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革命的進程  i

章1789年的革命者和他們的時代  1

貴族階層/廣大民眾/敢於求知/對暴力的模糊態度

第二章自由精神  29

革命前夕/國民議會的成立/攻占巴士底獄/興奮與焦慮/十月事件

第三章政權的崩潰  61

無政府秩序的邊緣/民主的起伏/權威的分裂/“友愛”的局限性

第四章反革命勢力抬頭  89

貴族的反抗/後一根稻草：宗教/逃亡潮/國王出逃與1791年“恐怖”

第五章希望與恐懼之間  115

革命中的謠言/告發/風靡當時的“陰謀論”/妖魔化他者

第六章派繫林立的法國  139

地方派繫與鬥爭/立法議會中的派繫/巴黎激進分子的武裝動員/突如其來的戰爭

第七章君權的末日  171

馬賽人，馬賽曲/國王必須退位/猛攻杜伊勒裡宮

第八章恐怖序章  193

恐怖政治前的權力真空/仇恨與恐懼中的巴黎/各省的暴力浪潮/入侵法國/九月屠殺

第九章國民公會與公審路易十六  221

瓦爾密戰役：扭轉戰局之役/國民公會與戰爭/吉倫特派與山嶽派/公審路易十六/一條不歸路？

第十章九三年的危機  251

征服世界/“瘋人派”與女性意識的覺醒/殘暴的內戰/三月危機與恐怖政權的前奏/6月2日清洗/“戰栗吧，奸詐的代表們！”

第十一章“?‘恐怖’必須成為時代的新秩序”  289

“聯邦派”危機/山嶽派主導國民公會/恐怖：時代的新秩序/救國委員會的“恐怖化”/吉倫特派之死

第十二章共和歷第二年與恐怖統治  323

從激進的改革到“去基督教化”/戰事告捷/“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兒女”/熱月政變

