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毛澤東品讀《史記》

禹王做官，但也耕田2

老子不是唯物論者3

孔子的思想也有弊端6

孟子有人民性的一面11

屈原一躍衝向萬裡濤12

評價秦始皇，要一分為二15

陳勝、吳廣掀開了農民戰爭的序幕17

李斯的《諫逐客書》說服力很強18

漢王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20

做人不可沽名學霸王24

登徒子不好色，且是個模範丈夫26

蘇秦羞張儀說明人沒壓力難進步28

第二章

整齊劃一，文贍事詳——毛澤東品讀《漢書》

文景之治是“蕭規曹隨”32

衰帝劉奭33

王莽是個失敗的改革家35

趙充國能堅持真理到底38

不可存“五日京兆”之心39

講“聞喜縣的由來”是激勵干部作為41

董仲舒有形而上學的思想43

第三章

網羅一代，事義周悉——毛澤東品讀《後漢書》

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值得借鋻46

黃瓊耿直方正、李固以國家為重47

陳寔使“梁上君子”改過自新49

曾受“胯下之辱”的韓信帥50

班超的抵抗不屬於侵略51

賈誼英纔早逝可惜52

毛澤東自評“盛名之下，其實難副”54

長社之戰體現了奇正原則57

成皋之戰和昆陽之戰均是以少勝多57

第四章

詞多勸誡，有益風化 ——毛澤東品讀《三國志》

曹操的案要翻60

張魯開了人民公社的先河63

郭嘉多謀善斷68

司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72

劉備有了孔明是“如魚得水”74

中央干部要選周瑜似的“青年團員”75

關公姓關有曲折77

劉表是虛有其表80

袁紹多端寡要82

劉備也有袁紹那樣致命的缺點84

關羽敗走麥城是因驕傲自滿87

呂蒙的事跡表明應該知識實踐並重88

指導正確與否決定局勢變化89

弱者後發制人的範例很多91

年輕的哲學家王弼92

陸遜示弱與司馬懿之智如出一轍93

孫權很能干，當今惜無孫仲謀96

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從魏文帝開始97

蜀漢之誤始於兵力分散97

曹丕代漢令人生疑99

第五章

覽古今之失，察安危之機——毛澤東品讀《晉書》

遷與不遷，終都會亂102

桓溫帶兵北伐是作樣子104

郭像品行不端104

庾純罵賈充，實乃“公罵”105

陸機的《文賦》好，可惜長了點105

潘尼的《安身論》是“道家言”107

聖人也免不了外患內憂109

謝安為國家立了兩次大功110

第六章

行文優美流暢，語言簡練有法——毛澤東品讀《宋書》

劉裕不在意王鎮惡貪財112

檀道濟因功高位重遭殺身113

謝靈運終矛盾達到頂點造反115

核實《世說新語》的作者是誰118

殷景仁與劉湛的恩怨糾葛121

王僧達“造反”是冤枉之詞123

第七章

以古為鏡，可見興替——毛澤東品讀《隋書》

隋文帝的做法蘊藏大亂126

隋煬帝沒有出息126

隋末的起義促進了社會發展127

第八章

舉起精要，周不畢記——毛澤東品讀《南史》

孔琇之看問題有失偏頗134

齊末蕭衍起兵奪權135

“守大峴”並不能徹底扭轉局面137

劉義隆與趙匡胤有同樣的弊法139

袁顗未能一戰而敗141

袁粲父子令人欽佩142

評判臧質應一分為二143

僅次於韋睿裴邃的良將曹景宗144

梁武帝運去難自由146

直言無忌行不通147

韋睿有劉秀、周瑜之風150

陳慶之使不可能變成了事實153

迷途知返，值得推崇155

第九章

敘事簡勁，近世佳作 ——毛澤東品讀《北史》

王建是不知政治的庸人160

宇文泰采取中間突破出奇效160

第十章

裁國史之繁略，記禮法之沿革——毛澤東品讀《舊唐書》

唐高祖遇事無斷制164

李世民是德纔兼備的皇帝165

笑面虎李義府167

朱敬則是政治家、歷史家168

劉幽求六十一歲因生氣而死169

《回鄉偶書》中的“兒童”不是作者的兒女170

林言拿黃巢的頭請賞結果把命搭上172

盛彥師被冤枉而死174

劉知幾認為“識”統領“纔”、“學”175

楊再思是厚顏無恥的馬屁精177

唐大將蘇定方180

魏玄同與裴炎同黨182

魏征“懂得片面性不對”183

慧能是中國佛教的始祖184

李白不愧為詩仙，有脫俗之氣186

寫文學史不可輕視韓愈191

白居易的詩高在有平常心193

杜甫的詩大多並不怎麼樣195

評價李商隱的詩不能一概而論198

集文學與哲學於一身200

第十一章

