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見識城邦·中信國學大典：左傳

編輯推薦

★ 香港中華書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冊；跨越經典**、引領國學變革

★ 獨一無二的權威創作團隊，國學泰鬥饒宗頤名譽主編，集結兩岸三地空前陣容，全球漢學界的**學者傾力打造

★ 深具國際視野，展現中西文明的踫撞與交融，以現代眼光、世界眼光、未來眼光來撫慰人心的摩登新國學

★ 貼近當代社會的解讀，挖掘古代國學經典的當代意義，浮躁社會的醒世箴言，迷茫心靈的治愈良藥

★ 老少皆宜，修身、學習，導讀、原典、注釋、譯文、賞析與點評、名句索引、插圖等一應俱全，解讀全面專業權威。真正讀懂偉大思想、受益一生

★ 詩書傳家久，國學繼世長，雙色印刷，裝幀典雅，用紙考究，附全彩閱讀指南，饋贈佳品、傳世國學典藏

內容簡介

中信國學大典（50冊）是中信出版社引進自香港中華書局的一套深具國際視野、貼近當代社會的中華傳統文化經典藏書。中信國學大典延聘國學泰鬥饒宗頤為名譽主編，邀請海內外知名國學家擔任經典的選編、導讀及譯注。內容則力求通俗易懂，結合現實生活，挖掘古代經典的當代意義，拉近經典與現實生活的距離。

中信國學大典既收錄了《論語》、《老子》、《孫子兵法》、《孟子》、《莊子》等不可不讀、不可不知的中華經典名著，也囊括了《周易》、《史記》、《三國志》、《資治通鋻》、《漢書》等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

《左傳》據事直書，以史傳經，得史學之真；書中闡明經義，含有豐富的道德倫理思想，得哲學之善；其敘事寫人，精妙絕倫，引人入勝，得文學之美。兼真善美而有之，其現代意義不容置疑。自《左傳》自宋以來，列於“五經”，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故雖非專門史學家亦當一讀。

作者簡介

單周堯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1975年起任職於香港大學中文繫，講授《左傳》等課程，並參與籌辦**屆《左傳》國際學術研討會。現任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以及內地多所大學之榮譽教授。同時擔任兩岸三地多家學術刊物，如《能仁學報》《東方文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文與哲》《饒宗頤國學院院刊》之主編、編輯及顧問。發表論文近二百篇，專著有《中國語文論稿》《文字訓詁叢稿》《左傳學論集》《勉齋小學論叢》等。

許子濱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嶺南大學中文繫署理繫主任及教授，主要研究漢語、《楚辭》、《左傳》、禮學及古代文獻。著有《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禮說斠正》《春秋左傳禮制研究》《王逸楚辭章句發微》；合編有《海峽兩岸現代漢語研究》等；另已發表學術論文約七十篇，包括《〈左傳〉“寡君將墮幣焉”解》《〈儀禮?士冠禮〉冠者取脯適東壁見母解》《從〈左傳〉看〈儀禮〉的成書及反映的時代》《〈左傳〉禮制與〈三禮〉有合於不合說》等等。

《左傳》導讀

一鄭伯克段於鄢二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三石碏大義滅親
隱公三、四年
四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五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六齊桓公伐楚
僖公四年《左傳》導讀

一鄭伯克段於鄢

二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三石碏大義滅親

隱公三、四年

四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五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六齊桓公伐楚

僖公四年

七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二、五年

八晉國驪姬之亂

魯僖公四、五、六年

九子魚論戰

僖公二十二年

十重耳出亡始末

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

十一晉楚城濮之戰

魯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

十二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十三秦晉殽之戰

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

十四鄭子家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十五晉靈公不君

宣公二年

十六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十七宋及楚平

宣公十四、十五年

十八齊晉鞌之戰

成公二年

十九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二十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二十一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二十二祁奚舉賢

襄公三年

二十三祁奚請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四子產告範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五晏子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五年

二十六蔡聲子論晉用楚材

襄公二十六年

二十七季札觀樂

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八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二十九子產不毀鄉校

襄公三十一年

三十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三十一晏嬰叔向論齊晉季世

昭公三年

三十二伍員奔吳

昭公十九、二十年

三十三晏嬰論和與同

魯昭公二十年

三十四設諸刺吳王僚

昭公二十七年

三十五申包胥如秦乞師

定公四年

三十六齊魯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三十七伍員諫許越平

年

名句索引

前言

出版說明
為什麼要閱讀經典？道理其實很簡單——經典正是人類智慧的源泉、心靈的故鄉。也正因如此，在社會快速發展、急劇轉型，也容易令人躁動不安的年代，人們也就更需要接近經典、閱讀經典、品味經典。
邁入二十一世紀，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斷提高，影響不斷擴大，國際社會也越來越關注中國，並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各國、各地區、各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踫撞、融合，也都會空前地引人注目，這其中，中國文化無疑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對於中國經典的閱讀自然也就擁有了不斷擴大的潛在市場，值得重視及開發。
於是也就有了這套立足港臺、面向海內外的“中信國學大典”的出版。希望通過本套叢書的出版，繼續搭建古代經典與現代生活的橋梁，引領讀者摩挲經典，感受經典的魅力，進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國學大典收錄中國歷代經典名著近六十種，涵蓋哲學、文學、歷史、醫學、宗教等各個領域。編寫原則大致如下：出版說明

