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餘英時：知人論世

張  灝：探索時代

唐德剛：歷史三峽

夏志清：重評小說

張充和：古色今香

孫康宜：文學虔誠

趙如蘭：劍橋新語

林同奇：哈佛潛學

董鼎山：紐約夢尋

王鼎鈞：通達文章

巫寧坤：受難心史

劉再復：悟證人間

後記

簡體版後記

自 序

2007年赴美訪問，是我刻骨銘心的經歷。此生恐無留學之緣，此行卻有遊學之樂。在旅途中，我有幸拜訪心儀已久的前輩大家，仿佛進入思想的夢境：探索感時憂國的源流，跋涉幽暗意識的荒原，穿越歷史三峽的時空，遨遊知人論世的海洋。


遙想漢唐盛世，長安城裡，從西域與東洋遠來求學者絡繹不絕。玄奘西遊，鋻真東渡，是心態開放與氣度恢宏的明證。而後世的天朝上國一旦故步自封，即使閉關鎖國，還是抵擋不住堅船利炮。大變局中，西學東漸成了風潮。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提出上世史為“中國之中國”、中世史為“亞洲之中國”、近世史為“世界之中國”的宏論，便是東西學術的結晶。開眼看世界者吹過歐風，淋過美雨，歸來報效祖國，多有非凡成就，清末民初的文化界似有英纔輩出的氣像。奈何時局變幻，二十世紀中國被橫刀切成兩半，造就無數旅居海外者。蕭公權的《問學諫往錄》後一章以“萬裡寄蹤”為題，自述“我在1949年受聘到美任客座教授的時候沒有久居海外的打算”，後來決定“且住為佳”，可能是那一代旅美知識人的典型心態。此後在海外求學成長的知識人，其經歷之起伏，心境之冷暖，遠非故國同胞所能了解。我赴美之行，並無雄心壯志，隻是懷著求知的好奇，希望在暢談中了解心史。


旅美心史絕非一席談便可盡情袒露。但素昧平生的一老一少有緣相晤，頗有深秋客來茶當酒之趣，或能互解彼此的寂寞。中國古來有“適彼樂土”的憧憬，也有“鄉關何處”的惆悵；愛因斯坦曾題簽“為彼此的鄉愁”的肺腑之言，薩義德更寫出“格格不入”的切膚之痛。古今中外各有風情萬千，但有些情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訪問的多是爺爺的同輩人，頗能體會到美國雖有諸般好處，但老人家往往沒有兒孫在旁，不可能常享融融之樂。一位中國移民曾經告訴我：美國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國是“又髒又亂又快樂”。當我有幸生活在快樂新世界，偶爾想起“賴有斯人慰寂寥”，不禁神遊萬裡之外與千載之上。


我不相信人間真有理想的樂土。但在美國旅行時，重溫羅斯福新政的四大自由與馬丁?路德?金夢想的人人平等，頓感這個國度的崛起自有值得借鋻的經驗。自由、平等、民主、科學、法治等價值，漸漸成為現代社會的共識，我相信東方古老文明中也深含相近的思想，彼此可以交融。然而，在殘酷的現實世界裡，國度與組織的藩籬還是結成一張張巨大的網。人間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夢想有時可以超越種種界線。我夢想民有、民治、民享不是政治家開出的空頭支票。我夢想寬容、同情、理解不是思想家構建的空中樓閣。2012年已經來了，不管人類將面臨什麼樣的巨變，我依然心存夢想。

                                        
李懷宇序於悠然居

                                           
20月

餘英時 
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有《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朱熹的歷史世界》、《重尋胡適歷程》、《未盡的纔情》、《會友集》、《中國文化史通釋》、《情懷中國》等。

張灝 
1936年生，原籍安徽省滁縣。臺灣大學歷史繫畢業後留學美國，先後獲哈佛大學碩士、博士學位。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繫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臺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時代的探索》等。

唐德剛（1920—2009）安徽合肥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博士。長期致力於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有很大貢獻。著有《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等，另有包括歷史、政論、小說、詩歌、雜文等多部作品。

夏志清 
1921年生於上海浦東，原籍江蘇吳縣。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繫畢業。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繫博士學位。1962年應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繫副教授，1969年升任為正教授，1991年榮休後為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2006年當選為臺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夏志清論中國文學》、《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談文藝 
憶師友》等。

張充和 
1913年生於上海，祖籍安徽合肥。1934年入讀北京大學中文繫。1930年代起，活躍於文壇，發表詩歌、散文、小說。抗戰爆發後，在重慶從事古典音樂和昆曲曲譜研究，師從書法家瀋尹默。勝利後，在北京大學教昆曲及書法。1948年嫁給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Hans
H. Frankel)，1949年赴美定居。張充和在耶魯大學講授中國書法二十多年，1985年退休。

孫康宜 
1944年生於北京，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現為耶魯大學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與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共同主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劍橋中國文學史》）。中文著作有《我看美國精神》、《走出白色恐怖》、《文學經典的挑戰》、《遊學集》、《文學的聲音》、《耶魯·性別與文化》、《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耶魯潛學集》、《親歷耶魯》等。

趙如蘭 
1922生於美國劍橋任和楊步偉之女。音樂學家，臺北“中央研究院”院士。1944年獲哈佛女校Radcliffe西方音樂史學士，1946年獲西方中古音樂史碩士，1960年獲東方語文與中國音樂博士。哈佛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繫與音樂繫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繫訪問教授、臺灣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及中央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等。

林同奇 
1923年生於北京。1941年入重慶中央大學化工繫，兩年後轉入重慶北碚復旦大學歷史繫，畢業後即留校任教。1949年起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繫任教，前後達35年之久。1984年赴美，隨即在哈佛大學的費正清研究中心、東亞繫和哈佛燕京學社任研究員至今,
定居美國多年。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與美國學術思想。譯著有保羅·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著有《人文尋求錄》。