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毛澤東品讀《新唐書》

唐太宗聰明一世， 懵懂一時206

對武則天的評價欠妥當208

王勃高纔博學210

馬周纔德，迥乎遠矣212

“命繫庖廚”是徐有功的牢騷話213

姚崇是持唯物論的大政治家214

“多藏厚亡”，遺害子孫216

裴度親自調查研究，值得學習217

龐勛起義因內部分裂失敗218

《奏疏》是《治安策》以後奇文220

田弘正是個好將軍222

青年將224

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張說224

英纔李賀早逝，可惜226

黃巢起義打擊了封建統治228

第十二章

見聞較近，是以征信——毛澤東品讀《舊五代史》

朱溫不及曹操233

彌牟鎮攻防戰，攻者敗，守者勝234

李克用堅守獲得勝利236

“生子當如李亞子”238

第十三章

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毛澤東品讀《新五代史》

王彥章忠貞不降被殺242

兵書少讀不是壞事243

學會遊泳十分重要246

後唐滅亡是必然的結局249

石敬瑭、桑維翰合謀賣國251

書法不明，是為掩人耳目253

後晉不敵遼投降254

馮道是 “風俗之壞極”的代表256

後唐滅梁勝在審機獨斷257

郭威稱帝過程記載不明260

南唐不抓政治亡國262

第十四章

卷帙浩繁，貫通南北——毛澤東品讀《宋史》

趙匡胤“黃袍加身”不實266

宋太宗德纔不備269

宋高宗纔是投降派的首腦272

“無敵”楊業戰死在沙場276

宋徽宗有纔但沒有出息278

嶽飛赤誠報國，是個大英雄279

朱熹是個大學者，學問淵博280

範仲淹的詞既蒼涼又優美281

陸遊是了不起的大詩人282

王安石因考慮欠缺變法沒有成功284

運用之妙，在於存乎一心284

第十五章

斷代體裁的完璧之作，跨越世紀的歷史巨著

——毛澤東品讀《明史》

“今猶存此弊”，時刻要警惕290

不璋寫得太壞291

李自成推動了社會進步293

璋搞得很好296

白蓮教起義的意義重大301

陳新甲無意間“洩密”導致殺頭302

高啟是明朝偉大的詩人304

繼承徐霞客注重實踐的精神306

《二十四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國歷史典籍。它從西漢司馬遷的《史記》開始，經由2000多年來歷朝著名的歷史學家精心編撰而成，是一部紀傳體史書合集，全套書共3259卷，約4000萬字，記敘了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到明崇禎十七年長達4000多年裡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內容，是我國詳細、權威的一部歷史巨著。

         1952年，毛澤東特意購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開始繫統地閱讀。從此時起，直到他逝世，在這漫長的24年間裡，毛澤東不僅通讀了《二十四史》，而且還對其中十五史的重點篇章進行了反復閱讀，做了大量的批注。

其他九史，如《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遼史》、《金史史》，雖然正文沒有評點，但都已經通讀，並且有些內容在其他史書中相應的位置上也有評注。

毛澤東讀二十四史，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他曾對蘆荻講：“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毛澤東這樣說，有以下幾點原因：

，每一部史書，基本上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關繫到本朝統治者不光彩的地方，一般不去寫，也不敢寫。

第二，封建社會有一條“為尊者諱”的倫理道德標準，皇帝或父親的罪行，或是隱而不書，或是把責任推給臣下或他人。

第三，史書中的內容，也多寫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產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隻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剝削的鬥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這是不符合歷史的。

