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中國邊疆治理的“主輔線現代化範式”思考

內容簡介

在中國疆域近代體用形勢變遷的視閾下，本書認為黑格爾“陪伴著歷史”命題在東方中國的運用要特別強調邊疆與民族的合一特色，這樣世界歷史的“主輔線範式”就具體表現為中國歷史的“雙邊疆範式”，基於此，本書初步探討了蒙古範例、新疆特例、海疆體制等問題，分別從清代新疆邊疆層級的形成、蒙古邊疆形態的典型性、邊疆形態的近代變遷、港臺邊疆形態的當代超越等方面論述了拉鐵摩爾“雙邊疆範式”的適用性和局限性。

作者簡介

宋培軍，1971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編審，主持中國邊疆研究所重點課題“唯物史觀與中國邊疆理論研究”。2003年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碩士畢業。2015年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政治制度史博士畢業。

導言唯物史觀與中國邊疆學：一個被一再延宕的課題／1
一本書主題：世界歷史的“主輔線現代化範式”與邊疆研究／1
二“邊徼地理學”的滿洲東北崛起主題與清帝國的世界歷史性／13
三拉鐵摩爾、趙敏求、曹聚仁：“邊疆史地學”向“邊疆學”動力論探討的轉向／17
四“中國邊疆學”的理論特質與“民族生產力”的認知要求／25
五被漢譯、英譯甚至德譯遮蔽的唯物史觀“原理”／29
六黑格爾“陪伴著歷史”命題的含義／74
七中西對應的概念困境以及邊疆民族陪伴關繫的實質／76
八歷史學的範式之爭與“生產力”概念問題／83
九“雙邊疆範式”：“主輔線現代化範式”的中國形式／93
**章乾隆君臣底定新疆及其“雙邊界框架”／97
一“邊疆”還是“邊陲”：應先正名／99
二“內外之界”：劉統勛因言獲罪／105
三伊犁如何從“邊陲”變為“內地”“邊疆”／108導言唯物史觀與中國邊疆學：一個被一再延宕的課題／1