為什麼要閱讀經典？道理其實很簡單——經典正是人類智慧的源泉、心靈的故鄉。也正因如此，在社會快速發展、急劇轉型，也容易令人躁動不安的年代，人們也就更需要接近經典、閱讀經典、品味經典。

邁入二十一世紀，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斷提高，影響不斷擴大，國際社會也越來越關注中國，並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各國、各地區、各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踫撞、融合，也都會空前地引人注目，這其中，中國文化無疑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對於中國經典的閱讀自然也就擁有了不斷擴大的潛在市場，值得重視及開發。

於是也就有了這套立足港臺、面向海內外的“中信國學大典”的出版。希望通過本套叢書的出版，繼續搭建古代經典與現代生活的橋梁，引領讀者摩挲經典，感受經典的魅力，進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國學大典收錄中國歷代經典名著近六十種，涵蓋哲學、文學、歷史、醫學、宗教等各個領域。編寫原則大致如下：

（一）精選原則。所選著作一定是相關領域*有影響、**代表性、*值得閱讀的經典作品，包括中國**典、被尊為“群經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論語》、《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莊子》，*早、*有代表性的兵書《孫子兵法》，*早、*繫統完整的醫學典籍《黃帝內經》，大乘佛教和禪宗*重要的經典《金剛經?心經?壇經》，中國**部詩歌總集《詩經》，**部紀傳體通史《史記》，**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鋻》，中國*古老的地理學著作《山海經》，中國古代*著名的遊記《徐霞客遊記》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國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讀的經典名著。而對於篇幅較大、內容較多的作品，則會精選其中*值得閱讀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適中的篇幅、適中的定價，讓大眾都能買得起、讀得起。

（二）尤重導讀的功能。導讀包括對每一部經典的總體導讀、對所選篇章的分篇（節）導讀，以及對名段、金句的賞析與點評。導讀除介紹相關作品的作者、主要內容等基本情況外，尤其強調取用廣闊的國際視野和當代眼光，將這些經典放在全球範圍內、結合當下社會生活，深入挖掘其內容與思想的普世價值，及對現代社會、現實生活的深刻啟示與借鋻意義。通過這些富有新意的解讀與賞析，真正拉近古代經典與當代社會和當下生活的距離。

（三）通俗易讀的原則。簡明的注釋，直白的譯文，加上深入淺出的導讀與賞析，希望幫助更多的普通讀者讀懂經典，讀懂古人的思想，並能引發更多的思考，獲取更多的知識及更多的生活啟示。

（四）方便實用的原則。關注當下、貼近現實的導讀與賞析，相信有助於讀者“古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錄“名句索引”，更有助於讀者檢索、重溫及隨時引用。

（五）立體互動，無限延伸。配合圖書的出版，開設專題網站，增加朗讀功能，將圖書進一步延展為有聲讀物，同時增強讀者、作者、出版者之間不受時空限制的自由隨性的交流互動，在使經典閱讀更具立體感、時代感之餘，亦能通過讀編互動，推動經典閱讀的深化與提升。

這些原則可以說都是從讀者的角度考慮並努力貫徹的，希望這一良苦用心*終亦能夠得到讀者的認可、進而達到經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慨然應允擔任本套叢書的名譽主編，除表明先生對出版工作的一貫支持外，更顯示出先生對倡導經典閱讀、關心文化傳承的一片至誠。在此，我們要向饒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誠摯的感謝。

倡導經典閱讀，普及經典文化，永遠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叢書的出版，能夠帶給讀者不一樣的感覺。

媒體評論

梁啟超《要籍解讀及其讀法》

《左傳》自宋以來，列於“五經”，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故雖非專門史學家亦當一讀。其中嘉言懿行，有益於修養及應世之務者不少，宜闇記或鈔錄之。

《左傳》文字優美，其記事文對於極復雜之事項，如五大戰役等，綱領提挈得極嚴謹而分明，情節敘述得極委曲而簡潔，可謂極技術之能事。其記言文，淵懿美茂，而生氣勃勃。後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雖時代甚古，然無佶屈聱牙之病，頗易誦習。故專以學文為目的，《左傳》亦應在精讀之列。

在線試讀

《左傳》導讀
單周堯許子濱

一、《春秋》名義
就現存文獻而言，*早記載《春秋》的撰著緣起及其名稱的是《孟子?離婁下》。孟子（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曰：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跟晉國的“乘”、楚國的“梼杌”一樣，“春秋”原是魯國史書的名稱。“春秋”又是編年體史書的通名，各國史書均可通稱“春秋”，故有所謂“百國‘春秋’”（見《隋書》所載《墨子》佚文），不特魯史為然。因其敘事體例為“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而一年四季之中，古人尤其重視春秋兩季，故錯舉“春秋”作為此類編年體史書的通名。《孟子》提及的兩種“春秋”，分別指孔子（前五五二至前四七九）所修的《春秋》與魯史“春秋”。現存的《春秋》，是孔子所修。此書以魯史“春秋”為底本，參酌百國“春秋”修訂而成，而其“書法”則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在褒貶中呈現了聖人的思想和見解。
《左傳》昭公二年載晉韓宣子聘魯，見“魯春秋”，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宣子所見“魯春秋”，蓋從周公敘起，具載宗周盛世朝覲會同征伐之事，所以韓宣子纔會這樣說。《左傳》所載《春秋》經文的記事起訖，由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年）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年），經歷十二代魯君，共計二百四十四年（《公羊傳》及《谷梁傳》則終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共計二百四十二年）。很可能是孔子之弟子為記其卒年，故取“魯春秋”補記獲麟後事。