結語結束一場革命很可能要難於開始一場革命  353

注釋  363

參考書目 453

致謝  481

索引  483

序言  革命的進程
對於生活在1793年至1794年間的法國民眾來說，這一時期無疑充滿了紛爭和恐懼。四年前，他們目睹了一場革命的發生——這場革命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國家以及統治階級與民眾間的關繫。國民議會在人民主權的旗幟下應運而生，推翻了千年來根植於法國的封建君主專制，同時宣布了一繫列基本人權：言論及出版自由、宗教寬容、以對個人纔能的重視取代血統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隨後，國民議會還著手起草了歐洲大陸部成文憲法。日益豐富的自由平等概念促使革命者不斷擴充個人權利的內涵：男性獲得普選權、女性權利擴大、奴隸制度被廢除、普遍性的教育體繫和社會保障制度被作為目標確定下來。然而，到1793年中期，革命的陰暗面逐漸顯露。日趨獨裁的政府實行高壓政策，監督委員會四處緝拿“嫌犯”並清洗所謂的“叛變者”。數千民眾被逮捕，另有數百人在“革命法庭”的審判中因無權上訴而被立即處決；過去備受民眾敬仰和愛戴的國王及主要政治領袖被控犯有叛國罪而被送上斷頭臺。悲慘的是，在被判處死刑的民眾中，有部分人至死仍堅稱自己是革命的忠誠擁護者。僅1794年一年，被處決或死於獄中的國民公會議員就不少於82人，占議員總人數的10%。正如該時期人們常說的那樣，恐怖已成為“時代的主題”。
這是如何發生的？1789年的宏大理想為何到1793年卻變成了暴力和恐怖？時任議員兼部長的多米尼克·加拉這樣寫道：“我們的後代將同時驚詫於我們的恐怖罪行和美德。我們做出的愚蠢之舉與所奉行的行為準則大相徑庭，這將是令人費解的部分。”兩百多年來，歷史學家一直在試圖理解大革命中這一古怪的兩極化現像。如何解釋大革命後形勢迅速演變為國家主導的排異和鎮壓？革命者們為何開始自相殘殺？在與這個時代相關的所有問題當中，恐怖的起源或許是難釐清也不為人知的一個。
在整個19世紀裡，歷史學家和許多法國政客都曾試圖向他們的暴力過去妥協。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阿爾方斯·德·拉馬丁、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埃德加·基內（Edgar Quinet）、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讓·饒勒斯（Jean Jaurès）對這場革命均有過詳盡的敘述。進入20世紀後，三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從阿爾方斯·奧拉爾（Alphonse Aulard）、阿爾貝·馬蒂阨（Albert Mathiez）和喬治·勒費弗爾，到阿爾貝·索布爾和米歇爾·伏維爾（Michel Vovelle）——在解釋暴力恐怖時，則著重強調諸如外敵入侵和讓革命領袖疲於應對的反革命浪潮等強大的突發事件的影響。在自由主義進程陷入暫時性停滯的革命早期，直到危及新政權存續的威脅被徹底克服和粉碎之前，暴力恐怖都被普遍認為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過渡選擇。但另一派更為保守的史學家——依波利特·丹納（Hippolyte Taine）、奧古斯丁·柯欽和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則從意識形態和內政角度出發解釋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在啟蒙運動思潮的深刻影響下，1789年的愛國者們天真地設想出基於理性的自上而下改革社會的“烏托邦式”計劃，但實踐過程中的一無所獲迫使他們“轉而依靠一些基本原則”，其中主要的就是讓-雅克·盧梭的政治理論，而當中影響的當屬“公意”理論。根據對這一理論的不同闡釋，任何政治上對公意的反抗和任何概念下的主義，從本質上而言都被認為是有害的、反革命的。這樣看來，1793年的暴力實際上早已根植在1789年的意識形態中。正如諾曼·漢普森（Norman Hampson）所形容的那樣，那一年的國民議會“為恐怖譜寫了前奏”。
21世紀之初，一眾歷史學家試圖跳脫出“形勢”與“意識形態”這一單調的二分法體繫。阿爾諾·梅爾（Arno Mayer）、戴維·安德烈斯（David Andress）、讓-克萊芒·馬丹（Jean-Clément Martin）、唐納德·薩瑟蘭（Donald Sutherland）、丹·埃德爾斯坦和瑪麗莎·林頓（Marisa Linton）等學者對恐怖本身及引發恐怖的繫列事件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基於這些學者的著述及數量可觀的文獻，本研究試圖從根源上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盡管可以從多個維度定義“恐怖”，但在此它首先指代1793年至1794年間的國家政策——運用制度化的暴力和死亡威脅來懲罰和恐嚇所謂的國家公敵。本書將從宏觀上解讀從革命伊始到羅伯斯庇爾統治崩潰這一時期內的主要事件，並主要著眼於領導階層內部暴力政治文化的興起及革命領袖對此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它們早在“恐怖”之前，就已經使“國家支持的規模空前的暴力行動”變得不可避免，甚至是必然。盡管本書在一定意義上仍是對法國大革命的宏觀反思，但與前人著重分析法國人如何變成革命者不同的是，我們將嘗試理解他們是如何變成恐怖實施者的。
