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戴 燕
二〇〇六年，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出版，轟動一時。在這本書中，何先生講述了他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情形，是在抗戰那個特殊年代、一群流浪知識分子的生活。與錢鍾書同樣寫抗戰時期幾個顛沛流離的大學教師的小說《圍城》不同，何先生是在幾十年後去回憶那一段時光，他強調更多的還是那個時代許多知識分子心中都有的理想主義、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而在一些重大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方面，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並且非常坦率，因此，不少人看了這本書以後，便開始期待傳聞中的他的下一部“上班記”。
何先生是葛兆光在清華大學時的同事，我們一度住得很近，經常在校園裡不期而遇。認識何先生之前，我已經受益於他翻譯過的不少名著，那時恰好替《書城》雜志幫忙，就同彭剛商量，給何先生做一篇訪問。彭剛是何先生的學生，為人為學都有幾分神似何先生，他做的這個訪問因而相當體貼，雖然不是正式的“上班記”，但何先生還是談到了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的經歷和見聞，三十年的風風雨雨，也談到學術與政治、學者與權力的關繫。
那一年，正好我們離開北京到上海，因為與復旦大學的朱維錚先生相識超過二十年，在上海的個訪問便約了朱先生，談的也是當時備受矚目的“國學”問題。朱先生不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學者，他的批判性極強，教書、寫作都帶有激情，就如過去人常說的一句話：對待朋友像春天般溫暖，對待敵人像嚴鼕一樣殘酷無情。當然，他做事情也格外用力，甚至較真到苛刻的地步。由於我說過雜志的篇幅有限，訪談不能做得太長，當我們把根據錄音整理好的談話稿交給他過目，再拿回來時，就變成了一篇幾乎是改寫過的、刪掉了所有問話的整整齊齊的稿子，從國學到經學、從晚清到民國，邏輯更嚴密，論述更清晰，話鋒也更犀利。這篇題為《“國學”答問》的文章，發表在《書城》的二〇〇七年第九期。
等到訪問何先生的《〈上學記〉之後》於同年十一月發表，我帶著《書城》雜志回到北京，訪問李學勤先生。李先生是在二〇〇三年前後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回到清華大學的，從那以後，我們纔有機會比較多地見到這位忙碌的學者。我們是既佩服他的睿智、博學，也佩服他的自律。很早以前就聽到一個故事，說李先生家裡始終隻有八個書櫃，多少年裡就是隻保留這八櫃子書，後來房子大一點，纔增加到十幾個櫃子。對李先生的訪問，自然離不開上古史，當初他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目的是要證明中國確實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在海內外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學術性、政治性的議論都有。訪談時，我有意避開了過分政治化的提問，但還是請他從考古專業以及比較文明史的角度，談他的上古史觀、他的學術理念，甚至他一生的抱負。這篇訪談很快發表在《書城》的二〇〇八年期。
我是到了復旦大學以後，纔和王水照先生有了接觸，慢慢地熟悉起來。王先生曾說我和他先後畢業於同一所大學，先後任職於同一個研究所，然後都到了復旦，這是一種緣分。而我對他這一班前輩的了解，主要是由於多年前曾仔細讀過他參與編寫的北大一九五五級“紅皮本”文學史，又反復讀過他參與的另一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綠皮本”文學史。對他的訪問，因此也就這樣是從“文學史”開始。回首往事，聽他講究竟是在怎樣一種氣氛下，當時那些大學三年級的學生自己動手寫了一部文學史。他們要“破”的是什麼，“立”的又是什麼？為什麼這一做法會受到鼓勵、成為流行？在他們這一代人的學術生涯中又留下什麼樣的影響？這篇訪問記也發表在《書城》的二〇〇八年第九期。
在復旦大學，我認識早的其實是章培恆先生，那時我纔大學畢業不久，後來很多年，每到上海，拜訪章先生都是一個固定節目。我認識的章先生，在愛憎分明這一點上，與朱維錚先生是頗為相似的，而在講義氣方面，他“任性”、不顧一切的程度，在學界中也實屬罕見。我們到上海時，他已經生病，我在他給研究生開的古代文學課上曾聽過一節，隻見他不但課上得規規矩矩，西裝領帶也穿戴得一絲不苟。做訪問的那一天，他已經腳腫得厲害，必須要將兩條腿平舉，怎麼坐都不舒服，可他還是極其耐心地答問，還是冷不丁冒出一句幽默的話來，講他一貫堅持的“文學是人學”，講魯迅、顧頡剛。這篇訪問發表在二〇〇八年第十二期的《書城》。
學英文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漢大詞典》以及新近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漢英大詞典（上）》，這兩本大詞典的主編，都是復旦大學的陸谷孫先生。就像章先生一樣，陸先生在復旦、在上海都受到特別的尊重，有一段時間，他隔三岔五地給《南方周末》等報紙寫文章，講述他在復旦六十年經歷過的人和事，裡面有很多掌故，使我們這些外來人對復旦的歷史也能有一點直觀感受，所以和陸先生相識雖晚，卻也一見如故，並不陌生。陸先生是一個對語言、文學都極其敏感的學者，人本來也相當溫和，可是在現實中，似乎也還是有他內心的不平和無奈。對他的訪問，發表在《書城》二〇一二年第五期。