二、《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
唐初孔穎達（五七四至六四八）《春秋?序?疏》引南北朝學者瀋文阿（五○三至五六三）曰：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雲：“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裡。”《左傳》導讀

單周堯許子濱

一、《春秋》名義

就現存文獻而言，*早記載《春秋》的撰著緣起及其名稱的是《孟子?離婁下》。孟子（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曰：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跟晉國的“乘”、楚國的“梼杌”一樣，“春秋”原是魯國史書的名稱。“春秋”又是編年體史書的通名，各國史書均可通稱“春秋”，故有所謂“百國‘春秋’”（見《隋書》所載《墨子》佚文），不特魯史為然。因其敘事體例為“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而一年四季之中，古人尤其重視春秋兩季，故錯舉“春秋”作為此類編年體史書的通名。《孟子》提及的兩種“春秋”，分別指孔子（前五五二至前四七九）所修的《春秋》與魯史“春秋”。現存的《春秋》，是孔子所修。此書以魯史“春秋”為底本，參酌百國“春秋”修訂而成，而其“書法”則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在褒貶中呈現了聖人的思想和見解。

《左傳》昭公二年載晉韓宣子聘魯，見“魯春秋”，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宣子所見“魯春秋”，蓋從周公敘起，具載宗周盛世朝覲會同征伐之事，所以韓宣子纔會這樣說。《左傳》所載《春秋》經文的記事起訖，由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年）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年），經歷十二代魯君，共計二百四十四年（《公羊傳》及《谷梁傳》則終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共計二百四十二年）。很可能是孔子之弟子為記其卒年，故取“魯春秋”補記獲麟後事。

二、《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

唐初孔穎達（五七四至六四八）《春秋?序?疏》引南北朝學者瀋文阿（五○三至五六三）曰：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雲：“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裡。”

《嚴氏春秋》為西漢公羊家學者嚴彭祖所著。嚴彭祖是董仲舒（前一七九至前一○四）的三傳弟子，時代略早於司馬遷（前一四五至前八六）。《觀周篇》當為周秦之際或漢初之書（今本《孔子家語，觀周篇》無嚴氏所引之文）。如果上述文獻可靠，那麼，它就是*早提到《左傳》作者的記載。《觀周篇》所言，可注意的有以下幾點：一、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同乘如周，觀書於周室太史；二、歸魯之後，孔子修《春秋經》，而左丘明作《左氏傳》，二書為同時之作；三、前稱“左丘明”，是全舉其姓名，後言“丘明”，是單舉其名，即左為姓而丘明為名；四、《春秋》與《左傳》關繫密切，如衣之內（裡）外（表），共為一體。

此外，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也說：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漢書》也認為是左丘明論輯《春秋》本事而作《傳》，《司馬遷傳?贊》雲：

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籑異同為《國語》。

《漢書，藝文志》載有《左氏傳》三十卷，下面寫著作者“左丘明，魯太史”，並且在《春秋》家小序中說：

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西晉杜預（二二二至二八四）《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雲：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由此可見，《左傳》原稱“左氏春秋”或“左氏傳”。自漢至晉，學者皆認為《左傳》的作者是魯君子左丘明，而左丘明為魯太史，故能遍閱國史策書。左丘明親炙孔子而作傳，《春秋》與《左傳》具有經傳的關繫，殆無可疑。“左丘明”一名，見於《論語》，《論語，公冶長》雲：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位好惡與聖人同的“左丘明”與《左傳》的作者為同一人。隻是孔子與左丘明的關繫，究竟是朋友，還是師徒，恐怕不易確定。

《左傳》記事，並非與《春秋》相終始。《左傳》的*後一則記事繫於哀公二十七年（年，前四六八年）。《傳》文末尾，還敘及“悼之四年”之事。魯悼公四年（周定王六年，前四六三年），上距哀公二十七年已有五年。《傳》記悼公謚號，則記事之時又當在悼公死後，悼公死於周考王十二年（前四二九年）。不僅如此，《傳》文稱趙無恤為襄子（“襄”為謚號），而趙襄子又後悼公四年而死（即死於前四二五年）。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一八六八至一九三六）假定《左傳》作者左丘明與孔子弟子子夏（卜商）同年，同比孔子小四十四歲，即約生於前五○八年。依此假設推算，孔子卒時（前四七九年），左丘明二十九歲，又假定他死於趙襄子之後，則至少有八十三歲（前五○八至前四二五）。章說固然隻是一種推測。《左傳》敘及“悼之四年”後事，可能是作者壽考，更可能是後人續書。

