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秦漢時期的氣候

節 文獻所反映的秦漢時期的氣候特征

第二節 文獻所反映的秦漢時期的氣候波動

第三節 考古所反映的秦漢時期的氣候狀況

第二章  秦漢時期的水環境

節 秦漢時期的降水情況

第二節 秦漢時期海平面與湖泊的變化

第三節 秦漢時期的水環境與生計

第三章  秦漢時期河道變遷與水利建設

節 黃河、淮河、濟水與長江的變遷

第二節 秦漢時期的水利工程

第四章 秦漢時期的植被環境

節 秦漢時期森林的消耗

第二節 秦漢時期人口與生產力狀況

第三節 中原地區的植被

第四節 北方周邊和西北地區的植被

第五節 東南、西南地區的植被

第六節 秦漢時期植被環境與肉食以及生業

第五章 秦漢時期礦產分布與利用

節 銅礦的分布

第二節 鐵礦的分布

第三節 金銀礦的分布

第四節 錫、鉛、丹砂等礦產的分布

第五節 鹽業的分布

第六節 礦產開發與環境變遷

第六章 秦漢時期的自然災害

節 秦漢時期的旱災

第二節 秦漢時期的水災

第三節 秦漢時期的蝗災

第四節 秦漢時期的凍災

第五節 秦漢時期的地震

第六節 秦漢時期的疫病

第七章 秦漢時期的野生動物環境

節 虎的分布

第二節 鹿科動物的分布

第三節 犀牛和大像的分布

第四節 狩獵活動所反映的動物分布狀況

第八章 秦漢時期的地貌與土壤

節土壤的認識

第二節地貌的變化

第九章 秦漢時期的環境意識與環境保護

節 自然崇拜

第二節 秦漢時期的自然觀

第三節 環境保護的思想

第四節 環境保護的禁令

第五節 環境保護的客觀實效

第六節 地理環境與民俗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第九章  秦漢時期的環境意識與環境保護

第三節  環境保護的思想

一、順應天時

秦漢時期，進一步發揮了先秦時期的順時思想。西漢建立初年，“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鼕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倆湯舉秋，貢禹舉鼕，四人各職一時”。漢高祖所穿的衣服，就必須順應四時。古代衣服要麼是絲織品或麻織品，要麼由動物皮革制成。在先秦時期，動物的獲取要順應四時。如果皇帝的衣服，特別是皮革服飾如果不是四時出產而制成，下面的官員將會采用各種手段來滿足皇帝的需求，自然會出現春夏時節獵殺各種動物的現像。“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晁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漢書·魏相傳》。國家祭祀死者，需用三牲等，如果是二月祭祀，正是動物生長時節，這時宰殺動物，也不符合傳統要求。

西漢時期的賈誼也指出：“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災，必與奪民時。”《新書·大政上》。這裡，賈誼指出，如果風調雨順，那是統治者沒有過分剝削老百姓的結果；如果上天經常出現災害，那是因為“奪民時”錯誤造成的，而“奪民時”的主要是大興土木以及軍事活動等，這些又不符合傳統伐木等的活動時間。

漢文帝時期，晁錯指出：“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谷熟，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漢書·爰盎晁錯傳》。“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是人們活動順應四時的結果，也是一種重要的環保思想。

司馬遷也要求人們順應四時，維護生態環境，他指出：“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鼕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的觀點利用了傳統農業社會人們相對普及的“風雨時節”的思想，闡發了對於維護生態條件的深刻認識。王子今：《司馬遷班固生態觀試比較》，《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這種思想在禇少孫思想中也有體現，他在補述《史記·龜策列傳》中寫道：“春秋鼕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鼕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谷，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史記·龜策列傳》。

《鹽鐵論》中的文學指出：“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鼕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鹽鐵論·論鄒》。所謂的四時之須，也包含著一種順應四時的環保思想，春季萬物萌芽，所以要以仁的態度對待，不能殺伐；夏季萬物茂盛生長，所以要以德的態度對待；秋季萬物成熟，要以義的態度對待，不能過分取舍；鼕季收藏也要按照禮儀要求，不能過分收獲。這也是一種環保思想。

漢宣帝時期的魏相也指出要按照四時執政：“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鼕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谷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漢書·魏相傳》。

《漢書·丙吉傳》記載：“（丙）吉又嘗出，逢清道群鬥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裡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鬥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對人命並不在意，而對“時氣失節”十分關注，這被看作“知大體”的表現。可見漢人對順時與否的重視程度。

此外，漢成帝的執政思想也包含諸多順四時以及環保思想。漢成帝執政期間，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漢成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漢成帝下詔書時曾提到：“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陽朔二年春季寒冷，漢成帝下詔書說：“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雲‘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漢書·成帝紀》。這裡的“順四時月令”以及“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反映的就是一種環境保護思想。

東漢時期，順應四時行政的觀念仍然流行，明帝永平二年，“下詔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下詔說：“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下詔要求：“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後漢書·明帝紀》。章帝繼位後，年下詔說：“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群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rdq和二年，對三公下詔說：“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後漢書·章帝紀》。

