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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故居家世童年 
故鄉與故居 
先世父母 
童年時的讀書 
江浦的生活 
第二章青年時代的學習生活 
應小試讀史書 
填詞作詩 
記日記 
欽佩康梁向往大同 
嘗試寫小說 
讀遍正史 
信服法家 
第三章走教學與治學之路 
與虞菱成婚 
教書生涯的開始 
搜集故鄉民謠 
去南通教書 
與朝鮮志士的交往 
“與政治卒無所與” 
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 
第四章來往於滬、瀋、蘇、常 
初來上海 
進商務編醫史 
瀋陽之行 
散布革新之種子 
世風與學風
《白話本國史》 
回蘇州教書 
文字學研究與著述 
“三燕渠”與熟誦法 
第五章初入光華 
任教光華大學 
弈棋 
一個足兵足食的計劃 
服膺馬列主義 
赴安徽大學講學 
喫飯的革命 
《白話本國史》訟案 
瑞之訟案 
專史的撰述 
養貓 
第六章孤島上的生活與寫作 
國難時期 
《呂著中國通史》 
《先秦史》 
《古史辨》與古史研究新方法 
孤島上的鬥士 
第七章一片冰心 
暫回常州故裡 
在鄉間中學教書 
一個治學的檢討 
“家貧長苦饑” 
患病與治病 
“人何以為人曰相人偶耳” 
身居蒿廬心憂天下 
物價紀實與社會史研究 
第八章重返光華 
上光華復校之策 
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史學沙龍”誘掖後進 
《歷史研究法》 
《秦漢史》與《兩晉南北朝史》 
考試與勸學 
“絕去名利之念” 
第九章盡瘁史學 
入華東師大 
晚年的幾封信 
參加“三反”及思想改造運動 
《隋唐五代史》的寫作 
春蠶到死絲方盡 
薪火傳遞 
後記 
再版後記 

後記

1979年，我正在上海一家裡弄加工組裡當工人。高考的恢復，“引誘”了我這個隻有小學文化程度（初中隻讀了一年，便停課鬧革命了）的工人，也“想入非非、不安心本職工作了”（裡弄加工組的一位領導，在聽了我想考大學後給我的評語）。於是，向單位請了兩個月的假，借來各種復習資料，開始自學“因式分解”呀、“解方程”呀。然而，天生沒有數學“細胞”的我，雖然花了不少時間和功夫，進展卻十分緩慢（高考時，數學僅得了三十分）。於是，棄“理”從“文”，經我姐夫的介紹，去華東師大一附中聽“高考文科補習班”課，在那裡，第一次見到了附中的歷史老師李永圻先生。

高考補習班的課，安排在附中教學樓三樓的一間小教室裡，李老師講的是世界上古史，記得第一次作業，是叫我們畫古代埃及的歷史地圖。作業做好後，交李老師批改，他用紅筆在我的作業上標出了我沒有標出的地名和沒有畫全的尼羅河……這樣的講課和作業，約有五六次。這一年的9月，我考進了華東師範大學，學的是歷史學。從此，與李老師的來往更多了，也由此見到了呂翼仁先生。

20世紀80年代初，正是呂思勉著作出版、重印最頻繁的時期，《史學四種》《呂思勉讀書札記》《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等陸續出版，每有一種著作出版，呂翼仁先生總是鄭重地簽了字蓋好章，贈送我一本。就這樣，我逐漸讀了一些呂思勉的書，也逐漸了解了呂思勉的生平、思想和學術成就。

通常，海外學者將呂思勉與錢穆、陳垣、陳寅恪同列為現代史學四大家。但這四位史學大家的治史風格各不相同，陳垣的史學以新材料取勝，陳寅恪的史學是尖端精深而由小見大，錢穆的治史最擅長詮釋發揮，任何材料在他的手中，總能說出一番新意來。呂思勉的治學，一是範圍廣博，規模宏寬；二是實事求是，融會貫通。他一生在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先秦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社會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都有著述。其治學範圍之廣、規模之大、涉及的內容之多，在近現代史家之中是罕見的。所以，史學家譚其驤先生稱他是“以史學名家而兼通經、子、集之部，述作累數百萬言，淹博而多所創獲者，吾未聞有第二人”。