從左丘明作《左傳》之後，到西漢晚期立於學官前，《左傳》一直在民間流傳，數百年間，其傳授源流班班可考。綜合西漢劉向（前七七至前六）《別錄》、《漢書，儒林傳》及唐初陸德明（五五六至六二七）《經典釋文序錄》所述，《左傳》的傳授源流大略如下：

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前四四○至前三八一），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前三四○至前二四五），況傳武威張蒼（前二五六至前一五二），蒼傳洛陽賈誼（前二○○至前一六八），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劉向、劉歆（前五三？至二三）父子發現孔子壁中古文《左氏傳》，又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應該說，《左傳》雖為左丘明所作，但在流傳的過程中，不免摻雜了後人的緣飾附益。這是讀《左傳》者不可不加注意的地方。

三、《左傳》解釋《春秋》的方式

前引《觀周篇》曾說《春秋經》與《左傳》“共為表裡”。東漢桓譚（？至五六）《新論》也說：“《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清楚說明《春秋經》與《左氏傳》互為依存。《春秋》記事極為簡略，如隱公十一年《經》曰：“鼕十有一月壬辰（十五日），公薨。”諸侯之死曰薨。經文隻用“公薨”兩字記錄魯隱公之死，不言薨於何處，亦不書葬。《左傳》則詳敘隱公薨的原委經過。魯國大夫羽父原請隱公允許他殺桓公（隱公異母弟），並要求事成後擔任執政之卿。隱公不同意，並表明桓公年少，自己代為攝政，如今桓公已長大，即將授以君位。羽父畏懼，反過來向桓公譖毀隱公並請求殺死他。羽父使賊在魯國大夫（wěi）氏家中刺殺隱公，立桓公為君。《左傳》曰：“不書葬，不成喪也。”說明桓公不以人君之禮葬隱公，故《春秋》不書葬。要是沒有《左傳》，隻看《春秋》，便無法得知“公薨”的真相。

上述《史記》及《漢書》之引文，均談及左丘明修纂《左傳》的體例，即論輯《春秋》本事而作《傳》。《左傳》以敘事為傳體，藉事明義，與《公羊傳》、《谷梁傳》設為問答、專在說義者不同。《左傳》這種解經方式，稱為“以史傳經”。《春秋》所記，固然重於褒貶，不重於史實，但其褒貶之義又未嘗不建基於史實。因此，若脫離史實，便無法推尋經文。年《經》曰：“三月，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傳》曰：“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bēng）故也。”表面看來，經文的意思是說：魯桓公和鄭莊公在垂會盟，鄭莊公以璧借許田。針對經文“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傳》點明鄭莊公把璧玉送給魯桓公，是為了請求祭祀周公和以祊田交換許田的緣故。周成王賜周公許田，作為魯君朝見周王時的朝宿之邑。周宣王賜母弟鄭桓公祊田，作為助天子祭泰山時的湯沐之邑。魯的許田與鄭的祊田，都是周天子所賜。隻是到了春秋初期，周德既衰，魯侯不朝於周，天子亦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許近鄭而祊近魯，魯、鄭兩國君主遂因地勢之便，私下交換二邑。由於許大而祊小，故鄭莊公加璧玉作為抵償。礙於諸侯不得擅自交換天子之田，經文於是隱諱其事，說鄭莊公以璧借許田。經文這樣寫，隱瞞了兩國私易天子所賜之地的事實，何止是“斷爛朝報”（王安石語），實有誤導讀者之嫌。要不是《左傳》敘寫此事的來龍去脈，讀者隻覺費解，無由得知內情，自然也無法確知經文所蘊含的大義。觀乎上舉兩個事例，可知《春秋》經義必須依據《左傳》的敘事加以闡釋發明，《觀周篇》及桓譚將《春秋》、《左傳》的關繫比喻為衣服的表裡，是十分恰當的。《春秋》固然離不開《左傳》，《左傳》也離不開《春秋》。如成公十七年《經》曰：“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左傳》曰：“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傳》文僅說“諸侯”，如果沒有《經》文所記的“晉侯”及以下諸人，我們也不知道《傳》文實指的內容。

