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我們歐洲人不過是小人國的人，無論是古代或者現代，沒有人可以像

古埃及人這樣構想出如此恢宏、壯觀的藝術與建築；他們出手如一百英尺高的人，而

相比之下我們多就是五英尺高而已。”

商博良家書，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高偉翻譯的這套《埃及和努比亞的遺跡》是“埃及學之父”商博良的手稿，商博良於一八三二年英年早逝，留下大量未整理發表的圖像及文字筆記，有未完成的書稿和在埃及考察時完成的五百二十幅手繪圖及大量筆記。在學者的推動下，法國政府資助了這套珍貴資料的出版。一八二二年商博良破譯古埃及文字，標志著埃及學的誕生，迄今埃及學已經走過了近兩百年的歷程，埃及考古也進入一個科學考古的新時代，在埃及從事考古發掘和保護工作的有幾十個國家的一百多支考古隊。回望這個學科的過去，反思從商博良到如今這兩百年裡埃及學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商博良，一七九〇年出生於法國菲雅克小鎮的一個書商之家。從小就表現出很高的語言天賦。他五歲開始學習古文字，先後學過希臘語、拉丁語、希伯萊語、阿拉伯語、敘利亞語、科普特語、波斯語等。他尤其對科普特語表現出強烈的興趣，甚至一度用科普特語記日記，這些日記後來竟被一位法國人當作埃及古文並著文論述，傳為笑談。他甚至還讀過一本中文語法書。十六歲時，商博良在格勒諾布爾宣讀他的論文，論證科普特語是古埃及語的一種，嶄露纔華。一八〇七至一八〇九年，他完成了《法老統治下的埃及》一書的部分和《埃及的宗教、歷史、和地理》，並成為格勒諾布爾中學的教師。一八一〇年，他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一八一八至一八二一年期間，他任格勒諾布爾王家學院的歷史和地理學教授。一八二六年，他被任命為盧浮宮埃及收藏品的管理員。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他帶領一支考察隊到埃及進行勘察。一八三一年，法蘭西學院為他首設埃及歷史和考古學教授的職位。一八三二年，商博良因積勞成疾而英年早逝。

十八到十九世紀的歐洲，席卷著一股東方熱，考古學和古文字的研究都開始起步，龐貝城的發現、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釋讀成功，吸引著學者們用科學的手段探索未知的東方世界。拿破侖的遠征，羅塞塔石碑的釋讀成功，掀起了更為瘋狂的埃及熱，到埃及探險成了一時的時尚。沉寂多年的古跡從此不得安寧，學者來探訪，冒險家來獵奇找寶，當地自古就有的盜墓賊忽然發現這一行的黃金時代到來了，紛紛活躍於學者與冒險家之間，兜售從墓中盜來的古物。埃及，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伴隨著對她古老歷史的不斷發現，她的珍奇文物也遭受掠奪和蹂躪，法老們無法再安息。這是搶劫者的時代，同時也是學者的時代。

一八二八年八月十八日，商博良帶領的法國—意大利考察隊到達埃及，他看到的埃及，還沒有被所謂的探險家洗劫，大部分的遺址還是原有的面貌，但文物市場已然火爆，大量的文物通過歐洲各國外交官和埃及文物販子之手源源不斷流入歐洲。商博良譴責這種搶劫行為，而他能做的，就是盡力記錄他所看見的。考察隊在埃及的十五個月期間，他進入瘋狂的工作狀態，他留下的日記和書信裡，幾乎每一頁都有他對所見一切的驚嘆贊美。商博良考察隊的足跡從埃及南邊的第二瀑布區到北的亞歷山大，與拿破侖遠征隊不同的是，作為解讀了古埃及文字的語言學家，他精心抄錄大量的王名、神名及大量的銘文，這四世紀時亞歷山大學院後幾位哲學家之一赫拉波龍之後，位做這個工作的人，今天的讀者，翻開這本厚厚的畫冊，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精心臨摹的像形文字，可否想像，這是在十五個月裡完成的？帝王谷的墓室裡，中午時分溫度常常達到五十度以上。在裡面舉著火把讀銘文的商博良，多次昏厥過去，是怎樣的意志和熱情，支撐著這位天纔？

古埃及人相信文字具有魔法，必須讀出聲來纔能喚醒其法力，使其代表的事物復活。商博良的埃及之旅，終驗證了他對古埃及文字的解讀，使得古埃及文字起死回生，這也使得古埃及這具文明的木乃伊在現代世界復活。據說商博良與拿破侖曾經有過一次會面。在那次會面中，商博良告訴法蘭西帝國的皇帝他正在編寫一部科普特語的詞典，並解釋說這是同古埃及語類似的一種埃及祭祀語言。商博良的話使拿破侖那帝王的想像力得到極大的啟發，因此他當場宣布：從此把科普特語定為埃及的正式語言。這是埃及的兩位征服者的會見。一位把尼羅河的故鄉納入自己征服全球的計劃之內，並且打算建造一套龐大的灌溉繫統來恢復埃及的經濟；另一位雖然在那時尚未踏上過埃及的土地，但是早已用心靈的目光把埃及的古代遺跡觀察了一千次，並且終踏上這片土地，憑著自己的學識讓這些死去十四個世紀的古跡起死回生。

雖然商博良在埃及學和埃及考古學歷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仍舊無法超越時代的局限。《埃及和努比亞的遺跡》呈現的是十九世紀初以收集銘文和藝術作品為重點的埃及學，古埃及社會的其他方面，包括大量的物質文化遺存都鮮有涉及；圖錄中涉及的遺址眾多，但又沒有給出地圖作為參考；更不要提年表等梳理歷史脈絡的文字了。

在過去四年裡，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Cambridge Library Collection 繫列，重印了大量考古學歷史上的重要書目，方便當代學者對過去的考古學進行反思。考古學史本身也在近年來得到了關注，可以說，翻譯和出版商博良的手稿本身就是中國掀開自己埃及學新篇章的宣言。當我們回顧埃及學的歷史，商博良仿佛是這條大路的起點，而中國的埃及學者如今也加入了國際同行，一起在埃及發掘研究，可以說是中國埃及學的新起點。從此起點遙望彼起點，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中國埃及學和考古學的寫照，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顏海英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