呂思勉自二十三歲起就“專意治史”，除了教學工作外，他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放在文史研究和寫作上。每天清晨起來，就埋頭於閱讀寫作，一直工作到深夜，五十年如一日。他先後把“二十四史”讀了數遍，又參考其他史書以及經、子、集部的文獻，將輯錄的史料進行析解、分類、排比、考證，寫成一條條札記。這些札記或是對史實的考證，或是對文獻資料的訂誤，更多的是對史事的分析研究。由於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札記都曾一再補充修改。這種寫札記的方法，承繼於前輩乾嘉學派的傳統，但是乾嘉學者以考證為目的，呂思勉則並未就此止步，而是把札記考證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以此為基礎，進而探索“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變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他的那些有繫統、有分量、有見解的論文、著作，就是在這種堅持不懈地有計劃地閱讀和寫作的基礎上，再加以綜合研究、融會貫通而成的。所以，歷史學家楊寬先生說自己的老師是“讀書廣博而重視融會貫通、著作豐富而講究實事求是的一位史學家”，是很確切的。

1993年5月，杭州師院成立“呂思勉文史研究所”，邀呂翼仁、李永圻先生去參加成立會。那時，呂翼仁先生已自知患了癌癥，然而她非常樂觀，很想去杭州一遊。在征得醫生黃華瑞同意後，李永圻先生和我及我的夫人吳依慰陪她一同去杭州。會後，我們一同“泛舟西湖”，還在“花港觀魚”處小坐喫藕粉。那是呂翼仁先生晚年最愉快的一次旅遊。回滬後不久，她的病情便轉危。如今，呂翼仁先生去世已有三年了，但杭州之行仍歷歷在目……

1995年4月，陳啟能先生來上海，組織“往事與沉思”叢書的編寫，向我介紹了叢書的編寫計劃，並囑我寫一本《呂思勉傳》。其後，我一直忙於其他事務，《呂傳》的寫作一拖再拖，直到1996年的下半年纔開始動手。1997年4月，史學理論學會在海口開年會，陳啟能先生來信要我一定去海口參加年會，學友朱政惠、陳麗菲也都約我一同去，我因忙於《呂傳》的寫作而沒有去。半個月後，我去訪陳麗菲，她向我介紹了海口會議的情況，還一再遺憾我沒能去參加會議，我又再三向她解釋我的忙碌，她則認為，我之所以未去海口，還是因為我的性格不好結交。末了，她說：“你在寫呂思勉的傳，你的人也愈來愈像呂思勉了。”這當然是一句玩笑話。無論是在學問還是在論道德修養上，呂思勉先生都是我輩人高山仰止的楷模。然自忖，或許在性格方面也有某些相近之處吧。那一日晚上，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呂傳》的寫作，不期然地又翻到了那一段不知讀過多少遍的話：

真正的學者，乃是社會的、國家的，乃至全人類的寶物，而亦即是祥瑞。我願世之有志於學問者，勉為真正的學者。如何則可為真正的學者？絕去名利之念而已。顯以為名者，或陰以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種利，所以簡言之，還隻是一個利字。不誠無物；種瓜不會得豆，種豆不會得瓜；自利，從來未聞成為一種學問，志在自利，就是志於非學，志於非學，而欲成為學者，豈非種瓜而欲得豆，種豆而欲得瓜？不誠安得有物？然則學問欲求有成，亦在嚴義利之辨而已。

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這是時勢使然，人人都在“名利場”中追逐，怎能做到絕去名利之念呢？李永圻老師常常對我說：多讀老先生（指呂思勉）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日記序言，對於道德修養的培養極有幫助。他很希望老先生的道德修養能夠發揚光大。然而，呂翼仁先生的看法則不同，她說：“父親帶走了一種道德標準。如果今天仍按這樣的標準來為人處事，恐怕連飯都沒得喫……”每想到此，我便感嘆不已，這倒不是感嘆什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而是“世態人事”的“此一時，彼一時”，與其去感嘆“生不逢時”，倒不如自責何以不能適應時勢。