《左傳》傳經的方式，除上述的“以史傳經”外，還有比之更顯明直接的“以義傳經”。而《左傳》“以義傳經”的方式，大抵可分為下列四種：一、以解釋書法的方式傳經；二、以補《春秋》的方式傳《春秋》；三、以判詞“禮也”、“非禮也”傳《春秋》；四、以“君子曰”的論斷方式傳《春秋》。今各舉一例說明如下：一、以解釋書法的方式傳經：如隱公三年，《經》曰：“夏四月辛卯（二十四日），君氏卒。”《左傳》曰：“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聲子為魯惠公繼室，生隱公。《經》文於其死後，不書“夫人子氏薨”，僅雲“君氏卒”。《左傳》所言，正為解釋《春秋》書法的原意。依《左傳》之意，國君之妻死後，若以夫人之禮治喪，即死後立刻訃告於同盟諸侯、既葬反哭於寢、卒哭後其主祔於祖姑，三禮俱備，則書曰“夫人某氏薨”，又書曰“葬我小君某氏”。聲子卒，經文僅書“君氏卒”，表示不以夫人之禮葬之，故不用“薨”字，又不雲“夫人”，不言“葬”，也不書“姓”。聲子，母家姓子。不書“子氏”而改書“君氏”，是因為聲子為隱公之母，依國君稱“君”而夫人稱“小君”之例，故稱“君氏”（猶言“小君氏”）。二、以補《春秋》的方式傳《春秋》：年《左傳》曰：“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不書”，指孔子所修《春秋》不記錄此事。費伯為魯大夫。由於在郎地築城出於費伯本人的主意，而不是奉行隱公之命，故《經》不書其事。《左傳》補記此事，並解釋《經》文缺略的原因。三、以判詞“禮也”、“非禮也”傳《春秋》：年十二月《經》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xuǎn）來歸惠公、仲子之赗（fèng）。”《左傳》曰“子氏未薨”，又申說曰“豫兇事，非禮也”。歸赗指饋贈助喪之物。“子氏”即仲子。此時猶在生，未死而贈以助喪之物，也就是預先送贈兇事之物，是不合禮的。依經文之例，天子之卿大夫不書名，而此稱“宰咺”，帶有貶抑之意。四、以“君子曰”的論斷方式傳《春秋》：《左傳》“君子曰”（有“君子曰”、“君子謂”、“君子是以”、“君子以……為……”、“君子以為”等多種形式）中的“君子”，有的指“孔子”，有的指“時君子”，有的是作者自稱。其中有解經語，如桓公二年《經》曰：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傳》曰：“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以事實論，華督固然是先殺孔父再弒殤公。但揆諸本心，孔父為顧命大臣而華督殺之，心中早已無君。故經文先寫弒君，次敘殺大夫。《左傳》所釋《春秋》書法而被杜預統稱為“五情”者，亦出於“君子曰”。成公十四年《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又記：“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曰：“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稱其族名‘叔孫’），尊君命也。”又曰：“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不稱其族名，即隻言‘僑如’，不言‘叔孫僑如’），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此“五情”可分三層看：“微而顯，志而晦”，主要指字面的效果；“婉而成章，盡而不污”，主要指書寫的態度；“懲惡而勸善”，主要指其對社會的影響。三者互不排斥，如僖公二十八年《經》曰“天王狩於河陽”，可歸“志而晦”，亦可歸“婉而成章”及“懲惡而勸善”。

基於《左傳》傳經的關繫，古人征引《傳》文，往往徑稱為本《經》。如《戰國策，楚策四》記戰國時期趙相虞卿（本身是《左傳》傳人）對春申君說：“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引文見《左傳》襄公十一年。司馬遷征引《左傳》，也往往就稱之為“《春秋》”。

總上所述，《春秋》與《左傳》具有互相依存的關繫，合觀兩書，自能事義兼備、相得益彰。

四、《左傳》中的思想

《左傳》一書，敘事議論，歸本於禮。蓋春秋末年，政衰禮廢，《左傳》作者感於世變，故述事論人，一準諸禮。書中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典章制度和禮樂文化，如實地記錄了各種禮典，包括冠、昬、喪、祭、饗、射、朝、聘，其中聘禮尤備，還有豐富的軍禮。除敘述禮儀外，《左傳》還記錄了大量的春秋賢人君子論禮的精義。

德和禮是《左傳》作者臧否人物、評議成敗的依據。在《左傳》作者看來，德和禮是人立身處世的根本，也是國家的基石，與人的生死、國家的興亡攸關。實踐德、禮，是奉行天道的不二之途。有禮，即順天，能保有福祿；無禮，即逆天，難免於禍難。這正是《左傳》作者的一貫主張。

《左傳》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圍繞德、禮這個核心，還提出了忠、信、敬、讓、仁、義、智、勇等道德概念。這些概念，不少可與先秦儒家思想參照比較、相互發明。

五、《左傳》的文學性

《左傳》文章，垂範千古，其敘事技法，工侔造化，*為後人稱美，被奉為圭臬，桐城文派所標舉的古文義法，即根源於《左傳》。作為史書，《左傳》主要以歷史事實作為依據，隻有在不可能做到完全實錄的私語、心理及其他細節上，纔加插虛構和想像成分，以保持敘事的完整性。如《左傳》記晉靈公派麑去刺殺趙盾，麑清晨前往，趙盾寢室的門已經打開，趙盾穿好朝服準備上朝，由於尚早，坐著閉目養神。麑感嘆說，趙盾不忘恭敬，實為百姓之主，因此不忍殺之，但又不能棄君之命；兩難之下，便把頭撞向趙盾庭中的槐樹而死。麑死前的自言自語，誰能聽到？應是《左傳》作者潛心揣摩當時情景而代人擬言的結果，麑不一定說過這樣一番話。又如《左傳》寫秦晉殽之戰，對戰爭的具體過程寫得很簡略，但對戰爭前後的一些場景，卻寫得活靈活現：蹇叔哭師、揮淚送子，幼童王孫滿的預言，鄭商人弦高犒勞秦軍，文嬴請求晉襄公釋放三帥，秦穆公素服郊次、向三帥謝罪，先軫不顧而唾，等等精彩場面，從不同角度、全方面演繹了這場戰爭。《左傳》作者在安排情節上有很深厚的功力，他以小說家的用筆，來寫史家的著作，非常引人入勝。由此可見，《左傳》確具有故事、情節、人物、刻畫技巧素。不過，《左傳》畢竟是史書，它的主要任務是記錄歷史，雖然具有一定的文學性，但並不像後世的小說那樣屬有意創作。