在正式敘述前，本書有三個主要研究維度需要事先闡明。首先，我們主要關注大革命的進程以考察暴力政治文化的起源。要理解革命者並不容易，難處在於其價值觀、洞察力和意識形態均隨著變動的現實而發展和改變，而這種改變通常不可預測。大革命時期是一個異常革新且變化無常的時期，整個進程中幾乎沒有任何一處行動是事先安排好的。新的觀點和理解不是從大量舊有的材料中拼湊而來就是完全獨創的；說辭的內涵飄忽不定，因為詞彙與其所指事物之間的關繫發生了改變；很多領袖本人具有反復無常的特質，在對待工作時更是優柔寡斷；甚至社會身份及其價值觀基礎都時常被重新審視乃至重構……因而實際上，在動態的革命進程中，沒有任何一個因素能始終不變地施加影響。相反地，大革命的演變過程因自身變化而呈現出不規則態勢，這些變化往往發端於無法預料的危機或事件，並終展現出清晰的因果圖景。
多年來，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武斷地把革命的開端和暴力恐怖直接聯繫在一起，既認為這一跳躍性思維的準確性毋庸置疑，又毫不重視前因後果和先後順序。在對各項因素的解讀中，不僅應涵蓋宏觀的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及微觀的突發事件，還應建立一個“中間紐帶”以探究暴力恐怖的內在邏輯在多大程度上源於革命本身。曾任國民公會議員及救國委員會成員的軍官拉扎爾·卡諾對此有過精練的總結：“沒有人生來就是革命者，革命者是被造就的。”
第二，本研究除了全面考察法國城鄉社會狀況外，尤其關注政治精英。對“政治精英”的定義具有一定彈性，此處指的是1789年後當選為全國性、區域性或地方性公職人員的男性或政治俱樂部成員。前兩代學者的著述已闡明：占據大革命中大部分領導職位的是波旁王朝統治時期的城市中產階級，這些非特權階級的男性既非貴族又非神職人員，也不從事體力勞動。誠然，部分貴族和牧師在大革命中保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在巴黎任職的國家公職人員與區域、城鎮或居委會的公職人員在構成上也有諸多差別——市政精英中可能包含少數手工業者和小商人，而村級干部則主要為富農。此外，處於較低社會階層的一些個體也在革命進程中被推向了權力中心。然而，在大部分情況下，組成大革命政治階層的主要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城市專業人士和商人”，他們大多生於18世紀40和50年代，並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即便是社區管理機構或活躍在巴黎的平民團體領袖也都主要來自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這種階級主導性在社會精英群體內部絲毫不令人意外。在1792年間，隻有繳納了高額賦稅的男性纔有資格當選公職；此後的當選者也大多是無須為生計奔波的、有充足時間投入到公職和具備實用讀寫能力的人。實際上，在革命前夕，全國僅有一半男性人口在結婚登記時會寫自己的名字，而接受過學校教育並有能力擔任公職的人口比重更是少之又少。總體而言，有能力當選公職的人口數量僅占革命時期巴黎男性人口總數的1/5，但仍遠高於法國其他地區的比例。
至於女性，所有階層毋庸置疑地都在緊跟革命的步伐。她們通過寫作、加入社會團體、參與示威和抗議對革命進程產生了顯著影響。在此，我們特別關注的是1793年上半年聲勢浩大的“女權覺醒”——在巴黎及較大的城鎮，大量女性的政治意識和激進主義傾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數年抗爭後，她們被賦予諸多在1789年根本無法想像的社會和經濟權利，但女性並未獲得選舉權，也不能擔任公職——因其鮮有爭取這一部分的權利。盡管女性的訴求越來越得到重視，但大革命中的男性領導制度始終是焦點所在。
第三，本研究關注的不僅是精英階層的政治行動，還有這些行動背後不斷變化的心理動因。要理解暴力政治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就必須對革命領袖——而不僅僅是大眾——的心理進行剖析。在引入這一主題時，我們不再把已有的理論框架作為研究方法。“心理”作為一個宏觀概念，在此指代革命時期人們的精神面貌和情緒狀態。歷史學家時常假定革命領袖的行為都是理性且深思熟慮的，並傾向於認為這些領袖在重建國家與社會、實現個人升遷或施行連貫的意識形態時都有基於理性的自洽邏輯。然而，情緒的作用不可忽視，因其會對個體的決定和行動產生巨大影響，而沒有親身經歷過革命的人很容易忽視充斥該時期的驚惶、不安和痛苦情緒，甚至認為這些不值一提。在那個任何既定的認知都有可能被推翻重塑的時代，焦慮、恐懼、憤怒、復仇的欲望、羞愧與恥辱感都可能在個體和集體行為中施加關鍵影響。因此，在巨大的壓力下，不管是政治精英還是普羅大眾都處在情緒波動期，甚至在愉悅與痛苦、同情與憎恨的兩極情緒中反復，這些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另外，不得不強調的一點是：法國大革命是完全出乎人們意料的。至少在1787年之前，接管權力並有志於規劃新政權藍圖的青年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在設計連貫的政策和意識形態中上下求索。雖然大眾在宏觀的“自由”“平等”目標上已達成共識，並對新興政權能夠實現這一目標懷有堅定不移的狂熱信念；但是，在一個事實上與這些價值觀格格不入的社會裡，想要植入並踐行這些原則並非易事。自由邊界的不確定性、平等的局限性以及在舊制度的餘暉中建立新政權都將是嚴峻的考驗。任何重大革命無一例外都伴隨著動蕩不安，因為革命勢必破舊，同時在冗長的過渡期中，盡管舊制度的聲譽已徹底敗壞，但新政權合法性的建立仍在艱難進行中。更糟糕的是，當反革命浪潮興起時，新制度下的新價值體繫更難以立足，破舊立新任重道遠。而在廣大革命者群體中，隻有少數人是忠貞不渝的革命信徒，更多人的革命信念會因懷疑、無常和不信任而動搖。