二〇一五年恰逢裘錫圭先生八十壽辰，三十多年前，他就是教我們古文字學課的老師，他學問的嚴謹、做人的正派，有口皆碑。本來在北京、上海，我們都住同一個院兒，經常踫面，但是知道裘先生太忙，早就預約的訪問竟一直拖到他八十歲這一年。訪問從他倡議的古典學重建開始，談到現代學術史上的“古史辨”派，也談到形形色色對傳統文化的理解與復興。因為是給《書城》量身定做，訪問時免不了也將裘先生“拉下水”，請他發表對有關現實問題的看法，裘先生不僅回答得爽快，而且就像他討論學術時喜歡用的一句口頭禪“實事求是”，在現實世界裡，他也不願意苟且。這篇訪問發表在《書城》的二〇一五年第九期，刊出當日便在網絡上瘋傳，令人意外。
二〇一一年章培恆先生去世，翌年朱維錚先生去世，就在編輯校對本書的過程中，陸谷孫先生突然去世，這都使我們深感悵然，而慶幸的是，在他們生前，我為他們都做了這樣一篇訪問。
這些年陸陸續續訪問的都是這樣的前輩，是經歷過戰爭與革命這種大轉折、大動蕩時代的一輩人。雖然沒有刻意規劃，卻是由於這樣那樣的機緣，得與這些前輩學者談話，並將它們記錄下來，與更多的讀者分享。如果說這裡面有我的“私心”的話，那就是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一代有一代之思想，這一代學術、思想的風氣正是體現在一個個學者身上，而通過對那一輩學者的訪問，是可以了解到在過去那個即將被有意無意忘記的時代，到底發生過什麼樣的歷史，在那一段歷史中的學者又有過什麼樣的思考——他們的政治關懷和學術理想是什麼？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中，他們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他們又如何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從時代的影響和學術的傳承來看，他們正好是在我們前面的一代人，是我們要直接繼承的一代，如果沒有對他們的人及其時代的充分了解，恐怕很難作出公正的評價，同時也難以像老話說的“鋻往知來”。
二〇一年〇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書，周末常隨城大的朋友登山，張信剛先生是這小小登山老，因此我們有過不少談話。認識張先生，還是在他當城大校長的時候，他是一個科學家，偏偏在推動中國文化的普及和教育方面做過巨大投入。二〇〇七年他退休以後，好像比過去更加忙碌，圍繞人文與科技、世界與中國等話題，奔波於世界各地，觀察、寫作、講演。張校長出生在瀋陽，一九六〇年代從臺灣到美國留學，由於是海外“保釣”運動的骨干，一九七二年就回國見到周恩來總理。他也屬於上一代知識分子，然而他經歷過的歲月，與和他同歲的陸谷孫先生就完全不一樣，不一樣的歲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也全然不同，我為他做訪問，由此特別留意的就是像他這樣的海外華人學者，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心情看中國。他們的理想在哪裡，理想又如何照進現實？這篇訪問發表在《書城》的二〇一〇年第九期，收入本書，就是為了提供一種歷史的對照。
本書的壓軸，即對興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三位日本學者的訪問，事實上做得早，曾發表於《文學遺產》一九九九年期。那還是在一九九八年，葛兆光到京都大學當客座教授，我隨同前往，那時經常見到的就是興膳宏等幾位教授，在日本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他們當時就已經是學者。興膳教授與朱維錚先生同歲，青少年時代是在“二戰”中度過，一九六五年讀博士時次到中國，除了訪問北大、復旦，還去過“革命聖地”延安、韶山。他研究的是中國古典，可是與傳統的日本漢學家已經完全不同，他對現代中國同樣懷著美好的想像和熱情。當然，他首先還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學者，在他與川合康三、金文京教授身上，都看得到日本學者特有的那種細致、沉著的作風，而他們也都告訴我們，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研究中國會帶入一些什麼樣特殊的經驗和方法，中國與日本在這裡會是以怎樣的方式踫撞、交融。將這篇訪談收入本書，也許可以提供又一種不同的歷史對照。
為上一代學者做的這些訪問，這次能夠結為一集出版，首先，當然要感謝所有的受訪者，謝謝他們的支持和配合，這些訪問稿，都是他們親自審定的。也要感謝彭剛，允許我收入他對何先生的訪問。其次，是要感謝幫助我整理過錄音的王水渙、雷仕偉、杜斐然、陳文彬、吳湛、周語等幾位年輕朋友，訪問興膳宏等三位教授時，還得到過現任京都大學教授的木津祐子的幫助，也要謝謝她。後，要感謝中華書局的老朋友徐俊先生，還有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的餘佐贊先生，是他們促成本書的出版。
書的題名“陟彼景山”，取自《詩經 商頌 殷武》，這是宋人在懷念他們的殷商先人時唱的一首樂歌，所以在回顧了殷王武丁建都於商邑的偉大成就之後，歌中唱道：“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意思是登上高山，看到那些粗壯挺直的松柏，將它們砍伐、搬運下來，建成宗廟，用於祭祀祖先。“陟彼景山”，在這裡，用的就是采集上好的材料以建宗廟之意，隻不過這裡說的是學術上的傳承，是用訪談的形式來表達我們對於前輩學者的敬意。
二〇一六年七月底於復旦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