一本書主題：世界歷史的“主輔線現代化範式”與邊疆研究／1

二“邊徼地理學”的滿洲東北崛起主題與清帝國的世界歷史性／13

三拉鐵摩爾、趙敏求、曹聚仁：“邊疆史地學”向“邊疆學”動力論探討的轉向／17

四“中國邊疆學”的理論特質與“民族生產力”的認知要求／25

五被漢譯、英譯甚至德譯遮蔽的唯物史觀“原理”／29

六黑格爾“陪伴著歷史”命題的含義／74

七中西對應的概念困境以及邊疆民族陪伴關繫的實質／76

八歷史學的範式之爭與“生產力”概念問題／83

九“雙邊疆範式”：“主輔線現代化範式”的中國形式／93

**章乾隆君臣底定新疆及其“雙邊界框架”／97

一“邊疆”還是“邊陲”：應先正名／99

二“內外之界”：劉統勛因言獲罪／105

三伊犁如何從“邊陲”變為“內地”“邊疆”／108

四“哈薩克邊界”如何成為“外地”“邊疆”／117

五伊犁如何從“新疆都會”變為近代“邊疆”／122

六新疆的邊界形態對於蒙藏的認知意義／124

七龔自珍“天地東西南北之學”與魏源“居國”、“行國”、“海國”之學對於

中國海陸疆格局的認知意義／136

八“雙邊界框架”與“西北—東南論”是中國邊疆學的兩大基軸／145

第二章拉鐵摩爾的邊疆行走及其“雙邊疆範式”／152

一蒙古範例：預見力與世界史眼光1／54

二拉鐵摩爾“雙邊疆範式”的內涵／159

三對巴菲爾德批評的反思及“亞”字形大西北邊疆模式的建構／166

四“雙邊疆”的區分標準以及“雙邊疆範式”的適用性問題／170

五多線現代化範式”與拉鐵摩爾擦肩而過／180

六中國邊疆學“雙邊疆範式”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185

七拉鐵摩爾的邊疆行走對認識蒙藏地位的優長與局限／188

八邊疆動力論是中國邊疆學的核心／208

第三章中國邊疆的體用觀、層級論及其近代轉型／211

一中國邊疆的層級論／212

二中國疆域“形勝”概念與中國邊疆的體用觀／224

三中國古代邊疆的類型／229

四歷史中國作為“世界歷史民族”的形塑／235

五蒙古、回疆“羊論”下的“人論”變奏／246

六“馬政”變遷下的體用易位：“弱體之道”與“無用之道”的對立／249

七清代中國外邊疆的近代轉型／255

八建立遊牧與農耕互為體用的邊疆觀／262

第四章“一帶一路”核心區建設中的現代化新社會參照／272

一近代香港的海疆特質／274

二“居者有其屋”：香港與新加坡共同的現代化動力源泉／282

三港英政府社會治理的特殊孔道：住房問題政治化／296

四香港的回歸過渡及其法治挑戰／302

五異點之一：“補貼投資”的新加坡政府投資理念／304

六異點之二：新加坡社區各民族設限居住政策的由來／309

七新疆作為絲路“核心區”的建設與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發展的途徑選擇／322

八“一帶一路”新時代的“他鄉”與“故鄉”觀／326

第五章戰後臺灣的現代化與邊疆地位的超越／328

一國民政府對臺灣的“邊疆”定位／328

二臺灣“政治邊疆”地位的初步確立／329

三“領海線”的主權伸張與臺灣“政治邊疆”地位的確立／331

四臺灣縣市“地方自治”與“耕者有其田”互為“邊疆生存之道”的表裡／334

五臺灣“地方自治綱要”與“新縣制”的異同比較／336

六臺灣地方治理制度運作的諸種趨向／341

七臺灣地方選舉制度本身的諸項改進／350

八“耕者有其田”政策與“牛車”拉來的“邊疆”地位超越／352

終章世界歷史的“主輔線現代化範式”視閾下的中國邊疆治道變革／363

一魏光奇教授的“大山論”開啟本源思考之門／366

二中國傳統體用範疇的本源思考／378

三馬克思生產範疇以及中國傳統身心範疇的本源思考／384

四生生哲學：中國邊疆民族的陪伴性與中國歷史疆域形塑的動力論／392

五“危險的邊疆”與中國邊疆的現代化治道變革／402

參考文獻／406

後記／425

前言

序言
馬大正

宋培軍同志碩士攻讀的是世界歷史專業，現在根據工作需要，在首都師範大學攻讀中國近現代邊疆歷史方向的博士學位。他對我講，有志於中國邊疆學的探索，我認為，應該有更多各個研究領域的年輕纔俊加入中國邊疆學的建構行列，為表示鼓勵之意，應承為他新著試寫序言。序言

馬大正

宋培軍同志碩士攻讀的是世界歷史專業，現在根據工作需要，在首都師範大學攻讀中國近現代邊疆歷史方向的博士學位。他對我講，有志於中國邊疆學的探索，我認為，應該有更多各個研究領域的年輕纔俊加入中國邊疆學的建構行列，為表示鼓勵之意，應承為他新著試寫序言。