這本書的寫作，首先得感謝李永圻老師，他是呂思勉的學生，一生追隨老師讀書問學，老師去世後，他又協助呂翼仁先生整理老師的遺稿。他在生活上一無嗜好，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整理老師的遺稿和料理老師的身後事上，幾十年如一日，從無間斷。他得知了我的寫作計劃，便把他編寫的《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借給我，幫我一起設計寫作體例，每每是我在我的家裡寫作，他在他的家裡思索，時不時通過電話將他想到的各種材料告訴我，我則將他的口述回憶記載下來……書稿寫成後，他又逐字逐句地審閱，提出修改方案或補充必要的材料。所以，嚴格地說，這本書是我與他一起寫成的，沒有他的幫助，本書的寫作是無法完成的。

本書得以完成，還得感謝陳啟能先生，感謝他對我的支持和鼓舞。責任編輯陳麗菲女士為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曹伯言教授、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莊葳編審在百忙之中審閱了拙稿，並提出許多修改意見。在此，謹表誠摯的謝意！

本書如能幫助讀者了解呂思勉的生平、人品、思想、學術成就和治學方法，並從中得到啟迪、有所收獲，那麼筆者寫作的願望也就達到了。

張耕華

1997年9月

第一章故居家世童年

故鄉與故居

1884年2月27日（光緒十年甲申二月初一），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呂思勉（字誠之）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六-八-十號的呂氏故居的東宅。

呂思勉的先世原來居住在江蘇宜興，自明代永樂年間，開始由宜興遷居常州，到了清代，呂氏一族就成了陽湖（常州府屬縣）人了。

常州是一座有著二千五百多年文字記載的歷史文化古城。春秋時屬吳國，稱延陵邑，為吳公子季札的封地。秦時設延陵縣。漢代改名為毗陵縣。晉時置晉陵郡，分治武進、晉陵兩縣。隋朝廢郡制，於常熟縣設常州，後常熟縣劃入蘇州，移州治於晉陵，常州之名由此而始，並一直沿用到明、清（其間曾改稱過長春、嘗州等，但都為時不長）。到清代，常州已是政府賦稅的主要來源地區之一，有“江南財賦甲天下，蘇松常鎮課額尤冠於江南”之說。其時，常州為府城，統領武進、陽湖、無錫、金匱、宜興、荊溪、江陰、靖江八縣，時稱“中吳要輔，八邑名都”。民國初，廢常州府，陽湖縣並入武進縣，城區一度稱武進市，但習慣上還是沿襲著明清以來的常州舊稱。

在呂思勉的童年時代，常州府城的城區面積不大，東西、南北都隻有三華裡，這就是當時所謂的“穿城三裡”。城區面積雖然不大，但“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除了有府衙門外，武進、陽湖兩縣的縣衙門也設在城裡。那時候，城區還有城牆和城門，走上城牆，可以看到亂草叢裡殘留的雉堞（城上的矮牆，如齒狀排列，用作掩護），城門也還有實際的用處，1924年江浙戰爭，因怕敗兵搶掠，有時就可以臨時閉城。隨著年月的流逝，這些城牆城門逐漸敗壞，如今已全無蹤影了。

呂氏的故居位於常州十子街的中段。常州十子街的街名，緣於北宋名人鄒浩的家世。鄒浩的先祖鄒霖，由浙江錢塘遷居常州，鄒霖慶，生有十子，鄒霖是第十子。他始居常州之後，子孫遍及城鄉，一門科第不絕。鄒家後裔為紀念其遷居常州的始祖，名其地為十子街。就這樣，十子街的街名，歷數百年而一直沿用至今。

關於十子街，呂思勉的女兒呂翼仁有一段描述：

十子街在常州城的東北部，是條又狹又短的橫街，東接娑羅巷，西通化龍巷。街中心是石皮鋪的，兩旁砌著磚石。由於街面狹，日照少，東西街梢又各有一口公井，家裡沒有井的居民，都到公井上淘米洗菜和拎水，不下雨的日子，街上也總是濕漉漉的，下雨之後，自然更沒有干的時候。特別是下了雪，雪被行人踩堅，成了凍雪，真是走一步滑一滑。甚至街中心的雪融化之後，兩旁一堆堆污泥凍雪，還要維持好些日子。