董鼎山 
1922年生於寧波，1945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英文繫。1947年赴美，先後在密蘇裡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曾任職紐約市立大學，1989年退休。國際筆會紐約華文作家筆會會長。著有《美國夢的另一面》、《紐約客書林漫步》、《西洋鏡背後》、《天下真小》、《紐約客閑話》、《後的羅曼史》、《西窗漫記》等。

王鼎鈞 
1925年生，山東臨沂蘭陵人。1949年到臺灣，1978年應新澤西州西東大學之聘赴美，任職雙語教程中心，編寫美國雙語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後定居紐約。著有“人生三書”（《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作文三書”（《作文七巧》、《作文十九問》、《文學種籽》），《左心房漩渦》、《海水天涯中國人》、《一方陽光》、回憶錄《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等。

巫寧坤 
1920年生於揚州，1939年至1941年就讀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繫。1949年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隨後就讀芝加哥大學英文繫博士研究生。1951年回國任教燕京大學西語繫，後歷任南開大學等校教職。現定居美國，著有英文詩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一滴淚》、《孤琴》，譯有《了不起的蓋茨比》等書。

劉再復 
1941年生於福建。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院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先後在芝加哥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卑詩大學、科羅拉多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臺灣“中央大學”、東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和訪問學者。著有《性格組合論》、《魯迅美學思想論稿》、《讀滄海》、《人論二十五種》、《放逐諸神》、《傳統與中國人》、《紅樓四書》、《告別革命》、《罪與文學》、《現代文學諸子論》、《高行健論》、《李澤厚美學概論》、《雙典批判》、《飄流手記》十卷等。

個人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革命理想

19月初，餘英時到香港探望父親和繼母。餘協中原來在瀋陽辦中正大學時，曾決定請錢穆去教書，錢先生當時答應了，後來沒有去成。餘英時到了香港以後，餘協中說：“錢穆先生現在這兒辦新亞書院，我送你去念書吧。”當時新亞書院就是一個普通樓房的兩層。餘英時去考試時，錢穆親自出來主持，隻叫餘英時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穆當場看了餘英時的中文試卷，接著又看英文試卷，馬上決定錄取。

錢穆那時候心情不好，教書也沒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臺灣找經費。學生的學費都交不起，後來餘英時的成績比較好，算是免費的。老師們非常艱苦，就靠自己寫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熱，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餘英時去看他：“有什麼事要我幫您做嗎？”錢穆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餘英時便去商務印書館買了一部來。餘英時回來的時候，錢穆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餘英時猶豫不定，還是決定回北京。他說：“我也不喜歡香港的殖民地生活，雖然我已經在新亞書院念了一學期，還是覺得在燕京大學好，因為在香港我不知將來干什麼。”這一年夏天，餘英時坐上開往大陸的火車，過了香港不久，車到東莞石龍，停了三四個小時，他的內心經歷了一場搏鬥：“我是跟我父母呢，還是回北京？後來考慮到父親年紀大了，弟弟還小，也沒有人照顧。我想中國人多得很，多我一個少我一個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戰之下，後決定還是回香港，主要還不是政治考慮，是個人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革命理想。”火車到了廣州，形勢緊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隨便回去，餘英時就找到一個所謂“黃牛”，私下給了大概一百港幣，順利回到了香港，不復北上。

從此，餘英時決心在新亞書院讀書。1951年鼕天，錢穆去了臺北。1952年4月發生了在聯合國中國同志會演講而禮堂倒塌的事件，使錢穆頭破血流，昏迷了兩三天，幾乎死去，有一段時間在臺北養傷。等到1952年６月，餘英時畢業的時候，錢穆還在養傷，到秋天纔回來。畢業以後，餘英時反倒跟錢穆談得多一點。“我跟錢先生談的都是怎麼研究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史。他是學與思並重，是學者也是思想家。”

有時候，餘英時的父母請錢穆到海濱去喝茶，常常談一天。錢穆《師友雜憶》的那些故事，餘英時從那時候就聽起了，也勸他寫下來。“他的記憶力非常了不得，晚年眼睛瞎了，就靠回憶，這些東西大體上去查證，都很準確，次序井然。有一次講胡適在北大為了蒙文通的事情，跟他談到中午，胡適要解聘蒙文通，錢先生不贊成。後來我在胡適日記裡一查，確實如此。有些抗戰時的事情，我查了吳宓日記，也是相當準確。他有些話很有意思：人的記憶纔是他的真生命。真生命纔能記得，如果忘了，就不是在生命裡很重要的。”

1953年，錢穆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創辦研究所，這是新亞研究所的前身。當時隻有幾個研究生，餘英時也在其中。進入新亞書院以後，餘英時就決定將來研究中國史。他也念有關西方的東西，當時就感覺到不能光看中國的東西，要有比較世界性的眼光，對西方的歷史思想，後來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慮。“不過我早很注重社會史，甚至經濟史，我不信經濟基礎決定一切，想自己另作研究，早期的作品反映了這一點。我一方面接受傳統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終沒有放棄對西方文化與歷史的求知欲望，依舊希望以西方為對照，以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性所在。”

錢穆創辦新亞書院為故國文化延續了一脈香火。在錢穆逝世後，餘英時將紀念錢穆的文章結集成《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以餘英時的專著而言，標舉歷史人物大名者還有多本：《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朱熹的歷史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重尋胡適歷程》。這些著作的重心實則投注在這些人物所處的時代。餘英時在談新亞書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亞學規》：“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的。我們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或許可以由此看出餘英時治學中的一些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