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不僅全面載述了所謂“黃帝”以來直至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也就是漢武年之前的歷史，而且在史學著述的形式上，做出一項重大的開創，這就是他開創了“紀傳體”的史書體裁。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創舉，而且是一項成功的創舉。由於這種體裁十分合理，以後歷朝歷代所謂“正史”，就都照樣學樣，一直沿承下來。

司馬遷寫《史記》，自言“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所謂“天人之際”，講的就是天對人的命運和社會變動的影響，因而他必須誠實地面對上天，如實書寫史事，這樣纔能寫出一部“信史”。世人或許可欺可瞞，但蒼天有眼，他不敢欺，也不會跟天老爺耍小聰明，變著法兒想去瞞掉什麼。故緊接在司馬遷後面寫出第二部紀傳體正史的班固贊譽《史記》紀事的信實程度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

世世代代，人們都是這樣看待《史記》，這樣閱讀《史記》，這樣利用《史記》，這樣敬重太史公的史筆，沒有什麼異議。

不過晚近以來，由於受到西洋某些學術方法的影響，一些專業的學人，開始對《史記》紀事的信實性提出懷疑。像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和中國學者呂思勉等，都懷疑《史記》中有很多不可靠的傳說的成分。

談到這個問題，具體的情況非常復雜。這大致涉及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是早期在有繫統文字記錄以前的傳說時代的紀事是否可靠的問題；第二是以職業史官記錄等繫統史料為主撰寫的內容從總體上說是否存在嚴重錯謬的問題；第三是現在很多人熱衷談論的所謂“歷史書寫”的問題，即司馬遷是不是出自什麼不可告人的心懷而非采錄那些並不可靠的史事，甚至有意扭曲史實編瞎話的問題。

這三個方面的問題，詳細闡述，都很復雜，我的粗略看法，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中國古代缺乏繫統文字記錄的傳說時代，大致可以截止在所謂夏代的末期。在這個所謂“傳說”時代，或真或假、或虛或實的歷史敘述是大幅度、很普遍地相互摻雜在一起的，但既然已經有了比較具體的傳說，史學家也就不能對它視而不見。司馬遷本著努力追求史事的客觀真實性的原則，盡可能對這些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傳說做出了自己的斟酌判斷。

於是，我們看到，《史記》對這一時期所做的記述，是從他認為相對比較信實一些的黃帝時期寫起，“擇其言尤雅者” （《史記·五帝本紀》）載入書中。虛的、假的、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紀事，固然所在多有，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兒，總是要從相對信實的時代努力向前，做一些比較合理的追索。

換句話說，雖然《史記》中這一段史事的記述存有很多值得慎重推敲或是有待深入考辨的內容，但也沒有任何比它更為可靠的記載流傳下來。就這一段歷史的總體情況而言，相對來說，《史記》的記載還是為確實可信，因為其他那些記載更不靠譜兒。

第二，在中國古代，以職業史官記錄繫統史料為主撰著的史籍從總體上說是否存在錯謬？談到這個問題，不能不提及著名的王氏“二重證據法”，也就是文史學界人所熟知的王國維先生強調指出的治史方法。

到目前為止，中國古代依據繫統的職業史官文字記錄來撰述的歷史，大體可以確認，始自殷商時期。

按照我的理解，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既不是他的創造，在當時即使是由趙國維、錢國維主張這一方法，也根本不是什麼一般性的研究方法的創新，而是在具備了相應出土文獻資料的特殊歷史時期，及時地將這一很普通的治史方法，用之於中國上古歷史的研究，用來證實古書的信實程度。其具體指向包含如下兩重含義：一是關於殷商時期歷史的記載，依據傳世文獻與地下出土新史料“二重”互證的方法，使得“《世本》《史記》之為實錄”這一點，“得於今日證之”，亦即賴此“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二是對那些較殷商更早的上古早期傳說時代來說，“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這也可以說是對上面所說方面問題的一個解答，即對於載錄中國早期歷史為詳備的《史記》來說，它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反映了歷史的實際情況（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證》）。

這等於說，王國維先生運用這種“二重證據法”，證明了《史記》記載的殷商以下的歷史，基本上也都是可靠的“實錄”，總的來說，是不容輕易質疑的；或者說，王國維先生用這種“二重證據法”證明了《史記》是一部真實可信的通史。