社會心理學家和神經繫統學家都強調人類行為中認知與情感、理智與感性之間的緊密聯繫。人們的情緒會在一定的文化規範和社會期望中自行調試，並在密切的人際交往中以“情感共同體”為整體單位不斷改變。此外，群體情緒也是流言傳播的一部分，充斥於其產生、擴散和變換的過程中。在巨大的壓力氛圍下，這種以情緒為表現形式的“流言”足以超越社會文化中的階級界線，並在原本各自獨立存在的情感共同體之間傳播。因此，大眾情緒中的恐懼、懷疑和憤怒能傳遞至革命精英階層，並影響其決策和行動。
並非所有學者都忽視了情緒在恐怖前夕的巨大影響。傑出的歷史學家喬治·勒費弗爾就十分重視情緒的重要性，而近來的學者中，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和蘇菲·瓦尼克（Sophie Wahnich）也在其發表的文章中對這一話題做了深刻討論。但與當今大多數研究不同的是，本書將關注特定種類的情感衝動——而非無差別的情緒所產生的影響，如革命中的狂熱與激情、強烈而堅定的信念以及自由與平等所具有的“超自然影響力”等，其中尤為重要的一種情緒是恐懼。而本研究也將特別關注引發恐懼的諸多偶發事件。事實上，恐懼是革命暴力源起中的核心情緒——人們因有被入侵的危險而恐懼，因無序與混亂而恐懼，也因無止境的報復而恐懼。此外，研究還發現，革命的心理動因越來越為對陰謀活動的恐懼所主導，精英階層的革命者內心的憤怒和憎恨由此生根發芽，並終引導革命轉變為國家主導的暴力排異和鎮壓行動。到1793年，這種“多疑的政治風格”已不再是為應對證據確鑿的反革命個案而采取的間歇性應對手段，而是成為在“隨處可見的巨大陰謀”前自導自演的恐懼常態。革命者克服諸多困難的過程實際上由少數幾位全能領袖在幕後操縱主導，因而若要理解大革命中的恐怖事件，我們勢必首先要理解：恐怖實施者如何感受到了恐怖威脅。
任何致力於從理智和感性兩方面入手以剖析革命者行為的歷史研究無一例外都會面臨一手資料匱乏的問題。本書在研究過程中參考了大量手稿和印刷文件，如議會辯論記錄、報紙和宣傳冊等，其中重要的是同時代的一繫列來往信件和日記——這一部分資料來自七八十位親歷大革命的個體。在同類研究中，以來往信件作為一手研究資料的學者並不多見。通常情況下，歷史學家在援引人稱史料時多傾向於選擇自傳類作品或該時期的回憶錄。諸如塔列朗、亞歷山大·拉梅特、伯特蘭·巴雷爾、保爾·巴拉、瑪麗-簡·羅蘭以及費裡耶爾侯爵等人的自傳在19、20世紀的歷史研究中作為史料被多次引用。由於這類作品既有的敘事邏輯相對成熟，通過理解它們進而重構革命的部分或全貌也就變得相對簡單。在本研究中，這類作品也占據著一定篇幅。但遺憾的是，大多數自傳的完稿時間在革命事件發生二三十年後，這意味著這些經過數十年發酵的記憶已不是原貌，其中絕大部分被籠上了革命恐怖時期和拿破侖時期的陰影。
因為來往信件的情況有所不同，在研究中運用它們，其難度要大得多。書信的話題通常廣泛得漫無邊際，間或夾雜關於家庭和健康狀況、當地逸聞軼事和農業及商業領域情況的個人見解，但這些內容也使我們得以一窺通信人對當時親歷的政治事件的直觀感受。特別在無法預知局勢的情況下，通信人在各個時期的豐富見解為本研究揭示大革命的變遷和動力提視角。與此同時，這些信件也是幫助我們理解革命時期情緒影響力的頗為珍貴的一手資料。18世紀是書信往來的黃金時期——與我們身處電子媒介的時代不同，書信在當時是朋友、愛人和親人之間相互聯繫的主要方式。通信雙方以持續對話的形式交換觀點，當中自然流露出情緒信息和事實信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當然，不同人之間的往來書信也有所不同，主要取決於通信雙方的關繫。遺憾的是，我們往往隻能讀到單方面的信件。總體而言，本研究優先選擇密友、同事或親人間長期持續的來往書信記錄作為一手資料。除此之外，若要對比不同見證者在同一事件中的觀感和反應，“成繫列”地閱讀這些信件是一種尤為有效的方式。經過整合，這些書信向我們展現了宏觀革命全景之下的微觀景像，這些交談中的“微觀歷史”無關現實存在的某一空間，卻與通信人的親身經歷及情感體驗有關。
本研究選取的書信樣本來自不同的社會群體——男性和女性、平民和貴族、巴黎人和外省人。他們當中有議員、地方法官、出版商、商人、退休人員、官員的妻子和正要上前線的士兵。在這些通信人中，除了喬治·庫東、皮埃爾·韋尼奧和吉爾貝·羅默之外，其餘人都過著相對普通的生活，多半絕跡於歷史著作。盡管他們或曾在某些事件中扮演過積極的角色，但僅僅是事件的旁觀者而非幕後操縱者。而像羅伯斯庇爾、丹東、巴納夫、聖茹斯特、巴雷爾和布裡索等主要革命領袖，盡管他們的影響不容忽視，但他們留存於後世的私人信件為數不多，因此本書主要將歷年來出版的上述群體的傳記作為首要參考的資料。
首先，本研究選取的巴黎樣本尤為豐富。其中有四位通信人，他們的書信往來從波旁王朝末期開始貫穿了整個大革命時期，這些樣本將在後文敘述中多次出現。阿德裡安-約瑟夫·科爾森是為巴黎某貴族家庭服務的一名地產代理人，他每周給位於法國中部貝裡省的朋友或商業伙伴寫兩到三封信。在離巴黎市政廳不遠的私人公寓裡，科爾森數年如一日地在給友人的信中實時跟進政治事件的發展態勢，同時在字裡行間清晰地展現了塞納河右岸精英階層的輿論風向。而在河對岸，小出版商尼古拉·呂奧定期與諾曼底一位擔任堂區牧師的兄弟通信。呂奧參與編輯出版了大量伏爾泰的著作，是伏爾泰的狂熱崇拜者，同時也是啟蒙運動的忠實擁躉。在左岸叛逆激昂的思潮中，呂奧在信件中洋洋灑灑的長篇論述自有一方天地。住所離呂奧不遠的是羅莎莉·朱利安，她的丈夫是未來國民公會的一名議員。朱利安接受過良好教育，頗通文法，在巴黎和位於東南部省份多菲內的夫家輪流居住。在巴黎時，她就以緊密的書信往來與丈夫和長子（二人均名為馬克·安托萬）保持聯繫。無論何時，隻要未能與家人團聚，她就一直保持這一通信習慣。吉爾貝·羅默，數學教師和科學愛好者，他與孩提時代的朋友——居住在奧弗涅的吉爾貝·杜布爾（Gilbert Dubreul）——終其一生保持著書信往來。在聖彼得堡擔任了七年的家庭教師後，羅默於1786年回到巴黎並進入政壇擔任公職，直到1795年於獄中自殺。