第四，一部《二十四史》，寫符瑞、迷信的文字，占了很多，各朝各代的史書裡都有。像《史記·高帝本紀》裡，寫了劉邦斬白蛇的故事，又寫了劉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雲氣。這些不可否認，都是騙人的鬼話。

毛澤東雖然認為《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假的，但同時他也明確指出：“如果因為歷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麼來了解歷史呢？反過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作證實的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論了。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在這種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指導下，毛澤東讀《二十四史》，往往便能透過現像看清本質。如對陳橋兵變，毛澤東就明確指出：“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後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陳橋驛，竟發動兵變，篡奪了周的政權。《舊五代史》卻說他黃袍加身，是受將士們‘擐甲將刃’、‘擁迫南行’被迫的結果，並把這次政變解釋成是‘知其數而順乎人’的正義行為。”讀到《宋史·秦檜傳》，毛澤東則點明：“宋高宗、秦檜主和投降，實際上主和的責任不全在秦檜，起決定作用的是幕後的宋高宗趙構。”

當然，歷史事件是紛繁復雜的，要完全用某一種固定的理論來解釋所有的歷史問題顯然也是不科學的。因而毛澤東在讀《二十四史》時所作的諸多批注，往往是從具體的問題出發，在強調理論概括的前提下，既注重對歷史人物的個體研究，也注重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

與此同時，毛澤東讀史還注意聯繫現實。他是作為一個大思想家、政治家、實踐家在讀書。不但想了解歷史，還把它與現實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想從對歷史的了解上來變革現實。毛澤東評《二十四史》中，對於許多事件的分析，對各種人物行為、言論的評價，都是懷著讓人們從中汲取經驗教訓的目的，是密切聯繫社會實際而進行品讀的。目的不僅自己受益，也使其他干部從中獲得教益。

比如說，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時候，中國根本的現實，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二十四史》上沒有社會主義的內容。但是毛澤東在讀《張魯傳》時寫的長達1300餘字的評語中，卻聯繫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中國的現實問題。

另外，毛澤東對歷史人物的個體研究，還敢於突破傳統的偏見。例如，歐陽修在《新唐書》卷98《馬周傳》卷末的“贊”中寫道：“（馬）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纔，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岩、釣渭亦何以異！跡乎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纔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毛澤東不同意歐陽修的看法，認為馬周在唐太宗貞觀六年（632年）的上奏，是繼西漢賈誼的《治安策》以後的奇文。於是批注道：“傅說、呂望，何足道哉！馬周纔德，迥乎遠矣。”

從以上介紹可知，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是帶著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注重聯繫現實去品讀的，這樣不僅客觀，而且能夠從中獲得經驗教訓。所做批注總體來說比較妥帖，具有優秀史學家的遠見卓識。

此本《毛澤東品讀二十四史》，分兩大部分內容，部分輯錄了毛澤東品讀的原文，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的品讀記錄；第二部分是對毛澤東品讀的精華分析，為更深地理解毛澤東的思想、觀點提供幫助。

章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毛澤東品讀《史記》

《史記》是毛澤東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閱讀並終生喜愛的史書，稱贊它“嚴格、準確”，並且讀時做了許多批注。同時，毛澤東對《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也十分崇敬，對他“求實”的高尚史德給予很高的評價。在日後的工作中，毛澤東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並且得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著名論斷。從這裡可以反映出，毛澤東十分善於繼承和發揚中國古人的優秀品質和傳統。

         禹王做官，但也耕田

         【品讀原文】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耐久而已。

 ——摘自毛澤東早年文稿《體育之研究》。

【品讀原文】         歷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

——摘自毛澤東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的講話（見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第157頁）。

         【品讀精華解析】         1915年，當時在長沙師範讀書的毛澤東，曾經和羅章龍一起到過長沙許多地方。長沙附近有個拖船埠，那裡有座禹王碑，傳說禹王曾在此拖過船。面對歷史遺跡、先人功勛，青年毛澤東內心中勢必產生為民造福的雄心壯志。古史說：“大禹治水，櫛風沐雨，八年於外，三過家門而不入”。毛澤東對大禹治水的歷史記載頗有興趣，他不僅在早期文章中贊揚大禹治水的忘我精神，而且在延安時期，面對國民黨的封鎖，更號召邊區軍民學習大禹的喫苦精神，而且毛澤東認為禹王是身體力行的勞動者。在對大禹的評說時，毛澤東稱大禹為“王”，說他是做“官”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禹也耕田，從個側面道明了原始共產主義向奴隸制王朝轉化時期的歷史特征。

