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談“中國”認同與身份觀
葛兆光談“中國”的歷史形成與認同
姚大力談歷史上的民族關繫和“中國”認同
許紀霖談近代以來的“中國”認同
姚大力談民族與民族主義
葛劍雄談歷史上的統一與分裂
杜贊奇談中國傳統中的超越精神
濱下武志談從朝貢體繫到東亞一體化
黃進興談明末清初“孔教運動”及其失敗
葛凱談國貨運動與民族主義

誰來決定我們是誰——關於中國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鑰匙（姚大力）
重新講述“長城內外”（姚大力）
一段與“唐宋變革”相並行的故事（姚大力）
如何拯救歷史（吳冠軍）
從歷史看中國、亞洲、認同以及疆域——關於《宅茲中國》的一次談話（葛兆光）
編選說明

編選說明
作為《東方早報》的周日文化副刊，《上海書評》於 2008 年
7 月 6 日創刊，至今已有兩百多期。在這套小書的出版前後，恰 逢《上海書評》創刊五周年及《東方早報》創刊十周年。對於我們而言，發表過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心頭愛，所謂的“精選”著實 是難以下手，一口氣編了八本還心有不甘，隻能以“留白”自我 寬慰。
這次的八本書是按主題來編選的，盡力顧及了話 性，藏書、出版、歷史、科學、思想、經濟均有涉及，分別是《似是故書來》《都是愛書的人》《誰來決定我們是誰》《流言時代 的賽先生》《興衰之嘆》《國家與市場》《穿透歷史》和《畫可以怨》。這些書你可以看作一般意義上的“合集”— 選自兩百 多期上百位作者，但也不妨視為覆蓋多個領域的“專著”—背後有著相似的趣味和共通的價值觀。或者說，你可以在茶 餘飯後當專欄集來消遣，也可以正兒八經地當作挺“沉重”的 書來讀。
特別要說明的是，希望此前因故無法買到、無法讀到《上海 書評》的本地特別是外地讀者能通過這八本書與我們開始有些交流，期待得到您的批評指正。更重要的是，書出了，報紙還在 編著，還有很多未知的“精選”等在前面。

姚大力談歷史上的民族關繫和“中國”認同
我發現，歷史文獻在使用“中國”這個詞的時候，其所指往往有不止一種含義。您能先給我們列舉一下它究竟有過哪些含義嗎？
姚大力：在現存文字材料裡，“中國”一詞早出現在鑄成於西周前期的著名青銅器“何尊”的銘文內。在其中，周成王追溯他父親武王的話說：“餘其宅茲中國”（且讓我安頓在中國這個地方）。成王口中的“中國”，原指洛陽及其鄰近地區。它與古時候的華夏人群把今登封、洛陽一帶視為“土中”（即天下中心）的觀念有關。這說明至少是在西周初，用“中國”來稱呼今河南的核心地區，已經很流行了。
“中國”的第二層涵義是指關東，即函谷關或者後來潼關以東的黃河中下遊平原。《荀子》說：戰國之秦，“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秦之強能危殆中國）；《韓非子》說：“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顏師古在注釋《漢書》記載劉邦左股有黑子之事時寫道：“今中國通呼為魘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你看，照這些說法，秦、越、吳、楚都不在“中國”的範圍內。可見這個中國，僅指關東而言。
它的第三層涵義則把關中也包括進去了。《史記》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華山位於關中。是知司馬遷所說的中國，已經把北部中國的核心地區全都包含其中。
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也有了第四層涵義，即用它來指稱以華北核心地區作為其統治基礎，再後來甚至也用指立國於南部中國的諸多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全部國家版圖。在“中國”被用來命名這樣一個疆域範圍時，它當然就經常會遠遠超出漢地社會和漢文化所達到的邊界。秦、漢版圖已先後到達今廣東、雲南，但直到那時為止，淮河、漢水以南廣大地區的土著，都還不是漢語人群。
“中國”的第五層涵義是隨著漢語人群向華北以外地區的大規模遷徙流動而產生的。它指的是在國家版圖內不斷向外擴展其生存空間的那個主體人群及其文化，也就是漢語人群和漢文化。萬斯同主編的《明史》稿本在講述西南各土司的轄區時概括說：“大抵諸夷風俗，與中國大異。”很清楚，此處的“中國”，是指漢族和漢文化而言。
關於“中國”的後那兩層涵義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語中的Chinese纔會既指“中國的”，又指“漢族的”。這並不是外國人的誤讀。它確實反映出如下事實，即“中國”這個詞曾經長時期地擁有兩個互相聯繫、但又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這麼看來，“中國”既具有長期的持續不斷的歷時性特征，另一方面，無論作為國家版圖還是作為一個大型人群，它的地理邊界又總是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
姚大力：說得很對。古人認為，“自古無不亡之國”，即無論哪個王朝都難免有傾覆之日。但對他們來說，在超越這個或那個具體王朝的層面上，似乎還存在著一個具有歷史連貫性的政治共同體，它就叫中國。中國觀念的悠久的歷史性，是屬於我們的一筆寶貴和輝煌的遺產。至於怎樣準確地認識歷史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關繫，則需要我們作進一步深入的思考。
你提到歷史上“中國”的邊界在不斷變化，我以為這一點很重要，並且應當把它與如何界定某個時期中國史的空間範圍這個問題加以區分。比如講到十一世紀的中國史，那就不僅要講述當日北宋的歷史，還要講與它同時分布在今天中國境內的遼、西夏、回鶻各部、吐蕃各部、大理國等政權或人群的歷史。任何一個時段的中國歷史，都應用當代中國的版圖來界定它的空間範圍。這個意義上的“歷史中國”有一條確定無疑、不變化的邊界線。不過這個“歷史中國”的邊界，其真正性質乃是按今天的後見之明來設定的中國歷史的空間範圍。它對講述中國歷史有重要的、不容替代的意義。
因此，說歷史上“中國”的邊界在變化，是說在各歷史時期自稱中國的那一繫列王朝的邊界總處在變動不居之中。

