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第一章  作為學科的歷史地理學的形成（上）

附文1  美國歷史地理學的幾個特點

附文2  美國三位熱愛歷史問題的地理學家

第二章  作為學科的歷史地理學的形成（下）

第三章  沿著現代地理學的理路拓展

附文3  人文地理學問題意識的喚起：一份學術回憶

第四章  幾個比較重要的研究領域（分支）

第五章  幾個要處理的關繫

附  錄  歷史地理離每個人並不遠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問題，從基本學科原理來說，很簡單。產生這種研究的願望也很樸實。在日常生活中，常聽老人講這樣的話：“這個地方原來是什麼什麼，後來呀，因為什麼什麼，變成現在的樣子。你們年輕人啊，都不知道。”這件年輕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一個簡單的歷史地理問題。

    把這個小例子往遠推，推到幾千年間的變化，再往廣了擴展，擴展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那麼，要弄清的地理變化問題就不計其數了。這些地理問題又不是單純的地理問題，它們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民族等事務有著廣泛的聯繫，積累成一份厚厚的、復雜的、獨特的歷史。知識界、學術界有責任來復原、闡釋這個復雜厚重的歷史，從中汲取經驗和智慧。以世界之大，歷史之長，問題之復雜，這份責任的完成需要一門範式完熟的學科，它就是歷史地理學。

    從另一個角度說，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是人類最基本的好奇心之一，也是人類自我成長、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的知識方向。可以說，一個民族，對於自己的身世越明了，其文明程度就越高。“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在這片土地上曾經做過什麼？”是人類自我認識的一個基本的重要部分。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歷史地理學是人類的基本知識需求，這類知識需求會成為文化的一部分，在社會中，是文明建設的一塊重要基石。

    古書裡面往往講很多地理知識，我們今天看起來，因為時代早已過去了，那些地理知識都是古代的，所以它們表達的是歷史時期的地理，可以簡稱歷史地理。這是一種對歷史地理的簡單解釋。那麼要不要關注歷史時期的地理？大多數歷史學家會說：當然要！一部分地理學家會說：需要。他們的反應不太一樣，口氣有輕有重。但是，口氣的輕重並不與他們對歷史地理學發展的貢獻成正比，這個問題後面會有討論。

    歷史地理學這個分支來自對地理學按時間所做的分割：當代地理，歷史地理，古地理。地理學一般所說的分支，如經濟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等，是橫向分割。每一段縱向分支中，仍可做橫向分割；同樣，每一個橫向分支中也可以做縱向分割。

    有人開玩笑說，地理學什麼都管，什麼都可以研究，你隨便拿出一樣東西，我都可以在後面添上“地理”二字——你說飲食，我說飲食地理；你說書法，我說書法地理；你說唱歌，我說歌曲地理；你說面條，我說面條地理，電視中確實有過講世界面條分布的紀錄片。其實歷史學也有這個特點，什麼東西後面都可以加“歷史”二字。這說明，歷史學與地理學都不是以研究事物的類別立身，而是以所有事物都具有的時空二性立足，所以這兩門學問的邊界遠得很。而歷史地理學，把兩個詞都用上了，學問的邊界就更說不清了。

    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兩類工作，當然有緊密的內在聯繫，但各方追求的目標稍有不同。理論是概念的討論與釐清，實踐則是跟著具體問題走，往往不受概念範疇的束縛。所以在介紹這門學科的時候，說完理論，一轉到實踐方面，會覺得又“亂了”。我想，每一個人想認識一門學科是“什麼”的時候，一定要有心理準備，接受這樣的情形：理論是嚴謹的，研究實踐是豐富靈活的，不要用一方挑剔另一方。