革命中的謠言（節選）

謠言，毫無疑問是一種普遍存在於每個社會和每個時代的現像。在古羅馬時代，詩人維吉爾將“謠言”描述為半人半神的女性，陰險地在暗中將人類社會攪動為“事實和謊言混雜”的亂局。而在當代，謠言普遍也看似更無害的表現形式，則是街坊鄰裡之間茶餘飯後的閑言碎語，人們以窺探和傳播他人私生活細節為樂。根據梅西耶對舊制度下人們日常生活的描述，人們“渴望以的八卦為食……甚至不惜為此耽誤和家人共進晚餐的時間；他們對在街道正中央交換廢話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科爾森經常向居住在農村的朋友們透露傳遍城市大街小巷的未經證實的傳聞，其中真假混雜——國王的姐姐伊麗莎白夫人即將加入修道院、某位王室女眷懷孕、王後單獨和孩子在一起……這些傳聞不勝枚舉。科爾森的消息來源非常之廣，大多是日常活動中有所接觸的各行各業的人士，例如街對面的葡萄酒商，或是他認識的在凡爾賽宮工作的廚師，又或是樓下房東的未婚女兒。除了口頭傳播外，更吸引眼球的、惡意誹謗的丑聞被手抄或打印在紙上全城派發，當中一些毫無疑問地算得上是色情小報。