《中國邊疆治理的“主輔線現代化範式”思考》，從世界歷史的視角提出問題，進行闡發，與此前側重中國王朝史、中國邊疆史地的既有研究相比，視角有新意。我曾在《世界視野與清史纂修工程》一文中談到“世界視野”之於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後來在《我與中國邊疆學》一文中進一步指出中國邊疆研究要運用“中國視野”和“世界視野”這“兩大視野”，主張中國古代疆域的邊疆由“內邊”與“外邊”這樣的“雙邊界框架”構成。我的基本認識是：“古代中國疆域之邊有‘內邊’‘外邊’之分。統一時期的邊疆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權對控制薄弱的少數民族地區所采取防範和治理措施；分裂時期的邊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權與政權之間的對峙地區和對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采取的防範措施。古代中國歷史疆域內的大小政權的‘邊’，可視之‘內邊’。明代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明代的倭寇延續了近200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東來，17世紀以降，荷蘭侵占臺灣，俄國侵入黑龍江流域。1840年鴉片戰爭後，我國新疆、西藏、雲南、廣西等一些邊疆省區和沿海地區外患日益突出，出現了邊疆全面危機的嚴重局面。殖民主義入侵，可稱之為‘外邊’之患。應該說，明代以降，特別是近代，在中國內邊防務依然存在的同時，現代意義的邊防即外邊防務問題日益突顯。可是清朝統治者面對邊疆防務這種變化的形勢，仍沉迷於治理‘內邊’的傳統邊疆政策而不思防備外患之策，致使清朝前期邊疆政策的成功與輝煌很快成了明日黃花，清後期邊疆政策的全面破產，是清朝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一個重要因素。”我的基本結論是：“以清代邊疆政策研究而言，隻有具備了世界視野，能認識到清代的邊疆治理未能正確應對由內邊防務到外邊防務為主的根本性轉變，這是清代邊疆政策由成功到失敗的主要原因。”我們知道，就“內邊”和“外邊”的區分來說，西歐早有類似的“內部疆界”和“外部疆界”的分野，並且有“內部疆界”外部化與“外部疆界”內部化的實踐乃至理論。而美國學者拉鐵摩爾提出的、由宋培軍同志所概括的“雙邊疆範式”，對此也有一些探索。我之所以提出內邊、外邊“雙邊界框架”，主要是基於中國古代的歷史實際。而要實現近代“由內邊防務到外邊防務為主的根本性轉變”，必然伴隨著由“內邊疆”到“外邊疆”的觀念變遷，很多危機就潛伏在“清朝前期邊疆政策的成功與輝煌”之中。這就需要研究*輝煌的乾隆時代的邊疆觀，以之作為邊疆形態近代轉型研究的考察起點。本書的探索就是從此開始，這一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宋培軍同志師從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華教授研習羅榮渠先生首創多線現代化範式”，又從魏光奇教授《承繼黑格爾：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理論的深層結構》一文得到啟發，提出“主輔線現代化範式”作多線現代化範式”在中國的具體應用,這些學術努力應該有助於對中國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中國邊疆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整體思考。十幾年來，作者本著魏光奇教授這篇文章的思路看一些書，思考一些問題，努力把黑格爾蠻族“陪伴著歷史”的理論命題與馬克思的生產方式序列命題聯繫起來，考述德文、法文、英文用法，試圖打破古今中外某些概念藩籬，在“本源思考”方面做了一些會通嘗試，是下了笨功夫的。宋培軍同志到邊疆所工作以後，努力將原來所學與中國邊疆學的建構需要聯繫起來，大方向值得肯定。他結合黑格爾和馬克思關於“世界歷史”的思想，提出有必要在“世界歷史”的整體框架下理解“中國歷史”以及“中國邊疆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主張把世界歷史的“主輔線範式”與中國歷史的“雙邊疆範式”作為認識中外歷史的統一框架，從歷史研究方法論的角度來說，是有創新性的。

宋培軍同志站在中國邊疆治理的“主輔線現代化範式”的角度，提出中國西北邊疆歷史上反復出現的耕戰體制、牧戰體制、商戰體制，其實質是經濟、軍事不分的合一體制，並在異同比較分析的視野下，探討了這一體制在中國東南沿海港臺地區的內部拓展乃至在周邊鄰國的外部延伸，由此呈現了中國邊疆治理現代化的新面目。他思考新加坡、中國香港的“居者有其屋”和中國臺灣的“耕者有其田”何以都在中國東南沿海乃至周邊鄰國出現，分析新加坡、香港、臺灣在海疆線內外社會存在狀態的共同性，探討它們共同的“邊疆生存之道”。在周鄰合作面臨新考驗的今天，這種突破邊界內外分割狀態的研究嘗試，或許有利於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邊疆治道變遷的探討。

南洋長期被看作“邊荒蠻地”，下南洋之人長期被視為“天朝棄民”，這種情況直到清末纔有所變化。現在黨中央提出新疆南疆要實現社會“嵌入式”發展，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乃至“亞洲四小龍”作為東亞社會現代化的先行者，可以為中國西北社會穩定問題的解決、為中國邊疆民族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鋻。近代以來的現代化浪潮把臺灣、香港這些海疆邊地變成“亞洲四小龍”，這本身就需要研究，也許可以作為中國其他邊疆地區現代化的示範和引導。

在“雙邊疆範式”以及內邊外邊“雙邊界框架”的關照下，在中國疆域近代體用形勢變遷的視閾下，宋培軍同志認為黑格爾“陪伴著歷史”命題在東方中國的運用要特別強調邊疆與民族的合一難分特色，這樣世界歷史的“主輔線範式”就具體表現為中國歷史的“雙邊疆範式”。基於此，他探討了蒙古範例、新疆特例、海疆體制等問題，分別從清代新疆邊疆層級的形成、蒙古邊疆形態的典型性、邊疆形態的近代變遷、港臺邊疆形態的當代超越等方面論述了拉鐵摩爾“雙邊疆範式”的適用性和局限性。終章總結全文，明確中國邊疆學的動力論命題及其應用價值，提出了中國邊疆治道變革的建議。