    關於歷史地理學，闡述的書與文章已經很多，這裡僅以個人有限的工作經驗與閱讀體會，彙總一些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所以這本小冊子，隻是個人感悟，僅就有感之處發言，不是教科書式的綱舉目張的全面講解。另外，我雖然主要在國內做研究，但因為我在美國讀了幾年書，受到一些歐美那個時期流行的認識的影響，所以，把歐美的東西，準確說是我對歐美歷史地理學的感受，也講一講。歐美的東西，我個人體會，在19世紀後半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比較踏實，是他們的學術上升階段，學者們講出來的東西，有長遠意義。20世紀70年代以後，所謂後現代思潮興起，有些東西不錯，比如人本主義、話語理論等，但也有很多探索過於激進，有實時意義，卻未必有長遠意義。所以我願意談的感受，都是基於前一個階段，即19世紀後半到20世紀70年代之間的。那時講的東西，我覺得並沒有過時，隻是不時髦，但都是基礎學術建構。

    既然是談個人經驗體會，先說說我是如何開頭的。這個經驗雖然是個人的，但為了介紹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這份開頭的感受值得交流一下。

    1972年5月，我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繫考古專業學習。沒想到，纔上了半年課，到了10月份，就安排了田野考古實習。鄒衡先生判斷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帶很可能是西周所封燕國的核心區，所以要做一次探索性發掘。我們全班同學傾巢而出，來到董家林，住在一座舊廟裡，打地鋪。

    幾天之後，考古探方有了一定深度，也開始出一些古代陶片。我工作的探方還發現一個灰坑，考古學所謂的灰坑大多是古人丟置棄物的地方，包含物很雜亂，但有一條，其斷代會比較準確，是一個比較明確的時代堆積物。當然，因為是廢棄物品，裡面一般不會有太珍貴的文物。

    但是有一天，一位很有學者風範的老先生帶著一位年輕女助手，來到我們的探方，而且就是衝著這個灰坑來的。北京文物隊的老師彼此低聲耳語：“是侯仁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雖然尚不知他的具體身份，但斷定是一位重要人物。

    侯先生與那位女老師在灰坑中取出幾塊土樣，分別放入塑料袋。這令我們這些搞考古的人很喫驚：“要這些土塊干什麼？”“是測試土樣中包含的孢粉，做古代植被復原分析。”那位女老師解釋說。我們的考古發掘正進入復雜迷離階段，有同學編出怪話“考古考古，連蒙帶唬”。可侯先生的行為，讓我忽然感到一個叫科學的東西陡然出現，我開始重新審視眼前這個難以捉摸的探方。可是，又覺得侯先生所做的並不屬於考古呀，那是什麼？在北京文物隊老師口中，侯仁之是北京史專家。那時，我完全不知道歷史地理，但記住了侯仁之這個名字。這是我第一次零距離接觸歷史地理研究的現場，但對這門學科，其實茫然無知。

    考古專業畢業後，我來到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工作。研究室有一個獨立的資料室，開架，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我在資料室書架上見到幾冊《禹貢半月刊》，知道了幾十年前曾有一個禹貢學會。按我當時的理解，那是一個歷史研究群體，首先，這些學者都是歷史學家，不少還是知名的老先生（那時當然是年輕學者），雖然研究的是地理問題，但目的是為了搞清相關的歷史事件。在一般的歷史研究中，也常見這類地理考證。

    我的這個印像是來自一種傳統的觀念，即在歷史研究中本來就包含地理研究。二十四史中不是也有不少地理志嘛。在北大歷史繫學習的時候就記住了鄧廣銘先生說的歷史研究的“四把鑰匙”：年表、職官、地名、目錄學。總之，見到歷史學家研究古代地理問題並不奇怪。

    我因為是做考古，《文物》《考古》《考古學報》三大雜志是必 讀的。一次，忽然在《考古》上看到侯仁之與俞偉超聯名發表的《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俞偉超是我最接近、最熟悉的北大考古老師，他的文章當然要全文閱讀。而侯仁之，不是北京史專家嗎，為什麼與俞老師合作？文章看後，頓覺十分新穎，原來考古學還能這樣來用，考古學居然還能證明科學問題（沙漠化）！在此一定要強調一下，這類環境考古的題目，在今天已經不新鮮，但在那個時候看到，會令人為之一震。隻是，這種新鮮感在我這裡一時並沒有產生“另一種學科”的認識，甚至以為他們隻是偶然遇到這樣的合作機會，纔做了這樣的題目。