十子街盡管有這些缺點，也有其獨特之處。在以“多福多壽多男子”為頌禱的年代，十子意味著多生貴子。所以在嫁娶吉日，我們那時叫做周堂，花轎哪怕繞道，也要經過十子街，花轎一肩接著一肩，整天鑼鼓聲不絕於耳。吉日前一天是鋪新，我們叫做鋪行架，箱籠也要經過十子街。這時候街道兩邊家家戶戶，門口都站著幾個大娘大姐，鋪新的日子看嫁妝，吉日良辰看新娘。實際上新娘坐在花轎裡是看不到的，但是送親的姑娘奶奶們坐的小轎，個個濃裝艷抹，珠光寶氣，後來送親的人索性不坐轎坐人力車了，看的人自然格外便於觀賞。

——而最最富有詩意的，卻是一深黃昏，油燈如豆，街上傳來“香又香，糯又糯，香炒熱白果”的叫賣聲，惜乎我那時是幼孩，今天也遠不是詩人，描繪不出當時的情景。

十子街是一條小街，但它所處的城區東北角卻是風景秀麗、人文荟萃的地方。那兒有一條白雲溪，今文經學派的創始人莊存與的故居就在溪畔，附近還有詩人黃仲則的故居“兩當軒”，與十子街隔街相望的有清代常州呂宮的宗祠。另外，著名學者洪亮吉，歷史學家趙翼、屠寄都曾在這裡生活過。

呂氏故居是一幢硬山造（結構）的清代建築，坐北朝南，原分東西兩宅，各有大門進出。兩門中間，還有三間小屋子，兩扇小門，外通十子街，內有一條長弄，通東西兩宅。由於房屋進深，人來人往，若從大門進出，開門關門很不方便，所以小門是整天開著的，甚至為了保持小門敞開，呂家將這三間小屋租給別人住，名為租，實際上並不收錢，條件是給呂家守門，便於家人的通行。

呂氏故居的東宅，早在呂思勉父親的手裡，就典給別人了，直到抗戰後期，纔由呂思勉收回自用。呂家自住西宅（即呂氏故居的十號）。西宅比東宅略小，大門進去的第一進是門屋，也叫門堂屋。在呂思勉的家鄉，這種門堂屋常常是租給成衣鋪的，目的也不是要收租金，而是希望大門暢開，進出方便。呂家的門堂屋比較小，所以沒有出租。門堂屋在十子街臨街，入內是一個小園，種有金桂、淡竹，還有一株西河柳。西河柳可用作藥材，鄰居街坊經常有來摘討的，所以，雖說是一株，實際上總隻剩下半株，“垂頭喪氣地站在園角”。小園的北面通天井，也種些十姐妹、香圓樹、石榴、葡萄等。天井北面是第二進，共有三間大廳，廳的北面有三間翻軒，東面的一間用作臥室。天井的兩旁是側廂房，東向的側房用作臥室，西向的側房用作儲藏室，西廂房的北面是廚房。天井的北面是一條走廊，一頭與廚房相連，一頭通向第三進的上房。上房是四樓四底，樓下三間用作臥室，一間用作客堂和喫飯，樓上兩間用於臥室，另兩間用作書房和藏書室。

抗戰時期，呂氏故居的西宅為日寇的炸彈所毀，現隻存東宅。1983年11月10日，呂思勉故居被常州市人民政府定為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1月，常州市文管會呈報《常州市第四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建議名單》，內列入呂思勉故居，並對呂氏故居及文物保護的範圍作了如下的說明：

呂思勉故居在常州十子街新生裡四號及十子街八—十二號，坐北朝南，為硬山造清代建築，共四進二十一間。第一進為門屋，入內為天井，西首有廂房一間，天井右首植紫籐一株。第二進為大廳三間，羅磚地，後有翻軒。西首有廂房一間，後面為天井、花臺。第三進為廳房三間。中間客堂，東西臥室各一間，均和合玻璃，天井東首另有臥室一間。第四進為樓屋上下各三間，西首樓下一間為書房。尚存呂思勉生前所收集之古籍圖書、字畫等20大箱。西首原有菜圃及起居室、讀書處、廚房等屋，已毀。