宋培軍同志認為，黑格爾“陪伴著歷史”的命題與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有很多可以聯繫的地方，而蠻族入侵羅馬帝國與蒙古南下中原可以做類比理解，是中西方概念嫁接的切口。無論是秦人的“耕戰體制”、蒙古人的“牧戰體制”、新疆南疆的“商戰體制”，還是臺灣、香港乃至新加坡的“耕者有其田”乃至“居者有其屋”體制，都有東方傳統社會的生命力因子。即拿歷史上南疆喀什步入綠洲農業的回鶻政權來說，其“臣僕與國君的關繫”“如同商販和貨主”，由此形成的古代商戰體制即是“以武為植，以商為種，以武為表,以商為裡”。新加坡作為現代國際商業中心，注重勞工運動的現代化，注重開展“生產力運動”，發揮“個人生產力”，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危險的邊疆”動力之所在，也可以說是“邊疆生存之道”在新加坡的現代延伸。馬克思指出：“總體工人從而資本在社會生產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個人生產力上的貧乏為條件的。”這裡,“社會生產力”與“個人生產力”是有明顯區分的一對範疇，不加以適當區分恐怕不行。在建立“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的過程中，恐怕要適當注意避免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具有潛在暴力回歸傾向的、大雜居小聚居式的、強行改變遊牧生產生活方式的單方面“嵌入式”移民，也要考慮到新加坡由於高度狹小的都市環境而在組屋社區搞的、被某些學者批評為“兵營式”的、各民族成分按比例混搭居住之國際經驗的局限性。但是，李光耀組屋政策的成功體現在“居者有其屋”到“華廈供精選”的歷史大脈絡中，體現在李光耀辭世後國會大廈幾十萬人的弔唁隊伍中，首都作為反對政府的“危險之地”的政治定律在此改寫。如何在“絲路”的海陸延伸上進一步做好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功夫，如何插上中華民族騰飛的“絲路”兩翼，這些曾經的“邊荒蠻地”的崛起經驗和歷史基因不僅不能漠視，還要善加擇用。中國國家治理的“邊疆治理之道”要因應周鄰邊地的“邊疆生存之道”而獲得，這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期望作者的思考能引起更多中國邊疆研究者的關注，相信作者的努力將為中國邊疆學的建構偉業添一磚、加一瓦。

是為序！

2015年4月8日

於北京自樂齋

承繼黑格爾：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理論的深層結構（代序）

魏光奇

本文主體內容是筆者的一篇舊作，權且交給老學生代替序言。

筆者認為，馬克思關於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理論的深層結構是黑格爾“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思想。從這種思想出發，馬克思將“社會經濟形態”設定為一個超驗的、超民族的主體，將“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視為它的進化目標，據此認為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存在從亞細亞生產方式到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單線”演進。同時，馬克思在看待各民族經驗性歷史的發展時持“多線論”立場，認為世界各種社會文明分別具有自己獨特的民族特點和歷史發展道路。

長期為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所尊信的“五種生產方式”說，究竟是出於列寧和斯大林對馬克思歷史觀的修正，抑或是同馬克思本人的歷史觀基本相符，對此國內理論界尚且存在分歧。依筆者之見，馬克思一方面在世界各民族歷史發展道路問題上持“多線論”立場，另一方面又認為在世界歷史範圍內，社會經濟形態確實存在著某種“單線”的演進。而這種觀點就其深層理論結構來說，乃是對黑格爾“歷史與邏輯統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隻有搞清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理論的這種黑格爾式的深層結構，纔能正確把握其真諦，纔有助於消除或縮小理論界在這方面的歧見。

（一）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中對社會經濟形態演進問題所做的扼要表述——“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過去一直被認為是“五種生產方式”理論的*初形態。而近些年來國內理論界對此提出疑問，認為“五種生產方式”說繫出於列寧、斯大林而同馬克思本人的歷史觀迥然有別，從以下三個角度進行了論證。

其一，認為馬克思提出自己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理論，隻是要對歐洲資本主義的起源做經驗描述，而並非要總結為各民族歷史發展所共同遵循的一般規律。例如羅榮渠先生指出，馬克思在談到自己在《資本論》中對西歐資本主義起源與進程的分析時，曾鄭重聲明：“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於西歐各國。”有的作者則指出，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曾經激烈批評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政論家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是對自己歷史理論的歪曲。

其二，對馬克思關於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理論做“多線論”模式的解釋。例如，英國學者E.霍布斯鮑姆說，馬克思認為“原始公社制度的發展有三條或四條線路，各自代表一種在它內部已經存在或隱含於其中的社會勞動分工形式，它們是：東方形式、古代形式、日耳曼形式……和斯拉夫形式，……馬克思對歷史發展的觀點從來就不是單線式的……”羅榮渠先生也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是一多線”論。他在列舉了馬克思關於原始公社的一些描述後說：“根據馬克思的描述，從原始社會轉向文明，經歷各種不同途徑：在南歐產生的是希臘、羅馬的奴隸制社會；在此以北的日耳曼人則發展起一種部落型的社會；在亞洲的原始公社既未導致奴隸制，也未導致封建制，而是形成一種獨特的亞細亞模式。”