第三，關於司馬遷是不是有今人所論“歷史書寫”的問題，這件事兒比較復雜，但我對此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

這涉及中國早期職業史官的身份和傳統的問題。簡單地說，早期史官身處天人之際，肩負著溝通上天與世人的職責，若不能忠實地記述史事，會遭受天譴神責，並且這種懲罰的嚴酷程度甚於世間一切暴虐君主的懲罰，所以，辛甲、董狐、齊太史等史官纔能夠奮不顧身而不失其守，甚至搭上他們整個史官的家族。比司馬遷早些時候的賈誼，稱“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賈誼《新書·保傅》），反映出直到西漢時期，在人們的觀念中，很大程度上還在沿襲著這樣的傳統。

正是這樣的傳統，決定了司馬遷具備“究天人之際”的資格；正是這樣的身份，促使他能夠秉筆直書，以至於直刺“今上”漢武帝。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來看人們對《史記》某些內容的“非客觀性”或“歷史書寫性”的議論，我想主要有兩類情況。

一類情況，是史料不足征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缺憾，是技術性的疏失，與司馬遷的主觀偏頗無關。可以說，這樣的問題， 是治史者永遠不可避免的遺憾，即使在今天，也是這樣。

另一類情況，是《史記》的紀事，本來並沒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是信實可靠的，本來是真實發生的史事，可是後世書生不理解，感到不可思議，於是便揣測這出於司馬遷師心自用， 也就是所謂“歷史書寫”。

譬如，這些人懷疑秦始皇死後趙高、李斯密謀“詐立”胡亥為太子的事兒，當事人之外，他人何以知之？故其說必定出自後人胡編亂造。別的國家是怎麼樣，我不知道，但在中國， 大家都明白“一傳十，十傳百”那句話是什麼意思。這麼大個事兒，當然會有人口口相傳，流傳於世。而且這事兒是有其他一繫列史事與之印證的，很簡單：真的假不了。

上面講述的這些情況，學者之間有不同的認識，大體上還都屬於認識態度或治學路徑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但是，近三四十年以來地下新出土的史料，又使得一些人如獲至寶，從中找到一個個重磅“實錘”，紛紛以之砸向太史公的頭上，也砸向他寫下的《太史公書》。

在這裡，我想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這一情況和我的看法。

個例子，是上世紀70 年代發現的雲夢睡虎地秦簡，其中有兩條大秦帝國法律文書，提到了一個很特別的官署——隱官。於是，前後相繼湧現出一批學者，有在海內的，也有身居海外的，他們一看“隱官”這兩個字長得跟《史記》裡的“隱宮”二字非常接近，於是就放膽勘正《太史公書》，要把《史記》的“隱宮”改訂為“隱官”。當然，按照他們這些人的看法，不應該說是“改訂”，而應該稱作“訂正”，隻是我不認同這種說法，在我看來，這實際上是改正為誤，改是為非。

單純改個詞兒，改個官名，影響也不一定很大，可這些人意不在此。他們和古籍校勘從業人員不一樣，他們是歷史學家，他們堅信自己所理解的治學法寶“二重證據法”（這和上面所講的我本人的理解很不相同），他們想要依靠出土文獻資料來改寫歷史，來重寫歷史。

他們這些人要改寫什麼呢？主要是改寫《史記·蒙恬列傳》中這一句話，即“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生隱宮”，趙高就被解釋成宦官（這樣的解釋對不對，另說）；現在把“隱宮”改訂為“隱官”，趙高就成了身體完整的好男兒。一時間，響應風從，附庸者眾多。

這裡的關鍵是，能不能簡單地依據一兩條地底下挖出來的散亂文牘來改易《史記》的記載？《史記》“隱宮”指的是什麼是一回事兒，《史記》中還有許多記載都清楚表明了趙高必屬後宮宦官是另一回事兒。《史記·樊郦滕灌列傳》記載，西漢初年，有一次，漢高祖劉邦一連十幾天都把自己關在宮內不見人。別人不敢進去看，隻有殺狗出身的樊噲性子烈，拍開宮門就往裡闖，於是其他那些著急的大臣也纔敢跟進。進到臥室一看，劉邦正頭枕在一個宦官腿上（西漢的皇帝大多都很喜歡同性性伴侶）。樊噲“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樊噲把劉邦和宦者廝混的事兒同秦二世獨倚趙高事相並比，這趙高不是淨過身的宦官還能是什麼？隻要你不是執意迷信所謂“出土文獻”，趙高身上缺了的東西是誰也補不上去的。而且，司馬遷對這一點是有切身體會的，如果趙高不是這樣，他能隨便寫嗎？