1987年12月31日，常州市人民政府發布《關於公布第二批常州市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同時公布《常州市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呂思勉故居被列入第二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通知》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規定，市文化局應在近期內會同規劃處對上述文物保護單位劃出保護範圍，作出標志說明，並逐步建立健全文物資料檔案；現文物的使用單位和居民，都必須嚴格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負責保護好文物的安全，不得損毀、改建、添建或拆除，並負責必要的維修。”

先世父母

呂思勉出生在一個世代仕宦的家庭。清初的先祖呂宮，字長音、蒼忱，號金門，清代常州，《清史稿》中有傳，《中國人名大辭典》對他的一生作了這樣的概述：

明末舉於鄉，順治初擢一甲一名，授內翰林秘書院修撰，累官弘文院大學士，太子太保。立朝矜尚氣節，雖持大禮，不立異同，獨辯流品，於前朝明閹黨，屏之尤嚴。著撰甚富，授門人吳侗校理，遂失之。

呂思勉在《中國史籍讀法》中，也提到過這位先祖：

我清初的祖宗呂宮，乃是明朝一個變節的士子。他入清朝便考，官做到大學士。其時年事尚輕，正可一帆風順，大做其清朝的偽官，卻忽然告病回家了。而其時實在並沒有什麼病。這是何緣故呢？我們族中相傳有一句話：說是由於當時的皇太後要和他通奸，他知道嫪毐是做不得的，將來必遭奇禍，所以趕快托病回鄉了。雖有此說，也不過將信將疑的傳述著，沒一個人敢據為信史的。（因無人敢筆之於書，但憑傳說，故久而模糊也。）然一讀清朝的《國史列傳》（中華書局所印行之《清史列傳》），卻得到一個證據了。傳中明載著：當他告病而未獲允許時，王士禎曾參他一本，說他病得太厲害了，“人道俱絕”。試問太監豈不是官？若說無關緊要，則歷代宦官握有宰相實權，甚或超過宰相者甚多，“人道”的絕不絕，和做官有什麼關繫？這便使我們族中的傳說，得到一個堅強的證據了。這便是當時作史、後來修史的人，苦心留給我們的真實史料。

呂思勉的高祖父呂子珊，為嘉慶十五年庚午順天鄉試舉人，曾任河南偃師知縣。曾祖父呂佑遜，是道光二年壬午鄉試舉人，曾任安徽旌德教諭。祖父呂懋先，國學生，曾任江西奉新縣知事。呂家世代讀書仕宦，到呂思勉時已有數百年了。

呂思勉的父親呂德驥，字譽千，生於咸豐二年（1852）七月廿五日。年輕時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縣學教諭。他為學勤勉，信服經義，對《易經》深有研究。著有《抱遺經室讀書隨記》及詩集若干卷。1906年，呂思勉撰寫了《譽千府君行述》一文，記述了父親的生平事跡，其中有一段寫道：

府君少有至性，嚴重如成人，九歲發逆陷常州時，先大父知江西奉新縣事，道梗音問不通。府君隨先大母莊恭人奉先世神主避居武邑循理鄉之龔家村。方是時，江寧安慶既陷，長江上下遊皆賊蹤。欲覓人之江北通音問於戚族，不可得。先大母體故羸弱，重以兵亂，倉皇出走，憂且勞，舊有肝疾劇作，以是歲六月轉徙豐北鄉之烏墩遂棄養。府君哀慟躄踊如成人，雖在亂離之際，附身附棺之物，必周且備。既殮，遂葬先大母於依東鄉之芙蓉圩。既葬，聞賊兵至，時邑人避難芙蓉圩者數十家，聞難皆欲棄府君行，同邑金華亭先生獨異府君，謂同行者：是子非常人也。乃間關挈府君抵江西，達先大父任所，時府君與先大父不相見者既四年矣。比相見，父子相持泣，左右莫不感涕。華亭先生為先大父述避難時事，道府君年少不苟，臨難如成人。先大父喜，延師課府君讀。府君奮勉力學，日初出而作，夜漏三鼓始息，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治經史之學，嘗曰：通經可以致用也，讀書萬卷而無益於世，雖多，亦奚以為。故為學不屑屑治章句，亦不為高遠之論，務在平易達民情可措諸當世而已。