《左傳》導讀

單周堯許子濱

一、《春秋》名義

就現存文獻而言，*早記載《春秋》的撰著緣起及其名稱的是《孟子?離婁下》。孟子（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曰：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跟晉國的“乘”、楚國的“梼杌”一樣，“春秋”原是魯國史書的名稱。“春秋”又是編年體史書的通名，各國史書均可通稱“春秋”，故有所謂“百國‘春秋’”（見《隋書》所載《墨子》佚文），不特魯史為然。因其敘事體例為“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而一年四季之中，古人尤其重視春秋兩季，故錯舉“春秋”作為此類編年體史書的通名。《孟子》提及的兩種“春秋”，分別指孔子（前五五二至前四七九）所修的《春秋》與魯史“春秋”。現存的《春秋》，是孔子所修。此書以魯史“春秋”為底本，參酌百國“春秋”修訂而成，而其“書法”則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在褒貶中呈現了聖人的思想和見解。

《左傳》昭公二年載晉韓宣子聘魯，見“魯春秋”，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宣子所見“魯春秋”，蓋從周公敘起，具載宗周盛世朝覲會同征伐之事，所以韓宣子纔會這樣說。《左傳》所載《春秋》經文的記事起訖，由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年）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年），經歷十二代魯君，共計二百四十四年（《公羊傳》及《谷梁傳》則終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共計二百四十二年）。很可能是孔子之弟子為記其卒年，故取“魯春秋”補記獲麟後事。

二、《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

唐初孔穎達（五七四至六四八）《春秋?序?疏》引南北朝學者瀋文阿（五○三至五六三）曰：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雲：“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裡。”

《嚴氏春秋》為西漢公羊家學者嚴彭祖所著。嚴彭祖是董仲舒（前一七九至前一○四）的三傳弟子，時代略早於司馬遷（前一四五至前八六）。《觀周篇》當為周秦之際或漢初之書（今本《孔子家語，觀周篇》無嚴氏所引之文）。如果上述文獻可靠，那麼，它就是*早提到《左傳》作者的記載。《觀周篇》所言，可注意的有以下幾點：一、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同乘如周，觀書於周室太史；二、歸魯之後，孔子修《春秋經》，而左丘明作《左氏傳》，二書為同時之作；三、前稱“左丘明”，是全舉其姓名，後言“丘明”，是單舉其名，即左為姓而丘明為名；四、《春秋》與《左傳》關繫密切，如衣之內（裡）外（表），共為一體。

此外，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也說：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漢書》也認為是左丘明論輯《春秋》本事而作《傳》，《司馬遷傳?贊》雲：

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籑異同為《國語》。

《漢書，藝文志》載有《左氏傳》三十卷，下面寫著作者“左丘明，魯太史”，並且在《春秋》家小序中說：

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西晉杜預（二二二至二八四）《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雲：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由此可見，《左傳》原稱“左氏春秋”或“左氏傳”。自漢至晉，學者皆認為《左傳》的作者是魯君子左丘明，而左丘明為魯太史，故能遍閱國史策書。左丘明親炙孔子而作傳，《春秋》與《左傳》具有經傳的關繫，殆無可疑。“左丘明”一名，見於《論語》，《論語，公冶長》雲：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位好惡與聖人同的“左丘明”與《左傳》的作者為同一人。隻是孔子與左丘明的關繫，究竟是朋友，還是師徒，恐怕不易確定。

《左傳》記事，並非與《春秋》相終始。《左傳》的*後一則記事繫於哀公二十七年（年，前四六八年）。《傳》文末尾，還敘及“悼之四年”之事。魯悼公四年（周定王六年，前四六三年），上距哀公二十七年已有五年。《傳》記悼公謚號，則記事之時又當在悼公死後，悼公死於周考王十二年（前四二九年）。不僅如此，《傳》文稱趙無恤為襄子（“襄”為謚號），而趙襄子又後悼公四年而死（即死於前四二五年）。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一八六八至一九三六）假定《左傳》作者左丘明與孔子弟子子夏（卜商）同年，同比孔子小四十四歲，即約生於前五○八年。依此假設推算，孔子卒時（前四七九年），左丘明二十九歲，又假定他死於趙襄子之後，則至少有八十三歲（前五○八至前四二五）。章說固然隻是一種推測。《左傳》敘及“悼之四年”後事，可能是作者壽考，更可能是後人續書。

從左丘明作《左傳》之後，到西漢晚期立於學官前，《左傳》一直在民間流傳，數百年間，其傳授源流班班可考。綜合西漢劉向（前七七至前六）《別錄》、《漢書，儒林傳》及唐初陸德明（五五六至六二七）《經典釋文序錄》所述，《左傳》的傳授源流大略如下：

