎所以地自己草擬“聖旨”，請羅龍文轉交嚴世蕃，作為內閣“票擬”發出。新任內閣首輔徐階指示言官彈劾他“不法蔽辜”。胡宗憲再次被捕，自知難逃一死，在監獄中服藥自殺。

胡宗憲的死，對徐渭震動極大，他擔心受到牽連，神經錯亂而發狂，做出異乎尋常的舉動。陶望齡《山人徐渭傳》說：“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猜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他是真心想死，正如他自己所說：“私念生平國士，我無過胡公，公用吾言而死，吾當以死報公地下。”那一年，他四十五歲，決意自殺，為自己寫了《墓志銘》，談到自我了斷的緣由：
人謂： 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眾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疏縱，不為儒縛。一涉義所否，干恥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眾所周知，幕僚與長官之間是一種工作關繫，甚至是雇傭關繫，幕僚沒有必要為長官殉死。胡宗憲瘐死獄中，徐渭的反應為什麼如此劇烈，竟然發狂，用巨錐刺耳，擊碎腎囊，殺死妻子。為何如此反常？對於“公用吾言而死”，耿耿於懷，極其內疚，又是為什麼？其中的內幕已不可知，後人隻能推測。可能的解釋，胡宗憲寫給羅龍文的密信，是由他起草的。由於此類文稿極為機密，不可能在他的文集中留下痕跡，隻是推論而已。

因為殺死“後婦”（第二任妻子），被捕入獄，他四十六歲至五十二歲年年）是在監獄中度過的，這從他自己撰寫的年譜（《畸譜》）得到印證。《徐文長逸稿》附錄《畸譜》一卷，其實是一個極為簡略的大事年表，其中寫道：

四十五歲，病易，丁剚（音ｚì，意刺入）其耳。鼕，稍瘳。

四十六歲，易復，殺張，下獄。

四十七歲至五十二歲，獄。

五十三歲，除釋，某歸。

這段生活可以看作他的幕僚生涯的延伸，宣府巡撫邀請他入幕，他旋即辭歸，與這種陰影大有關繫。此後他的行事，在旁人看來頗有些怪誕，正如徐像梅《兩浙名賢錄》所說：“既出獄，日閉門與數狎者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見者皆不得也，人多以是怪恨之”；“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人墨客，文長皆奴而叱之，恥不與交”。聯繫到他的佯狂與入獄，這些表現便可以理解了。

從五十二歲到七十三歲，他終於回歸不受任何拘束，率性自由的日子，使他的文學藝術登上了高峰。袁宏道的評論是有說服力的：“文長既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鳥魚，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裡，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推崇的語氣幾乎無以復加，還不忘補充一句：“晚歲詩文益奇。”確實，徐文長的詩文成就是在晚年形成的。他用一個“奇”字來概括其特色：“文長病奇於人，人奇於詩，詩奇於字，字奇於文，文奇於畫。”按袁中郎的說法，文長的詩，字第二，文第三，畫第四，而文長自己的排序稍異：“吾書，詩二，文三，畫四。”

究竟是書，還是詩，已經無關宏旨。值得探究的是，倘若胡宗憲不倒，倘若徐渭的幕僚生涯持續到晚年，一直專注於起草官樣文章，是否還會有如此高的詩文書畫成就？這恐怕是個很大的疑問。胡宗憲之死，徐渭因禍得福，使他終於可以回歸自己的本色，率性而為，終成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