母親程梫，字仲芬，號靜岩，生於咸豐三年（1853）八月十八日，是武進名士程兆縉的次女。程夫人幼年讀書不多，後來靠自學，也能書能文，著有《逸秋詩鈔》及《讀書隨筆》各一卷。二十三歲嫁到呂家，“於家務躬履儉素，婚喪賓祭諸事，咸親自經紀，井井有條”。那時，家裡人口眾多，下有一大幫學齡兒童，上還有婆婆華夫人，經濟上相當拮據。華夫人為人老實，不善應付，家中開支等，都墨守成規，親戚來借貸的，也不問真偽，有求必應，這種借貸，常常是有去無回的，這就增加了家庭的困難。旁人了解情況的，總勸程夫人要節約開支，她怕婆婆不高興，總是順著她，這種局面，直到華夫人去世後纔逐漸扭轉。尤其難能的是她督教子女讀書極其嚴格。程氏育有一男一女，男即呂思勉，女呂永萱，長呂思勉九歲，也能誦經史，並工詩詞，著有《碧雲詞》若干卷。呂母雖然疼愛兒子，但督教功課從不馬虎。呂思勉的女兒呂翼仁後來回憶說：“祖母愛我父親自不用說了……直到父親結婚之後，祖母總還稱他‘寶寶’。可是我父親交代功課時，若有半點含糊，書就從他頭上飛過去了。”正因為 如此，小輩們給她取了個外號叫“老虎”，甥兒們叫她“老虎舅舅”（常州的習俗，甥兒姪女叫姑母為伯叔或舅舅）。呂思勉從小就喜歡下棋，圍棋、像棋都能下，看到父親與人對弈，心裡就癢癢的，但是他知道母親正教他讀書，是不會允許他下棋的，所以，那幾年始終沒有在母親面前談起下棋的事。

童年時的讀書

呂思勉六歲時，就開始跟從同邑薛念辛先生讀書，而他與史學發生關繫，約在八歲的時候。他後來回憶說：

我和史學發生關繫，還遠在八歲的時候。我自能讀書頗早，這一年，先母程夫人始取《綱鋻正史約編》，為我講解。先母無暇時，先姊頌宜（諱永萱）亦為我講解過。約講解到楚漢之際，我說：我自己會看了。於是日讀數頁。約讀至唐初，而從同邑魏少泉先生（景征）讀書。先生命我點讀《綱鋻易知錄》，《約編》就沒有再看下去，《易知錄》是點讀完畢的。

童年時的閱讀，培養了他對歷史的興趣，“故於史部之事，少時頗親”。後來，父親又取來《日知錄》《廿二史札記》《經世文編》等書，讓他隨意翻閱，“亦覺甚有興味”。私塾老師所教讀《通鋻輯覽》，涉及歷代治亂興亡的事，更是讀得津津有味。

呂思勉的父親生前是不贊成人自教子弟的，他認為自教子弟“非因溺愛失之寬縱，即因期望太切失之過嚴”。 所以，呂思勉自受業從師後，一直是聘請教師在家中教讀。十二歲時，魏少泉先生因事赴新疆，依父親的本意，是想再延請教師的，但這時家庭的經濟狀況發生了變化。呂家原有田二十餘畝，一向是供佃戶耕種而不收田租的，條件隻是要佃戶照料呂氏先祖的墓地。呂家在城中有住宅兩處，市房兩處，除一處自己居住外，其餘都出租。一家七口（即繼祖母、父親、母親、兩個姑姑，姐姐呂頌宜及呂思勉），粗衣素食，尚能自足。在呂思勉十歲時，再從伯父郎山君病逝於江西。郎山君以官為家，卒後一無所有，卻留下妻子女兒等七人。與呂家雖是再從，但已為最親近的一支了。於是，父親便接他們到常州一同居住，家中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一倍，生活上的拮據是可想而知了。所以，自呂思勉十二歲以後，就不再延請教師了，由父親親自教授，父親無暇時，母親和姐姐也幫助講解。他後來回憶說：

魏先生去後，未能延師，由予父自行教授。予母及姊，皆通文墨，亦相助為理。此時予已能作文字，予父嘗命予以所作，就正於石小泉先生，後又使從族兄少木（編者按：即呂景枬）先生遊，先後凡三年。惟皆未坐塾，但以文字就正耳。薛以莊老先生者，念辛先生之伯父，而予父之師也，予父償從之學九年；清末，主蕪湖之中江書院。予父又以予所作之文字，郵寄請正。生平就學之經過如此。