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前四四○至前三八一），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前三四○至前二四五），況傳武威張蒼（前二五六至前一五二），蒼傳洛陽賈誼（前二○○至前一六八），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劉向、劉歆（前五三？至二三）父子發現孔子壁中古文《左氏傳》，又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應該說，《左傳》雖為左丘明所作，但在流傳的過程中，不免摻雜了後人的緣飾附益。這是讀《左傳》者不可不加注意的地方。

三、《左傳》解釋《春秋》的方式

前引《觀周篇》曾說《春秋經》與《左傳》“共為表裡”。東漢桓譚（？至五六）《新論》也說：“《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清楚說明《春秋經》與《左氏傳》互為依存。《春秋》記事極為簡略，如隱公十一年《經》曰：“鼕十有一月壬辰（十五日），公薨。”諸侯之死曰薨。經文隻用“公薨”兩字記錄魯隱公之死，不言薨於何處，亦不書葬。《左傳》則詳敘隱公薨的原委經過。魯國大夫羽父原請隱公允許他殺桓公（隱公異母弟），並要求事成後擔任執政之卿。隱公不同意，並表明桓公年少，自己代為攝政，如今桓公已長大，即將授以君位。羽父畏懼，反過來向桓公譖毀隱公並請求殺死他。羽父使賊在魯國大夫（wěi）氏家中刺殺隱公，立桓公為君。《左傳》曰：“不書葬，不成喪也。”說明桓公不以人君之禮葬隱公，故《春秋》不書葬。要是沒有《左傳》，隻看《春秋》，便無法得知“公薨”的真相。

上述《史記》及《漢書》之引文，均談及左丘明修纂《左傳》的體例，即論輯《春秋》本事而作《傳》。《左傳》以敘事為傳體，藉事明義，與《公羊傳》、《谷梁傳》設為問答、專在說義者不同。《左傳》這種解經方式，稱為“以史傳經”。《春秋》所記，固然重於褒貶，不重於史實，但其褒貶之義又未嘗不建基於史實。因此，若脫離史實，便無法推尋經文。年《經》曰：“三月，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傳》曰：“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bēng）故也。”表面看來，經文的意思是說：魯桓公和鄭莊公在垂會盟，鄭莊公以璧借許田。針對經文“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傳》點明鄭莊公把璧玉送給魯桓公，是為了請求祭祀周公和以祊田交換許田的緣故。周成王賜周公許田，作為魯君朝見周王時的朝宿之邑。周宣王賜母弟鄭桓公祊田，作為助天子祭泰山時的湯沐之邑。魯的許田與鄭的祊田，都是周天子所賜。隻是到了春秋初期，周德既衰，魯侯不朝於周，天子亦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許近鄭而祊近魯，魯、鄭兩國君主遂因地勢之便，私下交換二邑。由於許大而祊小，故鄭莊公加璧玉作為抵償。礙於諸侯不得擅自交換天子之田，經文於是隱諱其事，說鄭莊公以璧借許田。經文這樣寫，隱瞞了兩國私易天子所賜之地的事實，何止是“斷爛朝報”（王安石語），實有誤導讀者之嫌。要不是《左傳》敘寫此事的來龍去脈，讀者隻覺費解，無由得知內情，自然也無法確知經文所蘊含的大義。觀乎上舉兩個事例，可知《春秋》經義必須依據《左傳》的敘事加以闡釋發明，《觀周篇》及桓譚將《春秋》、《左傳》的關繫比喻為衣服的表裡，是十分恰當的。《春秋》固然離不開《左傳》，《左傳》也離不開《春秋》。如成公十七年《經》曰：“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左傳》曰：“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傳》文僅說“諸侯”，如果沒有《經》文所記的“晉侯”及以下諸人，我們也不知道《傳》文實指的內容。