    俞偉超與侯仁之的合作，使我對侯仁之的研究產生了親近感，也逐漸知道了他研究的是歷史地理學。1978年報考研究生時，因為考古專業的俞偉超老師還沒有招生的計劃，帶著急於上學（“過這個村兒沒這個店”）的心情，我選擇了侯仁之先生的歷史地理學。而“歷史地理”這個名字遂以正規的概念進入我的認知之中。

    正規化其實就是一種認真態度，一旦認真，事情就不一樣了。我把在內大能找到的侯仁之、譚其驤、史念海的著作盡量找來，當然還有《禹貢半月刊》。當時三位先生中，隻見史先生出版了一冊《河山集》，是歷史地理研究的文集。侯先生主編有《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也出版了《步芳集》，但都不能算真正的歷史地理論文，他與譚其驤先生各自發表的論文都散在期刊中，還沒有彙輯成書。

    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讀起來令人很有興味，原來在歷史文獻中還能開發出這麼多有趣的題目。史先生所談，離你原來的史學基礎不遠，卻都是未曾關注過的地理問題，讀罷，你自己也會有躍躍欲試的感覺。多年後，與同學張承志聊到史念海的《河山集》，他慨然說道：“要是早讀到這本書，就考他的研究生了！”史先生的《河山集》帶領讀者，在復雜的歷史演進中，在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等方方面面的歷史事態中，挑出區域、界線、中心、路線等議題做討論。史先生證明，地理問題乃滲透在大大小小的歷史事件中，就看你眼力如何了。這個方向，是從歷史研究過渡到歷史地理研究之後，最能引發興趣，也最考驗思維靈性的選項。

    譚其驤先生以史範嚴謹著稱，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在20世紀70年代的陸續出版，轟動整個文史界。這部圖集中的地圖可稱為“普通歷史地圖”，即今天地圖分類中最基本、最流行的一類，內容包括行政區劃、重要城鎮聚落、山脈河流等。這類歷史地圖的編繪，絕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地名位置的考證上面，但並非沒有思想判斷的事情。記得這部圖集最初出版的時候，中國國家邊界問題正是外交事務上的熱點，也是社會上的熱門話題，於是地圖集上所表示的歷代王朝疆域，遂成為人們看圖的時候特別要辨認一番的內容。人們相信，這是一部值得信任的歷史地圖集，關於每個朝代、不同民族地區的疆界，圖集給出的就是權威性的表達。但這樣一個復雜的問題是如何判定的，其思想依據到底是什麼？在沒有這部歷史地圖集之前，對這類話題大約隻有一些籠統的表述。但這部《中國歷史地圖集》是學術成果，是科學研究的成果，它一定包含一份更深入、更有說服力的學術解釋。而明確做出這一學術性解釋，也正契合當時的政治需要。應翁獨健先生之邀，譚先生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的分析。這是中國歷史疆域問題首次被從學術角度進行了原則性的論證，使人們對這個熱點問題的認識獲得了重大進展，因此，也令人感受到了圖集強烈的時代性。這是對歷史地理學的一次有力宣傳，很多人開始認識到歷史地理學高度的學術性與可貴的致用性。

    在報考研究生的準備中，侯仁之先生關於歷史地理學性質的論述，有著特殊的地位。這不僅是因為他是我要報考的導師，更因為這類理論文章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會找來讀的。侯先生提醒人們，歷史地理學需要理論認識，而不僅僅是知識的積累與案例的熟悉。侯仁之先生當時所討論的理論問題，主要宗旨在釐清現代歷史地理學與傳統史地之學的區別，拓展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視野，在新的對學科本質的理解上構建更宏大的研究體繫。這一理論認識，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現代發展。理論自覺乃是現代學術的要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自覺，主要體現在從現代地理學的角度進行重新定位，展開新的視野。這將是本書重點討論的問題。