舊時的讀書是要背書的，私塾老師常常使用一種“通背”的方法來教學生學習國文。所謂“通背”，就是要學生不僅背出前一天教過的書，還要把以前教過的一道背一遍。所以，舊時讀書，每天單是背書，就要花去相當多的時間。呂思勉不主張背書，他後來教女兒讀書，也不要求背書。呂翼仁曾回憶祖父教父親讀《爾雅》的情形：

當時讀書要背，可是我父親卻不願意背《爾雅》。他看到祖父讀書極其專心，而且一段書沒有看完的時候，決不放下書來做旁的事，就鑽這個空子。每到祖父聚精會神地看書的時候，父親就把《爾雅》塞過去，說要背書，接著就背起來了，等到祖父看完一段書，開始聽父親背書，父親已背到最後幾句了。

江浦的生活

1892年，呂思勉的父親選授江浦（今南京市浦口區）縣學教諭，家眷也一同隨往江浦居住。這時呂思勉纔九歲，到1897年， 父親辭職返回常州，呂思勉在江浦一共生活了四年。這幾年的生活情況，在他後來所寫的《青年時代的回憶》一文中有詳細的記載：

幾行衰草迷煙柳，一片斜陽下酒樓，又是深秋時候。

這使我回憶起青年時代的情景來了。一個小小的鎮市，鎮的西盡頭，有兩間破舊的樓屋。這樓其實不高，因其在鎮的盡頭，更無遮蔽了，望出去，卻覺得空曠。樓屋既舊，屋中桌椅等的陳舊破敗，更不必說。然而鎮上隻有這一個酒家，沽些村醪，亦略有些下酒物，如豆、花生之類。要喫熱菜，卻沒有了，除非是到外面小飯店去叫。愛喝酒的人，約幾個朋友，到那裡去高談闊論，猜拳行令，每人喝上兩三斤酒，固然是好的，假使醉翁之意不在酒，獨自踱得去，靠著窗欞，揀個坐兒，眺望那霜稻登場野色寬的情景，亦無不可。鎮上可以眺望的建築，除此之外，再沒有了。如此行來，倒也自得其樂。如有知己的朋友，約一兩個去，談談說說，自然更好。到暮色蒼茫，大家就各自散了，或者獨自回去，因為窗外再沒有什麼可以眺望了……

家裡，自然也有親戚朋友來。來了，也留人家喫飯，酒不過數行，菜不過數簋。比平時喫晚飯，時間略為延長些。飯罷，回家的略坐告辭，留宿的，談談，也就道了安置。長夜之飲，是我在青年時代，沒有見過的。

逢時過節，大家都空著遊玩，自然是比較熱鬧些。趁這機會做小買賣的也多，自然看見的東西，比平時要多些。然亦總不過如此，無甚可以刺激得起興趣的。

小鎮的市面是很冷落的，生活也很單調，但也有呂思勉愛戀難忘的東西，那就是用木刻套版印制的圖畫。這種圖畫“小的，隻有現在連環畫這麼大，一張紙長尺許，寬倍之，平均分成十六格或二十格，每格各畫一個故事。大的，卻比方桌面還大些，隻畫一個故事。人物都奕奕有神”。他最喜歡的是戰爭題材的圖畫，如關公溫酒斬華霸三錘慶、八蠟廟等。

然而，給呂思勉留下深刻印像的是，小鎮上人見聞的閉塞。他寫道：

這時候的人，見聞是很窒塞的。還記得甲午戰時，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裡，隻約略知道在東方罷了。我家裡算是有書的，便翻些出來看。還有親戚朋友來借看。我還記得：翻出來的三種書，一種是《海防論》，一種是《海國圖志》，一種是《瀛環志略》。那自然《瀛環志略》是最新的了，然而在《瀛環志略》中，還找不出德意志的名字。於是有人憑空揣測，說德意志一定就是荷蘭。因為在傳說中，德意志很強，而在《瀛環志略》中看，荷蘭國雖小，也頗強盛的，那自然是他並吞他國後改名的了。