《左傳》傳經的方式，除上述的“以史傳經”外，還有比之更顯明直接的“以義傳經”。而《左傳》“以義傳經”的方式，大抵可分為下列四種：一、以解釋書法的方式傳經；二、以補《春秋》的方式傳《春秋》；三、以判詞“禮也”、“非禮也”傳《春秋》；四、以“君子曰”的論斷方式傳《春秋》。今各舉一例說明如下：一、以解釋書法的方式傳經：如隱公三年，《經》曰：“夏四月辛卯（二十四日），君氏卒。”《左傳》曰：“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聲子為魯惠公繼室，生隱公。《經》文於其死後，不書“夫人子氏薨”，僅雲“君氏卒”。《左傳》所言，正為解釋《春秋》書法的原意。依《左傳》之意，國君之妻死後，若以夫人之禮治喪，即死後立刻訃告於同盟諸侯、既葬反哭於寢、卒哭後其主祔於祖姑，三禮俱備，則書曰“夫人某氏薨”，又書曰“葬我小君某氏”。聲子卒，經文僅書“君氏卒”，表示不以夫人之禮葬之，故不用“薨”字，又不雲“夫人”，不言“葬”，也不書“姓”。聲子，母家姓子。不書“子氏”而改書“君氏”，是因為聲子為隱公之母，依國君稱“君”而夫人稱“小君”之例，故稱“君氏”（猶言“小君氏”）。二、以補《春秋》的方式傳《春秋》：年《左傳》曰：“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不書”，指孔子所修《春秋》不記錄此事。費伯為魯大夫。由於在郎地築城出於費伯本人的主意，而不是奉行隱公之命，故《經》不書其事。《左傳》補記此事，並解釋《經》文缺略的原因。三、以判詞“禮也”、“非禮也”傳《春秋》：年十二月《經》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xuǎn）來歸惠公、仲子之赗（fèng）。”《左傳》曰“子氏未薨”，又申說曰“豫兇事，非禮也”。歸赗指饋贈助喪之物。“子氏”即仲子。此時猶在生，未死而贈以助喪之物，也就是預先送贈兇事之物，是不合禮的。依經文之例，天子之卿大夫不書名，而此稱“宰咺”，帶有貶抑之意。四、以“君子曰”的論斷方式傳《春秋》：《左傳》“君子曰”（有“君子曰”、“君子謂”、“君子是以”、“君子以……為……”、“君子以為”等多種形式）中的“君子”，有的指“孔子”，有的指“時君子”，有的是作者自稱。其中有解經語，如桓公二年《經》曰：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傳》曰：“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以事實論，華督固然是先殺孔父再弒殤公。但揆諸本心，孔父為顧命大臣而華督殺之，心中早已無君。故經文先寫弒君，次敘殺大夫。《左傳》所釋《春秋》書法而被杜預統稱為“五情”者，亦出於“君子曰”。成公十四年《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又記：“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曰：“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稱其族名‘叔孫’），尊君命也。”又曰：“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不稱其族名，即隻言‘僑如’，不言‘叔孫僑如’），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此“五情”可分三層看：“微而顯，志而晦”，主要指字面的效果；“婉而成章，盡而不污”，主要指書寫的態度；“懲惡而勸善”，主要指其對社會的影響。三者互不排斥，如僖公二十八年《經》曰“天王狩於河陽”，可歸“志而晦”，亦可歸“婉而成章”及“懲惡而勸善”。

基於《左傳》傳經的關繫，古人征引《傳》文，往往徑稱為本《經》。如《戰國策，楚策四》記戰國時期趙相虞卿（本身是《左傳》傳人）對春申君說：“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引文見《左傳》襄公十一年。司馬遷征引《左傳》，也往往就稱之為“《春秋》”。

總上所述，《春秋》與《左傳》具有互相依存的關繫，合觀兩書，自能事義兼備、相得益彰。

四、《左傳》中的思想

《左傳》一書，敘事議論，歸本於禮。蓋春秋末年，政衰禮廢，《左傳》作者感於世變，故述事論人，一準諸禮。書中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典章制度和禮樂文化，如實地記錄了各種禮典，包括冠、昬、喪、祭、饗、射、朝、聘，其中聘禮尤備，還有豐富的軍禮。除敘述禮儀外，《左傳》還記錄了大量的春秋賢人君子論禮的精義。

德和禮是《左傳》作者臧否人物、評議成敗的依據。在《左傳》作者看來，德和禮是人立身處世的根本，也是國家的基石，與人的生死、國家的興亡攸關。實踐德、禮，是奉行天道的不二之途。有禮，即順天，能保有福祿；無禮，即逆天，難免於禍難。這正是《左傳》作者的一貫主張。

《左傳》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圍繞德、禮這個核心，還提出了忠、信、敬、讓、仁、義、智、勇等道德概念。這些概念，不少可與先秦儒家思想參照比較、相互發明。

五、《左傳》的文學性

《左傳》文章，垂範千古，其敘事技法，工侔造化，*為後人稱美，被奉為圭臬，桐城文派所標舉的古文義法，即根源於《左傳》。作為史書，《左傳》主要以歷史事實作為依據，隻有在不可能做到完全實錄的私語、心理及其他細節上，纔加插虛構和想像成分，以保持敘事的完整性。如《左傳》記晉靈公派麑去刺殺趙盾，麑清晨前往，趙盾寢室的門已經打開，趙盾穿好朝服準備上朝，由於尚早，坐著閉目養神。麑感嘆說，趙盾不忘恭敬，實為百姓之主，因此不忍殺之，但又不能棄君之命；兩難之下，便把頭撞向趙盾庭中的槐樹而死。麑死前的自言自語，誰能聽到？應是《左傳》作者潛心揣摩當時情景而代人擬言的結果，麑不一定說過這樣一番話。又如《左傳》寫秦晉殽之戰，對戰爭的具體過程寫得很簡略，但對戰爭前後的一些場景，卻寫得活靈活現：蹇叔哭師、揮淚送子，幼童王孫滿的預言，鄭商人弦高犒勞秦軍，文嬴請求晉襄公釋放三帥，秦穆公素服郊次、向三帥謝罪，先軫不顧而唾，等等精彩場面，從不同角度、全方面演繹了這場戰爭。《左傳》作者在安排情節上有很深厚的功力，他以小說家的用筆，來寫史家的著作，非常引人入勝。由此可見，《左傳》確具有故事、情節、人物、刻畫技巧素。不過，《左傳》畢竟是史書，它的主要任務是記錄歷史，雖然具有一定的文學性，但並不像後世的小說那樣屬有意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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