      大禹治水，摩頂放踵，身經百難，歷盡艱險，終於百川歸海，水患消失。禹得到人民擁護，遂稱天下之王。對於大禹治水故事，可以說炎黃子孫代代相傳，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中國土地廣袤，江河眾多，水患頻繁。可以說水患的治理情況直接影響到歷代王朝的興衰。大禹治水成功得天下。西漢時文帝、景帝到漢帝，都使黃河得到了很好的治理。東漢時光武帝、漢明帝也曾注意治理黃河，遂有文景之治和漢武帝的文治武功以及光武的中興局面，兩漢綿延四百餘年。而在末河患嚴重，得不到好的治理，致使民怨沸騰，加劇了兩朝統治的滅亡。因此，有人說，中國的文化是治水文化，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治水的歷史。可以這樣說：在中國抓住水患的治理，就抓住了穩定天下形勢的一個關鍵。

         老子不是唯物論者

【品讀原文】         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勝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的失敗裡面包含著勝利，在日本的勝利裡面包含著失敗。歷史難道不是這樣證明了嗎？

      ——摘自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品讀原文】         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麼贊成的。得到了天津有個叫楊柳橋的教授的書《老子今譯》，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

      ——摘自陳晉：《毛澤東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頁。

【品讀精華解析】         1917年暑假，毛澤東和他的同學蕭子升“遊學”途中，曾在寧鄉境內拜訪了一位劉翰林。劉翰林問他倆讀過什麼書，毛澤東告訴他讀過《十三經》、《老子》和《莊子》，並說：“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好的《莊子》注是郭像作的。”後來他們還拜訪了溈山寺，方丈和他們侃侃而談。蕭子升在《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中回憶說：“後談及孔子和老子，我們覺得這是自己熟悉的問題，於是便表白了自己的意見。”可見毛澤東對老子是很熟悉的。

      在讀書筆記中毛澤東也提到過老子。如在《講堂錄》中便記有：“《老子》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在讀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時，毛澤東批注道：“老莊絕學棄智、老死不相往來之社會，徒為理想之社會而已。”

      老子的理想社會，脫離社會發展進步的實際，摒棄人類文明的創造，以一種近於世外桃源的空洞想像，表現出對現實生活的隔絕、對人類歷史的隔絕。這樣一種主張，和青年毛澤東立志要改造社會，學習西方的文明，強調人的主觀意志的積極力量的主張顯然相差較遠，所以毛澤東認為其“徒為理想之社會”，這種空洞的幻想，既是無法實現的，也是不切實際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還常讀《老子》一書，他在外出時，曾指名帶上《老子》。毛澤東對老子的社會主張不感興趣，他欣賞的是其中的辯證法。

      春秋末年到戰國初年，社會處於巨大的變革之中，個人的富貴貧賤，國家的安危興亡，都像自然界的“高峰為谷，深谷為陵”一樣變動不居。作為史官的老子，從“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的自然、歷史與現實中，認識到運動變化是世界的永恆主題。

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宇宙間萬事萬物都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兩個對立面。因此，《老子》中提出了一繫列的對立範疇。如：陰陽、有無、剛柔、強弱、大小、高下、前後、美丑、禍福、難易、榮辱、貴賤、損益、生死、智愚、巧拙、勝敗、攻守、進退、曲直、輕重等等。這些對立面，既有矛盾對立的一面，也有互相依存和轉化的一面，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等。前面引的毛澤東談老子的福禍相互倚伏的觀點，是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評述的。

在這裡，毛澤東教導人們要全面地看問題。所謂全面地看問題，就是對一件事情不隻看它有利的一面，還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以增強危機感，保持頭腦清醒。同理，既要看其不利的一面，還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以增強信心，鼓舞鬥志。毛澤東在這裡舉老子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話，來證明這一點。毛澤東發表這個講話時，國內曾發生過一部分群眾鬧事；在國際上發生了匈牙利事件。這兩件事都不是好事，但毛澤東卻認為壞事可變成好事。群眾鬧事“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匈牙利事件由於匈牙利的同志們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間處理得正確，“匈牙利現在比過去更鞏固了”。

