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隰縣龐村出土殷商青銅器的再認識

隰縣文物旅遊局 王 進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南普恆

1987年3月，山西隰縣城南鄉龐村農民在距村東北約0.5公裡的原上耕地時，發現五件商代青銅器，及時報告給了小西天文物管理所。經調查，器物出自一座古墓中，因地層擾亂，已難辨認墓葬形制。這批資料在《文物》一九九一年第七期曾有報導。限於當時的條件，圖版不清、報導簡略。

近年來，青銅器研究中，銅器的鑄造工藝、合金成分等越來越引起學界重視，得到了很多傳統研究方法獲取不到的信息；另外，隰縣位於臨汾北部、呂梁山南緣，呂梁山一帶發現的商代青銅器數量很多，但年代多集中在晚商文化時期，而龐村這批銅器出自一座墓葬，時代相當於殷墟一期。這批資料從遺物年代和分布地域來看，均有特殊性。因此，我們重新整理，希望能提供給學界更多的信息。

龐村出土的五件銅器，計有鼎、斝、爵、觚、戈各1件。鼎的兩耳與三足呈四點配列式，三足外側中線均可見一條豎直範線貫通器腹和沿底，外底可見“Y”字形範線與三足內側範線相連，內底足端處呈淺凹窩狀，可見足內範芯；銅斝雙柱傘狀頂下均可見一條垂直立柱的範線，三足外側中線處也均可見一條豎直範線貫通器腹，半環形鋬內外兩側中線及對應器腹部位均可見一條豎直範線，且上下延伸分別貫通至口沿和一足外側，外底可見“Y”字形範線與三足內側範線相連，三錐足內側可見殘留範芯。此外，雙柱與口沿相接處和腹部局部均可見多處鑄補或鑄修痕跡；爵的窄流和器尾外側中線處可見一條豎直範線貫通器腹紋飾帶，雙柱矮菌首下也均可見一條垂直立柱的範線，環形鋬兩側對應器腹部位可見，三足外側中線處可見一條豎直範線貫通器腹，圜底兩足之間均可見一條垂直於錐足的範線與兩稜形錐足外側相接，僅鑄補或鑄修的一足外側中線處可見一條豎直範線，外底可見“Y”字形範線與三足內側範線相連。此外，尾下、下腹及器足等局部存在多處鑄補；觚的腹部可見兩條豎直範線，且與圈足兩個十字形鏤孔對應；戈的內側可見一條豎直雙合範範線。鼎、斝、爵及觚的範鑄特征與韓炳華、張旸的觀察結果大體一致。

不難發現，龐村出土銅器均為渾鑄而成，鼎、斝、觚及戈的分範形式均為整體垂直三分或兩分外範，均無水平分範，僅爵的腹足之間使用了水平分範，其腹部兩分外範，足部三分外範。鼎的耳孔均為內側大外側小，器耳鑄型當為器腹泥芯自帶。觚的十字鏤孔內側大外側小，泥芯撐也應為圈足泥芯自帶。斝、爵及觚的器表紋飾均凸出銅器基體面，表明均為範作而成。

在爵、斝及觚的殘損部位采集了6件基體樣品，沿縱截面鑲嵌、磨光及拋光，使用能量色散X射線熒光能譜儀進行了無標樣定量成分測定。同時，使用便攜式X射線熒光能譜儀對無法取樣分析的銅鼎口沿和銅戈援部進行了原位無損合金成分定性分析。分析結果顯示，龐村銅器材質可分為鉛青銅、錫青銅及鉛錫青銅三種，且容器為鉛青銅或鉛錫青銅，而兵器戈則為錫青銅。其中，爵、鼎及斝鑄補或鑄修部位均為含錫2%-9%之間、含鉛2%-13%之間的鉛錫青銅，銅斝、觚均為含鉛10%-12%之間的鉛青銅，僅戈為含錫1.5%的錫青銅。此外，鑄補或鑄修所用合金與爵或斝在合金配比或材質方面均有較大差異，表明後期鑄修的可能性較大。

從其材質、合金成分及範鑄特征來看，龐村銅器的材質和合金成分特征與晉陝高原商代晚期銅器材質多以錫青銅和鉛錫青銅為主，且錫含量普遍較高的特征[5]具有一定的差異，而其分範方式和鑄型結構也與晉陝高原商代晚期銅鼎多為耳足五點配列、銅斝耳鋬對應腹部紋飾多數中斷、銅觚多數為四分外範等特征[6]也有一定差異，僅銅爵與石樓銅爵特征較為一致。

從銅器組合來看，在早商文化時期，銅斝在禮器組合中具有重要地位，到晚商文化時期，觚、爵成為組合的核心。二裡岡上層偏晚到殷墟一期之間，屬於過渡時期[7]。龐村發現的五件銅器，組合相對完整，尤其是銅斝體型碩大，占有特殊的地位，同時觚、爵也已經出現，從組合來講，這一組銅器的年代大致相當於二裡岡上層偏晚到殷墟一期這一時段內。