    德國地理學家赫特納（Alfred Hettner）曾經這樣表達老師們給他留下的印像：“我對我的每個大學老師——阿·基希霍夫，特奧巴爾德·菲舍爾，格·格蘭德，弗·馮·李希霍芬——都懷有極大的感激之情，但我覺得在他們那裡地理學出現的形式卻各有不同。”阿爾夫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張翼翼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序言第1頁。我想，對於許許多多歷史地理學的後來人來說，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導師，也正是這樣，他們的貢獻形成了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經典時代。三位導師治學風格的不同，證明了這門學科路性、問題的豐富性、論證的多重性。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是當代歷史地理學界的創立者，他們的個性研究從不同方面對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誕生與發展做出了經典性的注解，也是認識什麼是歷史地理學的卓越範例。他們的學術歷程值得我們反復思考。美國歷史地理學家索爾講過，深入了解一個或多個我們學科重要人物的工作，這大概是我所能夠建議的最重要的地理學入門了。

    追仰前輩的楷模往往是學術認知的第一階段，而自己進入研究實踐則開啟了無休止的繼續認識過程。問題域的層層打開，時代特色的顯現與更替，與相關學科的交融，等等，這些都在推進對學科的理解。隨著學科研究者群體的擴大，所見學者的個性也越來越豐富，這是學術繁榮的重要標志。西方地理學思想，尤其是人文地理學的思想，在改革開放以後被迅速引進，逐漸融入中國學者豐富的研究實踐中。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學術思想必然十分活躍。

    歷史地理學很容易被視為一門偏重實踐性的學科，但理論討論在現代歷史地理學中始終占有重要位置，參與者日眾。人們在完成一項重大主題研究之後，大多要做一番理論方法的總結，這已成為學科的常態。因為現代歷史地理學主要是從地理學一方吸取問題意識，其理論基礎也必然建立在地理學理論上。當然，這並不排除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中吸取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不過，從地理學的角度去認識歷史地理學，這是一個基本點。許多重要的地理學概念被用到歷史地理研究中，這正是現代歷史地理學的一個具有本質意義的特點。同時，按照地理學的問題範疇，形成了歷史地理學的骨干分支，如環境變遷史、歷史區域地理、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農業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文化地理、地理學史等。

    認識現代歷史地理學，除了上面列出的基本研究範疇外，有兩個關於歷史地理研究的特殊性問題對於認識這門學科很重要，這裡先做一些提示。一個是，很多人習慣於將歷史地理學看作歷史學的一部分，這是一種傳統印像，完全可以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地理學的確具有史學價值。但是在做全面理解時，把歷史地理學放在地理學的大框架內，更契合其本質，也更利於其發展。另一個問題是，方志學與地理學的差異。方志學是地理學的早期特色，是傳統地理書寫的框架，其著重對地表事物做分類與排列，是敘述性的。在社會中，很多人對於地理學（包括歷史地理學）的看法也止於此，以為地理學就是記錄地方的。而現代地理學強調解釋性。其實，追求解釋性在地理學中很早就有了，清初的孫蘭已經很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志也者，志其跡，記也者，記其事。說則不然，說其所以然。……則所謂輿地之說也，何以為山，何以為川，山何以峙，川何以流。”孫蘭：《輿地隅說》自敘。隻是因社會條件與學術條件都不夠，“說其所以然”的地理學沒有很好地發展起來。劉師培曾感到惋惜，他說：“嗚呼！使明清之交，人人能讀蘭書而發揚光大，則吾國格物致知之學當遠邁西人。”劉師培：《孫蘭傳》，《國粹學報》1905年10月18日。地理學真正獲得解釋力，是在進入科學時代之後。在以往的時代，並不是說對地理事物完全沒有解釋，但那些解釋感性多於理性，多是比喻的手法，未能進入事物本身的原理。現代歷史地理學要跟上現代地理學整體的步伐，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面貌，更要做出具有現代學術水平和學術價值的解釋，指出原理甚至規律。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可以借助現代環境科學的各種手段，獲得古人不曾知曉的資料信息，進行科學分析。在社會人文地理問題上，要借鋻現代社會人文科學豐富的視角和闡釋能力，加入論證的行列。總之，歷史地理學要從傳統的方志式考證研究上升到現代解釋性研究。

    最後必須再次說明，本書所言，是個人的認識，並不能通蓋歷史地理學的全局。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像乃是“大千世界”（all possible words），其艱難由此，樂趣亦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