明白了矛盾著的事物的兩端相互轉化的道理後，接著就是如何促進這種轉化了。據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孫老韓合說》一文中說，據傳毛澤東曾認為《老子》是一部兵書，這種說法是否屬實姑且不論，但《老子》中充滿著以退為進、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以弱勝強的韜略智謀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些矛盾轉化的原則，這些韜略智，謀毛澤東高度重視，並將之應用於革命之中。

毛澤東1936年12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在談到戰略退卻時寫道：“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隻有喪失纔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擴大土地，還是賺錢生意的。”

      這裡，毛澤東就是運用了老子“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不計較一城一池的暫時得失，著眼於終的獲取、終的勝利。喪失是為了取得，退卻是為了前進。毛澤東對老子辯證法的運用臻於化境。

      當然，智謀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陰謀，毛澤東對這一點看得比較透。1964年8月3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明確地指明這一點。他說：“我看老子比較老實，他說‘將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來，搞陰謀，寫在了書上。”

      這一坦白和徑直的分析，值得人們思考與回味。

      五六十年代，我國哲學界對老子到底是屬於唯物主義還是屬於唯心主義（唯心主義又分主觀唯心和客觀唯心）的問題開展了廣泛的討論，毛澤東對這場討論也很感興趣。他在提交給他的一份學術界討論老子思想的綜述材料上批示道：“印十份交我為盼。毛澤東廿七日上午六時”。

      毛澤東對這場討論中所涉及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前面引的第二段話，是毛澤東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一段講話。毛澤東說：“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麼贊成的。得到了天津有個叫楊柳橋的教授的書《老子今譯》，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我就很注意這個人。後頭一調查，糟糕，這個人是個什麼右派嘛。”

據分析，毛澤東比較贊同的觀點是老子屬於客觀唯心主義者，這種觀點現在已成哲學界關於這個問題的主流觀點。

         孔子的思想也有弊端

         【品讀原文】         我們共產黨人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地位的，因為我們是歷史主義者。

      ——摘自毛澤東1958年11月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見石玉山著：《毛澤東怎樣讀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76頁）。

         【品讀原文】         剝削階級當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纔是歷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摘自毛澤東1943年6月在一篇關於“人性”問題的通信上的批示（見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96頁）。

         【品讀原文】         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摘自毛澤東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陝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見黃麗鏞編著：《毛澤東讀古書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6頁）。

         【品讀原文】         青年要犯錯誤，老年就不犯錯誤呀？孔夫子說，他七十歲干什麼都合乎客觀規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摘自毛澤東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見黃麗鏞編著：《毛澤東讀古書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8頁）。

         【品讀原文】         曲阜縣是孔夫子的故鄉，他老人家在這裡辦過多少年的學校，教出了許多有纔干的學生，這種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經濟生活。他的學生樊遲問起他如何從事農業的話，他不但推開不理，還在背後罵樊遲做“小人”。現在他的故鄉的人民辦起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來了。經過了兩千多年仍然是那樣貧困的人民，辦了三年合作社，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都開始改變了面貌。這就證明，現在的社會主義確實是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道要好出多少倍。有興趣去看孔廟孔林的人們，我勸他們不妨順道去看看這個合作社。

      ——摘自毛澤東1955年12月為《一個在三年內增產百分之六十七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文寫的按語（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

         【品讀精華解析】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裡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敘述自己的一生經歷時曾這樣說過：“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堂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早晚我到地裡干活。白天我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五經。”

      事隔20多年後，1964年毛澤東在北戴河與哲學工作者座談時，還追憶道：“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1913年毛澤東在長沙讀書時，作有題名《講堂錄》的課堂筆記和讀書筆記，在這之中，有不少記有《論語》的。

      可以講，學生時代的毛澤東對孔子基本是采取一種學習、接受的態度。隻是在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新青年》的影響下，他纔走上了一條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批駁尊孔宗孔的言論，批判孔學思想專制的弊害，當然，這已經超過了對孔子的評判，而轉到社會文化政治的層面上了。