謠言的影響絕非如表面般無足輕重，實際上，謠言的潛在負面效應不容小覷。社會學家普遍認為，在充斥著不確定性和危險的社會中，民眾對處在信息傳播環節上的個體、機構普遍缺乏信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意見乃至行為極易受謠言擺布。從這個意義上說，謠言開創了新的新聞形式——“即興新聞”，這也是處在動蕩社群中的個體在應對不確定情況時做出的合理反應。在舊政權時期，因為政府的良好保密工作和嚴格的審查制度，幾乎可以肯定，所有散播開來的謠言都是被誇大的，因而要從中梳理出真相無異於痴人說夢。我們常常忘記的一點是：某一時代的公眾所能實時接觸到的、真實而詳盡的上層決策實際上少之又少。

在高度緊張的時期，巴黎及其他城市必然會因為“即興新聞”而動蕩不安——可能是涉及面包價格攀升的所謂內幕消息，或是迫近的戰爭威脅，又或是警方又在何處采取了何種行動……這些消息“誕生”於面包生產線上工人們交頭接耳的瞬間，又或是出現在一個個庭院中和噴泉邊，民眾的口口相傳使謠言以極快的速度傳遍全城街道和家家戶戶。小販、船夫、面包師和家庭傭人在傳播謠言的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中的任何一人都能輕易聽到同一個謠言的幾個不同乃至矛盾的版本。謠言在層層傳播的過程中通常會被篡改得五花八門、面目全非，這種篡改一方面是由於緊張時刻的誤解，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傳播者個人試圖通過誇大已知危險的程度來合理化自己的恐懼——表明他們的恐懼並非源於個人弱點或怯懦，而是源於真正的恐懼。另外，為了讓信息更易於記憶和擴散，這種篡改通常表現出“簡化”的趨勢：模糊了細節上的差別，同時誇大了矛盾和對立。典型的情況是“非黑即白”：所謂的英雄人物被賦予了無瑕的人格，而“惡棍”們則被貶低得一無是處。此前被謠言觸及的社群，其態度也進一步影響了謠言的內容：個人可能會巧妙地在故事內容上添油加醋，以合理化對長期敵對勢力的怨恨。人們更容易被誇張的謠言吸引，也更容易在誇張的謠言上做文章，尤其是當某個謠言涉及積怨已深的對像時。正如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說：“我們很容易相信我們需要相信的東西。”此外，謠言不僅傳播了“新聞”的解釋版本，同時也傳播了情緒和感受：貴冑秘密囤積糧食，或警察不當執法引發暴動的傳聞毫無疑問裹挾著憤怒、恐懼或普遍焦慮的情緒，將傳遍大街小巷。

隨著革命的到來，謠言的性質和強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1789年7月，首都發生事件的消息，在農村流傳時不斷發酵並引發恐慌，這種恐慌終蔓延至法國大部分地區。在巴黎，根據見證者的信函，謠言網絡一如舊制度時期高速運作，區別在於此時的謠言變得更加政治化。與革命事件密切相關的謠言取代了早期信件中占據主要篇幅的社交八卦和軼事。“即興新聞”經過一繫列信息交換和傳播場所的加工後激增——集會、國民自衛軍和社區俱樂部都與這個城市流傳的故事有關。而這些故事隨時經由數百份未經審查的報紙和小冊子出版物被進一步誇大流布。面對這些豐富的“作品”，又由於在評估言論自由方面缺乏經驗，許多識字的公民也隻能將印刷媒體一視同仁地視為另一種消息來源。

此外，報攤小販的活動讓情況變得更加混亂。報攤小販通常不識字，但他們每天都在街頭流竄，想盡一切辦法吸引顧客，因而他們的叫賣聲中充斥著各種即興創作的“頭條新聞”。議員弗朗索瓦描述了這樣一個奇觀：“從早晨7點到中午、從下午5點到午夜，數千個咆哮的嗓音無休止地轟鳴著，有時慷慨激昂地宣布一項重大法令或一次偉大的勝利，有時則煞有介事地‘揭露’一場貴族和教士的陰謀或接連發生在一個又一個城鎮的叛亂……這些消息甚至具體到人名和地名，然而卻又總是與事實真相大相徑庭。”久而久之，一些報紙編輯也受到了“感召”，並為獲取更高銷量，開始編寫短小精悍的頭條文章為受眾提供二次加工的機會。這種情況屢見不鮮，梅西耶對蔓延全城的謠言和謊言的影響力感到震驚：“非正式的提案經過傳播就變成了正式的法令，民眾在陷入無休止的爭論的同時又對未曾發生的事情充滿恐懼。盡管人們被這樣的虛假消息誤導了一千次，但下一次他們仍然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