其三，著重闡發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一稿中的下述觀點，即作為“次生”的經濟形態，亞細亞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產方式，繫由三種“原始”形態的公社——亞細亞公社、古代公社和日耳曼公社——演化而來。

上述三個角度的論證，歸結到一點就是用“多線論”來概括馬克思的社會形態演進觀。對於這樣一種“多線論”，如果將它指為馬克思對世界各民族具體歷史發展道路的看法，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它可以為馬克思本人的許多具體論述所證實。然而，馬克思本人的社會形態演進觀到底是“多線論”抑或“單線論”的問題卻沒有因此而真正解決。因為，馬克思明確地提到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之間是一個“演進”的繫列，而共時態地分屬於不同主體的事物——如印第安人的岩畫、中國的水墨畫和法國的油畫——之間是無所謂“演進”的。換句話說，馬克思的上述說法意味著：存在著一個或多個自身歷史不斷“演進”的主體，而“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乃是這個主體在生命過程中前後相續的不同階段。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纔得出了歷史發展“單線論”的結論，即認為世界各民族或國家的歷史發展具有“五種生產方式”相繼演進的共同規律性。

必須承認，盡管“單線論”的“五種生產方式”說在證之以世界歷史時顯得**武斷，但它卻堅持了馬克思的“演進”概念。相反，任何一種對於馬克思歷史發展觀所做的“多線論”解釋，卻全都將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現代資產階級的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指為分屬不同主體——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歷史現像，而回避了馬克思所說的它們之間構成一種“演進”關繫的觀點。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要在馬克思關於幾種特定生產方式相繼“演進”的理論與世界各民族歷史發展道路具有多樣性的理論之間架起一道橋梁，使兩者得到協調和統一，從而正確地詮釋馬克思的歷史觀。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首先回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思想來源——黑格爾哲學。

（二）

西方文化自古希臘以來，就習慣論的觀點來看待世界。論的世界觀相信，在可感的現像世界背後，還存在著一個超感的、隻能用理智纔能把握的本質世界；本質世界是本體、是決定者，而現像世界隻不過是摹本、是被決定者。用論的世界觀來看待歷史，就自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人類歷史活動和各種歷史現像的背後，存在著一個超感的、不變的本質或決定者，它體現了變動不居、雜亂無章的歷史現像的意義。論的歷史觀，早在古希臘就已初露端倪，而在中世紀基督教神學體繫中被發展成為一種相當成熟的歷史哲學。至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古典哲學興起，康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等人均在人類經驗歷史活動背後樹立超驗“歷史本質”。不過，他們所講的“歷史本質”已經不是宗教性的“神”或“神意”，而是某種哲學概念了。

在黑格爾那裡，在背後決定人類歷史進程的觀念性實體被稱為“理性”。他說：“‘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歷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理性’統治了世界，也同樣統治了世界歷史”。黑格爾認為，這種“理性”不是一種主觀範疇，而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精神實體，即“世界精神”。他說：“世界歷史在一般上說來，便是‘精神’在時間裡的發展”，而帶領人類進行歷史活動的偉大歷史人物，隻不過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至於這種“世界精神”的具體內容，黑格爾認為是“自由”，“世界精神”的實現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

就像其他德國古典哲學家一樣，對於黑格爾來說，隱藏在歷史背後的“本質”——“世界精神”——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具有逐步展開過程的動態觀念。它*初處於潛在狀態，隻是憑著自己所具有的“無限衝動力”，纔擺脫潛在狀態而不斷發展，*終走向成熟和完善。“世界精神”的這種動態性、發展性，使由它所決定的人類歷史必然呈現為一種進步的過程，對此黑格爾做出了一整套繫統的闡述。他認為，作為宇宙本體的“**觀念”通過一繫列“三段論”形式的邏輯展開，與物質世界分階段的歷史發展之間構成了兩條相互平行、相互對應的鏈條，稱“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將這種哲學用於世界歷史，就構造出了論的歷史觀。

