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前後
1925年,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和我是樂益的同學,她小我兩歲。進樂益時剛十四歲。兩家的兄弟姊妹間常相往來。我們認識後有四年時間彼此並沒有來往,我考上中國公學來到上海時,他在上海光華大學念書。他回到杭州後,一次他的姐姐到上海來玩,他借詢問姐姐的情況給我寫了封信。拿
到這封信我嚇壞了,六神無主地拿給一位叫胡素珍的年齡大一點的同學看,讓她幫我拿主意。她看過之後很老練地說:
“嘿,這有什麼稀奇,人家規規矩矩寫信給你,你不寫回信反而不好。”從此以後我們開始通信,暑假我回到杭州,再見面時,我和他都沒有了以前的自然,一層淡淡的羞澀罩上了
臉頰……
(一)偷聽的和尚
1931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學借讀,周有光在杭州民眾教育學院教書,這正是我們的戀愛季節。
一個鼕日的周末,我們相約在靈隱,天相當冷,我穿了一件式樣比較考究的皮領大衣,上山的途中,我們低聲交談,但始終不敢手攙著手。一個老和尚一直跟在我們後邊,我們走他也走,我們停他也停,我們的聲音越來越小,他和我們的距離越來越近。多麼不識相!走累了,我們在一棵大樹下找
到了一塊能容下兩個人坐的樹根休息,老和尚竟也側身坐了下來,湊近有光低聲問:“這個外國人來了幾年了?”有光笑答:“來了三年了。”“難怪中國話講得那麼好。”他的好奇心終於得到了滿足。
原來我們的悄悄話全被他聽去了。
(二)盡頭日子
愛情像一棵甜果樹,八年花開葉綠該結甜果了。1933年, 兩個滿腦子新思想的年青人當然是要舉行一個新式的婚禮,為了讓盡可能多的朋友參加,我們選了一個周末的日子。二百張喜帖印出來了,大姑奶奶是張家女眷中年長的,當然要先送給她。姑奶奶看看帖子上的日子,吩咐讓拿過皇歷來查,果然出了麻煩:“不行啊,小二毛,這個日子不好,是盡頭日子(陰歷的月末),不吉利的。”沒有辦法,我們隻能順從,選了一個遠離盡頭日子的禮拜六,先不印帖子,把選好的日子稟告大姑奶奶,姑奶奶點著頭說“這個日子很好”。我們第二次印了二百張喜帖發了出去,心中暗暗好笑,我們選中的正是真正的盡頭日子——1933年4月30日,隻不過姑奶奶躲的是陰歷盡頭,我們選的是陽歷盡頭。
家裡的干干(保姆)還不放心,又拿了我和有光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說:“這兩個人都活不到三十五歲。”
1933年4月30日我們結婚了,我相信舊的走到了盡頭就會是新的開始。
(三)佳期
在荒野中行路的人見到馬蹄印的激動心情隻有很少的人能親身體驗到。馬走過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
婚禮的桌椅布置成幸福的馬蹄形,在上海八仙橋的青年會,兩百多位來賓使這馬蹄不再屬於荒漠,青春、熱情像一匹越起騰飛的駿馬,我和有光並肩面對這幸福的馬蹄,心中默念著“我願意”。
證婚人是我的恩師李石岑先生。儀式很簡單,但使人終生不忘。一個十四歲的白俄小姑娘哥娜彈奏鋼琴;小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顧傳玠吹笛伴奏。留下喫飯的客人剛好一百位,加上新郎新一客的西餐,共一百零二客。
結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憂慮地說:“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我回了一封十張紙頭的信,隻有一個意思: “幸福是要自己去創造的。”
我們雖不是“私訂終身後花園”,但我總是浪漫地暢想著“落難公”,相信我自己選中的如意郎君一定會有所作為的。
我從小手快嘴快腦子快,是“快嘴李翠蓮”,這次又是我快,張家十個姊妹兄弟,我個披上了婚紗。
(四)長崎丸
父親疏於理財,對錢、物從不清點,我們結婚時家境已大不如前。從小受父親的思想品格影響,本來也不準備在婚姻大事上依賴家庭,量力而行,我隻是定做了一件婚裝,也沒有婚紗,配了一條水鑽的項鏈。正巧這時,一位在銀行工作的表叔在清理賬目時偶然發現父親在彙豐銀行中還存
錢,父親卻早已搞丟了存單忘到五裡雲外了。有了這筆“意外”的收入,父親給作“嫁妝”。
我們沒有用這筆錢置辦任何家產,婚禮用掉了,卻收到的賀金。
10月份,用父親給的這筆錢,我們暫別家人,實現了有光的也是我的留學夢,登上了日本的“長崎丸”。
出發時,上海吳淞口掛了三個球:有大風浪。一路險情不斷。我卻顧不上緊張,隻管翻江倒海,劇烈地嘔吐。誰知會遇上更大的危險:船遇大風。一時間船失去了平衡,煤都倒了出來,幾乎失火,緊急呼救。本來船應停泊在東京灣,結果在救護船的幫助下,我們在神戶下了船。距1912年震驚世界的泰坦尼克號冰海沉船事件剛好二十一年,人們心有餘悸,這幾乎又是一場慘劇,隻不過不是豪華客輪,注意它的人要少
得多。
在陸地上,我仍是不停地一塌糊塗地吐,全然不知道是一個新的生命,我的小寶寶陪我受了這一場驚嚇。
第二年的4月30日,我們的兒子周小平順利地降臨人世。多少年來我總愛驕傲地說“我結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纔想起忘了說“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