給《史記》帶來更大挑戰的出土文獻，是北京大學近年入藏的西漢竹書《趙正書》。

趙高雖然是個權傾一時的大宦官，要不是淨過身，很可能就會取二世皇帝而代之成為第三個皇帝，但在當時的作用和在歷史上的影響，畢竟不能和千古一帝秦始皇比。《趙正書》的紀事，乃是直接顛覆了司馬遷《史記》所記載的秦始皇的經歷， 把胡亥詐立寫成了秦始皇既定的安排。《趙正書》中告訴人們， 二世皇帝是按照他父親的臨終遺囑名正言順地登基就位的。

這件近兩千年前的竹書所提供的舊信息，一下子成了今天的大新聞。普通民眾當然很想一看究竟，很希望有專家學者出面，告訴大家歷史的真實狀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那麼，職業的研究人員又是怎麼看待這件事兒的呢？

實際的情況是，這麼多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專業研究者期望通過一次偶然發現的出土文獻來改變世代相傳的歷史樣貌。這樣做，干起活兒來省事，領起功來既顯眼，又容易。所以，好之者眾，樂之者多。盡管《趙正書》所述違情背理，明顯過於荒唐，可他們表述的意見還是模稜兩可，給好事者的想像發揮，留足了空間，也提供了“合理”的基礎。於是，一股懷疑以致否定《史記》紀事信實性的火焰，雖然不是很大很旺，卻日漸蔓延。

事兒趕得也巧，就在《趙正書》的研究展開不久，2013年年底，湖南省相關考古工作者又向社會公布了一件在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發現的二世皇帝詔書。因其中含有“朕奉遺詔”雲雲的文句，故發掘者將此稱作胡亥的“即位文告”。由於這一語句與《史記》所書趙高、李斯合謀篡改始皇遺詔事明顯不符，卻與《趙正書》中胡亥遵奉遺詔合法登基的敘述相吻合，在一些人眼裡，好像恰好可以印證《趙正書》所言不虛。這份所謂“遺詔”，便猶如一股邪風，吹向借《趙正書》以懷疑、否定《史記》的野火。

於是，風助火勢，大有一舉焚蕩《太史公書》的勢頭。大家看看是不是：秦是被司馬遷所在的漢朝剛剛取代的一個王朝，要是太史公連秦二世繼位緣由這麼大的事兒都記載得一塌糊塗，那它還能有什麼值得我們相信的地方？司馬遷忍辱負重給我們留下來的這部千古名著，真的像這些人認為的那樣，就是“滿紙荒唐言”嗎？

幸好，歷史並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兒，在我看來，它是一門科學，而歷史研究的結果作為科學的結論，是可以驗證，而且也是必須予以檢驗的。按照我對相關問題分析驗證的結果：太史公就是太史公，《史記》就是《史記》。司馬遷治史的嚴肅認真態度，誰也不能損壞；《史記》的信史性質，誰也動搖不了。相比之下，被迷信出土文獻者尊奉的《趙正書》，不過是一篇借事兒說事兒的“小說”而已，絲毫不足信據。

大家若問我為什麼這樣講，為什麼講得這麼“武斷”，我要告訴大家，我對這些問題是做有很具體的論證的，隻是說來話長，今天在這裡實在無法拓展開來，一一細說。感謝中華書局，他們即將幫助我出版一本小書《生死秦始皇》，過幾個月就會面世。上面講到的這些問題，在這本小書中都有詳細講說。

如上所述，與秦始皇相關的各項問題，可以說是一項標志性的事件，它對我們合理認識《史記》紀事的性質，具有重大像征意義。透過這些研究，我想說，隻有《史記》纔能告訴你一個“真人”始皇帝（“真人”是秦始皇晚年取代“朕”字的自稱），這也就意味著《史記》是一部講真話、記實事的信史，我們今天要想了解漢武帝中期以前歷史的總體狀況，它仍然是獨一無二的。當然，大家有興趣的話，若是一並看一下敝人將要出版的這部《生死秦始皇》，或許會對《史記》的性質和地位有更好的理解，特別是或許能夠看到一個更加清晰、更加豐滿的秦始皇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