在黑格爾看來，“世界歷史”由一表一裡兩個方面組成：一方面，“世界歷史”的深層結構是“世界精神”，它以“自由”為內容，由“自由”程度高低不同的“民族精神”依次排列組成。這些“民族精神”沒有時間的先後，隻有價值的高低（即“自由”程度的高低），組成了一個沒有時間性的邏輯結構。另一方面，“世界歷史”的表層結構是各民族的歷史過程，它是一個時間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民族依其“自由”程度的從低到高，先後登上“世界歷史”的舞臺，充當“世界歷史”的主角，被稱為“歷史性民族”。而它們兩者的結合便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前者是後者的本質內核，後者是前者的現像表現。於是，“世界歷史”就一方面表現為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邏輯展開次序，另一方面又表現為一個從早期到晚期的歷史發展過程。

更具體一點說，黑格爾的“世界歷史”乃是由若干“歷史性民族”的歷史前後相續而形成的有機整體。在他看來，一個“歷史性民族”的歷史就是其“民族精神”從潛在到現實逐步實現自己的過程。在“世界歷史”過程中，當一個“歷史性民族”的“民族精神”由潛在而得到充分實現之日，就是它代表“世界歷史”某一階段之時。在此之前，這個民族的歷史雖然在經驗上可能早已存在，但它對“世界歷史”卻沒有意義，或者說它尚且沒有登上“世界歷史”的舞臺。而在此之後，或者說一旦它的“民族精神”在歷史活動中實現了自己，其生命也就停止了，而這個“歷史性民族”也就隨之退出了歷史舞臺。此後，取而代之的將是能夠體現“世界精神”和“世界歷史”下一階段發展的另一種“民族精神”和另一個“歷史性民族”。對此，黑格爾說：“一個民族的生命結成一種果實；因為民族活動的目的在於貫徹它的原則。然而這一個果實並不回歸到產生它和長成它的那個民族的懷中去；相反地，它卻變成了那個民族的鴆毒。那個民族又不能撒手放過這種鴆毒，因為它對於這樣的鴆毒具有無窮的渴望：這個鴆毒一經入口，那個民族也就滅亡，然而同時卻又有一個新的原則發生。”我們可以形像地比喻說，黑格爾的“世界歷史”乃是唯有“歷史性民族”纔有權參加的接力跑。而一個“歷史性民族”，隻有在它手中握有接力棒的那個時期，纔對“世界歷史”這場比賽有意義。在這一時期中，它的精力得到**消耗，其“民族精神”得到徹底實現，此後便將歷史的接力棒交給了下一個“歷史性民族”，而自己則退出了比賽或歷史舞臺。在一個“歷史性民族”沒有拿到接力棒之前或已經交出接力棒之後，它雖然可以自己小跑，可以有歷史活動，但卻沒有“比賽”意義，沒有歷史意義。

至於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各個“歷史性民族”究竟分別代表哪一階段，在黑格爾看來乃是由“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決定的。一個“歷史性民族”，其“民族精神”在邏輯鏈條上相對於世界精神的“自由”本質而言越是低級，它在“世界歷史”的時間鏈條上所占的位置便越是靠前。據此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它的童年時期是由東方各國體現的，因為“東方人還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是自由的”，他們隻知道專制君主“一個人是自由的”，而且“這一個人的自由隻是放縱、粗野，熱情的獸性衝動”；它的青年時期是由希臘和羅馬體現的，因為在那裡的奴隸制度下，“隻知道少數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是自由的”；它的成熟時期是由日耳曼民族體現的，因為在基督教的影響下，日耳曼人“知道人類之為人類是自由的”，“知道一切人們（人類之為人類）**是自由的”。

由此可見，黑格爾的歷史觀乃是一種“多線論”與“單線論”的有機結合。對於這位思辨哲學家來說，在人類歷史中存在兩種主體，一是“民族”（主要是指“歷史性民族”），二是“世界”；前的，後者是**的。就“民族”而言，各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均具有自己的特征，彼此互不相同。在時間鏈條中，這些“民族精神”好比不同物種的種子，它們會各自經歷一個由潛在到實現的過程，發芽、生長、死亡，但卻絕不會變異為別的物種。這樣，由這些“民族精神”對像化而成的各民族歷史便各異其貌，各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歷史因此而性。就“世界”而言，“世界精神”隻有一個，它不是為各民族所共有的共性事物，而是一根由不同“民族精神”相互連接而成的鏈條。作為“世界精神”客觀表現的“世界歷史”因此也隻有一個。它不是一袋子馬鈴藷，不是遵循同一發展規律的各民族歷史的堆砌，而是一根由各個“歷史性民族”的歷史相互連接而成的鏈條。這種“多線論”與“單線論”的相互統一，構成了黑格爾歷史觀的根本特色。