成書於東漢末年的《太平經》也要求順應四時，“故順天地者，其治長久。順四時者，其王日興”《太平經合校·合陰陽道法》。。《太平經》中也提出：“夫刑德者，天地陰陽神治之明效也，為萬物人民之法度。”這就要求刑和德要據四時而動，“謹與天地陰陽合其規矩，順天地之理，為天明言紀用教令，以示子也。吾之言，正若鋒矢無異也，順之則日興，反之則令自窮也”。這種順應四時的做法，“是故古者聖人獨深思慮，觀天地陰陽所為，以為師法，知其大□□萬不失一，故不敢犯之也，是正天地之明證也，可不詳計乎！可不慎哉！自然法也，不以故人也，是天地之常行也”《太平經合校·案書明刑德法》。。人們也應該了解自然，觀察自然，尋找其中規律性的東西，纔能達到順四時之氣，“觀天地陰陽之大部也。從春分到秋分，德居外，萬物莫不出歸王外，蟄蟲出穴，人民出室；從秋分至春分，德在內，萬物莫不歸王內，蟄藏之物悉入穴，人民入室，是以德治之明效也。從春分至秋分，刑在內治，萬物皆從出至外，內空，寂然獨居；從秋分至春分，刑居外治外，無物無氣，空無士眾，悉入從德，是者明刑不可以治之證也”。因此要尊重自然，順應四時：“天性自然，不可欺矣。熟念無置，行成天神矣。變化有時，不失綱紀，四時之氣，不可犯矣。”《太平經合校·寫書不用徒自苦誡》。

二、取之以時

取之以時、順應天時是中國傳統環境保護思想的一個基礎。這裡的“時”，可以理解為時間，也可理解為時機。《淮南子·主術》中提出：“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谷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谷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鼕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禮記·用民》中指出：“五谷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春季是各種動植物萌芽、生長的季節，在這個季節中要對各種新的生命進行保護。孟春時節是很多動物孕育新生命的時節，這個時節要禁止殺生，特別是懷孕的動物。《淮南子·時則》要求：“立春之日……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毋聚眾、置城郭，掩骼薶骴。”《禮記·月令》則要求：“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在祭祀時，也要求“犧牲毋用牝”。《禮記·曲禮》要求：“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太平御覽》卷二十引《四民月令》說：“春分不殺生。”

在仲春，《淮南子·時則》則要求：“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而季春，《淮南子·時則》要求：“田獵畢弋，罝罘羅網，喂毒之藥，毋出九門。乃禁野虞，毋伐桑柘。”因為季春是動植物生長的季節，所以這一時節不能獵取動物，不能砍伐桑樹和柘樹，也不能放毒藥去毒殺害蟲，這樣容易誤傷野獸。《禮記·月令》中也有類似的要求。

在季春，《禮記·月令》要求：“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罔、畢翳、喂獸之藥，毋出九門。”禁止使用易導致動物種群滅絕的捕獲工具，表明了對涸澤而漁的捕獵方式的反對。

夏季是農作生長的季節，所以《淮南子·時則》要求在孟夏季節要“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谷，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夏季是植物生長的旺季，所以在仲夏時期，“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到了季夏時期，一些動物正處於肥育狀態，所以“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有一些植物也可以砍伐，於是“令滂人，入材葦”。《禮記·月令》也要求：“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但是，在這個時期，很多樹木在繼續生長，“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眾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太平御覽》卷二二引《四民月令》說：“四月八日，不宜殺草木。始服生衣，宜進溫酒，服溫藥。是月也，無壞麛卵，無伐大樹。是月也，宜以夙興。”

秋季萬物成熟，動植物都停止了生長，可以合理獲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但是砍伐樹木一直要等到季秋之月，“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鼕季萬物衰落，這個季節主要是收藏，貯備食物過鼕，“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

中國古代重視祭祀，朝廷每個季節都有比較傳統的祭祀活動。此外，據《周禮·地官·司徒》記載，每個季度統治者又要安排一定的活動，“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中鼕，教大閱，前期，群史戒泉庶，修戰法，虞人菜所田之野，為表”。這種做法，後世稱之為三田，《文獻通考·王禮考五·田獵》。即在春、秋、鼕舉行田獵活動。田獵活動的目的，除了獲取獵物祭祀先祖外，主要目的是“因習兵事”，以表示不忘武備。但狩獵活動有可能破壞環境，特別是春季狩獵，並不符合傳統保護動植物的做法。針對這種情況，董仲舒提出：“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鼕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搜，鼕狩，夏獼；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在這裡，董仲舒指出，無論是祭祀還是狩獵活動，都要“中天意”，也就是要按照傳統的“取之有時”的原則來獲得祭品和獵物。《禮記·王制》也有類似的思想：“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干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在四季之中，春夏是動植物生長的季節，故要保護；秋鼕是成熟的季節，可以收獲和保護。這種取之以時的思想是歷代農事與動植物保護的思想基礎。《四民月令》中規定“自正月以終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蟲”，十一月“伐竹木”。總之，取之以時是中國傳統環境保護思想的基礎之一。

三、用之有節

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也是保護環境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人類要生存與發展，必不可少地要消耗一定的自然資源，故而會對環境產生一定的破壞。如何使這種破壞既能維繫人類生存和發展，又可以保證自然環境不會被過度破壞，符合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需求，這是個兩難的問題。在古代，中國的先哲就提出必須要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其實是保護環境的手段之一。

西漢時期的思想家賈誼指出：“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眭而不逮，不出植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新書·禮》。

《淮南子》繼承和發展了孟子“用之以節”的思想。《淮南子·本經》指出：“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鼕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敘，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明確提出了“取予有節”的思想。這種思想具體要求：“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淮南子·主術訓》。

西漢時期，董仲舒還提出了人類要節制欲望的思想。他指出：“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間，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董仲舒認為，自然為人類提供了可食用的和不可食用的物品，對於可食用的要珍惜，對於不可食用的要保護。在大自然面前，人類要節制自己的欲望，“節欲順行則倫得”《春秋繁露·天地陰陽》。

東漢時期的孟嘗合浦太守，“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後漢書·循吏列傳·孟嘗傳》。。由於過分捕撈珍珠，破壞了珍珠的可持續發展，後無珠可采。孟嘗采用了取之有節的辦法，使得珍珠又恢復了以往的平衡，這是典型的取之有節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