     
1920年4月，毛澤東從北京往上海的途中，曾中途下車，到曲阜遊覽了孔子的陵廟和故居。雖然這時他已經進一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很想走俄國的道路。他後來同斯諾談到這次孔子故鄉行：“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有歷史意義的孔廟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樹，相信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著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參觀旅遊，而是帶著傾慕之心的。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雖然馬列主義成為毛澤東觀察形勢決定政策的指導理論，但他並沒有忘記孔夫子。

     
1930年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毛澤東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邁開你的雙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習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纔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每事問”（見《論語·八佾》）表現孔子對周公、周禮的尊敬和謹慎的態度，同時也體現孔子重視多見多聞、虛心請教。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主要是取後一個意思，把“每事問”當作一種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態度與精神，以此來說明解決問題必須重視調查研究。

     
1942年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談道“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說的學習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要“不恥下問”；
“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等等。孔子的話，毛澤東在文章和講話中是常常引用的。總觀毛澤東的著作中，對《論語》等孔盂儒家學說有許多肯定的引證，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種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的態度。

      為了響應毛澤東研究歷史的號召，1939年間，陳伯達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學思想，寫出長篇論文，先後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發表，這三篇文章都送毛澤東審閱過。毛澤東在給張聞天的兩封信中，就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想》談了對孔子的哲學思想的看法。

      《論語》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毛澤東認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實不明則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認實為根本的話，那孔子就不是觀念論了，然而事實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體繫是觀念論；但作為片面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樣。”

“中庸”是孔子哲學的重要範疇，毛澤東認為陳伯達文章中對此的解釋基本上是對的，但是有不足，“文中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及‘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確地解釋了中庸的意義”。毛澤東認為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庸》中的相關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對的，他在信中引了這段注文：“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他進而又結合現實分析道：“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另一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並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

      他稱這“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在致張聞天的信中，毛澤東另外還談到了關於孔子的道德論的問題。他說：關於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孔子的知（理論）即是不根於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於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於大眾的；勇於壓迫人民，勇於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於為人民服務的。

毛澤東完全是以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觀點來批判兩千年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他主要分析了孔子學說中的“知仁勇”的說法，認為“知是理論，是思想，是計劃，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論、政策等見之實踐時候應取的一二種態度。仁像現在說的‘親愛團結’，勇像現在說的‘克服困難’（現在我們說親愛團結，克服困難，都是唯物論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則一概是主觀的），但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態度如像‘忠實’，如果做事不忠實，那‘知’隻是言而不信，仁隻是假仁，勇隻是白勇。”他還深刻地指出：“‘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塗，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範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他認為陳伯達在這個問題上的批判“不大嚴肅”。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對孔子是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指出其中非真理性的同時，也肯定其中真理性的內容。這一點，從前面引的毛澤東在一篇關於“人性”問題的通信上的批語中也可以看出。

     
1943年6月，一位黨內負責人在給一位民主人士的關於“人性”問題的長篇通信中說：“一切剝削階級的學者關於人性、是非、善惡、好惡聯繫起來所構成的學說，沒有一個不是說得錯誤百出的。”毛澤東批道：“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纔是歷史的看法。”又說：“王陽明也有一些真理。”這位領導同志提出：“我們決不能把這種哲學，把孔孟之道，看作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相反，這恰是中國文化的不良傳統。”毛澤東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對孔子的批評明顯多了。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把孔子的學說看作“反面的東西”了。他說：“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

      毛澤東對孔子及傳統儒學的激烈的批判態度，可能與毛澤東試圖獨立地探索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努力有關。像有的學者講的：“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問題以後，他滋長了對蘇聯模式與文化規範的厭棄情緒。與這種反規範心態相聯繫，他對中國以孔子為代表的規範性文化在公開場合也轉而采取了以批判為主的導向。”毛澤東在推動歷史的道路上獨樹一幟的決心，使他與一切具有保守傾向的觀念形態絕不相容。

      林彪出逃事件發生後，江青等人在林彪住處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的文字，報送毛澤東後，林彪的政治路線於是與孔學的文化傳統相聯繫，由此引發了“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這裡就不詳述了。

雖然，毛澤東晚年基於各種原因反孔批孔的調門很高，但整個來看，他對孔子還是一分為二的，還是肯定其中的真理性的，我們對毛澤東對孔子的評價，也應當完整準確地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