（三）

黑格爾“歷史與邏輯統一”的辯證思想，對馬克思歷史觀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們完全可以說，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觀，就其深層理論結構來說乃是黑格爾式的。隻有從黑格爾關於“世界歷史”的發展是“歷史與邏輯統一”的觀點出發看問題，我們纔能理解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理論，纔能明了馬克思的歷史觀同樣也是一種“多線論”與“單線論”的統一。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方法論的意義上繼承了黑格爾“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思想。而這裡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在本體論方面，馬克思同樣繼承了黑格爾關於“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思想。

**，馬克思同黑格爾一樣，都將某種抽像的概念主體化。在黑格爾那裡，“世界歷史”本來就是一個抽像的概念，在物質世界中並沒有其對應的實在（即使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和歷史也還沒有在實際上融為一體），然而黑格爾卻把它當作了自身具有能動性的實體，而經驗性的各民族歷史反而成為了它的表像。在馬克思那裡，當他說“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時，“社會經濟形態”顯然也已經被視為一個主體。然而實際上，所謂“社會經濟形態”其實隻是一個抽像概念，隻是一個從各種“殊相”——諸如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形態——中歸納出來的“共相”。

第二，作為一個抽像概念，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同黑格爾的“世界歷史”一樣，是一個辯證的發展過程，並且具有自己的目標或意義。如果說黑格爾“世界歷史”觀念的發展目標和意義是“自由”的話，那麼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觀念的發展目標和意義就是“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對此我們下文再做論述。

第三，同黑格爾的“世界歷史”一樣，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實現自身意義或達到自身目標的歷史過程，須體現為一繫列具體事物的興衰更替。對黑格爾的“世界歷史”來說，這些具體事物是東方人、希臘人、羅馬人和日耳曼人的歷史；對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來說，這些具體事物則是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一稿中明白指出，這幾種生產方式(尤其是前三種)並非前後相沿地屬於某一個或每一個社會文明，而是並列地分別屬於不同的社會文明。

第四，黑格爾在排列“歷史性民族”的前後順序時，所依據的標準是這些民族的“原則”距離“世界歷史”目標的遠近或體現“世界歷史”意義的程度。東方人被認為距“自由”這一“世界歷史”的*終目標*遠，體現“自由”這一“世界歷史”的意義*少，所以被排在“世界歷史”邏輯和時間鏈條的*初階段，日耳曼人則反是。馬克思也是如此。在他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鏈條上，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之所以被由前到後地進行排列，是因為相對於“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這一社會經濟形態的進化目標來說，這些生產方式依次具有由低到高的程度差異。

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一稿中馬克思指出，勞動者與土地相分離乃是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前提條件之一，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這種分離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史前以血緣為紐帶的“原始共同體”中，土地是勞動者生活和勞動的前提，與他們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共同體通過勞動過程對土地實行實際的占有。隻有經過一個混沌的共同體占有者被分化為一個個私有者的階段，生產資料與生產者完全分離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纔能得以確立。關於這個歷史過程馬克思闡述說，當人類從遊牧轉為定居生活後，由於“種種外界的（氣候的、地理的、生理的等等）條件乃至人類的自然特性”不同，“原始共同體”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變化，產生了三種公社土地所有制。其一是亞細亞的公社所有制，其特點土地歸公社所有，個人隻是占有而不是所有。在這種生產方式中，當勞動者作為土地所有者時，隻能是一個共同體而沒有分化成為個人。對此馬克思說：“在亞細亞的（至少是占優勢的）形態裡面，單獨個人的財產不存在，所存在的隻有單獨個人的占有；實際的、真正的所有者——那是公社；所以財產隻是作為集體的土地財產而存在。”其二是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其特點是財產采取公共所有和私人所有的雙重形態，或者說是“國有土地財產和私有土地財產的對立形態”（“國有財產”原文ager publicus，即公共財產）。在這種所有制形式下，勞動者隻能結合為共同體來占有土地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個人作為公社成員，一方面與所有其他成員一起擁有對國有土地的所有權，另一方面又是歸他個人或家族耕種的一小塊土地的私有者。其三是日耳曼的公社所有制，其特點是土地基本歸私人所有，而獵場、牧場、采樵的森林等公共財產隻不過是“個人財產的補充物”，土地的共同體所有制基本瓦解。馬克思指出，在這種公社中，個人和家族構成了獨立的“經濟的整體”和“獨立主體”，而公社隻是作為這些“獨立主體”之間的聯繫而存在，“日耳曼人的公社事實上隻是存在於個人所有者為著公共目的而舉行的實際集會上”，“隻是作為聯合而不是作為聯盟而出現，作為以土地所有者為其中各個獨立主體的一種聯合而不是作為一個統一體而出現”。後來，由於生產發展、人口增長以及殖民征服等原因，上述三種公社分別轉變成了三種“派生形態”的社會組織——東方專制的、奴隸制的、農奴制的國家，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仍然保持了各自的特征。於是，在朝向“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分離”這一目標進化的道路上，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就構成了一個由起點到終點的序列。