講述中國歷史應當有一個大體固定的空間範圍，而歷史上自稱“中國”的各王朝的疆域又各不相同。您是否以為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是我們解讀中國歷史時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姚大力：這就是我想說的意思。面對上述差異，我覺得至少有兩點需要強調。
一是歷史上自稱“中國”的政權，其版圖經常未能覆蓋今天中國的全部疆域。那麼未曾被覆蓋的那些地區的歷史，是否還屬於當日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二是歷史上自稱“中國”的政權，其版圖在某些方向上又往往超出今天中國的疆域。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超出當代中國邊界的地區的歷史，是否還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我認為，首先應當明確，它在原則上屬於今日其所在國歷史的一部分，屬於所在國歷史上的一段古代“中國”統治的時期。然而正因為它當時處在一個跨越現代國境的古代“中國”的統治下，它的這部分歷史與當時的中國史有太密切的、無法切割的聯繫，所以在講述那一個時期的中國史時，我們又不能不較多地講到它。在以上這兩點主張的背後，其實存在一條共同的原則：一個國家的當代疆域，應當成為界定其歷史的空間範圍的基本依據。
剛纔您提到在“中國”的兩個涵義之間，也就是在一個具有歷史連續性的多民族統一國家與這個國家內的主體人群及其文化這兩者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張力。這種張力在由非漢人群建立起來的統治漢地社會的政權下，是否會更容易彰顯出來？這些王朝以及被它統治的漢語人群是否還認為自己同屬於中國？或者說他們還能共同擁有“中國”這種集體身份意識嗎？
姚大力：讓我先回答你提出的後一個問題。中國歷史上反復地發生非漢語人群在漢地社會建立統治王朝的事情，他們也多把自己建立的政權稱為“中國”。現在略舉幾個例子來證明：
十六國時期，前秦皇帝苻堅提到邊境的氐羌部落時相當輕松地說：“彼種落雜居，不相統一，不能為中國大患。”有意思的是，苻堅本人就出身於氐人，但這並不妨礙他以中國自居。北魏的一支軍隊曾深入蒙古草原，但未能“盡敵而還”。一位拓跋皇室的貴族對此深不以為然，因為他認為，邊人見此，“便自易輕中國”。金代史書在記載某次臺風致使日本船民遇海難漂流入境時稱：日人七十二名“遇風飄至中國”人和清人自稱“中國”的例證，就更為我們所熟悉而不需贅舉了。
我曾利用一個名為“中國基本古籍庫”的電子數據庫來搜檢出現在傳統文獻裡的“中國”一詞，結果竟達十多萬條。有了這樣方便的檢索繫統便不難發現，幾乎所有建立在漢地的少數民族王朝，都有自稱“中國”的例證。
您在過去發表的文章中提到，這些非漢人群建立的中央王朝，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那麼它們對待漢文化，是不是也有與此相對應的不同態度？
姚大力：對劃分非漢人群所建中央王朝的類型來後10世紀是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我把從這以前一直延續到10世紀為止的那一類非漢人群建立的中央王朝，稱為滲透型王朝。其統治上層在入主中原前，往往經過一個在漢地社會周邊地區長期活動的過程。他們從以雇傭軍身份介入漢地社會的權力鬥爭開始，在向漢地逐漸滲透的漫長經歷中，一步一步地成長為支配那裡政治-軍事局面的重要勢力集團，乃至終建立自己的政權。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有機會對漢文化取得相當深入的了解，同時卻日漸疏遠，甚至完全斷絕了與位於或靠近內陸亞洲腹地的其原居地之間的聯繫，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對自身文化及人力資源的根源性意識。正因為這個背景，他們在漢化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別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所竭力推行的那些措施，都是在10世紀之後不容易再見得到的。
五代時期的後唐、後晉和後漢，屬於中國後的幾個滲透型北族王朝。它們都是由原先講突厥語的沙陀族人建立的。可是如今，即使是研習中國歷史的人，也很少注意到它們其實是少數民族政權。後唐和後晉時有一名“病禿折臂”的沙陀將領楊光遠，被人猜疑有自立為皇帝的野心。但懷疑此種看法的人反駁說：“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腳皇後耶？”可見當日輿情認為，在評判某人的稱帝資格時，禿瘡跛腳之類的儀表缺陷是比沙陀人的族屬身份更有分量得多的否決理由。
再比如京劇《珠簾寨》裡的李克用。他有一個十分著名的唱段：“昔日有個三大賢，劉關張結義在桃園……賢弟休往長安轉，就在沙陀過幾年，落得個清閑。”盡管唱詞裡還點出了“沙陀”這個地名，但李克用在戲裡已是一副漢人扮相。甚至連《四郎探母》中楊延輝都戴著的那兩條像征“番將”的狐尾，也沒見他披掛在肩上。可見演戲的人和看戲的人，早都已不把他當番人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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