中日戰爭後，小鎮上的人又傳說著劉永福的故事：

那時候，中國戰敗了，把臺灣割給日本。劉永福據著臺南抵抗，內地侈傳他的戰績，真是無奇不有。有的說：劉永福知道日本的馬隊要來了，派幾百個人，一人肩著一根竹竿去抵抗。吩咐他：見日本兵，便把竹竿拋在地下跑回來。那些人遵令行事，日本兵的馬，跑到竹竿上，都滑跌了，馬上的兵，都跌下來。劉永福卻早在旁邊埋伏了兵，一擁而出，把日本兵都打死了。又一次，日本兵在水邊上，劉永福傳令，收集了幾百頂箬帽，把他浮在水面上，日本兵看見了，以為中國懂得水性的兵，泅水來攻了，一齊發槍射擊。到槍彈放完了，劉永福的伏兵卻出來，把日本又打得大敗。有人說：劉永福奇謀妙算如此，政府為什麼不早用他做大將呢？有人說：政府本來征求過他的意見的，劉永福要和各外國同時開仗，把他們一齊趕掉。政府認為這事太大了，所以不敢。有人說：以劉永福之纔，就和各國同時開仗，怕什麼？不過國運是難說的，萬一打得正得手，劉永福倒病死了，那就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又有人說：劉永福算得什麼？聽說他的計策，都是一個白發的軍師，替他出的呢。後來劉永福內渡了，又有人說：就是這位軍師，替他定下計策脫身的。因為仰觀天像，知道氣數如此，臺灣終於不能守，不必枉害生靈。所以定下計策，自己先走三天，卻留下一個錦囊妙計給劉永福，叫他三天之後，依計而行。

果然神不知，鬼不覺地走脫了。

呂思勉感慨地說：“這些話，現在說起來，好像是造作出來，以博一笑的。然而我敢說：這都是我在小時候，親見親聞的事。”那時候的人，除了科舉之外，什麼都不知道，而且“說這些話的人，都並非下層社會中的人，有幾個，還是讀書明理的士子呢”。

一般的民眾沒有受過文化教育，見聞閉塞，愚昧無知，而讀書明理的人不僅不能影響他們，還常常附和一氣，這給少年呂思勉很深的刺激。在他的日記、筆記裡，這一類記錄很多。如：有一則筆記名為《茶肆中之所聞》，記載了1917年時他在茶館中聽到的一段對話：

某甲曰：吾連殤七子，奈何？某乙曰：此汝前此所殤之子為祟也，掘其墓，發其棺，視其尸不壞者焚之。則汝後此所生之子免矣。且曰：若某若某，皆生子屢殤，皆以此免。斯時茶肆中，讀書明理之人，亦有三數，無一人發言諍之者，無知識之人則皆附和之。駑牛曰：中國數千年之文明古國，而其現狀至於如此，哀哉！

駑牛，是呂思勉的筆名。這種對社會“一般狀況”的關注， 後來成為他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他後來在《歷史研究法》中寫道：不知環境，對於任何事情，總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對於任何時代，亦都不能明白。史事有“特殊事實”和“一般狀況”之分，對於“特殊事實”都是後人比當時人了解得更明白；而“一般狀況”如物質生活、人情風俗、思想狀況等，總是前人比後人了解得更明白。但在傳統史籍中，因守著“常事不書”原則，有關社會上的一般狀況的材料是最缺乏的，而這又是現代史學研究最想要了解的。現代史學上的格言，是“求狀況非求事實”，這不是不重事實，狀況原是靠事實然後明白的，所以異於昔人的，隻是所求者為“足以使某時代某地方一般狀況可借以明白的事實”，而不是無意義的事實而已。所以，求狀況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決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風化，則山崩隻是當然的結果。例如，考校某時代的學術思想如何，便可推測其時的士大夫，對於某種政治上的事件，懷抱何種感想；如再博考其時平民社會的情形，則又可推測其時的老百姓，對國事的態度如何；既知道士大夫和老百姓對待國事的態度，就可解釋其時政治上某種事件，當局者何以要取某種措置的理由，並可評論其得失。“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知道古今兵器之不同，則其戰術的不同，亦隻是當然的結果，如風化之於山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