這樣，馬克思就按照黑格爾“歷史與邏輯統一”的理論模式構建了他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說，從而在歷史發展規律問題上達成了“多線論”與“單線論”的統一：一方面，“社會經濟形態”作為一個抽像的、超民族的主體，其目標或原則——“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的實現須經歷一個從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的演進過程，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隻不過是這個演進過程在不同階段上的代表，歷史在這裡呈現為“單線”；另一方面，上述幾種生產方式分別屬於不同的社會文明，這些社會文明分別具有自己獨特的民族特點和歷史發展道路，歷史在這裡又呈現為“多線”。

（四）

說到這裡人們不禁要問，在歷史發展規律問題上，作為唯物主義者的馬克思與作為唯心主義者的黑格爾，他們的觀點是否還存在差異？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黑格爾和馬克思雖然都將某種抽像概念視為歷史的“意義”或“目標”，然而對前者來說，這種概念來自精神領域；而對後者來說，這種概念來自物質生產領域。

人們常說，唯物主義思想體繫與唯心主義思想體繫的根本差別在於前者認為“物質是**性的”，後者認為“精神是**性的”，這裡存在著某種概念的模糊性和不準確性。任何一種思想體繫，包括唯物主義體繫和唯心主義體繫在內，本身都是一種觀念體繫、精神體繫。在這些體繫中，沒有物質，隻有精神、意識或觀念——它們可以分為關於“物質”的觀念和關於“精神”的觀念。稍加思索就可以明白，一塊石頭、一座大山不可能進入人們的頭腦中去，存在於人們頭腦之中的，隻能是關於“石頭”和“大山”的觀念。因此準確地說，在思想領域內，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基本分野，不在於前者以“物質”為**性而後者以“精神”為**性，而在於前者以“關於物質的概念”為**性，後者以“關於精神的概念”為**性。在歷史發展規律問題上，馬克思和黑格爾的區別之一就在這裡。黑格爾將之視為歷史“意義”或“目標”的“自由”，是一個從精神領域中演繹、抽像出來的產物，而馬克思將之視為歷史“意義”或“目標”的“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是從物質生產領域中抽像出來的。

其次，黑格爾和馬克思雖然都將某種現實社會設定為歷史發展的“意義”或“目標”，然而前者將這種現實社會視為理想社會，視為歷史的終點，因而具有保守性；而後者將這種現實社會視為不完美的社會，視為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環，因而具有革命性。

黑格爾將“世界歷史”之“意義”或“目標”的實現，設定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現代”——即經過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及英、法等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日耳曼世界。他說，此時“‘自由’這個原則實現了它自己。從黑格爾哲學體繫完整性的角度出發，歷史已經到達終點，已經不再能夠也沒有必要設想將來還會出現更為高級的社會形態。這個結論同黑格爾辯證法的革命性是不相容的，而他之所以會得出這個結論，如恩格斯所說，是由於其保守的體繫窒息了革命的方法。

與黑格爾一樣，馬克思對歷史“意義”或“目標”之實現的設定，同樣是他生活於其中的現代——19世紀中葉，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洲已經確立並開始向全世紀擴張的時代。然而與黑格爾不同的是，他並不認為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現代”是一個不再會被更高社會形態所取代的完美社會。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目標”的實現之所以必須被設定為“現代”，隻是因為這是任何一種歷史觀和歷史研究所必然采取的觀點和方法。他說：“所謂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資產階級經濟隻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纔能理解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換句話說，要正確、充分地理解歷史，必須將現代設定為參照繫。“資產階級社會是歷***發達的和*復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繫的範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繫。……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纔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理論，既非“單線論”，也非“多線論”，而是兩者的統一。它一方面將“社會經濟形態”作為一個主體，認為它在邏輯上存在著“單線”的演進規律，另一方面又認為這種演進的不同階段繫由不同社會文明的生產方式為代表，而這些社會文明分別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發展道路。或者說，他一方面認為歷史上的各個社會文明全都具有自己獨特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又認為這些生產方式在邏輯上存在著“演進”關繫。馬克思的這樣一種歷史觀，其深層理論結構是一種黑格爾式的辯證觀念——“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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